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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比较美、中两位植物学泰斗（Professor Arthur Cronquist和李杨汉教授）20世纪80年代编撰的大学《植物学》教材，指出两本教材在编排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提出由此导致的教学效果差异和人才培养差异。笔者提出改革现有的《植物学》编排，以期更加适应新世纪中国大学生对“植物学”学习的需求，更适应大学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需求。
关键词：植物学；教材；中美比较研究
大学“植物学”教学对于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发展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大学《植物学》教材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两位植物学家对中、美大学《植物学》教材编排的贡献巨大：美国的克朗奎斯特教授（Arthur Cronquist，1919—1992）和中国的李扬汉教授（1910—2004）。Arthur Cronquist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克朗奎斯特被子植物分类系统。1982年，他在参阅前人的基础上，精心撰写了植物学教材《Basic botany》的第二版（Arthur Cronquist 1982）。该教材既传承了前人的风格（Richard M.Holman and Wilfred W.Robbins 1951；Sinnott and Wilson 1955；Walter H.Muller 1979），也影响了此后美国大学《植物学》教材的编排（James D.Mauseth 2009）。中国农业植物学的奠基人、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系李扬汉教授对中国大学的《植物学》教材编排影响极为深远。李先生于1939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征得原著者同意，用了两年时间翻译了美国加州大学R. M.Holman与W. W. Robbins合著的《普通植物学》教本， 并于1943年在成都出版发行。《普通植物学》是我国近代的第一部中文植物学教科书，被列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丛书，满足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国内高等院校师生的需要。1946年，李先生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重编《普通植物学》（上、下册），该书经教育部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扬汉，1948）。自1956年起，李扬汉教授受农业部委托，主编和修订了历届全国统编植物学教材（李扬汉，1958）。2004年去世，享年91岁。
本文选择中、美这两位重量级专家20世纪80年代编撰的大学《植物学》教材，试图通过比较两本教材的编排差异，以期对植物学人才培养工作有所借鉴。
一、中美两位先辈《植物学》教材编排
比较
1. 克朗奎斯特《植物学》教材编排
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篇幅占25%）：依次是植物学是科学、植物学分类基础知识、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介绍、细胞基本结构、有丝分裂、水和溶剂的吸收、光合作用、呼吸、分子遗传、减数分裂。第二部分是植物体（篇幅占58%）：依次是原核生物、绿藻、真菌、苔藓、蕨类、裸子、被子植物组织、被子植物根、被子植物茎、被子植物叶、被子植物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被子植物繁殖、被子植物分类、被子植物经济价值。第三部分是种群和群落（篇幅占12%）：依次是遗传、进化、群落。最后一章第32章（篇幅占5%），按照定距检索表的形式，编写了74种美国常见街道和庭院树种，并配了图。这一章作者自己也觉得放在那儿不合适，但他依然坚持放在此处。作者在前言中解释说：“Regardless of what other botanists may expect， the folks at home expect a botany student to know the trees.”。从教材的编排上，这一部分单独作为一个章，确有些不妥，但作为一个附录我个人认为倒是可以的。
2. 李扬汉教授《植物学》教材编排
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篇幅占1%）。第二部分是被子植物形态结构与功能（篇幅占59%）：依次是种子和幼苗、细胞和组织、根、茎、叶、营养器官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花、果实。第三部分是植物界的类群与分类（篇幅占28%）：依次是植物分类基础知识、植物界基本类群、被子植物42个科介绍和分类系统简介。第四部分是植物生态、群落和植被（篇幅占12%）：依次包括植物生态、群落、自然植物群落的类型及中国植被的分区。
3. 中美植物学教材编排框架比较
比较发现，植物种群和群落部分在中美《植物学》教材中所占比例都为12%左右。但是，相比美国的《植物学》教材，中国的《植物学》教材中没有遗传、进化章节；形态解剖和分类部分，在中国《植物学》教材占87%，在美国《植物学》教材占60%左右；绪论和前言部分，在美国《植物学》教材占25%，在中国《植物学》教材，经删减和压缩，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介绍、光合作用、呼吸、分子遗传等内容没有保留。中美《植物学》教材在形态解剖和分类部分相似度较高，甚至有些图片相同，这源于中国《植物学》教材最初来自美国加州大学R. M.Holman与W. W. Robbins合著的《普通植物学》教本，而美国《植物学》教材也是传承前人的缘故（Arthur Cronquist 1982）。
有关中国《植物学》教材中被删减的章节，笔者查阅了李扬汉先生1948年的普通植物学教材、1958年的植物学教材以及1984年的植物学教材，发现这些章节内容是被逐渐删减的，可能是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了逐渐适应当时国内《植物学》教学情况。这些章节被删除也可能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有关。以遗传学章节为例，从1949年一直到20世界50年代末，不管是遗传学的前苏联“米丘林学说”还是美国的“摩尔根学说”，都是与政治立场挂钩的。1952年教育部甚至召开了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在农业院校取缔摩尔根的“遗传学”这门课程，规定设立米丘林的“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学”并作为重要课程加以安排。美国摩尔根派由于政治的原因遭遇打击，直至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美国的“摩尔根”学说又开始被讲授。反映在李先生的《植物学》教材遗传学部分：1948年版是介绍孟德尔学说、1958年版介绍米丘林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1984版被完全删除。此外，绪论部分（美国植物学教材称为前言）也是被逐渐压缩，由原先的18页删减到14页，后来只剩下4页，如植物学是科学、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介绍等内容在1948年《植物学》版本中是有的，在1958年版中则无，1984年版亦无。 二、《植物学》教材编排差异导致教学
效果差异和人才培养差异
1. 教材编排差异导致教学效果差异
教育家卢梭认为学问就像无边无际的海洋，一个学了这门知识又学那门知识的人就像海滩上拾贝壳的孩子，拾起一些又不得不扔掉一些，最后只能空手而归。如卢梭所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激发学生对知识的自然兴趣，始终是考量教学的一竿标尺。
上述比较表明，中美大学《植物学》教材中解剖结构和形态分类相对“死”的部分都占有很大篇幅，但中国的大学《植物学》教材中缺乏美国大学《植物学》教材中“活”的内容，如生理、遗传、进化等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是现代植物学进展快速的部分，也正是植物学的魅力所在。《植物学》教材编排上的差异带来教学效果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学生兴趣上的差异。美国《植物学》教材中，由于具有现代植物学进展“活”的内容，植物的解剖结构和形态分类相对“死”的内容也随之变得“活”起来。其中列举了大量科学实验事例，图文并茂，如列举了在不同温度下红光对于烟草种子萌发产生的效果。这样的教材编排更能体现植物学是通过训练学生对植物的观察和发现，从而使学生通过学习产生兴趣和爱好，进而提出假设、开展实验和提升理论的自然科学。教学过程中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植物学的兴趣和培养创新性思维。中国目前《植物学》教材包括了较多植物形态解剖和分类相对“死”的内容，这样的教材编排使得生在学习《植物学》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植物学》是一门需要大量死记硬背的描述性课程，甚至很多老师也强调《植物学》是门描述性的课程。一旦这种观念形成，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1）我们所面对的学生对象对描述性学科兴趣不高。理科生是以逻辑推理擅长，不是以死记硬背见长，这一点不难从进入21世纪后南京农业大学学生对以植物学解剖分类的毕业论文选择少以及专门考植物学解剖分类研究生的比例少上看出。（2）由于学生兴趣缺失，即便知识很容易获取，也不能吸收内化为己有。笔者也承担三年级学生的“植物组织培养”课程教学工作，调查了三届三年级学生的植物解剖结构和分类知识，发现多数学生对学过的植物学知识所剩无几。（3）学生兴趣难以提升，学生的思维受到极大束缚，学习知识转化为创新性的效果就不会太好。
2. 教材编排差异导致人才培养差异
新世纪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大学对学生的培养正在由让学生接受外界刺激即理解、消化、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转向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发明，二是发现。在创新性的三个组成部分（意识、思维过程和活动）中，创新性思维是其核心。只有“活”的知识才有助于学习者以新颖的方式理解和解决问题，“死”的知识反而会束缚学习者的思维。由此可见，《植物学》教材编排中“活”的部分的缺失，制约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从而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因此，植物学作为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学科的创新基础，其《植物学》教材编排需要体现植物学是自然科学，是主要训练学生对植物的观察和发现，进而使得学生通过学习，能产生对植物学的兴趣和爱好，进而提出假设，开展实验和提升理论的。这样，学生才能将教材内容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将植物学知识用于今后的创新实践中。
三、启发：《植物学》教材编排应满足新世纪人才培养需要
笔者认为，大学《植物学》教材应该包含生长发育、生理生态、遗传进化等内容，即使由于课时的限制，教师对有些部分略讲，有些部分详讲，但一旦某些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对教师略讲部分甚至钻研更深，如讲到花时，提到科学家通过发现某种植物花突变特殊实验材料，进而如何克隆开花调控基因，然后基因进化分析等内容。一方面增强学生对花章节的兴趣，一方面也明确了植物学学习与创新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学生的主动性得以调动，明白不是为了克隆而克隆，为了技术而技术，不是因为老师讲授了花的结构所以就记忆花的结构。学生明白了学习植物学的意义，主动性和兴趣性会进一步得以调动，从而也使得教学效果会得以进一步提升：学生明白为何要学植物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会积极主动地思考和探索，不仅利用课堂时主动发问，而且会在课后和老师主动交流，课堂效果进一步提升。而且，有时学生的不经意发问往往是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许成为他们将来致力于植物学研究的方向，如有的学生问，是不是能像指纹识别一样，将来我们随身佩戴小仪器就可识别世界上的所有植物呢？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够通过计算机科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综合起来使这个现在看来不可能的愿望变成为现实。
综上，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学科基础的大学《植物学》教材如果能把美国大学《植物学》教材中“活”的部分，即生长发育、生理生态、遗传进化等内容重新添加进来，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植物学兴趣，培养积极主动的创新思维，培养创新性人才。
参考文献：
[1] 贺学礼. 植物学（第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李扬汉. 普通植物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 李扬汉. 植物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4] 李杨汉. 植物学（第2版）[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5] 马炜梁. 植物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 强胜. 植物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 赵桂仿. 植物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8] Arthur Cronquist. Basic botany.（second edition）[M].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1982.
[9] James D.Mauseth. Botany： An introduction to plant biology.（fourth edition）[M] .Jones and barttett publishers.2009.
[10] Richard M.Holman and Wilfred W.Robbins. A textbook of general botan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 John.wiley and sons， inc，New York. 1951.
[11] Sinnott and Wilson. Botany：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6th edition）[M]. Mcgro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5.
[12] Walter H.Muller. Botany. （Fourth edition）[M]. Macamillan publishing，co.inc. New York.1979.
[责任编辑：周 杨]
关键词：植物学；教材；中美比较研究
大学“植物学”教学对于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发展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大学《植物学》教材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两位植物学家对中、美大学《植物学》教材编排的贡献巨大：美国的克朗奎斯特教授（Arthur Cronquist，1919—1992）和中国的李扬汉教授（1910—2004）。Arthur Cronquist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学家，提出了著名的克朗奎斯特被子植物分类系统。1982年，他在参阅前人的基础上，精心撰写了植物学教材《Basic botany》的第二版（Arthur Cronquist 1982）。该教材既传承了前人的风格（Richard M.Holman and Wilfred W.Robbins 1951；Sinnott and Wilson 1955；Walter H.Muller 1979），也影响了此后美国大学《植物学》教材的编排（James D.Mauseth 2009）。中国农业植物学的奠基人、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系李扬汉教授对中国大学的《植物学》教材编排影响极为深远。李先生于1939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征得原著者同意，用了两年时间翻译了美国加州大学R. M.Holman与W. W. Robbins合著的《普通植物学》教本， 并于1943年在成都出版发行。《普通植物学》是我国近代的第一部中文植物学教科书，被列入金陵大学农学院丛书，满足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国内高等院校师生的需要。1946年，李先生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重编《普通植物学》（上、下册），该书经教育部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扬汉，1948）。自1956年起，李扬汉教授受农业部委托，主编和修订了历届全国统编植物学教材（李扬汉，1958）。2004年去世，享年91岁。
本文选择中、美这两位重量级专家20世纪80年代编撰的大学《植物学》教材，试图通过比较两本教材的编排差异，以期对植物学人才培养工作有所借鉴。
一、中美两位先辈《植物学》教材编排
比较
1. 克朗奎斯特《植物学》教材编排
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篇幅占25%）：依次是植物学是科学、植物学分类基础知识、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介绍、细胞基本结构、有丝分裂、水和溶剂的吸收、光合作用、呼吸、分子遗传、减数分裂。第二部分是植物体（篇幅占58%）：依次是原核生物、绿藻、真菌、苔藓、蕨类、裸子、被子植物组织、被子植物根、被子植物茎、被子植物叶、被子植物与环境的相互影响、被子植物繁殖、被子植物分类、被子植物经济价值。第三部分是种群和群落（篇幅占12%）：依次是遗传、进化、群落。最后一章第32章（篇幅占5%），按照定距检索表的形式，编写了74种美国常见街道和庭院树种，并配了图。这一章作者自己也觉得放在那儿不合适，但他依然坚持放在此处。作者在前言中解释说：“Regardless of what other botanists may expect， the folks at home expect a botany student to know the trees.”。从教材的编排上，这一部分单独作为一个章，确有些不妥，但作为一个附录我个人认为倒是可以的。
2. 李扬汉教授《植物学》教材编排
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篇幅占1%）。第二部分是被子植物形态结构与功能（篇幅占59%）：依次是种子和幼苗、细胞和组织、根、茎、叶、营养器官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花、果实。第三部分是植物界的类群与分类（篇幅占28%）：依次是植物分类基础知识、植物界基本类群、被子植物42个科介绍和分类系统简介。第四部分是植物生态、群落和植被（篇幅占12%）：依次包括植物生态、群落、自然植物群落的类型及中国植被的分区。
3. 中美植物学教材编排框架比较
比较发现，植物种群和群落部分在中美《植物学》教材中所占比例都为12%左右。但是，相比美国的《植物学》教材，中国的《植物学》教材中没有遗传、进化章节；形态解剖和分类部分，在中国《植物学》教材占87%，在美国《植物学》教材占60%左右；绪论和前言部分，在美国《植物学》教材占25%，在中国《植物学》教材，经删减和压缩，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介绍、光合作用、呼吸、分子遗传等内容没有保留。中美《植物学》教材在形态解剖和分类部分相似度较高，甚至有些图片相同，这源于中国《植物学》教材最初来自美国加州大学R. M.Holman与W. W. Robbins合著的《普通植物学》教本，而美国《植物学》教材也是传承前人的缘故（Arthur Cronquist 1982）。
有关中国《植物学》教材中被删减的章节，笔者查阅了李扬汉先生1948年的普通植物学教材、1958年的植物学教材以及1984年的植物学教材，发现这些章节内容是被逐渐删减的，可能是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了逐渐适应当时国内《植物学》教学情况。这些章节被删除也可能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有关。以遗传学章节为例，从1949年一直到20世界50年代末，不管是遗传学的前苏联“米丘林学说”还是美国的“摩尔根学说”，都是与政治立场挂钩的。1952年教育部甚至召开了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在农业院校取缔摩尔根的“遗传学”这门课程，规定设立米丘林的“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学”并作为重要课程加以安排。美国摩尔根派由于政治的原因遭遇打击，直至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美国的“摩尔根”学说又开始被讲授。反映在李先生的《植物学》教材遗传学部分：1948年版是介绍孟德尔学说、1958年版介绍米丘林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学说、1984版被完全删除。此外，绪论部分（美国植物学教材称为前言）也是被逐渐压缩，由原先的18页删减到14页，后来只剩下4页，如植物学是科学、物理和化学基础知识介绍等内容在1948年《植物学》版本中是有的，在1958年版中则无，1984年版亦无。 二、《植物学》教材编排差异导致教学
效果差异和人才培养差异
1. 教材编排差异导致教学效果差异
教育家卢梭认为学问就像无边无际的海洋，一个学了这门知识又学那门知识的人就像海滩上拾贝壳的孩子，拾起一些又不得不扔掉一些，最后只能空手而归。如卢梭所说，“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有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研究学问的方法。毫无疑问，这是所有一切良好的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激发学生对知识的自然兴趣，始终是考量教学的一竿标尺。
上述比较表明，中美大学《植物学》教材中解剖结构和形态分类相对“死”的部分都占有很大篇幅，但中国的大学《植物学》教材中缺乏美国大学《植物学》教材中“活”的内容，如生理、遗传、进化等内容，而这部分内容是现代植物学进展快速的部分，也正是植物学的魅力所在。《植物学》教材编排上的差异带来教学效果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学生兴趣上的差异。美国《植物学》教材中，由于具有现代植物学进展“活”的内容，植物的解剖结构和形态分类相对“死”的内容也随之变得“活”起来。其中列举了大量科学实验事例，图文并茂，如列举了在不同温度下红光对于烟草种子萌发产生的效果。这样的教材编排更能体现植物学是通过训练学生对植物的观察和发现，从而使学生通过学习产生兴趣和爱好，进而提出假设、开展实验和提升理论的自然科学。教学过程中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植物学的兴趣和培养创新性思维。中国目前《植物学》教材包括了较多植物形态解剖和分类相对“死”的内容，这样的教材编排使得生在学习《植物学》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植物学》是一门需要大量死记硬背的描述性课程，甚至很多老师也强调《植物学》是门描述性的课程。一旦这种观念形成，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1）我们所面对的学生对象对描述性学科兴趣不高。理科生是以逻辑推理擅长，不是以死记硬背见长，这一点不难从进入21世纪后南京农业大学学生对以植物学解剖分类的毕业论文选择少以及专门考植物学解剖分类研究生的比例少上看出。（2）由于学生兴趣缺失，即便知识很容易获取，也不能吸收内化为己有。笔者也承担三年级学生的“植物组织培养”课程教学工作，调查了三届三年级学生的植物解剖结构和分类知识，发现多数学生对学过的植物学知识所剩无几。（3）学生兴趣难以提升，学生的思维受到极大束缚，学习知识转化为创新性的效果就不会太好。
2. 教材编排差异导致人才培养差异
新世纪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大学对学生的培养正在由让学生接受外界刺激即理解、消化、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转向重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自学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发明，二是发现。在创新性的三个组成部分（意识、思维过程和活动）中，创新性思维是其核心。只有“活”的知识才有助于学习者以新颖的方式理解和解决问题，“死”的知识反而会束缚学习者的思维。由此可见，《植物学》教材编排中“活”的部分的缺失，制约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从而不利于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因此，植物学作为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学科的创新基础，其《植物学》教材编排需要体现植物学是自然科学，是主要训练学生对植物的观察和发现，进而使得学生通过学习，能产生对植物学的兴趣和爱好，进而提出假设，开展实验和提升理论的。这样，学生才能将教材内容与实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将植物学知识用于今后的创新实践中。
三、启发：《植物学》教材编排应满足新世纪人才培养需要
笔者认为，大学《植物学》教材应该包含生长发育、生理生态、遗传进化等内容，即使由于课时的限制，教师对有些部分略讲，有些部分详讲，但一旦某些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对教师略讲部分甚至钻研更深，如讲到花时，提到科学家通过发现某种植物花突变特殊实验材料，进而如何克隆开花调控基因，然后基因进化分析等内容。一方面增强学生对花章节的兴趣，一方面也明确了植物学学习与创新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学生的主动性得以调动，明白不是为了克隆而克隆，为了技术而技术，不是因为老师讲授了花的结构所以就记忆花的结构。学生明白了学习植物学的意义，主动性和兴趣性会进一步得以调动，从而也使得教学效果会得以进一步提升：学生明白为何要学植物学，在学习的过程中会积极主动地思考和探索，不仅利用课堂时主动发问，而且会在课后和老师主动交流，课堂效果进一步提升。而且，有时学生的不经意发问往往是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许成为他们将来致力于植物学研究的方向，如有的学生问，是不是能像指纹识别一样，将来我们随身佩戴小仪器就可识别世界上的所有植物呢？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够通过计算机科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综合起来使这个现在看来不可能的愿望变成为现实。
综上，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学科基础的大学《植物学》教材如果能把美国大学《植物学》教材中“活”的部分，即生长发育、生理生态、遗传进化等内容重新添加进来，将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植物学兴趣，培养积极主动的创新思维，培养创新性人才。
参考文献：
[1] 贺学礼. 植物学（第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李扬汉. 普通植物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 李扬汉. 植物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4] 李杨汉. 植物学（第2版）[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5] 马炜梁. 植物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6] 强胜. 植物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 赵桂仿. 植物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8] Arthur Cronquist. Basic botany.（second edition）[M].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1982.
[9] James D.Mauseth. Botany： An introduction to plant biology.（fourth edition）[M] .Jones and barttett publishers.2009.
[10] Richard M.Holman and Wilfred W.Robbins. A textbook of general botany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 John.wiley and sons， inc，New York. 1951.
[11] Sinnott and Wilson. Botany：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6th edition）[M]. Mcgro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5.
[12] Walter H.Muller. Botany. （Fourth edition）[M]. Macamillan publishing，co.inc. New York.1979.
[责任编辑：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