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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口可能会随着全球经济波动，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却仍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的5年中，尽管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苦苦挣扎，但是前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却在显著增长，2008至2012年增加了近一倍。迅速增长的态势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实际上，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可以分为五次浪潮。第一次出国浪潮是在19世纪，其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铁路制造者和第一批大学校长。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是在1949年以前，产生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第四次浪潮是那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去的留学生，后来这些回国的留学生都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精英。
上世纪70年代出国浪潮的代表李三奇忆起“1980年出国时兜里只有三美元”。 这批留学生成绩优秀而且富有企业家精神，李在得克萨斯大学谋得一份梦寐以求的职位，同时经营几家科技公司，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回国参与创建华为公司，现在已身为华为高级主管。
这些昔日留学生的创业精神，让中国的改革倡导者看到了希望，然而，和之前的留学生相比，当下这一代留学生不再受到广泛赞誉，与本土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甚至有些“海龟”无法找到工作，变成“海带”。过去，只有那些最优秀的人才被允许出国并且申请国家奖学金，竞争很激烈。但是随着收入增加，许多中产家庭的学生自费出国，他们生活优越，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
享受自由 追求兴趣
许亚文在西安长大，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在当地财政局工作。她早已怀有出国留学的梦想，作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她成功申请了在北加州洪堡州立大学两年的学习机会。
许的父母希望她能学习金融，因为通过他们在政府的关系可以为她获取一个稳定的职业。然而，许有其他的想法。在进入洪堡州立大学后，她选择攻读新闻学位，并加入了该大学的校报《伐木工》。许借此积累实践经验，采访并撰写了当地流浪人口的文章，此外她还就加利福尼亚州如何为国际学生分配经费采写了调查报告。
她的采访实践让她有机会直接参与美国民主，但是当记者问美国哪里让她印象最深刻，許的回应则更加个性化。
许回答说：“我享受着精神层面上的自由，来到美国后，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包括远足、徒步旅行、聚会、旅行。在这里，你的生活不受父母的约束，只有朋友，你学会了很多东西，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你开始思考人生，做出选择。”
年西西的父亲在大学里教西方文学，母亲曾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任教，相对国际化的家庭教育背景，让她与同龄人相比更有竞争优势。当她的许多同学都在埋头苦干死读书的时候，她把大量时间花在旅行和聚会上。在她念大三那年，她已经迫不及待想离开中国，她不想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呆下去。
年说：“我爱这个地方，但我觉得被困在这里。我等不及要离开中国，尤其要离开我的学校，我只是想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不在乎是美洲或非洲，我都可以接受。”
最终，与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为她提供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那里，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她说：“当我在中国聚会的时候，酒吧里面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但在俄克拉何马州，逛酒吧是大部分人的社交方式。我认为，很多中国学生都对尝试不同的事物充满好奇，但他们又很胆小，因为他们太在意人们会如何评判他们。”
出国为躲避家庭压力
许多美国媒体描绘出的中国是一个威权统治国家，还有政府审查，但年轻的中国人感到的压力实际上来自家庭，比如在婚姻和职业选择上的压力。
这些压力对年轻的中国女性尤为明显，他们背负着爷爷奶奶传宗接代的期待，要知道，老一辈人都还生活在包办婚姻和裹小脚的年代。年西西毕业后去英国工作了一年，回国后，她深深体会到这些压力带来的困扰。
她说：“我以为回国会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家人对她至今未嫁的状态十分担心，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留在国内的亲密朋友，几乎都已经结婚或者怀孕了。
她说：“人们认为我保持单身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一点都不能赞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派，他们认为，如果你是单身，你就不可能是幸福的，在他们眼里，单身和不幸是画等号的。”
在比较中西方对约会和性别角色的态度上，许亚文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她说：“一般来说，西方男性认为女人要独立、性感和自信，但在东方国家，大多数男人认为一个女人要听话，懂得处理家事、做好家务、带好小孩。女人成为了男人的附庸，不需要聪明，也不用是独立的。”
婚姻的期望和性别角色的严格限定增加了那些留学生回国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在国外生活习惯的留学生反而难以适应国内生活，研究表明，只有17%的中国人在初到美国时会遇到融入当地生活的困难，而另一方面，高达35%的“海龟”在回国后难以适应国内生活。
“国际公民”的身份认同
在回到西安后，许亚文不得不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现在的她眼里，很多以前看似自然的社会交往变得虚假，尽管她的新闻职业前景光明，但许发现自己不愿再按照中国媒体的游戏规则行事。
许说：“我没有去当地任何一个新闻发布会，因为我害怕面对现实，我怕听到编辑告诉我该做什么，需要报道什么，哪些不要报道。”
在回到家乡短短一年后，许开始准备返回美国，这次她打算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MBA学位。
她说：“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一个国际公民，在世界各地工作，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
在经过三年的留学后，年西西回国找了一份稳定的教学工作，但她很快就变得烦躁不安。仅仅一年后，她就申请了荷兰中国新媒体研究计划的博士学位。她已经被录取，并希望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前往荷兰继续深造。
年说：“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必须要属于一个国家，我们首先是个体的人，然后我们才分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英国人，现在，我认为中国太大了，我找不到家的归属感。”
中国留学生海外求学可以分为五次浪潮。第一次出国浪潮是在19世纪，其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铁路制造者和第一批大学校长。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是在1949年以前，产生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第四次浪潮是那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去的留学生，后来这些回国的留学生都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精英。
上世纪70年代出国浪潮的代表李三奇忆起“1980年出国时兜里只有三美元”。 这批留学生成绩优秀而且富有企业家精神，李在得克萨斯大学谋得一份梦寐以求的职位，同时经营几家科技公司，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回国参与创建华为公司，现在已身为华为高级主管。
这些昔日留学生的创业精神，让中国的改革倡导者看到了希望，然而，和之前的留学生相比，当下这一代留学生不再受到广泛赞誉，与本土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甚至有些“海龟”无法找到工作，变成“海带”。过去，只有那些最优秀的人才被允许出国并且申请国家奖学金，竞争很激烈。但是随着收入增加，许多中产家庭的学生自费出国，他们生活优越，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
享受自由 追求兴趣
许亚文在西安长大，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在当地财政局工作。她早已怀有出国留学的梦想，作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她成功申请了在北加州洪堡州立大学两年的学习机会。
许的父母希望她能学习金融，因为通过他们在政府的关系可以为她获取一个稳定的职业。然而，许有其他的想法。在进入洪堡州立大学后，她选择攻读新闻学位，并加入了该大学的校报《伐木工》。许借此积累实践经验，采访并撰写了当地流浪人口的文章，此外她还就加利福尼亚州如何为国际学生分配经费采写了调查报告。
她的采访实践让她有机会直接参与美国民主，但是当记者问美国哪里让她印象最深刻，許的回应则更加个性化。
许回答说：“我享受着精神层面上的自由，来到美国后，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包括远足、徒步旅行、聚会、旅行。在这里，你的生活不受父母的约束，只有朋友，你学会了很多东西，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不同的故事。你开始思考人生，做出选择。”
年西西的父亲在大学里教西方文学，母亲曾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任教，相对国际化的家庭教育背景，让她与同龄人相比更有竞争优势。当她的许多同学都在埋头苦干死读书的时候，她把大量时间花在旅行和聚会上。在她念大三那年，她已经迫不及待想离开中国，她不想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呆下去。
年说：“我爱这个地方，但我觉得被困在这里。我等不及要离开中国，尤其要离开我的学校，我只是想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不在乎是美洲或非洲，我都可以接受。”
最终，与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一个交流计划为她提供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那里，她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她说：“当我在中国聚会的时候，酒吧里面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但在俄克拉何马州，逛酒吧是大部分人的社交方式。我认为，很多中国学生都对尝试不同的事物充满好奇，但他们又很胆小，因为他们太在意人们会如何评判他们。”
出国为躲避家庭压力
许多美国媒体描绘出的中国是一个威权统治国家，还有政府审查，但年轻的中国人感到的压力实际上来自家庭，比如在婚姻和职业选择上的压力。
这些压力对年轻的中国女性尤为明显，他们背负着爷爷奶奶传宗接代的期待，要知道，老一辈人都还生活在包办婚姻和裹小脚的年代。年西西毕业后去英国工作了一年，回国后，她深深体会到这些压力带来的困扰。
她说：“我以为回国会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家人对她至今未嫁的状态十分担心，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留在国内的亲密朋友，几乎都已经结婚或者怀孕了。
她说：“人们认为我保持单身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一点都不能赞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少数派，他们认为，如果你是单身，你就不可能是幸福的，在他们眼里，单身和不幸是画等号的。”
在比较中西方对约会和性别角色的态度上，许亚文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她说：“一般来说，西方男性认为女人要独立、性感和自信，但在东方国家，大多数男人认为一个女人要听话，懂得处理家事、做好家务、带好小孩。女人成为了男人的附庸，不需要聪明，也不用是独立的。”
婚姻的期望和性别角色的严格限定增加了那些留学生回国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在国外生活习惯的留学生反而难以适应国内生活，研究表明，只有17%的中国人在初到美国时会遇到融入当地生活的困难，而另一方面，高达35%的“海龟”在回国后难以适应国内生活。
“国际公民”的身份认同
在回到西安后，许亚文不得不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现在的她眼里，很多以前看似自然的社会交往变得虚假，尽管她的新闻职业前景光明，但许发现自己不愿再按照中国媒体的游戏规则行事。
许说：“我没有去当地任何一个新闻发布会，因为我害怕面对现实，我怕听到编辑告诉我该做什么，需要报道什么，哪些不要报道。”
在回到家乡短短一年后，许开始准备返回美国，这次她打算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MBA学位。
她说：“我想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一个国际公民，在世界各地工作，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
在经过三年的留学后，年西西回国找了一份稳定的教学工作，但她很快就变得烦躁不安。仅仅一年后，她就申请了荷兰中国新媒体研究计划的博士学位。她已经被录取，并希望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前往荷兰继续深造。
年说：“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必须要属于一个国家，我们首先是个体的人，然后我们才分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英国人，现在，我认为中国太大了，我找不到家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