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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摩罗先生的《让传统文化经典重回中小学课堂》（载《语文学习》2011年第1期）一文，很有感触，但对其观点却断不敢认同。
论证伊始，摩先生就指出了蔡元培的严重罪行，说蔡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的教育改造造成的后果是“莘莘学子日夜所习，尽是西学内容。自此以后，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放弃自己的文化将近百年，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了将近百年”，这样的评价是偏激的、有失公允的。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蔡元培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其中的公民道德教育、美育教育、世界观的教育，虽然和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了较大差别，但仍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而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面对我们今天应试教育的轻视体育等基本素质、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状况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对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有重要意义。
当然，处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期，面对几千年的封建重压和长时期的“闭关锁国”造成的落后挨打局面，蔡先生也免不了矫枉过正，显得偏激和激进，但说以他的主张和措施为发端导致我们的民族“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了将近百年”，则不但是对蔡先生个人的否定，甚至是对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否定。
虽然摩先生也说“世易时移，今天的教育当然不能只教古代经典……也应该避免历史上只重儒家文化……的片面做法。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个复杂的、开阔的、开放的体系”，但整体上来讲，摩先生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错误的理解，并因而提出了错误的主张。
摩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封闭的、静止的文化。
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很早以来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是汉族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影响、交融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交流发展的结果。前者可以蒙古文化、满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为典型，后者则可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为起点。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虽有曲折，但总体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从现实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全面交融。现在，一方面，我们的孔子学院快要遍布全球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谓地球成了“地球村”。
面对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影响的“愈演愈烈”，我们有些人感到有些紧张，有些茫然，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陷入了复古主义的泥淖，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
怎么面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呢？我们的前人早已做了明确的回答，这些回答高屋建瓴，辩证而睿智。
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回答。
鲁迅先生主张“拿来主义”。对文化遗产和外国的东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是“占有”“挑选”、创新。即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毛泽东同志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这些论述虽带有一定的历史内涵，但其原则在今天仍然没有过迟，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对传统文化当然同样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是这样，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也绝不可能重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去。
摩先生把近代以来国家的落后归咎于“蔡先生们”，真是南辕北辙。殊不知，虽然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创造过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但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自身已失去活力，特别是后期统治者闭关锁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失去了交流，失去了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的民族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那么，我们今天经过艰难探索找到的民族复兴之路绝对不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倒退之路，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趟过深水区的全新之路！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都敢于主动地敞开胸怀拥抱其他文化，虽然碰撞的过程难免痛苦曲折，但碰撞最终会使这个民族日益清醒与成熟，从而使本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嬗变中获得永葆青春的活力，又怎么会“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
最后，摩先生说，他的“让四书五经重回课堂”的主张获得了“84%的人赞成”，我觉得这是片面抽查得出的结论。一方面，本人教高中语文二十多年，学生们最头痛文言文，更遑论还能“中国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至少应该有一半课时用来学习中国古代经典”！这样的提法让人想到了封建科举！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另一方面，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化经典”的比例还少吗？以5本新版语文高中必修教材为例，每册4个单元，其中有1个或2个文言文或古典诗歌单元，其他单元中还有古代文化经典的元素，真正的外国作品比例很低，外国现当代作品更是少得可怜。此情此景，如果在中小学教材中再增加“四书五经”的话，学生们怕会罢课！
所以说，“让传统文化经典重回中小学课堂”，不可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涟源市第一中学）
论证伊始，摩先生就指出了蔡元培的严重罪行，说蔡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的教育改造造成的后果是“莘莘学子日夜所习，尽是西学内容。自此以后，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放弃自己的文化将近百年，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了将近百年”，这样的评价是偏激的、有失公允的。
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蔡元培先生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其中的公民道德教育、美育教育、世界观的教育，虽然和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了较大差别，但仍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而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面对我们今天应试教育的轻视体育等基本素质、脱离社会实际需要的状况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对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有重要意义。
当然，处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期，面对几千年的封建重压和长时期的“闭关锁国”造成的落后挨打局面，蔡先生也免不了矫枉过正，显得偏激和激进，但说以他的主张和措施为发端导致我们的民族“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了将近百年”，则不但是对蔡先生个人的否定，甚至是对以“民主、自由”为旗帜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否定。
虽然摩先生也说“世易时移，今天的教育当然不能只教古代经典……也应该避免历史上只重儒家文化……的片面做法。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看作一个复杂的、开阔的、开放的体系”，但整体上来讲，摩先生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错误的理解，并因而提出了错误的主张。
摩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当成了封闭的、静止的文化。
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的文化很早以来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是汉族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影响、交融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交流发展的结果。前者可以蒙古文化、满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为典型，后者则可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为起点。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虽有曲折，但总体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从现实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全面交融。现在，一方面，我们的孔子学院快要遍布全球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谓地球成了“地球村”。
面对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影响的“愈演愈烈”，我们有些人感到有些紧张，有些茫然，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却陷入了复古主义的泥淖，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
怎么面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呢？我们的前人早已做了明确的回答，这些回答高屋建瓴，辩证而睿智。
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的回答。
鲁迅先生主张“拿来主义”。对文化遗产和外国的东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是“占有”“挑选”、创新。即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毛泽东同志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这些论述虽带有一定的历史内涵，但其原则在今天仍然没有过迟，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对传统文化当然同样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是这样，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也绝不可能重回“闭关锁国”的时代去。
摩先生把近代以来国家的落后归咎于“蔡先生们”，真是南辕北辙。殊不知，虽然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创造过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但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自身已失去活力，特别是后期统治者闭关锁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失去了交流，失去了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的民族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那么，我们今天经过艰难探索找到的民族复兴之路绝对不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倒退之路，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趟过深水区的全新之路！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都敢于主动地敞开胸怀拥抱其他文化，虽然碰撞的过程难免痛苦曲折，但碰撞最终会使这个民族日益清醒与成熟，从而使本民族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嬗变中获得永葆青春的活力，又怎么会“在别人的文化中迷失”？
最后，摩先生说，他的“让四书五经重回课堂”的主张获得了“84%的人赞成”，我觉得这是片面抽查得出的结论。一方面，本人教高中语文二十多年，学生们最头痛文言文，更遑论还能“中国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至少应该有一半课时用来学习中国古代经典”！这样的提法让人想到了封建科举！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另一方面，我们的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化经典”的比例还少吗？以5本新版语文高中必修教材为例，每册4个单元，其中有1个或2个文言文或古典诗歌单元，其他单元中还有古代文化经典的元素，真正的外国作品比例很低，外国现当代作品更是少得可怜。此情此景，如果在中小学教材中再增加“四书五经”的话，学生们怕会罢课！
所以说，“让传统文化经典重回中小学课堂”，不可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涟源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