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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很想写一写我的伯父，可是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现在是生还是死。
伯父的名字很特别，叫李简，而我父亲叫李策。“简”与“策”是古代书籍的统称，这名字称得上底蕴深厚。这两个浸透着历史与文化的名字，皆由我的曾祖父所取。
曾祖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少年时即以山东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英语专科学校，还曾留学美国。他毕业后在厦门和济南两地教书，并在多年以后，将自己的长孙也就是我伯父带在了身边。而伯父确也秉承了世代书香的家风，很顺利地考取了山东农业大学，并在毕业后也留在济南作了老师。但我对伯父的印象，却是从那一封又一封发自东北的信件开始的。
最初的记忆，是穿着墨绿色制服的邮差，常常会到家里来。他在门口高声叫喊爷爷的名字，让他拿印章签收信件和邮包。信是写给爷爷的，每每展开，第一句顶格而写的，总是千篇一律的“父亲大人”。小小的我，并不很懂这其中的含义，但觉得它古色古香，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伯父的字微微倾斜，用的笔很细，应是非常娟秀的草体。我永远都记得信封上的地址：“吉林省蛟河县第六中学”。
是的，从我有记忆，伯父已经在东北了。我出生于1976年，在我多少能看懂伯父信件的时候，他被允许可以回乡。但已经在东北生活了近十年的伯父，选择了留下。此后，便靠着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和一个又一个的邮包，与远在山东的老家与亲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从很小的时候，即对文字敏感。每次伯父有信来，我都会抢着和爷爷一起看。但爷爷在这件事上向来吝啬，他最多让我看看那长长的牛皮纸信封，再看看开头的称谓“父亲大人”，然后便戴上花镜，独自享用信里的内容。那时，伯父的每一封来信，都会让我们全家开心不已。他记挂着老家的一切，并把自己的工资和粮票，源源不断地寄回老家来。
比我父亲大了十几岁的伯父，一直都是单身，头上的黑帽子耽误了他的婚姻。其实伯父很帅，姑姑经常说，伯父个子很高，白净面皮，一派风流倜傥的学者气质。在济南教书的时候，有不少心仪于他的女子，但什么都没有开始便遭遇了文革。一身书卷气且生性耿直的伯父，在遥远而寒冷的东北。那是极孤单的十年，没有亲人，当然也没有爱。
但守在老家的父亲，却早已结婚，并很快就有了我和大姐两个女儿。也许是对于婚姻已不抱希望，也许是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伯父说，把老大的户口迁到我名下吧。于是6岁的大姐，其户口被迁到了东北，她因此成为我们村年龄最小的“吃国库粮的人”。她每月和伯父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粮票布票，而伯父会将它们一分不少地寄回老家来。那是70年代末的农村，这每月固定的粮食供给，给了我们家莫大的接济。
就在姐姐的户口迁出不久，父亲更是在伯父的鼓励之下，带着我和母亲，去东北生我的小弟弟。作为家中的长子，伯父要竭尽全力帮助弟弟能够儿女双全，这样也算是为家族的繁衍出了一份力。
于是，4岁那年的东北之行，我第一次见到了伯父。跟姑姑的描述完全一样，伯父高高的，方正的脸庞，白净的面皮，走起路来腰杆挺直，说起话来乡音不改。
谁也没有想到，年过不惑的伯父，居然喜事临门。一个高高瘦瘦、尖下巴、大眼睛、烫着卷发的女人，嫁给了他。
同时“嫁”过来的，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他们是伯母的孩子，其生父早些年因病去世。男孩叫小军，6岁，女孩叫小云，4岁，知书达理的伯父对他们视如己出。
但父母一直都觉得伯父的婚姻有缺憾，倒不是因为伯母结过婚或者带了两个孩子，而是伯母常常会对有些文弱的伯父，发些大大小小的脾气。许是仗了她比伯父年轻，许是仗了她的漂亮。记得母亲曾多次对父亲说：“以前有个卖菜的姑娘，看中了大哥，可是大哥不喜欢……”每次话音未落，便是一声叹息。
也许伯父太过单纯和善良。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遭遇过政治运动。眼看着我们那样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家族，淹没于政治的旋涡，他宁愿呆在偏远的北方安静地教书，他对于一切包括婚姻，都抱了随缘的态度。他也许寂寞，但内心充实，他从来就不去理会那些世俗的偏见。否则，他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将大姐的户口，迁到了当时还是单身的他的名下，更不会娶一个结过婚、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
但无论伯父幸福还是不幸福，父母都不可能继续呆在东北了，他们很快便带了我和刚出生的小弟弟，回到了山东老家。
我们依然会收到伯父从东北寄来的包裹和信件，穿着墨绿色制服的邮差，还是常常会到家里来。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在东北当老师的伯父，他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寄来钱和粮票，还有我们姐弟三人过年的新衣。
终于有一天，伯父在信中给我们送来了更大的喜讯，他刚刚添了女儿，要他的父亲大人给孩子取个名字。爷爷满脸含笑，翻了好几天字典，终于从浩瀚的汉字中，敲定了一个“雯”字。他一本正经地给我讲解其中的含义，我并不很懂。但基于一种感性的认知，我也觉得这个字高雅脱俗，好看而动听。
爷爷的信寄出了，我的小妹妹有了名字。被唤作“雯雯”的小妹，还在4岁那年，随伯父回过一次山东老家。
那时候的伯父，已经五十多岁，这好像是我离开东北后第二次见到他。他的头发少了，脸上多了皱纹，但还是腰板挺直。血缘这东西，真是非常奇妙，尽管我们姐弟和他极少见面，但彼此间却像是日日相处一般熟悉。他唤着我们的乳名，眼神里是和父亲一样的爱意。而刚刚4岁的小堂妹，唇红齿白，明眸善睐。奶奶总是说：“雯雯啊，长了一双丹凤眼。”的确，妹妹很美，就像是仙女落到了凡尘。
但仙女一样的小妹，只回过老家一次。她随伯父返回东北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倒是姐姐因为户口的关系，曾经两次去东北读书。
姐姐的第一次东北之行，给我留下了非常温暖的记忆。我那时读五年级，正沉浸在日益疯狂的阅读中。家里所有的旧书新书包括糊在墙壁和顶棚上的报纸，都已经被我读得滚瓜烂熟。有限的阅读资源，很快就要枯竭，我于是央求要去东北送姐姐的父亲：“爸，别忘了跟伯父要几本书……” 几天后父亲从东北回来，一进门，就在我面前放下了一个蓝色的帆布口袋。我拉开拉链，看见了满满一口袋的书，一本又一本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还有各式各样的作文选及文学读物。它们堆在我面前闪闪发光，就好像神笔马良画出的金山。显然，伯父对于小小的我的这个小小的请求，是多么重视。他该是怀了怎样的欣喜，认真地为我挑选书籍，然后仔细地将它们装满了帆布口袋。我知道，伯父对我是有希冀的，而我们老李家，本来就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
姐姐的第二次东北之行在两年之后，或许因为姐姐大了，或许因为即将面临升学与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漂亮的伯母开始对大姐的存在心有芥蒂。终于有一天，她有些歇斯底里地对着父亲和姐姐一顿咆哮：“滚回你们山东老家……”
倔强的父亲没有逗留，他以最快的速度将大姐带了回来。此后，大姐常常给我讲起伯父在东北的工作和生活，我想我们的伯父过得并不如意。
姐姐说，伯父不仅要教书，还承担着所有的家务。洗洗涮涮自不必说，即便是蒸馒头、贴饼子之类相当女人的活儿，也全都是伯父的。也是从姐姐嘴里，我得知伯父教授的是高中生物。姐姐说伯父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生物老师，他在教授男女青春期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遮遮掩掩，而是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得透明清澈。而讲台下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尴尬或偷笑。那些正值妙龄的学生们，非常自然地跟着自己的老师解读自然与生命，坦坦荡荡走过青春期。姐姐讲这些的时候，我正读初中，想起生理卫生课上老师们的欲言又止，我觉得伯父不愧是伯父，他有着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所特有的学识与风度。
但是姐姐回来了，还有她的户口。伯父与我们的联系从那时开始减少，包括后来爷爷奶奶离世，伯父都没有回家奔丧。也许是千里迢迢，也许是身不由己。此后，伯父的音讯少之又少，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伯父和我们竟然彻底断了联系。
1999年，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在家里族长的要求下，让我按照原来的地址，给伯父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竟很快收到了回复，内容很简短，随信还夹寄了30元钱。但那时的我，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里，还来不及为伯父考虑更多。母亲则一直纠结于陈年旧事，她在几次家庭的龃龉摩擦中伤透了心，绝口不再提与伯父有关的点滴。
从那时起，伯父再无消息。但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5个年头，又突然来到了家里。
我那时正在潍坊读函授，母亲打来电话，说伯父来过了，还有我们的哥哥小军。她说伯父已经有些老年痴呆，要表达的意思，都要靠小军翻译。伯父给弟弟带了一件半旧不新的衣裳，小军还留了一个手机号码。他说他在青岛做生意，如果有事，尽可以去找他。
母亲在电话那头诉说，电话这头的我，悄悄地流下泪来。
伯父老了，居然已经老年痴呆。可老年痴呆的他，仍然记得故乡。他记得自己的弟弟已经去世，但弟弟还有一大家子人，还有一个十几年都没见过的亲侄子。我想像着伯父坐在老家炕头上的时候，是怎样迟钝的表情，但他的心是热的，也是明白的。
不过伯父并未久留，他很快就随着哥哥走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独自回了东北，还是跟着哥哥去了青岛。当我十几天后从潍坊赶回来，第一时间便跟母亲要那个电话号码，但母亲搜遍了整个抽屉，却遍寻不着。她常用的那个笔记本上，记了好多生人熟人的电话号码，却偏偏没有哥哥留下的那一个。
我一度非常生母亲的气，我觉得她的不小心里，有着太多的故意。无论伯父和我们有过怎样的龃龉，他终究是我们的伯父，是父亲的一奶同胞，而且曾经那样无私地帮助过我们。还有，我那漂亮如仙女且已经成年的小妹雯雯，不知道她读了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是否已经恋爱结婚，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曾经很多次，想对母亲说：“想办法找找他们吧，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亲人啊！”但几次话到嘴边又被咽了下去，上一代的恩怨和父亲的早逝，给了母亲太多的刺痛。作为晚辈，我应该永远顺从母亲，可我又常常想，如果父亲还在，事情肯定不是这样。
可是父亲早就不在了，姑姑们也不在了，曾经亲如一家的兄妹四人，如今只剩了下落不明的伯父。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整好80岁了。80岁的伯父啊，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你在哪里漂泊？是吉林还是山东，是青岛还是蛟河？今生，我们还能否团圆？
在无数个梦境中，伯父正用亲切的乡音唤我的乳名……
伯父的名字很特别，叫李简，而我父亲叫李策。“简”与“策”是古代书籍的统称，这名字称得上底蕴深厚。这两个浸透着历史与文化的名字，皆由我的曾祖父所取。
曾祖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少年时即以山东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英语专科学校，还曾留学美国。他毕业后在厦门和济南两地教书，并在多年以后，将自己的长孙也就是我伯父带在了身边。而伯父确也秉承了世代书香的家风，很顺利地考取了山东农业大学，并在毕业后也留在济南作了老师。但我对伯父的印象，却是从那一封又一封发自东北的信件开始的。
最初的记忆，是穿着墨绿色制服的邮差，常常会到家里来。他在门口高声叫喊爷爷的名字，让他拿印章签收信件和邮包。信是写给爷爷的，每每展开，第一句顶格而写的，总是千篇一律的“父亲大人”。小小的我，并不很懂这其中的含义，但觉得它古色古香，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伯父的字微微倾斜，用的笔很细，应是非常娟秀的草体。我永远都记得信封上的地址：“吉林省蛟河县第六中学”。
是的，从我有记忆，伯父已经在东北了。我出生于1976年，在我多少能看懂伯父信件的时候，他被允许可以回乡。但已经在东北生活了近十年的伯父，选择了留下。此后，便靠着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和一个又一个的邮包，与远在山东的老家与亲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从很小的时候，即对文字敏感。每次伯父有信来，我都会抢着和爷爷一起看。但爷爷在这件事上向来吝啬，他最多让我看看那长长的牛皮纸信封，再看看开头的称谓“父亲大人”，然后便戴上花镜，独自享用信里的内容。那时，伯父的每一封来信，都会让我们全家开心不已。他记挂着老家的一切，并把自己的工资和粮票，源源不断地寄回老家来。
比我父亲大了十几岁的伯父，一直都是单身，头上的黑帽子耽误了他的婚姻。其实伯父很帅，姑姑经常说，伯父个子很高，白净面皮，一派风流倜傥的学者气质。在济南教书的时候，有不少心仪于他的女子，但什么都没有开始便遭遇了文革。一身书卷气且生性耿直的伯父，在遥远而寒冷的东北。那是极孤单的十年，没有亲人，当然也没有爱。
但守在老家的父亲，却早已结婚，并很快就有了我和大姐两个女儿。也许是对于婚姻已不抱希望，也许是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伯父说，把老大的户口迁到我名下吧。于是6岁的大姐，其户口被迁到了东北，她因此成为我们村年龄最小的“吃国库粮的人”。她每月和伯父一样，有属于自己的粮票布票，而伯父会将它们一分不少地寄回老家来。那是70年代末的农村，这每月固定的粮食供给，给了我们家莫大的接济。
就在姐姐的户口迁出不久，父亲更是在伯父的鼓励之下，带着我和母亲，去东北生我的小弟弟。作为家中的长子，伯父要竭尽全力帮助弟弟能够儿女双全，这样也算是为家族的繁衍出了一份力。
于是，4岁那年的东北之行，我第一次见到了伯父。跟姑姑的描述完全一样，伯父高高的，方正的脸庞，白净的面皮，走起路来腰杆挺直，说起话来乡音不改。
谁也没有想到，年过不惑的伯父，居然喜事临门。一个高高瘦瘦、尖下巴、大眼睛、烫着卷发的女人，嫁给了他。
同时“嫁”过来的，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他们是伯母的孩子，其生父早些年因病去世。男孩叫小军，6岁，女孩叫小云，4岁，知书达理的伯父对他们视如己出。
但父母一直都觉得伯父的婚姻有缺憾，倒不是因为伯母结过婚或者带了两个孩子，而是伯母常常会对有些文弱的伯父，发些大大小小的脾气。许是仗了她比伯父年轻，许是仗了她的漂亮。记得母亲曾多次对父亲说：“以前有个卖菜的姑娘，看中了大哥，可是大哥不喜欢……”每次话音未落，便是一声叹息。
也许伯父太过单纯和善良。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遭遇过政治运动。眼看着我们那样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家族，淹没于政治的旋涡，他宁愿呆在偏远的北方安静地教书，他对于一切包括婚姻，都抱了随缘的态度。他也许寂寞，但内心充实，他从来就不去理会那些世俗的偏见。否则，他不会那么轻易地就将大姐的户口，迁到了当时还是单身的他的名下，更不会娶一个结过婚、还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
但无论伯父幸福还是不幸福，父母都不可能继续呆在东北了，他们很快便带了我和刚出生的小弟弟，回到了山东老家。
我们依然会收到伯父从东北寄来的包裹和信件，穿着墨绿色制服的邮差，还是常常会到家里来。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在东北当老师的伯父，他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寄来钱和粮票，还有我们姐弟三人过年的新衣。
终于有一天，伯父在信中给我们送来了更大的喜讯，他刚刚添了女儿，要他的父亲大人给孩子取个名字。爷爷满脸含笑，翻了好几天字典，终于从浩瀚的汉字中，敲定了一个“雯”字。他一本正经地给我讲解其中的含义，我并不很懂。但基于一种感性的认知，我也觉得这个字高雅脱俗，好看而动听。
爷爷的信寄出了，我的小妹妹有了名字。被唤作“雯雯”的小妹，还在4岁那年，随伯父回过一次山东老家。
那时候的伯父，已经五十多岁，这好像是我离开东北后第二次见到他。他的头发少了，脸上多了皱纹，但还是腰板挺直。血缘这东西，真是非常奇妙，尽管我们姐弟和他极少见面，但彼此间却像是日日相处一般熟悉。他唤着我们的乳名，眼神里是和父亲一样的爱意。而刚刚4岁的小堂妹，唇红齿白，明眸善睐。奶奶总是说：“雯雯啊，长了一双丹凤眼。”的确，妹妹很美，就像是仙女落到了凡尘。
但仙女一样的小妹，只回过老家一次。她随伯父返回东北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倒是姐姐因为户口的关系，曾经两次去东北读书。
姐姐的第一次东北之行，给我留下了非常温暖的记忆。我那时读五年级，正沉浸在日益疯狂的阅读中。家里所有的旧书新书包括糊在墙壁和顶棚上的报纸，都已经被我读得滚瓜烂熟。有限的阅读资源，很快就要枯竭，我于是央求要去东北送姐姐的父亲：“爸，别忘了跟伯父要几本书……” 几天后父亲从东北回来，一进门，就在我面前放下了一个蓝色的帆布口袋。我拉开拉链，看见了满满一口袋的书，一本又一本的《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还有各式各样的作文选及文学读物。它们堆在我面前闪闪发光，就好像神笔马良画出的金山。显然，伯父对于小小的我的这个小小的请求，是多么重视。他该是怀了怎样的欣喜，认真地为我挑选书籍，然后仔细地将它们装满了帆布口袋。我知道，伯父对我是有希冀的，而我们老李家，本来就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
姐姐的第二次东北之行在两年之后，或许因为姐姐大了，或许因为即将面临升学与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漂亮的伯母开始对大姐的存在心有芥蒂。终于有一天，她有些歇斯底里地对着父亲和姐姐一顿咆哮：“滚回你们山东老家……”
倔强的父亲没有逗留，他以最快的速度将大姐带了回来。此后，大姐常常给我讲起伯父在东北的工作和生活，我想我们的伯父过得并不如意。
姐姐说，伯父不仅要教书，还承担着所有的家务。洗洗涮涮自不必说，即便是蒸馒头、贴饼子之类相当女人的活儿，也全都是伯父的。也是从姐姐嘴里，我得知伯父教授的是高中生物。姐姐说伯父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生物老师，他在教授男女青春期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遮遮掩掩，而是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得透明清澈。而讲台下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尴尬或偷笑。那些正值妙龄的学生们，非常自然地跟着自己的老师解读自然与生命，坦坦荡荡走过青春期。姐姐讲这些的时候，我正读初中，想起生理卫生课上老师们的欲言又止，我觉得伯父不愧是伯父，他有着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所特有的学识与风度。
但是姐姐回来了，还有她的户口。伯父与我们的联系从那时开始减少，包括后来爷爷奶奶离世，伯父都没有回家奔丧。也许是千里迢迢，也许是身不由己。此后，伯父的音讯少之又少，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伯父和我们竟然彻底断了联系。
1999年，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在家里族长的要求下，让我按照原来的地址，给伯父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竟很快收到了回复，内容很简短，随信还夹寄了30元钱。但那时的我，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里，还来不及为伯父考虑更多。母亲则一直纠结于陈年旧事，她在几次家庭的龃龉摩擦中伤透了心，绝口不再提与伯父有关的点滴。
从那时起，伯父再无消息。但却在父亲去世后的第5个年头，又突然来到了家里。
我那时正在潍坊读函授，母亲打来电话，说伯父来过了，还有我们的哥哥小军。她说伯父已经有些老年痴呆，要表达的意思，都要靠小军翻译。伯父给弟弟带了一件半旧不新的衣裳，小军还留了一个手机号码。他说他在青岛做生意，如果有事，尽可以去找他。
母亲在电话那头诉说，电话这头的我，悄悄地流下泪来。
伯父老了，居然已经老年痴呆。可老年痴呆的他，仍然记得故乡。他记得自己的弟弟已经去世，但弟弟还有一大家子人，还有一个十几年都没见过的亲侄子。我想像着伯父坐在老家炕头上的时候，是怎样迟钝的表情，但他的心是热的，也是明白的。
不过伯父并未久留，他很快就随着哥哥走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独自回了东北，还是跟着哥哥去了青岛。当我十几天后从潍坊赶回来，第一时间便跟母亲要那个电话号码，但母亲搜遍了整个抽屉，却遍寻不着。她常用的那个笔记本上，记了好多生人熟人的电话号码，却偏偏没有哥哥留下的那一个。
我一度非常生母亲的气，我觉得她的不小心里，有着太多的故意。无论伯父和我们有过怎样的龃龉，他终究是我们的伯父，是父亲的一奶同胞，而且曾经那样无私地帮助过我们。还有，我那漂亮如仙女且已经成年的小妹雯雯，不知道她读了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是否已经恋爱结婚，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曾经很多次，想对母亲说：“想办法找找他们吧，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亲人啊！”但几次话到嘴边又被咽了下去，上一代的恩怨和父亲的早逝，给了母亲太多的刺痛。作为晚辈，我应该永远顺从母亲，可我又常常想，如果父亲还在，事情肯定不是这样。
可是父亲早就不在了，姑姑们也不在了，曾经亲如一家的兄妹四人，如今只剩了下落不明的伯父。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整好80岁了。80岁的伯父啊，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你在哪里漂泊？是吉林还是山东，是青岛还是蛟河？今生，我们还能否团圆？
在无数个梦境中，伯父正用亲切的乡音唤我的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