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就是被后来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建党之前，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由读私塾、考秀才、任教到赴日本留学，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再回国革命。在我党创始之初的“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从上世纪20年代直至70年代，惟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已经妇孺皆知，那么，董必武这位中共元老又是走过怎样一条壮丽的革命人生路呢？
　　
　　“五四”新风下的痛定思痛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5年后毕业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1915年，董必武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董必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
　　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
　　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董必武经历了封建王朝、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无数的坎坷磨难之后，他的思想开始产生了很大的飞跃——转向共产主义。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
　　1920年，李汉俊这位从日本归国的学生、董必武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董必武商量。董必武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这个组织于1920年9月组成。
　　1921年7月，董必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会议。此时的他35岁，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出席“一大”的还有陈潭秋。湖南派何叔衡（于1935年由江西中央红军根据地向福建转移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和毛泽东参加会议。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和汪伪政府要员，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邓恩铭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王尽美1925年病逝）。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位是荷兰人（中国名字叫马林），另一位是俄国人。
　　


　　原本陈独秀是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的，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出席会议。“一大”参会成员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
　　会议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会议还决定党员不能加入任何别的政党，包括孙中山的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汉俊等人。
　　除董必武以外，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中，还有一些是老同盟会员，例如陈独秀、戴季陶和沈玄庐。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董必武担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
　　那时，武汉中学成为共产党在湖北的中心。党支部由包括董必武在内的5个人组成。不久，董必武指导他最进步的10名学生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后来，在创建党支部的5个人中，有3个人离开了党，只有陈潭秋和董必武坚持信仰。
　　不久，武汉成为一个共产党的重要基地。党原拟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一个名叫马耶夫的俄国共产党员和他的妻子来到武汉任教，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1921年夏天，陈独秀亲自来到武汉，并在一所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恰巧遇到一位与该校有联系的工人。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位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并通过他和棉厂的一些工人取得联系。这样，党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扩展。
　　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其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恽代英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1921年恽代英在武汉入了党，1931年牺牲。
　　湖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共有30名代表出席。湖北党组织派学生到农村去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他们的工作对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有很大影响。
　　董必武的第二个工作是去四川重新做过去做过的争取军事力量转向革命的工作，这是老的策略。那时，四川某些军队有反军阀倾向，所以董必武到那里去开展这个运动。董必武花了一年时间做这个工作，后来党组织又命令董必武回湖北工作。另外，武汉中学急需经费，也要董必武回来为之筹款。
　　


　　董必武回来看到学校和工厂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那时，平汉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有个劳动组合书记部就设在长辛店。
　　当董必武回到武汉时，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担任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由于董必武因仅仅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名的国民党员，并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仍然能够留在武汉。直到1927年大革命前，就连董必武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董必武的妻子到武汉后才知道此事。
　　
　　国共合作的积极
　　促进者和参与者
　　
　　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曾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董必武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建立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湖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工作。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1926年三四月间，董必武受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派遣秘密奔赴长沙，做争取赵恒锡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的工作。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唐生智任该军军长，参加了北伐。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做北伐前的准备工作。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七八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了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月至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一阴谋。1927年2月24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他还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府。
　　
　　赴苏学习期间融会理论与实践
　　
　　1927年12月，董必武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惨遭杀害，情况万分危急，董必武成为蒋介石、汪精卫追捕的目标。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派董必武去苏联学习。
　　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在月黑风高之夜，董必武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刚刚离去，他在武汉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会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到达苏联后，董必武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学校专为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李哲时等30多人办了一个特别班。
　　由于学员年龄较大，大家都称特别班为“老头班”。1929年春，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董必武，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董必武因英文比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转入列宁学院（即苏共党校）英文班进修，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张国焘、王若飞、李立三等。
　　董必武在莫斯科期间，始终努力学习，深入钻研，深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在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时，他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刻苦攻读英文和俄文，以至有人提意见说，董必武总是占着图书馆的一张桌子，到吃饭时才离开。董必武在自己努力学习的同时，还担任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老师和政治辅导工作。他将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的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并亲自下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他深入到群众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并将这种亲身体验整理成报告。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并在全校展出。
　　


　　1931年冬，董必武从列宁学院毕业，因其学习成绩优异，列宁学院计划将他留校工作，后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遵照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于次年3月离开苏联回国。
　　
　　中共第一任法院院长
　　
　　经过漫长的旅行，1932年董必武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他最初的职务是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董必武刚到中央苏区，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之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不久，杨尚昆被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院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董必武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续，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率一支特殊连队胜利走完长征
　　
　　难能可贵的是，当董必武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且任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妇女队队长。董必武等人率领的这支小队伍，以顽强的毅力和超常的精神，战胜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这是与董必武的英明领导和精心统筹密不可分的。作为长征中特殊连队党总支书记的董必武，因其德高望重，特别是他尽心尽责的认真劲儿，被大家公认为是连队的“保护神”，被大家称赞是个“三不停”的人：
　　一是脑子不停。董必武深深知道，这支连队虽然不能打仗，但每个人对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为了把这支队伍带好，每次出发前，他总是先周密地预测前进路上可能发生的问题，设想好应付困难的方案。行军到宿营地后，董必武躺在床上，脑子一刻也不闲着，像过电影一样，过滤一下全连每个战士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指掌，再准备好次日早晨出发时嘱咐战士行军应注意的事项。
　　二是手脚不停。每到住地，董必武把背包一撂，总是要到战士的各住宿地察看一遍，看队伍齐了没有，住房安排得是否合适安全，伤病员有没有服药用的开水，战士有没有办法用热水烫烫脚。出发前，董必武比别人起得都早，看看炊事员是否已经在做饭。临出发，他每次都要带上指导员李坚真、连长侯政一个住地一个住地检查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如果发现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路上请民工抬担架是一个难事。民工各家都有老小，不愿随红军走得太远，这属于人之常情。为了解决民工问题，董必武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规定请民工一般不得超过两天，到期后，除发给民工工钱之外，董必武还为每个民工写下一个证明，免得后续部队重复雇请他们。董必武想得十分周到。行军时，董必武的行囊中总是带着纸、笔、墨，遇到好一点的墙壁，就写上革命标语，以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随时随地宣传和教育当地群众。
　　三是嘴不停。每到住地，董必武常常寻找机会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党的政策。行军休息时，董必武还常常向聚集在他身边的战士讲革命传统，讲古今故事，有时还和徐特立、谢觉哉在一起吟诗作赋，用这些方式教育、激励战士，鼓舞战士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种种困难。他经常告诉战士要有“三顶”精神，即顶得住困难，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
　　在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董必武与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成连党总支委员会，同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干休连“三老”。为了坚持长途行军，董必武到了黎平才买下了一双破胶鞋。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此，董必武十分兴奋，虽然他平时不喝酒，这次也特意买酒庆贺，并即兴作诗曰：
　　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
　　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
　　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
　　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董必武以近50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率领包括30位女红军在内的特殊连队，不仅在四渡赤水、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原时都顺利地随大部队行走，而且常把分配给他的马匹，让给伤病员骑用，自己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草地。
　　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董必武回忆这段长征经历时说：“13个月时光，在不断地战胜敌人500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这是英勇无畏的红军的创作，已为全世界人惊叹为空前的奇迹了。”
　　
　　中央隆重发电祝寿的尊者
　　
　　来到延安之后，董必武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代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他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1939年到1944年，董必武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重庆等城市战斗了7年。他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揭露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1943年，董必武将满58岁。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好友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隐蔽来变通开展工作就成为常见的一种方法。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党中央决定给董必武提前祝寿，以“祝寿”活动作为突破封锁、广泛交友的一种手段。
　　194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董必武60大寿，对董必武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董必武同志：
　　庆贺今年你的六十大寿。你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你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三十二年来，你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4年元旦
　　董必武把自己工作中的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1月3日，他给中共中央发去感谢电：
　　


　　中央委员会：
　　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谢之至。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党的二十二年来伟大的发展，光辉的成绩，已博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扬，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了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董必武
　　在20世纪40年代，董必武曾经两度成为新闻人物：一是1945年4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二是他从美国回来，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董必武具有忠厚长者的风范，又以学识渊博著称。他自幼古文便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且留学国外多年，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自抗战开始后，他有长达10年的时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战工作。期间他广交朋友，以学识和人品赢得各界好评。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中共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5名成员中让出1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共产党的代表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
　　到美国后，董必武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苍劲地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董必武逝世时，联合国秘书长专门发来唁电，称其为参与创建者之一。
　　
　　新中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董必武在任职副总理期间，担任防洪总指挥，亲抓察哈尔鼠疫防治工作，进行土改，并积极参与政法、金融工作等。他的思想理论的精髓有一条就是依法治国。他在世时，他的思想虽然没有得到落实，但他还是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
　　1949年，董必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体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董必武已是八旬老人，且身体多病。按理，为人民奋斗了一辈子，身体又不好，应该享受晚年的欢乐。如若是在平常百姓家，这是极容易做到的。然而，董必武心里装的不是过去的功劳，他心里想的是国家。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因惟有董必武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他便受命任书记主持党史编写。“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创造“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编史工作自然就搁浅了。在极“左”环境中，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是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
　　在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岁月里，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许多曾经战斗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扣上种种罪名，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监狱。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支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叶帅、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文革”中，董必武这位中国共产党元老也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排斥、迫害。1968年春末夏初，他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1969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幸存者”相遇，真是喜出望外，董必武即兴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被迫害致死，今宵能与叶帅相逢，实属不易。分手后又不知何时能与君见面。凄婉的声调跃然纸上。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
　　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已90高龄，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
　　
　　作《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首《九十初度》，写于1975年3月5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此时他已沉疴不起，又谨遵七届二中全会党内禁止做寿之规定，仅于床榻赋《九十初度》律诗，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董必武始终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以“主义遵从马列坚”为行为准则。
　　像这样，董必武一生中在大的方面一向不打折扣，令人称道，即使从小处来说，也是人中楷模。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饮食简单且有规律（体质不好却能长寿与此有关），直至晚年在办公桌上从不浪费一张纸，即便是一把牙刷、一条毛巾，都非用到不堪再用的时候才更换。董老在非原则问题上，总是与人无争，工作和生活上自比老牛，说除了“吃点草料”外别无他求。
　　就在他写完这首诗的几天之后，病情转重。正在广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飞机送回北京。出了机场，他乘轿车直奔北京医院，住进新盖的北楼高干病房。董必武对守在身边的夫人何芝莲叹道：“我这部机器的零件看来已经老了，怕运转正常很困难了。”
　　半个多月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伴着一阵哀乐播出一条沉痛的消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1975年4月2日晨7时58分，与世长辞……”
　　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临终时，还说了一句未说完的意味深长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他在弥留之际放心不下的仍然是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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