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槟榔跟我们不一样啊，陆客来了会一直看我们，像在看猴子。”
　　新北市的晚上。许阿姨一头白发，手上熟练地包着槟榔，绿叶包覆着绿果，摊开在透明玻璃窗前的小桌子上，招牌前的霓虹灯在夜幕下一闪一闪。
　　这家槟榔摊开在小巷里，说是“摊”，其实是一间大约3.3平方米的小店，和其他开在巷弄、路边、交流道上的槟榔店并无太大差别。不过说起台湾人这一口槟榔，那不同“摊”又有着千差万别的大学问，虽然摊主总会和你说：“槟榔哦，都大同小异啦。”
　　湖南人对槟榔欲罢不能，海峡这端的台湾人，也对槟榔情有独钟。湖南人嚼的是“干槟榔”，台湾人咬的则是“鲜槟榔”，而且一定要加石灰。这种特别的配方，加上“本省”“外省”之争的历史和“享誉全球”的槟榔西施文化，都让槟榔成为游客眼中的一道别样风景。
　　但对本地来说，却是稀松平常的糊口生活。

包“石灰”的槟榔

　　5月11日的台湾，已经可以穿短裤背心夹脚拖这样的夏日“标准配备”了，我沿着大马路一间一间寻访槟榔摊，试图和摊主聊一聊，但基本都被拒绝了。艳阳高照，加上马路上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噪音，惹得人心里焦躁。
　　垂头丧气之际，我走到一间开在下坡口的槟榔摊。
　　一般槟榔摊内坐着的大多是女性，或年轻或年长，而这家店内则是看上去50岁上下的阿伯。他低头包着槟榔，店面布置得很简单，卖的槟榔种类是“普通”和“幼”的“包叶”（“幼”比“普通”的口感更好些）。
　　我向阿伯表明来意，阿伯答：“我在忙啦。”迟疑几秒后他又操着“台味普通话”，指着门口的一把椅子说：“好啦，你坐这边，要问什么你问啦。”
　　只见阿伯左手从篮子里拿出包槟榔的“荖叶”，在毛巾上拭去叶子上的水分，右手用一把小刷子在叶子上抹上一层“白灰”。
　　“我没卖菁仔，那个要泡漂白水，我只卖包叶。你看我这样，擦过去，不能擦回来，两三下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子卷起来。”
　　“幼的，我有剥头。你过来拿一个练一下。”
　　看上去简单，但真要包得像模像样，还得花点功夫练习。叶子的梗要掐掉，横向对折一次，再折一次，然后反过来，卷在食指上，剩下那个尖角塞进去。卷的弧度要适合放入一颗槟榔果。
　　阿伯没让我刷白灰。所谓白灰，就是石灰。石灰分“活灰”和“死灰”，两者采用的烧制石灰的原料不同。而不管是什么灰，石灰都要加工成石灰乳并放置一段时间后，才会成为“槟榔灰”，这种加工过程叫作“养灰”。
　　很少有槟榔摊自己养灰了，但用心的店家，则会用不同的配方来养灰，阿伯加的是米酒、威士忌和中药粉。
　　活灰只能朝同一个方向轻轻刷，反向的话槟榔吃起来会“咬嘴”，嘴巴会破掉。“交流道上那些穿比较辣的哦，用的都是死灰，因为她们不会刷，死灰就可以来回刷。”
　　见我把叶子都要卷烂了也没包好，阿伯嘴里叼着烟，斜斜地笑着，吐出一口白烟，把我手里的叶子拿去，几下就包好了，然后放一颗在嘴里嚼着。“再给你一张试试，你要不要吃一颗看看？”
　　我有点兴奋又紧张。虽然在台湾吃槟榔的人很多，真要找起来，周围还真没吃槟榔的朋友，总觉得槟榔离自己很近又很远，而且很多卖槟榔的女生也说自己卖了很久但从没吃过，“不敢吃”。而对于一个大陆人—我来说，“吃石灰”这件事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
　　但我还是抱着尝试的心情要了一颗。“我给你刷薄薄一层灰啦，不然你和我吃一样的口味哦，你头会晕啦。”阿伯说。我心想，我酒量还不错，含酒槟榔应该难不倒我啊。

很多卖槟榔的女生也说自己卖了很久但从没吃过，“不敢吃”。而对于一个大陆人—我来说，“吃石灰”这件事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

　　我咀嚼起来，第一感觉是“辣、涩、热”，那种滋味很难形容。槟榔的标准吃法，嚼完第一口汁液要吐掉，明明是绿绿的槟榔果，和白灰融合后，吐出来的汁液竟然是红的。难怪很多久吃槟榔的人会“黑齿红唇”。
　　没嚼几下我就吐掉了，很快，我就开始觉得头有点晕，这也是不习惯吃槟榔的人会有的反应，有点像醉酒，整个人开始反应变慢。
　　我还带着从其他槟榔摊买来的“菁仔”，装在一个印有穿三点式辣妹图案的盒子里，这也是从槟榔西施文化衍生而来。菁仔是不包“荖叶”的，把槟榔果对半剖开，剖开后会像苹果一样氧化，导致色泽不佳，所以剖开的槟榔果都会先浸过漂白水，再用清水洗净。菁仔内用的是“红灰”，一种加入香料颜色呈红色的石灰，红灰内再嵌入一片“荖花”。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吃菁仔的人比较多，菁仔也比较适合“入门”，因为吃起来口味甘甜，没那么烈。因为荖花中有强致癌物，所以台湾人慢慢改吃“包叶”槟榔，“包叶”口味更烈些，不仅因为石灰，而是“荖叶”本身就有一股辣味。
　　阿伯说各家槟榔的口味都不同，吃惯了一家的就吃不惯别家的。我拿出我买的菁仔嚼起来，口味的确比较甘甜。然而，嚼着嚼着，我感到头更晕了，喉咙口还有“卡卡”的感觉。
　　没多久，我和阿伯说：“不好意思，我要去吐一下。”

槟榔欧吉桑的江湖往事

　　吐完以后，阿伯从保温杯里给我倒了杯热茶。“喝点热茶就会好了。”
　　阿伯姓陈，自称“槟榔欧吉桑”，新北市人，今年57岁。陈伯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了。阿伯结婚得早，他爱上了在工厂上班的妻子，才认识4个月，父亲说喜欢就去提亲啊，于是18歲结婚，19岁就生下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儿。虽然陈伯独居，但女儿常常来看他，说着就拿出手机来秀照片。 　　陈伯已经在这里卖了二十几年槟榔了，以前台湾经济好、槟榔流行的时候，经营一个摊位就能买下一栋房子，陈伯家也就住在这槟榔摊附近。
　　他指着街对面的工地告诉我，原本他的店开在那里，三面看得到，而且工地工人多，生意比较好。“对面我卖了15年，以前那边做一天4000～6000块（新台币），现在这里只有1000～3000块。”
　　在台湾，吃槟榔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做工的人、卡车司机、计程车司机等，因为槟榔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冬天还能御寒。而夏天虽热，但槟榔有汁，又能解渴。
　　陈伯这槟榔摊内，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冰箱里装着要卖的啤酒、包好的槟榔、新鲜的荖叶和槟榔果，以及他的晚餐，正聊着陈伯就把晚上要吃的生鱼片拿出来退冰，他的脚因为生骨刺，有一点跛。
　　后面堆着些杂物，墙壁看上去很旧了，挂着厨具、茶叶罐等物品，还摆着一台电锅。因为一个人生活，陈伯通常在外面买点小菜，放在电锅里热一热。电锅旁则摆着两瓶威士忌和小音响。“我喝酒的时候就统一关机，不外送了，唱唱卡拉OK，六点半到八点半，然后回家洗澡睡觉。”
　　我们聊得畅快，相约六点半过去喝酒。此时约莫是5点，有邻里带着小孩来买槟榔，陈伯顺手给了她们两根棒棒糖，回头笑眯眯地说：“骗骗小孩子啦。”我心想，明明是很喜欢小孩子嘛。
　　太阳下山后，仍有些闷热，这就是5月的北部台湾，汗从身上一直往下滚，我如约来和陈伯喝酒。小菜已经摆上了，生鱼片、鸡脚、苦瓜，陈伯给我递上切好的芭乐，从冰箱里取出冰块，酒倒好，几杯下肚，江湖之内都是朋友。
　　陈伯也确实是个江湖中人，13岁就开始混迹黑社会，一入就是30年，进过三次监狱，每次时间都不长，只有几个月，因为打架。“那时候江湖很乱，老大说干掉对方，就干啊。”
　　说着还撩起袖子，给我看他左臂的刺青。那是一只鸟，陈伯13岁就纹了，那时候还没机器，是老大用针手工刺的。原本是红色的，因为年代久远，已经褪色变成青色，而且线条变得有些模糊。“当时很痛诶！”

　　“那时候打架，用短刀刺人家的屁股。”陈伯眯着眼睛回忆过往。
　　“那你打架厉害吗？”我问。
　　“不厉害啦，我都看人少才去。”
　　我大笑。陈伯弯腰从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根发黄的软鞭，我说我以为台湾黑社会都像电影《艋舺》里演的那样用刀砍，陈伯辩驳说“这个打人很痛捏”。不过陈伯的确有真家伙，他从后面拿出一把小武士刀，尖尖的刀刃闪着杀气。

台湾有很多像陈伯这样的人，“不做政治”，会区分“台客”和“外客”，但其实并不真的有强烈政治立场，全秉着一股江湖义气而已。

　　“你用这个捅过人没有啊？”
　　“没有啦，捅了还得了。都用短的啦。”
　　我们又干了几杯，此时音响里正播着《我的好兄弟》，陈伯指着MV：“我们以前就是这样。”
　　“我人情世故看得比较多，所以你一进来我就叫你同胞。我们又不做政治，跟你们一样。也有讨厌的大陆人啦，那时候就不跟他讲话。”
　　陈伯说自己是“台客”，而“台客”称1949年以后来台湾的人为“外客”，也就是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陈伯说“台客”黑社会就是讨债、打架，“外客”才会收保护费。而嚼槟榔的人大部分也会被认为比较“台”，或是“台客”（意思是接地气，较有本土气息）。
　　“不做政治”的陈伯看着电视说“韩国瑜要被人家罢免了”，我问你讨厌他吗，他说：“讨厌啊，讲话不算话，高雄发大财，当市长要选‘总统’。”其实台湾有很多像陈伯这样的人，“不做政治”，会区分“台客”和“外客”，但其实并不真的有强烈政治立场，全秉着一股江湖义气而已。
　　聊着喝着，我们还唱起了卡拉OK。陈伯说自己都唱闽南语歌，但最近在学国语歌，而他的歌单大部分都是情歌。我给他拍手，他说“拍手喝一杯”；换我唱，我学他说“拍手喝一杯”。
　　“谁怕谁。”威士忌很快就见了底。
　　唱着唱着，陈伯就豪迈地跑去后面的草丛尿尿。虽然这个槟榔摊在马路边，却是在一个下坡的转角处，山下是停车场，旁边有摩托车修理店，所以后面的位置十分隐蔽。
　　音响里传出梦然的《没有你陪伴真的好孤单》。“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我的心好慌乱，被恐惧填满。”
　　陈伯回来后我问他：“你想你老婆吗？”
　　陈伯醉茫茫：“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在这个槟榔摊里，有一个江湖。而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也因为小小的一颗槟榔，相识在江湖里，在夜色里，在台湾北部的热气和晚风里。

被污名化的“绿金”

　　其实在台湾，说起吃槟榔，大部分人的印象还是“会致癌”“会上瘾”“槟榔根很浅会导致水土流失”“吃槟榔的人背景好像不太好”“以前的槟榔西施穿很露”。就连卖槟榔的李雨棠也跟我说：“槟榔是一种浮不上台面的东西。”
　　住在嘉义曾做运输业的刘伯吃了二十几年槟榔，后来因为家人的强烈反对才戒掉。“开始吃的时候是因为好奇，看朋友咬咬咬就跟着一起，后来瘾就大了。但是是不好啦，会得口腔癌，牙齿坏掉。刚开始戒，我就买口香糖来嚼。” 　　据刘伯的经验，吃槟榔的人中虽然有很大部分基层工人，但其实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生意人都会吃。
　　“贵的时候一颗10块（新台币）诶，有的人一天要咬四五百块，甚至睡觉的时候还要含着咧。”
　　而对于不吃槟榔的人来说，槟榔仿佛又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住在“天龙国”（指台北中心精华地带）、30多岁的设计师李维绿告诉我，小时候觉得会吃槟榔的都是“不好的大人”，因为会吃槟榔的都会喝酒抽烟。
　　“从小就说吃槟榔容易得口腔癌，而且看到吃槟榔的人嘴巴红红的，吐在地上的东西红红的，以为是血。”
　　“还没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时，槟榔摊都用手写或大看板，在交流道200～300公尺的地方到处都是。开始是阿姨在卖，后来变女生，女生穿得不仅短，而且少。”
　　长期服务工人的NGO工作者赵慧晶认为，“槟榔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吃，而主流社会本来就会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觉得没读书啊，这是成见在先。当然医学上说会致癌，我觉得是因人、因量而异。而且吃完槟榔嘴巴红红的，不符合中产阶级对美丽的想象” 。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槟榔是台湾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产于嘉义、南投和屏东，年产值破百亿新台币，养活了不少家庭，获得“绿金”的美誉。而槟榔的走红，也与台湾经济腾飞的90年代有关，因为那时候工地、货车多，工人靠吃槟榔来提神和御寒。随着槟榔的流行，也就衍生出了“檳榔西施”，年轻女孩穿着性感在交流道上招揽生意，但2002年开始取缔很多穿着暴露的槟榔西施，槟榔西施文化也在逐渐没落。

槟榔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吃，而主流社会本来就会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觉得没读书啊，这是成见在先。

　　此外，槟榔子属于第一类致癌物也已被研究证实，长期嚼食容易得口腔癌。而浅根的槟榔树也会造成水土流失，破坏环境。因此台湾便宣导尽量不要吃槟榔，然而，槟榔虽不被官方辅导和鼓励，也未被禁止，整个产业由盘商或公会主导，不透过市场批发。槟榔灰里的成分也都由商贩“自由发挥”。
　　许阿姨的老公嚼着槟榔说：“其实你找我们没有用，你要去找南部的大盘商人，槟榔全部控制在他们手上。我们只是做代工，卖个活口而已。”
　　“我们没有用，我们这种连那种都不如。”他指着对面的711便利店。
　　许阿姨经营的也是这附近的传统槟榔摊，坐在玻璃窗口剪裁叶子，我找了她几次才同意让我采访，因为“现在诈骗很多”。许阿姨64岁了，大学毕业，在学校工作过一阵子，嫁人后为了照顾小孩和家人，才跟先生开起了槟榔摊，一做就是28年，她卖“包叶”和“菁仔”，但她家菁仔的包装盒上没有印辣妹。
　　许阿姨就像陈伯一样，有一些“口是心非”。开始她不让我进去槟榔摊内，因为店内会涉及“金钱流动”，但过了一会儿她就让我进去坐着了，而且聊着聊着许阿姨也是知无不言，笑眯眯地十分亲切。
　　有人过来跟许阿姨借5块钱：“布丁加牛奶，要15块，我明天还你啦。”许阿姨嘴上讲着“你实在很烦诶，那你明天还10块”，然后用力把硬币放在桌子上。知道对方总是5块、10块这样借肯定不会还，许阿姨还是边念边拿给了对方。
　　来买许阿姨槟榔的基本也都是熟客，来了不多话，许阿姨就知道他们要哪一种。不过现在客人少了，不仅是景气的问题。许阿姨的客人“老的老，死的死，牙齿坏的坏”，加上这条街以前只有两三家槟榔摊，现在十几家，生意自然少了。“吃习惯哪家口味就不太会变，就像你吃卤肉饭，每家口味不同，有的人会挑。”
　　许阿姨很容易聊着聊着就讲到自己的事情，讲得眉开眼笑，但若你多问一些，她又会不好意思地说：“你问槟榔的事情啦，不要问我的事啦。”
　　但小小的槟榔的确没有多大玄机，那不过是人生百种味道里的一种。更可爱的是这些人，像是被叶子包裹着的槟榔，辛辣的叶子是外表，绿色的果实是人生，嚼一嚼，融合成性格里的百种面貌、生活里的千般滋味。
　　后来我再见到陈伯的时候，正好他女儿来看他。他约我晚上再去槟榔摊喝酒，我说今天要写文章了，明天吧。
　　“好啊，我每天都在这里。”
　　（应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