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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威变了，以往的他面对负面舆论时选择沉默和回避，但现在他开始频繁地发内部信。
最新的内部信发布于申请退还押金的人数超过1000万之后，戴威承认自己存在判断失误问题，“由于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没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
但戴威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些什么，“不逃避，勇敢活下去，为我们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ofo能否熬过冬天，这个关乎共享单车行业最后命运的话题一直在撩拨着互联网、创投行业、媒体以及ofo所有用户的神经。
很多人在谈论ofo的近况的时候，开始莫名地用一种慈悲的心态看着这个年轻的创始人，他们觉得这场闹剧要归咎于他的年轻、懵懂而不善于和资本博弈。
戴威确实年轻，但并不懵懂。
1991年，戴威出生于安徽淮南。
这个90后家境优渥，学生时代又走上了典型的精英路线。父亲戴和根当时是中国中铁执行董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董事，做过青藏铁路的工程指挥。2009年，戴威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先后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
ofo刚创办的时期，团队不超过十个人——彼时的氛围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像一个学生社团。每周戴威会带着大家一起喝酒撸串，就在学校附近，几个老朋友，花一两百块钱，每次总要尽兴而归。
戴威聪明而克制，哪怕酒量一般，但喝多了不乱说话，也几乎不在酒桌上谈公事。
他善于煽动情绪。北大学生会主席的经历和光环，也给戴威带去了事业最初的合作伙伴。戴威说服力很强，而说服人要从对方的需求出发，找到打动人心的一点，他深谙此道。
ofo最早做的是骑行，最初也是基于戴威个人爱好诞生的产品，但这个需求太小众，如果不是在唯猎资本的师兄支持了一把，可能这个项目在诞生的最初就夭折了。
但家境优渥的戴威似乎对现金流的重要性没太大概念。在账户只有100万元的时候，戴威想到的并不是提高效率，开源节流，反而是疯狂地烧钱补贴，给每个用户赠送脉动。他天真地认为，把规模做到了，就理所应当能拿到下一笔融资。
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司账面只剩下400元，难以为继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投资人愿意垂青这个项目。
虽然年轻，但无所畏惧，戴威身上还是透露着些许狠劲和果敢的，这些特质如果放在一个已经成功运作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身上或许是加分项，但在现在的戴威身上却成了致命弱点。
一旦看到了锚点就敢想敢做，劲儿上来的时候，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初见业务量起步后，戴威先后找唯猎资本的师兄借了200万至300万，又从其他渠道借了接近300万，背着600万的债务，ofo得以走出北大，进入到北京的其他高校。
所幸这600万债务并没有背很久。2016年1月的一天，当ofo已经覆盖到五个高校，日订单量达到近两万时，客服姑娘递给了戴威一条金沙江约见的字条。
直到这时，戴威才算真正敲开了资本的大门。
如果让当时23岁的戴威重新选择，也许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朱啸虎。但从当时的局势看，接受金沙江和滴滴，又是对ofo最有利的选择。
朱啸虎也尽职尽责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积极帮戴威做说客，并拉拢到王刚、真格基金，给ofo增加了弹药，此外，还多次对外承担ofo首席发言人的角色，鼓吹共享单车的风口到来。
朱啸虎与他创造的风口终于还是搅动了创投圈。彼时，几乎每个投资机构都会看一看共享单车的项目，ofo和摩拜的份额基本靠抢，如果机构的决策者没有及时赶到北京，那就根本分不到额度。
刚出校园的戴威，在两年时间里坐了第一次过山车——当然这比他此后的经历也算不上非常惊险。戴威从负债累累，转变到一堆机构追着给钱，再到搭上滴滴、金沙江的高速火箭，他有些懵了。
作为一个刚出校园的90后，在这些商业和资本市场里久经沙场的老手面前，戴威尽力得把自己扮演得稳重、成熟，并且保证自己独立的决策权。
错过了进城的最佳时机，是戴威2016年最遗憾的事情。他后來反省，自己还停留在舒适区，认为“校园是ofo最擅长的地方，如果两年时间能把2000个大学做完就不错了”。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威都把程维当作自己的兄长，就跟那些联合创始人把戴威当作自己的大哥一样，互相称兄道弟。两个人见面，戴威经常在程维办公室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的确，ofo被整个投资行业视为“第二个滴滴”。投资人们希望复制滴滴的路径，快速高效地融资，做多用户和交易量，提升规模并在合适的时机并购市场上的竞争者，最终达到垄断上市的结局。
但你会发现，程维几乎很少对外谈到他对戴威的看法。
或许，在程维的眼里，ofo和滴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家公司，ofo所做的只是滴滴平台众多业务之一，而眼下这个比自己小了八岁的年轻人，和自己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程维出生在江西上饶，在读大学以前从未离开过生养他的小镇，去一线城市打拼是他唯一的目标和梦想。
尽管因为高考失利分数不尽如人意，他宁愿在北京化工大学选择一个偏门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不考虑其他城市。毕业后，他卖过保险，一年能换六七份工作，直到最后毛遂自荐进入了阿里，成为“中供铁军”的一员。
“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一个是小镇青年凤凰男;一个没上过一天班，一个干了八年的阿里中供铁军，他们哪里一样了？他们哪里都不一样。”一位ofo早期团队的高层如此评价，“戴威把程维看作兄长，程维却把和戴威的关系看作父子。” 从2016年9月开始至2017年7月，ofo接连接受了三轮来自滴滴参与的投资，滴滴在ofo的占股比例不断攀升至30%以上，当然，ofo的估值也在不断翻升。
戴威变得激进了。
2016年冬天，战事变得汹涌。戴威每次和投资人们开完会回来，就会制定一批新的KPI和方向，一次比一次激进。
这个冬天，不顾寒冷的天气会让自行车用户变少，戴威指示下属进行大范围的广告投放，面对下属的质疑和问题，戴威的回答是“别管这些”和“没有预算”（指的是没有预算上限）。
截止到2016年底，ofo已经先后拿到近两亿美元的融资，摩拜所拿到的融资规模也和ofo不相上下。
所有人都开始拼命花錢。和戴威一起创业的合伙人们，那些室友、师兄弟和朋友，其实都没有太多工作经验，对于怎样有效率地花掉这么多钱，他们并没有太多概念。
那段时间也是ofo的员工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2017年初的ofo年会，戴威送给一位老员工一辆50万元上下的牧马人。这场年会有3000余人，几乎每个人都拿到了奖励，笔记本电脑是常见的奖励礼物。
而在其他时候，戴威又变得更加沉默。他的沉默让员工猜不透他的想法，一个反馈提过去，常常像一拳打在沙包上。通常情况是“让我想想”，或者微笑点头，然后便没有下文。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还没有成熟到完全一个人能拿主意的时候。ofo的增长速度太快了，它要面临的市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让戴威在不断的否定自我和谨慎选择中摇摆不定。
时间拨到2017年7月，ofo已经进行了7亿美元巨额的E轮融资。程维在此时提醒戴威，这个级别的融资以后一定要引入国际资本，一方面有利于未来上市，另一方面只有这一类资本规模足够庞大能够继续为ofo注入充沛的资金。在这个时间节点下，程维介绍了孙正义给戴威认识。程维告诉戴威，如果软银能够投资ofo，ofo可以更快地结束这场单车大战，在和摩拜的竞争中取得绝对性的优势。
戴威也的确见到了孙正义。孙正义当场就签了投资意向书，但是这个投资意向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11月份之前，ofo要达成3000万日单量的成绩。
此行让戴威信心大增，并对程维更加言听计从。
为了能够尽快达成的和软银之间3000万日单量的约定，滴滴方面给戴威的建议是：烧钱，提高投放量。“他们让我们只管大量弄车，做市场。”一位前ofo市场方面有关员工告诉记者。在滴滴的建议下，ofo又进行了一次非常疯狂的投放和扩张。
疯狂到什么程度？ofo花了2000万元给一个卫星冠名，1000万元请鹿晗做代言人，甚至给一家媒体做了一年3000万元的广告投放。那是ofo最不差钱的时候，小黄车的广告几乎席卷了北上广的地铁站和公交站牌。
2017年上半年开始，ofo内部贪腐的情况确实也被先后曝光。当时的ofo人数已经增长到数千人，每天都有无数新的项目正在同时进行，管理经验不足的戴威已感到有些许吃力。
一位ofo的老员工曾经在BAT工作，刚来ofo的时候，他被报销和申请预算的“极简”流程所震惊。一般申请预算买车或者做市场活动，都需要层层报批，但在ofo这个层级特别简单，那段时间打款也很快，报销毫无难度。
滴滴当时给出的建议是派驻高管来ofo，帮助ofo跑通工作的流程制度，管理贪腐，帮助ofo能够以更健康的制度，更好的成绩，来赢得软银的巨额投资。
戴威答应了滴滴的要求。2017年7月，滴滴系三位高管进驻ofo，原滴滴品质出行事业群总经理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原滴滴开放平台负责人南山和滴滴财务总监Leslie Liu分管ofo的市场和财务部门。
在三个重要的位置上，滴滴已紧紧地勒住了ofo的咽喉。
ofo全面陷入被动，戴威要摆脱滴滴的动作则更加主动。
2017年中的大规模投放和扩张已经结束，许多供应商等待结货款，没有新的融资意味着现金流迅速吃紧。
在ofo的人看来，他们陷入了一个滴滴做好的局。但滴滴一口否决了这个说法，滴滴表示是因为软银做了尽调后决定放弃投资ofo。
戴威和滴滴的完全决裂，来自2017年11月戴威直接对付强发飙：“滴滴的人都给我离开ofo！”
整个在办公室的人都听见了。让当时在场的ofo员工觉得更可怕的是，第二天很多他们以为与滴滴无关的同事，也都像约好了一样没有出现。
“他们的咖啡都还在桌子上，只喝了一半，用过的口红还放在原处，可能昨天还在和你汇报工作，今天就直接人间蒸发了。”整个办公室突然间蔓延着一种诡异的气氛，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戴威被彻底激怒了。2017年底，就在合并舆论闹得正凶之时，戴威开始频繁去杭州出差，主要是去见一个人，就是蚂蚁金服的CEO井贤栋。
蚂蚁金服曾在2017年4月投资过ofo，但双方的合作也不甚愉快。蚂蚁金服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ofo在多个城市的交易量来激活支付宝的渠道下沉范围，但由于支付宝内可以直接实现ofo的扫码骑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ofo自身的流量。
但面对滴滴的咄咄逼人，戴威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只有阿里有出手拯救ofo的理由。
蚂蚁金服在2017年底投资了哈罗单车。哈罗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二三线城市数据飞涨。但在2017年9月，北京宣布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这意味着，如果哈罗单车想进入一线城市，必须找到已经在一线城市有投放量的共享单车合作。ofo，是最佳的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和戴威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促使戴威增加了巨大的信心。于是阿里巴巴在2017年12月出手1.2亿美金买了朱啸虎手中的老股。见合并无望，朱啸虎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当时看起来收益最大的退出方案。
但滴滴不会轻易放入这样一个庞大的竞争者进入出行行业。当时滴滴出资0.27亿美金也买了一定数量的朱啸虎股份，主要是为了让朱啸虎手中的一票否决权不要落入阿里巴巴的手里。
2018年4月4日，美团成功收购摩拜的消息弥漫开来，迫使程维又重新和戴威坐下进行了一次谈判。
美团上线打车平台，滴滴上线外卖平台，彼此开始对对方的主营业务领域进行猛烈的攻击。无论是处于防御还是进攻，滴滴吞并ofo都是必要之举。
程维提出了退让一步的条件，戴威可以留下来，但是要去做单车的出海业务。但戴威当天下午提出的要求是要做ofo的董事长，并且保留创始团队。彼此之间的要求差异过高，戴威摔门而去。
尽管谈判停滞，但ofo对滴滴依旧有利用价值。然而滴滴今年也处于焦灼的境地，一方面8月份滴滴顺风车曝出奸杀案，顺风车业务被搁置，同时接受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调查;另一方面，滴滴的巨额亏损也被曝光，新融资一直悬而未决，短期内也无法上市。
2018年8月，是戴威和滴滴的最后一次谈判。接近当时谈判的人表示，2018年8月的那次本来双方已经就估值、控制权等达成共识，并已经进行到现场签字的阶段。
结果当天滴滴派了一个级别非常低的普通员工来现场代表滴滴，还迟到，到了以后说现在滴滴因为顺风车的事情处于内忧外患的阶段，无法进行新的收购。
2018年3月，ofo早期的投资方经纬中国的创始人张颖和戴威曾有过一次对话，张颖问戴威：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工作上有没有让他感到特别焦虑的事情。
戴威回答，公司里有三千多人，一年内增加了十倍多，怎么样让所有新来的人不忘初心，知道公司从哪里来，去到哪里，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他躺在床上会思来想去的问题。
烧钱和背债，戴威都已经经历过了，当时的他坚信ofo能够找到买家，就如此时此刻不断宣言“跪着也要活下去”一般，带着堂吉诃德式的自信。
三年前，那个未经世事而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少年戴威遇到了朱啸虎。
三年后，戴威依旧自信，只是这一次，资本市场还是局势都已经变天，不会再有一个朱啸虎在前方等他。
最新的内部信发布于申请退还押金的人数超过1000万之后，戴威承认自己存在判断失误问题，“由于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没能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公司今年一整年都背负着巨大的现金流压力。”
但戴威还是希望能够挽回些什么，“不逃避，勇敢活下去，为我们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ofo能否熬过冬天，这个关乎共享单车行业最后命运的话题一直在撩拨着互联网、创投行业、媒体以及ofo所有用户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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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谈论ofo的近况的时候，开始莫名地用一种慈悲的心态看着这个年轻的创始人，他们觉得这场闹剧要归咎于他的年轻、懵懂而不善于和资本博弈。
戴威确实年轻，但并不懵懂。
1991年，戴威出生于安徽淮南。
这个90后家境优渥，学生时代又走上了典型的精英路线。父亲戴和根当时是中国中铁执行董事、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董事，做过青藏铁路的工程指挥。2009年，戴威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先后担任光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
ofo刚创办的时期，团队不超过十个人——彼时的氛围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像一个学生社团。每周戴威会带着大家一起喝酒撸串，就在学校附近，几个老朋友，花一两百块钱，每次总要尽兴而归。
戴威聪明而克制，哪怕酒量一般，但喝多了不乱说话，也几乎不在酒桌上谈公事。
他善于煽动情绪。北大学生会主席的经历和光环，也给戴威带去了事业最初的合作伙伴。戴威说服力很强，而说服人要从对方的需求出发，找到打动人心的一点，他深谙此道。
ofo最早做的是骑行，最初也是基于戴威个人爱好诞生的产品，但这个需求太小众，如果不是在唯猎资本的师兄支持了一把，可能这个项目在诞生的最初就夭折了。
但家境优渥的戴威似乎对现金流的重要性没太大概念。在账户只有100万元的时候，戴威想到的并不是提高效率，开源节流，反而是疯狂地烧钱补贴，给每个用户赠送脉动。他天真地认为，把规模做到了，就理所应当能拿到下一笔融资。
最后的结果是，在公司账面只剩下400元，难以为继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投资人愿意垂青这个项目。
虽然年轻，但无所畏惧，戴威身上还是透露着些许狠劲和果敢的，这些特质如果放在一个已经成功运作上市公司的创始人身上或许是加分项，但在现在的戴威身上却成了致命弱点。
一旦看到了锚点就敢想敢做，劲儿上来的时候，不计成本，不计后果。初见业务量起步后，戴威先后找唯猎资本的师兄借了200万至300万，又从其他渠道借了接近300万，背着600万的债务，ofo得以走出北大，进入到北京的其他高校。
所幸这600万债务并没有背很久。2016年1月的一天，当ofo已经覆盖到五个高校，日订单量达到近两万时，客服姑娘递给了戴威一条金沙江约见的字条。
直到这时，戴威才算真正敲开了资本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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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当时23岁的戴威重新选择，也许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朱啸虎。但从当时的局势看，接受金沙江和滴滴，又是对ofo最有利的选择。
朱啸虎也尽职尽责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积极帮戴威做说客，并拉拢到王刚、真格基金，给ofo增加了弹药，此外，还多次对外承担ofo首席发言人的角色，鼓吹共享单车的风口到来。
朱啸虎与他创造的风口终于还是搅动了创投圈。彼时，几乎每个投资机构都会看一看共享单车的项目，ofo和摩拜的份额基本靠抢，如果机构的决策者没有及时赶到北京，那就根本分不到额度。
刚出校园的戴威，在两年时间里坐了第一次过山车——当然这比他此后的经历也算不上非常惊险。戴威从负债累累，转变到一堆机构追着给钱，再到搭上滴滴、金沙江的高速火箭，他有些懵了。
作为一个刚出校园的90后，在这些商业和资本市场里久经沙场的老手面前，戴威尽力得把自己扮演得稳重、成熟，并且保证自己独立的决策权。
错过了进城的最佳时机，是戴威2016年最遗憾的事情。他后來反省，自己还停留在舒适区，认为“校园是ofo最擅长的地方，如果两年时间能把2000个大学做完就不错了”。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威都把程维当作自己的兄长，就跟那些联合创始人把戴威当作自己的大哥一样，互相称兄道弟。两个人见面，戴威经常在程维办公室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的确，ofo被整个投资行业视为“第二个滴滴”。投资人们希望复制滴滴的路径，快速高效地融资，做多用户和交易量，提升规模并在合适的时机并购市场上的竞争者，最终达到垄断上市的结局。
但你会发现，程维几乎很少对外谈到他对戴威的看法。
或许，在程维的眼里，ofo和滴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家公司，ofo所做的只是滴滴平台众多业务之一，而眼下这个比自己小了八岁的年轻人，和自己也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程维出生在江西上饶，在读大学以前从未离开过生养他的小镇，去一线城市打拼是他唯一的目标和梦想。
尽管因为高考失利分数不尽如人意，他宁愿在北京化工大学选择一个偏门的行政管理专业，也不考虑其他城市。毕业后，他卖过保险，一年能换六七份工作，直到最后毛遂自荐进入了阿里，成为“中供铁军”的一员。
“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一个是小镇青年凤凰男;一个没上过一天班，一个干了八年的阿里中供铁军，他们哪里一样了？他们哪里都不一样。”一位ofo早期团队的高层如此评价，“戴威把程维看作兄长，程维却把和戴威的关系看作父子。” 从2016年9月开始至2017年7月，ofo接连接受了三轮来自滴滴参与的投资，滴滴在ofo的占股比例不断攀升至30%以上，当然，ofo的估值也在不断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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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威变得激进了。
2016年冬天，战事变得汹涌。戴威每次和投资人们开完会回来，就会制定一批新的KPI和方向，一次比一次激进。
这个冬天，不顾寒冷的天气会让自行车用户变少，戴威指示下属进行大范围的广告投放，面对下属的质疑和问题，戴威的回答是“别管这些”和“没有预算”（指的是没有预算上限）。
截止到2016年底，ofo已经先后拿到近两亿美元的融资，摩拜所拿到的融资规模也和ofo不相上下。
所有人都开始拼命花錢。和戴威一起创业的合伙人们，那些室友、师兄弟和朋友，其实都没有太多工作经验，对于怎样有效率地花掉这么多钱，他们并没有太多概念。
那段时间也是ofo的员工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间。2017年初的ofo年会，戴威送给一位老员工一辆50万元上下的牧马人。这场年会有3000余人，几乎每个人都拿到了奖励，笔记本电脑是常见的奖励礼物。
而在其他时候，戴威又变得更加沉默。他的沉默让员工猜不透他的想法，一个反馈提过去，常常像一拳打在沙包上。通常情况是“让我想想”，或者微笑点头，然后便没有下文。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还没有成熟到完全一个人能拿主意的时候。ofo的增长速度太快了，它要面临的市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让戴威在不断的否定自我和谨慎选择中摇摆不定。
时间拨到2017年7月，ofo已经进行了7亿美元巨额的E轮融资。程维在此时提醒戴威，这个级别的融资以后一定要引入国际资本，一方面有利于未来上市，另一方面只有这一类资本规模足够庞大能够继续为ofo注入充沛的资金。在这个时间节点下，程维介绍了孙正义给戴威认识。程维告诉戴威，如果软银能够投资ofo，ofo可以更快地结束这场单车大战，在和摩拜的竞争中取得绝对性的优势。
戴威也的确见到了孙正义。孙正义当场就签了投资意向书，但是这个投资意向书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11月份之前，ofo要达成3000万日单量的成绩。
此行让戴威信心大增，并对程维更加言听计从。
为了能够尽快达成的和软银之间3000万日单量的约定，滴滴方面给戴威的建议是：烧钱，提高投放量。“他们让我们只管大量弄车，做市场。”一位前ofo市场方面有关员工告诉记者。在滴滴的建议下，ofo又进行了一次非常疯狂的投放和扩张。
疯狂到什么程度？ofo花了2000万元给一个卫星冠名，1000万元请鹿晗做代言人，甚至给一家媒体做了一年3000万元的广告投放。那是ofo最不差钱的时候，小黄车的广告几乎席卷了北上广的地铁站和公交站牌。
2017年上半年开始，ofo内部贪腐的情况确实也被先后曝光。当时的ofo人数已经增长到数千人，每天都有无数新的项目正在同时进行，管理经验不足的戴威已感到有些许吃力。
一位ofo的老员工曾经在BAT工作，刚来ofo的时候，他被报销和申请预算的“极简”流程所震惊。一般申请预算买车或者做市场活动，都需要层层报批，但在ofo这个层级特别简单，那段时间打款也很快，报销毫无难度。
滴滴当时给出的建议是派驻高管来ofo，帮助ofo跑通工作的流程制度，管理贪腐，帮助ofo能够以更健康的制度，更好的成绩，来赢得软银的巨额投资。
戴威答应了滴滴的要求。2017年7月，滴滴系三位高管进驻ofo，原滴滴品质出行事业群总经理付强出任ofo执行总裁，原滴滴开放平台负责人南山和滴滴财务总监Leslie Liu分管ofo的市场和财务部门。
在三个重要的位置上，滴滴已紧紧地勒住了ofo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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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全面陷入被动，戴威要摆脱滴滴的动作则更加主动。
2017年中的大规模投放和扩张已经结束，许多供应商等待结货款，没有新的融资意味着现金流迅速吃紧。
在ofo的人看来，他们陷入了一个滴滴做好的局。但滴滴一口否决了这个说法，滴滴表示是因为软银做了尽调后决定放弃投资ofo。
戴威和滴滴的完全决裂，来自2017年11月戴威直接对付强发飙：“滴滴的人都给我离开ofo！”
整个在办公室的人都听见了。让当时在场的ofo员工觉得更可怕的是，第二天很多他们以为与滴滴无关的同事，也都像约好了一样没有出现。
“他们的咖啡都还在桌子上，只喝了一半，用过的口红还放在原处，可能昨天还在和你汇报工作，今天就直接人间蒸发了。”整个办公室突然间蔓延着一种诡异的气氛，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戴威被彻底激怒了。2017年底，就在合并舆论闹得正凶之时，戴威开始频繁去杭州出差，主要是去见一个人，就是蚂蚁金服的CEO井贤栋。
蚂蚁金服曾在2017年4月投资过ofo，但双方的合作也不甚愉快。蚂蚁金服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ofo在多个城市的交易量来激活支付宝的渠道下沉范围，但由于支付宝内可以直接实现ofo的扫码骑车，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ofo自身的流量。
但面对滴滴的咄咄逼人，戴威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只有阿里有出手拯救ofo的理由。
蚂蚁金服在2017年底投资了哈罗单车。哈罗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二三线城市数据飞涨。但在2017年9月，北京宣布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这意味着，如果哈罗单车想进入一线城市，必须找到已经在一线城市有投放量的共享单车合作。ofo，是最佳的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和戴威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促使戴威增加了巨大的信心。于是阿里巴巴在2017年12月出手1.2亿美金买了朱啸虎手中的老股。见合并无望，朱啸虎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当时看起来收益最大的退出方案。
但滴滴不会轻易放入这样一个庞大的竞争者进入出行行业。当时滴滴出资0.27亿美金也买了一定数量的朱啸虎股份，主要是为了让朱啸虎手中的一票否决权不要落入阿里巴巴的手里。
2018年4月4日，美团成功收购摩拜的消息弥漫开来，迫使程维又重新和戴威坐下进行了一次谈判。
美团上线打车平台，滴滴上线外卖平台，彼此开始对对方的主营业务领域进行猛烈的攻击。无论是处于防御还是进攻，滴滴吞并ofo都是必要之举。
程维提出了退让一步的条件，戴威可以留下来，但是要去做单车的出海业务。但戴威当天下午提出的要求是要做ofo的董事长，并且保留创始团队。彼此之间的要求差异过高，戴威摔门而去。
尽管谈判停滞，但ofo对滴滴依旧有利用价值。然而滴滴今年也处于焦灼的境地，一方面8月份滴滴顺风车曝出奸杀案，顺风车业务被搁置，同时接受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调查;另一方面，滴滴的巨额亏损也被曝光，新融资一直悬而未决，短期内也无法上市。
2018年8月，是戴威和滴滴的最后一次谈判。接近当时谈判的人表示，2018年8月的那次本来双方已经就估值、控制权等达成共识，并已经进行到现场签字的阶段。
结果当天滴滴派了一个级别非常低的普通员工来现场代表滴滴，还迟到，到了以后说现在滴滴因为顺风车的事情处于内忧外患的阶段，无法进行新的收购。
2018年3月，ofo早期的投资方经纬中国的创始人张颖和戴威曾有过一次对话，张颖问戴威：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候，工作上有没有让他感到特别焦虑的事情。
戴威回答，公司里有三千多人，一年内增加了十倍多，怎么样让所有新来的人不忘初心，知道公司从哪里来，去到哪里，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他躺在床上会思来想去的问题。
烧钱和背债，戴威都已经经历过了，当时的他坚信ofo能够找到买家，就如此时此刻不断宣言“跪着也要活下去”一般，带着堂吉诃德式的自信。
三年前，那个未经世事而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少年戴威遇到了朱啸虎。
三年后，戴威依旧自信，只是这一次，资本市场还是局势都已经变天，不会再有一个朱啸虎在前方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