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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1月1日起，国家全面放开二孩，以一胎儿为基调的计划生育终于迎来了大调整。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在哪儿？最重要的是陪伴。对于父母来说，孩子不会再孤单;对于孩子来说，不单是多了一个玩伴，或有人分担养老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父母年老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人和你互相扶持，商量陪伴。
生育二孩，独生子女的成人课
2016年的第一天，广东电台《二胎妈妈必修课》的主持人朱昱子，在北京参加大学毕业十年的聚会。这是2011年儿子出生、2014年女儿出生之后，她 “第一次出远门”，类似的公众假期，她已经很难离开孩子了。
当天下午，在由自己创办、粉丝超过三万的“我要生二胎”微信公众号中，她推送了一张长图片，由零散的句子和半空的旅行箱照片拼接而成。朱昱子写道：“半个箱空着，半个箱装行李，准备给娃装礼物，当妈的人无论走多远，心都在，那空着的半个箱子里，嗯，就这样，新年快乐！”
她的“大宝”熊熊每天起来后，喜欢和“二宝”花花玩顶牛的游戏，两个人头顶着头，蹭来蹭去，“远看好像两只小狗啊”。她的丈夫，说这种画面在阳光的映衬下，“自带神圣光环”。
朱昱子已经笑了出来，她庆幸自己两年前犹豫后作出的决定，“二宝”来得意外，甚至是电台里第一个“合法”出生的二孩，彼时，“单独二孩”政策刚开放，这个孩子满足条件。
1983年出生在贵州赤水的朱昱子曾坚强地以为，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她的堂表兄弟姐妹似乎整天吵吵闹闹，而她作为独生子女，从小独立、优秀、受宠，以当时3%的概率考出了贵州，当地文科第一名，去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毕业后扎根在了大城市广州。
她属于政策影响的头一拨独生女，父母在国营企业工作，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明确提法落实、监督到位，身边都是原子化的小不点们，她们可以一起玩耍，最不济，她还可以自己跟自己玩，脑子里想象出一个朋友，左一句右一句，自言自语。
对她来说，独生女有千般好，注意力高度集中，几乎在一片赞扬声中长大，唯独一点就是“太早进入成人的世界”，在属于她的那片屋檐下，只有父亲、母亲，她的父母还是喜欢冷战的类型。夹在父母之间的孩子，往往都会扮演调和的角色，内心则充满了不确定，她开始观察，听大人说话，这种遥远的、偶尔的低气压留给这位今天看起来开朗无比的女主播的记忆仍然深刻。
“这其实不好，我的世界中，最亲密的环境下，缺失了一种关系，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有的关系。”朱昱子举了个例子，“如果我有哥哥、姐姐，父母吵架了，我们可以各自角色扮演，有去劝的、有嘻嘻哈哈打岔的、有绝食抗议的，闹哄哄的，这个气场不会憋在我一个人这里。”
小的时候朱昱子也被问到过那个经典、但对孩子显得难以理解的问题，“爸爸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啊？”那时的她觉得奇妙且抗拒：从天而降吗？要抢夺我的爱吗？时间证明，这只是成年人的一句玩笑。
类似的问题，20年后，提给朱昱子的儿子熊熊，也同样有点挑衅味道。女儿花花出生后，总是有人会带着笑容问熊熊，“你有妹妹了，妈妈不要你了怎么办？”朱昱子和丈夫首先会炸毛，他们不允许亲戚朋友这么问。但挡不住一次在饭店吃饭，领班的凑上前去问了熊熊这个问题，熊熊愤怒了，挥着他的小拳头，噙着眼泪：“啊啊啊啊！”
朱昱子从怀孕开始就告诉自己的长子，将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你要有大孩子的样子。懂事的小男孩点点头。坐月子的时候不和妈妈睡。月子刚结束，男孩就跑了过来，在卧室里进进出出，妈妈的注意力在妹妹身上，他会不开心，在学校不爱理人，甚至体育课都不那么积极了。
老师找到了朱昱子，孩子怎么回事。她动了动脑子，在卧室里摆了三张床，丈夫一张、自己和妹妹一张、哥哥一张，小朋友又开始嘻嘻哈哈了。
当初朱昱子怀上花花后，全家人曾经陷入某种焦虑。朱昱子要被暂停的事业，赢弱婆婆的身体，公公退休后做起来的生意，自家爸妈的辛苦，这些因素，开始缠绕。“生了两个孩子，六年青春没了，胖了六十斤，身材变形，很难再去电视台客串，升职也受限。”尿布、奶粉、保姆、早教、学位房，生活的真实、琐碎噼里啪啦地在眼前掉落。
朱昱子还是决定要第二个孩子。她通过收集资料、办微信公号、画剧情漫画、倾听也诉说故事，排解自己的焦虑。她反思421式的家庭树，“如果我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许我们家现在有科学家、诗人。老大优秀、老二写意、老三悟性高、老四去做个木工。”
她有一个妈妈微信群，群里最愿意分享的观点是，妈妈是一种在家的职业，在孩子生命的关键几年，贡献出去，换取一生的快乐和成就。“两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我6年时间，但还不足以毁掉全部的事业。妈妈，这两个字，本身有社会给你的标签，有时候会内化成了自己的标签，其实，除了做一个全职的妈妈，也还有机会当一个完整的女性。”
朱昱子的微信和电台节目已经逐渐做大，成为她除了本专业“国际政治”之外的第二抓手，甚至有人来找她做自媒体的合作。她努力着，看到两个同血缘、同屋檐下的孩子，起码在自己给予的绝对安全里成长、互相影响，感到放心。“等他们长大了，二孩、三孩什么的就不是问题了吧”。
朱昱子和丈夫，互相陪伴，完成着人生的一次重大自我教育。
不是一类人，也是一家人
2015年1月27日，汕头市帝豪酒店宴会厅。距上次见到陈春喆，过去两年多了，他穿着整齐的西服、衬衫、皮鞋，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爆炸了，梳了一个偏分，身上的挂饰摘了下来。他还指挥与招呼着几个拿着稳定器、单反相机的青年，在舞台上认真走位、拍摄着。
陈春喆的妹妹挽着爸爸的手，马上就要走上舞台了。另外一个瘦高的男青年在台子另外一端等着，西服革履，台下有许多陈春喆不认识的面孔，是男青年那边的亲戚朋友。他妹妹脸上的妆容精致且明显，化妆师也是他请来的。 这是妹妹的婚礼，26岁不到的姑娘硕士甫一毕业，就和相恋七年的同学兼男友结婚，这对于33岁的陈春喆来说，算是相当巨大的“同辈压力”。他没谈恋爱，短时间也看不出要结婚的样子，作为潮汕家庭的长子，他已经习惯了，在长辈的唠叨、抱怨声中，甚至有点放弃抵抗的意思。
他和妹妹是那么不同，一个不爱做功课、爱打游戏、翘课、早早上了专科学校、混社会;一个文静、话不多、爱看书、喜欢小玩意、按部就班。他们的父亲是县城的高中语文老师、作协副主席，在当地，算是头面文化人物了。
2012年9月底，我第一次见到陈春喆，他烫着个爆炸头，掺杂着淡淡的黄色，胸前挂着士兵吊坠牌，脖子挂着一副张扬的红色Beats耳机，抽烟，30岁的他，背着双肩电脑包，踩着旱冰鞋咚咚咚地上到了顶楼。陈爸正襟危坐，在客厅用单枞工夫茶招待着客人，陈春喆冲着大家腼腆地坏笑一下，轻柔地踩着旱冰鞋，加上他的头发，大概有一米九的样子，滑到了自己的里屋。
妹妹嘿嘿了一句，“这是我哥，跟你们提过的，很个性吧。”彼时，陈春喆刚从佛山坐长途大巴回来，车子在县城大路口放下他，他听着歌，踩着冰鞋，20分钟到了家。放下行李之后，他没与客人共进晚餐，又反方向咚咚咚咚地下了楼，找朋友去了。陈爸有那么一点不悦与尴尬，但没说什么。
1988年，陈爸从插队的海南返回老家广东揭阳，第二年，女儿陈思颖出生，交了1000多块的罚款。潮汕地区传统文化根植较深，宗法家族、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潜意识仍广泛存在，尽管没有翔实、具体的数据，但从经验角度，普遍认为“计划生育”在这一地区，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地执行。
1982年出生在海南的哥哥陈春喆已经少有机会和妹妹争抢什么了，他大了，下面又是妹妹，对他来说，妹妹是那个随时摸摸头的小孩伢子，乖巧。等妹妹到了初中，哥哥已经在外上学、转学、找工作、换工作、磕磕绊绊。兄长，是一个略显模糊的概念，陈思颖明确地是：哥哥一点都不笨，他爱听歌，还会用剪辑软件，话不多，有点爱装酷。
尽管有那么多不同，浅显地看，甚至可能不是一路人，但他们却越发能够理解对方，这就是血缘给予的压力和责任，甚至烦恼。兄弟姐妹的心是自然相通的。陈春喆打量着妹妹，特别是那个“准妹夫”，他暗自有了一种长兄为父，来把把关的心态，当然，他不会表达出来，也不懂表达，只是暗自观察。陈春喆发现，他们是同学，经历过异地的考验，兴趣相投，都喜欢有点情调的东西，属于没事拿台单反去东南亚旅游的那种文艺组合。
这正是他能做的，他的工作，婚礼摄像。他决定动员所有力量，给妹妹最好的。2014年，陈思颖的婚事敲定，陈春喆带着自己的工作团队和妹妹、妹夫两人，赴广西、福建、广州、汕头等地取景拍照，将他们的爱情故事重现，制作出比市面更为精细的产品。
婚礼上，这些素材或被印在贺卡、幕墙，或在现场播放，是令人感动的桥段。到夫妻答谢的环节，妹夫接过话筒，在父母亲朋之后，特别提到了：“哥哥，谢谢你给我们拍摄了那么多有个性、有感情的照片和视频，谢谢你。”
讲话时，陈春喆站在台下的调音台旁边，认识他的朋友使劲地鼓掌，吹起了口哨，灯光师把射灯对准了他，他又腼腆地笑了，跟第一次见面，踩着旱冰鞋出场时一样。
半年多后，陈春喆在一次外拍活动中不小心受伤，要做不大不小的一台手术，需要亲人签名。陈思颖刚好在香港，第一时间电话打了过来，她焦急地嘱托：“我同意了，我知情了，我授权了。”在医院熟人的协调下，手术顺利进行。妹妹也第一时间赶了回去，哥哥还是没有什么存钱意识，医药费有缺口，她掏出工作后存下的第一个一万块，陪着哥哥，然后等情况明朗稳定，才把电话打回了老家。
我不反对爸爸再给我添个妹妹
并不是每个80、90后等能体会上述两则故事，庞大的独生子女队伍感受不到兄弟姐妹的情感，其中不少人甚至连稳定、完整、长久的父母之爱也浅尝辄止—他们的父母：60后、70后，是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拥有“自由离异”权利和氛围的人群。
2001年，10岁的河北女孩灵灵开始了自己日后需要为外人反复解释的家庭新关系旅程。她在抽屉里翻出了离婚证，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答：“你爸爸要到外地找工作，需要一份单身证明。”
当然没有瞒住，灵灵其实感受得到真相，但她还好，相对镇定，她对父母此前的争拗吵闹反而更加忧虑。再长大一些，她听说，母亲也曾怀过二胎，但那时计划生育在北方管得相当严格，母亲还是公立医院的护士，尽管历尽隐瞒、躲藏，把弟弟生了出来，但长期的紧张，令母亲身体不好，婴儿的体质也较差，撑了几天，夭折了。
现在24的岁灵灵已经不去假设什么或眷恋过往，但她仍笃定地说，“如果有一个弟弟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不会离婚，他们肯定会为了第二个孩子维持下来。其实他们当时都想要第二个孩子的。”
那段痛苦，加速了父母的离异。灵灵被法院判给了母亲，而她多情、温柔、从事艺术教育的父亲来到了广州工作，但出于实际发展的考虑，灵灵的户口跟着父亲。2004年，她也从老家来到了广州。
灵灵是父母的挚爱，唯一的孩子。但她仍很快面临现实的尴尬处境，父母新娶和改嫁。母亲改嫁老家的公务员，继父带着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父亲也在2007年娶了小自己几岁的新妻子。灵灵在新环境有学业，有新朋友，有充裕的零花钱，高一考到了广州最好的铁一中学，但新鲜的、自主的学习要求令她不太适应，从前是被表扬的典范，现在批评时会带着几句。
她执意转学回老家，这个决定，让她经历了最强烈的一次叛逆与家庭危机。继父带来的姐姐和她母亲的关系相当融洽，这个姐姐也是护士，是母亲的实习生。她有点醋意，也和这个姐姐产生了微妙的矛盾和摩擦，没人信她，都以为是青春期少女的嫉妒在作祟。
她心情低落，刚回来，也受不了河北严苛的应试教育制度，几重压力之下，她在学校里病倒了，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生气地说，“你是不是装病不想去学校？”
灵灵崩溃了，没去上课，留了一封信给最好的朋友，坐上了去往隔壁城市的长途车，她拨通了初中同学的电话，同学在南昌读职中，答应寄钱给她，约好了，南昌见。“我在麦当劳坐着，等你打钱呢。”她在电话里跟朋友透露了这唯一的信息，半天后，她坐不住了，从麦当劳出来，在桥边溜达，漫无目的地走着，听到母亲在后面喊她。她哭了。
经过这一次，灵灵走出了阴霾，她重新确定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分量，现在谈起来已经是风轻云淡，可以微笑了。
灵灵记得，事后父亲给她说了一段话：“如果我跟你妈都去世了，如果你有个兄弟姐妹的话还可以相依为命，有个依靠，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
灵灵非常清晰地叙述起一种大多数90后未来得及认识的观点：“对我来说，生孩子就是一件事，哪怕你死了，你还有一个跟这个世界有关的人在，我觉得这就是生育的目的嘛，不会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一定会生两个，我要让他们有伴儿。”
后来，灵灵回到广州读大学，室友说她特别会照顾人，别人的一点关心，她都感受特别明显，很珍惜、够意思、懂得迁就。她自己的解释是，“两个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家庭的感觉，于是我特别珍惜别人主动的陪伴。”
再后来，灵灵谈过男友，她去男方家里，看到三层的农家小院，虽然条件一般，但关系非常融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所有人齐了才开始吃，过节的时候他们也一定在家团聚，比如中秋，就会在小阳台上吃月饼赏月亮。她觉得既温暖又罕见，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即便她得到的物质上的关爱并不少。而且奇怪，越长大，这种羡慕的感觉越强烈。
今年夏天，灵灵的继母告诉她，怀上了。灵灵很开心。
以前总是听继母说：“你爸不想生，因为感觉这辈子精力都放在你身上了，现在也有点感觉老了，没有心力了。”灵灵就劝继母：“再生一个吧，我都大了，没有必要因为我不生。我爸是说过再有一个小孩他压力挺大的。但他才44岁，状态那么好，不怕的。即使再过20年，你们老了，但还有我呀，我也可以帮你们养。”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实习记者张绮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生育二孩，独生子女的成人课
2016年的第一天，广东电台《二胎妈妈必修课》的主持人朱昱子，在北京参加大学毕业十年的聚会。这是2011年儿子出生、2014年女儿出生之后，她 “第一次出远门”，类似的公众假期，她已经很难离开孩子了。
当天下午，在由自己创办、粉丝超过三万的“我要生二胎”微信公众号中，她推送了一张长图片，由零散的句子和半空的旅行箱照片拼接而成。朱昱子写道：“半个箱空着，半个箱装行李，准备给娃装礼物，当妈的人无论走多远，心都在，那空着的半个箱子里，嗯，就这样，新年快乐！”
她的“大宝”熊熊每天起来后，喜欢和“二宝”花花玩顶牛的游戏，两个人头顶着头，蹭来蹭去，“远看好像两只小狗啊”。她的丈夫，说这种画面在阳光的映衬下，“自带神圣光环”。
朱昱子已经笑了出来，她庆幸自己两年前犹豫后作出的决定，“二宝”来得意外，甚至是电台里第一个“合法”出生的二孩，彼时，“单独二孩”政策刚开放，这个孩子满足条件。
1983年出生在贵州赤水的朱昱子曾坚强地以为，兄弟姐妹没有什么，她的堂表兄弟姐妹似乎整天吵吵闹闹，而她作为独生子女，从小独立、优秀、受宠，以当时3%的概率考出了贵州，当地文科第一名，去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读书，毕业后扎根在了大城市广州。
她属于政策影响的头一拨独生女，父母在国营企业工作，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明确提法落实、监督到位，身边都是原子化的小不点们，她们可以一起玩耍，最不济，她还可以自己跟自己玩，脑子里想象出一个朋友，左一句右一句，自言自语。
对她来说，独生女有千般好，注意力高度集中，几乎在一片赞扬声中长大，唯独一点就是“太早进入成人的世界”，在属于她的那片屋檐下，只有父亲、母亲，她的父母还是喜欢冷战的类型。夹在父母之间的孩子，往往都会扮演调和的角色，内心则充满了不确定，她开始观察，听大人说话，这种遥远的、偶尔的低气压留给这位今天看起来开朗无比的女主播的记忆仍然深刻。
“这其实不好，我的世界中，最亲密的环境下，缺失了一种关系，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有的关系。”朱昱子举了个例子，“如果我有哥哥、姐姐，父母吵架了，我们可以各自角色扮演，有去劝的、有嘻嘻哈哈打岔的、有绝食抗议的，闹哄哄的，这个气场不会憋在我一个人这里。”
小的时候朱昱子也被问到过那个经典、但对孩子显得难以理解的问题，“爸爸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好不好啊？”那时的她觉得奇妙且抗拒：从天而降吗？要抢夺我的爱吗？时间证明，这只是成年人的一句玩笑。
类似的问题，20年后，提给朱昱子的儿子熊熊，也同样有点挑衅味道。女儿花花出生后，总是有人会带着笑容问熊熊，“你有妹妹了，妈妈不要你了怎么办？”朱昱子和丈夫首先会炸毛，他们不允许亲戚朋友这么问。但挡不住一次在饭店吃饭，领班的凑上前去问了熊熊这个问题，熊熊愤怒了，挥着他的小拳头，噙着眼泪：“啊啊啊啊！”
朱昱子从怀孕开始就告诉自己的长子，将要迎来一个新的生命，你要有大孩子的样子。懂事的小男孩点点头。坐月子的时候不和妈妈睡。月子刚结束，男孩就跑了过来，在卧室里进进出出，妈妈的注意力在妹妹身上，他会不开心，在学校不爱理人，甚至体育课都不那么积极了。
老师找到了朱昱子，孩子怎么回事。她动了动脑子，在卧室里摆了三张床，丈夫一张、自己和妹妹一张、哥哥一张，小朋友又开始嘻嘻哈哈了。
当初朱昱子怀上花花后，全家人曾经陷入某种焦虑。朱昱子要被暂停的事业，赢弱婆婆的身体，公公退休后做起来的生意，自家爸妈的辛苦，这些因素，开始缠绕。“生了两个孩子，六年青春没了，胖了六十斤，身材变形，很难再去电视台客串，升职也受限。”尿布、奶粉、保姆、早教、学位房，生活的真实、琐碎噼里啪啦地在眼前掉落。
朱昱子还是决定要第二个孩子。她通过收集资料、办微信公号、画剧情漫画、倾听也诉说故事，排解自己的焦虑。她反思421式的家庭树，“如果我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许我们家现在有科学家、诗人。老大优秀、老二写意、老三悟性高、老四去做个木工。”
她有一个妈妈微信群，群里最愿意分享的观点是，妈妈是一种在家的职业，在孩子生命的关键几年，贡献出去，换取一生的快乐和成就。“两个孩子，前前后后花了我6年时间，但还不足以毁掉全部的事业。妈妈，这两个字，本身有社会给你的标签，有时候会内化成了自己的标签，其实，除了做一个全职的妈妈，也还有机会当一个完整的女性。”
朱昱子的微信和电台节目已经逐渐做大，成为她除了本专业“国际政治”之外的第二抓手，甚至有人来找她做自媒体的合作。她努力着，看到两个同血缘、同屋檐下的孩子，起码在自己给予的绝对安全里成长、互相影响，感到放心。“等他们长大了，二孩、三孩什么的就不是问题了吧”。
朱昱子和丈夫，互相陪伴，完成着人生的一次重大自我教育。
不是一类人，也是一家人
2015年1月27日，汕头市帝豪酒店宴会厅。距上次见到陈春喆，过去两年多了，他穿着整齐的西服、衬衫、皮鞋，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爆炸了，梳了一个偏分，身上的挂饰摘了下来。他还指挥与招呼着几个拿着稳定器、单反相机的青年，在舞台上认真走位、拍摄着。
陈春喆的妹妹挽着爸爸的手，马上就要走上舞台了。另外一个瘦高的男青年在台子另外一端等着，西服革履，台下有许多陈春喆不认识的面孔，是男青年那边的亲戚朋友。他妹妹脸上的妆容精致且明显，化妆师也是他请来的。 这是妹妹的婚礼，26岁不到的姑娘硕士甫一毕业，就和相恋七年的同学兼男友结婚，这对于33岁的陈春喆来说，算是相当巨大的“同辈压力”。他没谈恋爱，短时间也看不出要结婚的样子，作为潮汕家庭的长子，他已经习惯了，在长辈的唠叨、抱怨声中，甚至有点放弃抵抗的意思。
他和妹妹是那么不同，一个不爱做功课、爱打游戏、翘课、早早上了专科学校、混社会;一个文静、话不多、爱看书、喜欢小玩意、按部就班。他们的父亲是县城的高中语文老师、作协副主席，在当地，算是头面文化人物了。
2012年9月底，我第一次见到陈春喆，他烫着个爆炸头，掺杂着淡淡的黄色，胸前挂着士兵吊坠牌，脖子挂着一副张扬的红色Beats耳机，抽烟，30岁的他，背着双肩电脑包，踩着旱冰鞋咚咚咚地上到了顶楼。陈爸正襟危坐，在客厅用单枞工夫茶招待着客人，陈春喆冲着大家腼腆地坏笑一下，轻柔地踩着旱冰鞋，加上他的头发，大概有一米九的样子，滑到了自己的里屋。
妹妹嘿嘿了一句，“这是我哥，跟你们提过的，很个性吧。”彼时，陈春喆刚从佛山坐长途大巴回来，车子在县城大路口放下他，他听着歌，踩着冰鞋，20分钟到了家。放下行李之后，他没与客人共进晚餐，又反方向咚咚咚咚地下了楼，找朋友去了。陈爸有那么一点不悦与尴尬，但没说什么。
1988年，陈爸从插队的海南返回老家广东揭阳，第二年，女儿陈思颖出生，交了1000多块的罚款。潮汕地区传统文化根植较深，宗法家族、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潜意识仍广泛存在，尽管没有翔实、具体的数据，但从经验角度，普遍认为“计划生育”在这一地区，相对没有那么严格地执行。
1982年出生在海南的哥哥陈春喆已经少有机会和妹妹争抢什么了，他大了，下面又是妹妹，对他来说，妹妹是那个随时摸摸头的小孩伢子，乖巧。等妹妹到了初中，哥哥已经在外上学、转学、找工作、换工作、磕磕绊绊。兄长，是一个略显模糊的概念，陈思颖明确地是：哥哥一点都不笨，他爱听歌，还会用剪辑软件，话不多，有点爱装酷。
尽管有那么多不同，浅显地看，甚至可能不是一路人，但他们却越发能够理解对方，这就是血缘给予的压力和责任，甚至烦恼。兄弟姐妹的心是自然相通的。陈春喆打量着妹妹，特别是那个“准妹夫”，他暗自有了一种长兄为父，来把把关的心态，当然，他不会表达出来，也不懂表达，只是暗自观察。陈春喆发现，他们是同学，经历过异地的考验，兴趣相投，都喜欢有点情调的东西，属于没事拿台单反去东南亚旅游的那种文艺组合。
这正是他能做的，他的工作，婚礼摄像。他决定动员所有力量，给妹妹最好的。2014年，陈思颖的婚事敲定，陈春喆带着自己的工作团队和妹妹、妹夫两人，赴广西、福建、广州、汕头等地取景拍照，将他们的爱情故事重现，制作出比市面更为精细的产品。
婚礼上，这些素材或被印在贺卡、幕墙，或在现场播放，是令人感动的桥段。到夫妻答谢的环节，妹夫接过话筒，在父母亲朋之后，特别提到了：“哥哥，谢谢你给我们拍摄了那么多有个性、有感情的照片和视频，谢谢你。”
讲话时，陈春喆站在台下的调音台旁边，认识他的朋友使劲地鼓掌，吹起了口哨，灯光师把射灯对准了他，他又腼腆地笑了，跟第一次见面，踩着旱冰鞋出场时一样。
半年多后，陈春喆在一次外拍活动中不小心受伤，要做不大不小的一台手术，需要亲人签名。陈思颖刚好在香港，第一时间电话打了过来，她焦急地嘱托：“我同意了，我知情了，我授权了。”在医院熟人的协调下，手术顺利进行。妹妹也第一时间赶了回去，哥哥还是没有什么存钱意识，医药费有缺口，她掏出工作后存下的第一个一万块，陪着哥哥，然后等情况明朗稳定，才把电话打回了老家。
我不反对爸爸再给我添个妹妹
并不是每个80、90后等能体会上述两则故事，庞大的独生子女队伍感受不到兄弟姐妹的情感，其中不少人甚至连稳定、完整、长久的父母之爱也浅尝辄止—他们的父母：60后、70后，是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拥有“自由离异”权利和氛围的人群。
2001年，10岁的河北女孩灵灵开始了自己日后需要为外人反复解释的家庭新关系旅程。她在抽屉里翻出了离婚证，她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答：“你爸爸要到外地找工作，需要一份单身证明。”
当然没有瞒住，灵灵其实感受得到真相，但她还好，相对镇定，她对父母此前的争拗吵闹反而更加忧虑。再长大一些，她听说，母亲也曾怀过二胎，但那时计划生育在北方管得相当严格，母亲还是公立医院的护士，尽管历尽隐瞒、躲藏，把弟弟生了出来，但长期的紧张，令母亲身体不好，婴儿的体质也较差，撑了几天，夭折了。
现在24的岁灵灵已经不去假设什么或眷恋过往，但她仍笃定地说，“如果有一个弟弟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不会离婚，他们肯定会为了第二个孩子维持下来。其实他们当时都想要第二个孩子的。”
那段痛苦，加速了父母的离异。灵灵被法院判给了母亲，而她多情、温柔、从事艺术教育的父亲来到了广州工作，但出于实际发展的考虑，灵灵的户口跟着父亲。2004年，她也从老家来到了广州。
灵灵是父母的挚爱，唯一的孩子。但她仍很快面临现实的尴尬处境，父母新娶和改嫁。母亲改嫁老家的公务员，继父带着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父亲也在2007年娶了小自己几岁的新妻子。灵灵在新环境有学业，有新朋友，有充裕的零花钱，高一考到了广州最好的铁一中学，但新鲜的、自主的学习要求令她不太适应，从前是被表扬的典范，现在批评时会带着几句。
她执意转学回老家，这个决定，让她经历了最强烈的一次叛逆与家庭危机。继父带来的姐姐和她母亲的关系相当融洽，这个姐姐也是护士，是母亲的实习生。她有点醋意，也和这个姐姐产生了微妙的矛盾和摩擦，没人信她，都以为是青春期少女的嫉妒在作祟。
她心情低落，刚回来，也受不了河北严苛的应试教育制度，几重压力之下，她在学校里病倒了，打电话告诉母亲，母亲生气地说，“你是不是装病不想去学校？”
灵灵崩溃了，没去上课，留了一封信给最好的朋友，坐上了去往隔壁城市的长途车，她拨通了初中同学的电话，同学在南昌读职中，答应寄钱给她，约好了，南昌见。“我在麦当劳坐着，等你打钱呢。”她在电话里跟朋友透露了这唯一的信息，半天后，她坐不住了，从麦当劳出来，在桥边溜达，漫无目的地走着，听到母亲在后面喊她。她哭了。
经过这一次，灵灵走出了阴霾，她重新确定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分量，现在谈起来已经是风轻云淡，可以微笑了。
灵灵记得，事后父亲给她说了一段话：“如果我跟你妈都去世了，如果你有个兄弟姐妹的话还可以相依为命，有个依靠，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
灵灵非常清晰地叙述起一种大多数90后未来得及认识的观点：“对我来说，生孩子就是一件事，哪怕你死了，你还有一个跟这个世界有关的人在，我觉得这就是生育的目的嘛，不会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一定会生两个，我要让他们有伴儿。”
后来，灵灵回到广州读大学，室友说她特别会照顾人，别人的一点关心，她都感受特别明显，很珍惜、够意思、懂得迁就。她自己的解释是，“两个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家庭的感觉，于是我特别珍惜别人主动的陪伴。”
再后来，灵灵谈过男友，她去男方家里，看到三层的农家小院，虽然条件一般，但关系非常融洽，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所有人齐了才开始吃，过节的时候他们也一定在家团聚，比如中秋，就会在小阳台上吃月饼赏月亮。她觉得既温暖又罕见，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即便她得到的物质上的关爱并不少。而且奇怪，越长大，这种羡慕的感觉越强烈。
今年夏天，灵灵的继母告诉她，怀上了。灵灵很开心。
以前总是听继母说：“你爸不想生，因为感觉这辈子精力都放在你身上了，现在也有点感觉老了，没有心力了。”灵灵就劝继母：“再生一个吧，我都大了，没有必要因为我不生。我爸是说过再有一个小孩他压力挺大的。但他才44岁，状态那么好，不怕的。即使再过20年，你们老了，但还有我呀，我也可以帮你们养。”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实习记者张绮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