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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冬，巴黎峭岩出版社(Editions du Rocher)推出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 Brizay)详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历史专著《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圆明园》(LeSac du Palais d’Et é， SecondeGuerre de l’Opium)。作者在40多种当年记述和个人回忆录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事实，勾勒出中西交往史上一段火与冰的冲撞。他以严谨的冶学态度列举事实，不回避亦不歪曲，让读者了解19世纪后半叶英法殖民者如何用枪炮、毒品敲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竟互使用强盗手段掠夺中国国宝，烧毁了世界奇迹园林的事实。
作为这方面的第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布里泽以感人的正义精神，揭开了西方政界，乃至文化界人士始终未予正视的一段往事。他毫不犹豫地宣称：“英国是第一个麻醉毒品贩卖国”，“圆明园被洗劫，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就同1871年普鲁士入侵法国，将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一并摧毁那般无法愈合”。希拉克总统读完他的著作后表示：“我欣慰地看到，一位法国作家为澄清我们共同历史上的片断作出了贡献”。布里泽先生的专著出版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应，各家报章杂志纷纷评论，称赞作者精神可嘉，文风高尚。
为此，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布里泽先生。
“可耻的行径”
记者：这是人类历史上野蛮摧残文明的见证，是英法侵略者在19世纪留给中国人民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伤痕。在中国，这段历史妇孺皆知。西方却极少有人触及这段历史，您是个例外。
布里泽：1979年，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东方之友”俱乐部组织了一次中国之旅。通过这次旅行，我深深地喜爱上了中国。在过去25年里，我已先后12次访问中国。过几天，我又要去北京和西藏等地访问。
其实，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尤其对中国的艺术感兴趣。去中国之前，我参观过很多大博物馆。在巴黎，当然有以收藏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艺术品见长的吉美博物馆。在伦敦，我去了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皇家博物馆。美国纽约、洛杉矶、波士顿、旧金山、丹佛尔等地的博物馆也都收藏着大量中国艺术品。
我去中国，首先是中国璀璨的艺术吸引了我，使我对中国充满激情!
有一次，我在北京参观颐和园后，又来到圆明园。我看到的是一大片废墟。北京市民周末喜欢到这里郊游、野餐，或泛舟湖上。在圆明园这片遗址前，我暗自说，这曾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干的勾当，真可耻至极。身为法国人，我感到耻辱。
“揭开被西：方遮掩的历史”
布里泽：回到巴黎，我想了解更多有关圆明园的历史，开始查阅有关图书资料，我马上发现，关于圆明园的书籍微乎其微，可以说没有一本专著。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部有关圆明园的史书呢?!
记者：您；乏哪一年开始着手准备的?
布里泽：2000年。这是一段被西方人有意遮掩的历史，人们情愿忘记它。当时，别说是法文版的相关书籍，就是英文版的也没有。有的，也是庆祝“胜利”、自我吹嘘的文字。我不明白，如此可耻的行径，有什么好标榜的。读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英、法联军1860年洗劫，火烧圆明园这段历史。
记者：您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您说对圆明园的毁坏，相当于同时毁掉凡尔赛宫、卢浮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总和。
布里泽：我丝毫没有夸张。试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放眼望去，上百座中式建筑，亭、台、楼、阁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为木制结构，还不算根据常驻乾隆皇帝宫廷里的西方神南提供的18世纪图纸所修建的欧式建筑。还有数不清的艺术珍品，多年积存的贡品，数以干计的玉石、瓷器，成吨的丝绸，精美绝伦的古董，历史要追朔到11世纪，很多皇家图书馆里的绝世之作毁于大火。这是一个文明被截肢的痛苦记忆。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创作过程。您是从何入手，又是如何找到这些史料的呢?
布里泽：我刚才说过，当时没有现成的书籍。这就需要我找到那个时期的文字材料，即当时的军人、外交官、翻译等在远征开始前后，或远征期间的文字记录。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将这些材料汇总。其中既有法国人写的，也有英国人写的，但英国人的文字记录不如法国人多。
我很幸运。15年前，我不可能完成此书，这要归功于英特网的使用。我在网上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文字材料，购买下来使用。要知道，其中的很多文字材料是1860年、1861年、1862年的，距今已有140年的历史，稀少昂贵，但通过英特网，我获得了它们。
记者：当然，尤其是这些有关历史事件的材料。有没有描述洗劫圆明园的细节资料?
布里泽：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您的问题很有意思。在当时，不论是法国军人，还是英国军人，都喜欢淡化这段历史，英国人尤甚。他们经常说，“噢，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拿的都是些小玩艺儿，不值几个钱”。
但是，也有记录了相关细节的人。法军翻译官德里松伯爵就是一位。他在其《翻译宫手记》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件。德里松当时为法军指挥官莫托邦作翻译。
我认为，我的《洗劫圆明园》一书是一部上乘之作，因为，里面的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是当事人的手记。为查阅资料，我多次去英国，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有关文字材料，还看到一些由英军带回的实物。不过绝大多数收藏是看不到的。
记者：您的著作结构紧凑，行文流畅且比较易读。您似乎对“远征军”的准备阶段比较有兴趣，因为这部分您用了近250页的笔墨。
布里泽：我是历史学者，又是记者，要用新闻记者的笔触，严谨地表现历史事件。这本书比较厚，有800多页。我向出版社交稿时，还担心不能通过，因为，当时合同上写的是400页。出版社负责人看后没有提出异议，反而觉得这本书可读性比较强。
我确实在远征军抵达北京前的准备阶段上用了不少篇幅。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当时英国军队有1．2万名官兵，法国军队有8000名。法国人从土伦港出发，首先攻占了上海。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目的略有不同。英国人利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用以支付其远征费用；法国人前去是要向中国派遣传教±，向中国人布道。
记者：法国人向来给人以布道人的印象。
布里泽：不错。这一点很有意思，英国人前去是为了钱、为了贸易；法国人则理想化得多，他们的厚望，是要让中国人分享西方文明和天主教。
记者：您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朝廷拒绝西方人进入的原因。
布里泽：中国的皇上自称“天子”，是世界的中心，是王中之王，其他民族只是其臣民，而且特别鄙视野蛮人。确实，英法联军就是一帮野蛮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同野蛮人一般。不幸的是，这些野蛮人手中有枪炮，更懂得战争。这是一次帝国主义的殖民远征，是以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法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从中国那里夺取了大量的钱财和物品。这是莫大的丑闻!
建议总统归还“四十景观”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用词上的变化。您刚才既用了“掠夺”来的物品，也用了“带回”来的物品。是不是还存在着某种怀疑，我不是指您而言，而是讲在法国的博物馆专家们的意识里。现在有了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之说。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噢，这属于世界遗产的范围”。
布里泽：这个问题间得好。如果您遇到法国的博物馆的专家们，他们会对您说这是战利品。我认为，这就是掠夺。专家们有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但不好对您这么明说。
记者：听说您最近上书希拉克总统，希望法国方面能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珍品“圆明园四十景观”归还中国，能介绍一下信里的主要内容吗?
布里泽：确有其事。我是今年八月份写的信。我在书中第419—420页也提到了这一绝世珍品。这些丝绸诗画出自18世纪的两位中国艺术家之手，主题是昔日圆明园的四十个美景，是唯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1860年，杜班上校将其从中国抢来，并于1862年2月卖给德鲁欧拍卖行。最后由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一绝世之作。
记者：您这本书上市后，读者的反映如何?
布里泽：我听到的都是赞扬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书中的内容提出过质疑。读者认为书中的内容诚实可信，有的读者给我来函，以为我的祖父一定有这方面的大量档案。田选自法国《欧洲时报》网络版
责编：潘天翠
作为这方面的第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布里泽以感人的正义精神，揭开了西方政界，乃至文化界人士始终未予正视的一段往事。他毫不犹豫地宣称：“英国是第一个麻醉毒品贩卖国”，“圆明园被洗劫，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就同1871年普鲁士入侵法国，将卢浮宫和凡尔赛宫一并摧毁那般无法愈合”。希拉克总统读完他的著作后表示：“我欣慰地看到，一位法国作家为澄清我们共同历史上的片断作出了贡献”。布里泽先生的专著出版以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应，各家报章杂志纷纷评论，称赞作者精神可嘉，文风高尚。
为此，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布里泽先生。
“可耻的行径”
记者：这是人类历史上野蛮摧残文明的见证，是英法侵略者在19世纪留给中国人民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伤痕。在中国，这段历史妇孺皆知。西方却极少有人触及这段历史，您是个例外。
布里泽：1979年，巴黎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东方之友”俱乐部组织了一次中国之旅。通过这次旅行，我深深地喜爱上了中国。在过去25年里，我已先后12次访问中国。过几天，我又要去北京和西藏等地访问。
其实，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尤其对中国的艺术感兴趣。去中国之前，我参观过很多大博物馆。在巴黎，当然有以收藏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艺术品见长的吉美博物馆。在伦敦，我去了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皇家博物馆。美国纽约、洛杉矶、波士顿、旧金山、丹佛尔等地的博物馆也都收藏着大量中国艺术品。
我去中国，首先是中国璀璨的艺术吸引了我，使我对中国充满激情!
有一次，我在北京参观颐和园后，又来到圆明园。我看到的是一大片废墟。北京市民周末喜欢到这里郊游、野餐，或泛舟湖上。在圆明园这片遗址前，我暗自说，这曾是法国人和英国人干的勾当，真可耻至极。身为法国人，我感到耻辱。
“揭开被西：方遮掩的历史”
布里泽：回到巴黎，我想了解更多有关圆明园的历史，开始查阅有关图书资料，我马上发现，关于圆明园的书籍微乎其微，可以说没有一本专著。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部有关圆明园的史书呢?!
记者：您；乏哪一年开始着手准备的?
布里泽：2000年。这是一段被西方人有意遮掩的历史，人们情愿忘记它。当时，别说是法文版的相关书籍，就是英文版的也没有。有的，也是庆祝“胜利”、自我吹嘘的文字。我不明白，如此可耻的行径，有什么好标榜的。读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英、法联军1860年洗劫，火烧圆明园这段历史。
记者：您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您说对圆明园的毁坏，相当于同时毁掉凡尔赛宫、卢浮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总和。
布里泽：我丝毫没有夸张。试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放眼望去，上百座中式建筑，亭、台、楼、阁应有尽有，其中大部分为木制结构，还不算根据常驻乾隆皇帝宫廷里的西方神南提供的18世纪图纸所修建的欧式建筑。还有数不清的艺术珍品，多年积存的贡品，数以干计的玉石、瓷器，成吨的丝绸，精美绝伦的古董，历史要追朔到11世纪，很多皇家图书馆里的绝世之作毁于大火。这是一个文明被截肢的痛苦记忆。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创作过程。您是从何入手，又是如何找到这些史料的呢?
布里泽：我刚才说过，当时没有现成的书籍。这就需要我找到那个时期的文字材料，即当时的军人、外交官、翻译等在远征开始前后，或远征期间的文字记录。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将这些材料汇总。其中既有法国人写的，也有英国人写的，但英国人的文字记录不如法国人多。
我很幸运。15年前，我不可能完成此书，这要归功于英特网的使用。我在网上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文字材料，购买下来使用。要知道，其中的很多文字材料是1860年、1861年、1862年的，距今已有140年的历史，稀少昂贵，但通过英特网，我获得了它们。
记者：当然，尤其是这些有关历史事件的材料。有没有描述洗劫圆明园的细节资料?
布里泽：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您的问题很有意思。在当时，不论是法国军人，还是英国军人，都喜欢淡化这段历史，英国人尤甚。他们经常说，“噢，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拿的都是些小玩艺儿，不值几个钱”。
但是，也有记录了相关细节的人。法军翻译官德里松伯爵就是一位。他在其《翻译宫手记》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件。德里松当时为法军指挥官莫托邦作翻译。
我认为，我的《洗劫圆明园》一书是一部上乘之作，因为，里面的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是当事人的手记。为查阅资料，我多次去英国，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查阅了有关文字材料，还看到一些由英军带回的实物。不过绝大多数收藏是看不到的。
记者：您的著作结构紧凑，行文流畅且比较易读。您似乎对“远征军”的准备阶段比较有兴趣，因为这部分您用了近250页的笔墨。
布里泽：我是历史学者，又是记者，要用新闻记者的笔触，严谨地表现历史事件。这本书比较厚，有800多页。我向出版社交稿时，还担心不能通过，因为，当时合同上写的是400页。出版社负责人看后没有提出异议，反而觉得这本书可读性比较强。
我确实在远征军抵达北京前的准备阶段上用了不少篇幅。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当时英国军队有1．2万名官兵，法国军队有8000名。法国人从土伦港出发，首先攻占了上海。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目的略有不同。英国人利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用以支付其远征费用；法国人前去是要向中国派遣传教±，向中国人布道。
记者：法国人向来给人以布道人的印象。
布里泽：不错。这一点很有意思，英国人前去是为了钱、为了贸易；法国人则理想化得多，他们的厚望，是要让中国人分享西方文明和天主教。
记者：您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朝廷拒绝西方人进入的原因。
布里泽：中国的皇上自称“天子”，是世界的中心，是王中之王，其他民族只是其臣民，而且特别鄙视野蛮人。确实，英法联军就是一帮野蛮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同野蛮人一般。不幸的是，这些野蛮人手中有枪炮，更懂得战争。这是一次帝国主义的殖民远征，是以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法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从中国那里夺取了大量的钱财和物品。这是莫大的丑闻!
建议总统归还“四十景观”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用词上的变化。您刚才既用了“掠夺”来的物品，也用了“带回”来的物品。是不是还存在着某种怀疑，我不是指您而言，而是讲在法国的博物馆专家们的意识里。现在有了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之说。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噢，这属于世界遗产的范围”。
布里泽：这个问题间得好。如果您遇到法国的博物馆的专家们，他们会对您说这是战利品。我认为，这就是掠夺。专家们有可能心里也这么认为，但不好对您这么明说。
记者：听说您最近上书希拉克总统，希望法国方面能将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珍品“圆明园四十景观”归还中国，能介绍一下信里的主要内容吗?
布里泽：确有其事。我是今年八月份写的信。我在书中第419—420页也提到了这一绝世珍品。这些丝绸诗画出自18世纪的两位中国艺术家之手，主题是昔日圆明园的四十个美景，是唯一能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1860年，杜班上校将其从中国抢来，并于1862年2月卖给德鲁欧拍卖行。最后由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这一绝世之作。
记者：您这本书上市后，读者的反映如何?
布里泽：我听到的都是赞扬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书中的内容提出过质疑。读者认为书中的内容诚实可信，有的读者给我来函，以为我的祖父一定有这方面的大量档案。田选自法国《欧洲时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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