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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作为一个特点明显的天主教社会，当地人日常接触的音乐、声响混杂的传教声音结构，势必会影响他们认知其他社会和国际问题。
2016年是菲律宾大选年，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也在菲律宾舆论中升温。为了解菲律宾民间的意见市场，2015年12月我在菲律宾考察了一周时间，主要关注传统的媒体体制之外，菲律宾日常的民间信息交互和传递是在什么社会空间实现的。
在国际传播中，受众往往通过视觉获得信息，即便电视新闻的声音也往往是后期配上去的非原声版，长此以往，会造成一种偏狭，形同坐井。我在日常调查的时候，更多关注听觉，即使最终以写作的方式分享发现，也想还原更多海外社会的听觉原貌，用作对视觉的参照和补充。
一到马尼拉，从机场至马尼拉大都会的马卡蒂市区的8.5公里，因为严重的交通拥堵，走了近6个小时。一路上司机的车载音响和收音机开放，我于是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菲律宾某类出租车的听觉日常。
当地司机很多用不起智能手机，所以没有那么多微信式的聊天和刷屏可以做，也没法使用导航系统，基本上就在车上干等，听收音机里各种混合流行音乐、广告和主持人插科打诨的节目。
马尼拉的许多公共交通系统是“下沉式的”，也就是说，部分公路和路边的建筑往往被公路桥、围墙隔断，车上基本上没有“风景”可看。即使从下沉的公路“漂浮”上来，进入和地面商铺、住宅区联通的区域，也由于建筑过于密集和单调—往往都是超市、7/11便利店、Jollibee快餐连锁、麦当劳和肯德基、Chowking （名为“超群”的中式快餐连锁）之类的建筑，视觉因此被“封闭”。而噪音强烈的高污染排放、公共汽车轰响和车内广告，成为听觉的主要背景内容。
这些听觉意义上的噪音氛围，在传播学上是有意义的：由于大量的中低收入者选择“厢式对排坐”皮卡改装的公车和大巴车作为日常通勤的方式，基本上每天要花3～4个小时在路上，这就形成了一种接受传统新闻的“泛新闻”环境。不管是在车上看报纸、杂志，还是读手机信息、听车内广播、看车内节目，基本上无法进行持续和清晰的内容记忆和思考。
在马尼拉辖下的马卡蒂（Makati）、奎松（Guizon）、纳马彦（Namayan）等5个区域，我了解到当地的纸质媒体行销主要通过街边杂货铺或书报亭，贫民区域的街边杂货铺通常只售卖《菲律宾问询者》和《菲律宾星报》为主的10份报刊;家里的电视节目通常为3类：宗教类（各种讲解圣经和大型弥撒的现场录像）、新闻娱乐类（播放各类新闻、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和购物类（各种电视购物节目）。
在马卡蒂，我去了3所大型的宗教场所，包括Ayala商业广场绿地的教堂、Velero路的基督教亚洲中心、圣安德鲁使徒教堂。在这类宗教场所中，大量的时间是由宗教吟唱、合唱、忏悔、哭泣构成，部分环节使用PPT投影将内容呈现出来，现场的乐队音乐使用非常普遍，几乎是一个半场的宗教音乐会。
这些教堂音乐也至少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是基督教的福音派，使用了大量不同风格的音乐，甚至可以改编一些流行音乐（在马卡蒂的一座教堂，当地人甚至改编了英国摇滚乐队Coldplay的歌曲Scientist，作为宗教音乐使用）;另一种是罗马天主教派，有固定的曲目，选曲非常严苛和相对保守。
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声音与情绪乃至认知具有重要关联;声音通过在某些具体场合的集体行为放大，可以出现特殊的效果。菲律宾作为一个特点明显的天主教社会，当地人日常接触的音乐、声响混杂的传教声音结构，势必会影响他们认知其他社会和国际问题。
在马尼拉工作的中国记者和外交部派驻官员告诉我，当地人针对中国的南海示威和抗议虽然不罕见，但是在规模和持续性上，当地人对本地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往往更有意见，同时，对美国霸权和军事间谍的抗议也是当地人关心的热点。可是，由于国际媒体的放大，中国的受众往往会认为菲律宾存在一个整体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对中国有一致的极端意见。
事实上，当四周出现警车，各种警报声、喊叫声、高音喇叭的演讲、聚集地高声播放的音乐混杂的时候，这往往是被媒体放大的现场声效。而国际媒体很少从菲律宾日常世界的正常表达中去寻找平和、理智的声音，例如在正常学术演讲、公民论坛讨论、咖啡馆分享、街边聊天中出现的真实情绪。
宗教模式对塑造日常抗议政治具有重要作用，菲律宾政治人物也清楚这一事实，并不断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2015年12月9日，菲律宾当地的报纸大版面报道阿基诺三世访欧时寻求梵蒂冈教宗接见的新闻，而在当时，菲律宾政要在欧洲主要的政治事务是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包括向海牙法庭提交菲律宾仲裁案的最后陈述，以及寻求意大利在这一事情上的帮助。
当南海事务、罗马教宗、海牙法庭、意大利外交帮助这些元素在媒体上融合，就形成了适合菲律宾宗教化社会问题传播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在菲律宾进行跨群体、跨区域、跨社会空间的大范围传播。
第51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2016年1月24日～31日在菲律宾宿雾市举行，主题为“基督在你们中，作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也是菲律宾开教500周年的纪念大会，这个宗教界的盛会必然也会被政客利用，成为讨论和传播现实政治事务的场所。
马尼拉的Ayala三角公园，圣诞期间用高分贝音响连续播放各种舞曲、流行音乐、商业广告音乐、音乐剧音乐、电影剪辑音乐等，形成了一个跨阶层、跨年龄的受众现场，听众数百上千。
但是与中国的广场舞和“国家在场”不同，马尼拉的民众不太使用国歌，或是那些表现家乡、本土文化、族群文化的音乐来表达自己，而是不断使用流行音乐来彰显自己的都市身份。
菲律宾大学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何塞·布恩孔塞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菲律宾人的国歌是法国式的进行曲—讽刺的是，这个反击宗主国西班牙压迫的音乐，在声音上是抄袭西班牙《皇家进行曲》（National Royal March），一般不被民众在表现民族主义情绪时使用，而是更多有仪式和政治功能;经常在抗议和游行中使用的音乐是《我的祖国》（Bayan Ko）。
另外一名菲律宾学者安东尼奥·希拉则认为，音乐在菲律宾的政治表现和日常反抗中起到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的情绪是借助高唱名为kundiman形式的传统情歌表达的。在菲律宾，进行曲不一定是高昂激烈的，相反可以是悲伤和舒缓的，例如《迈向葬礼》（Marcha Funebre）。
希拉教授介绍，菲律宾某种程度上有多首音乐可以当作国歌使用，例如音乐家Nakpil的一首作品，里面的唱词大意是：“向自由致敬，让光荣和正义勇往直前，西班牙人遭人民唾弃，现在让秩序凯旋。”
而在美国殖民时代，另一首歌也被当作国歌吟唱，那就是《独立万岁》（Viva La Independencia），作者是费尔南多·格列罗。如今在菲律宾，很多高中使用一种名为danza的音乐，当作“国歌”使用，它是根据菲律宾国父黎刹（Jose Rizal）作词的一首曲目创作而成。
部分歌词写道：“在东方，欢乐之阳升起的地方，那是光芒之中的伊甸园，备受傲慢之徒蹂躏，那是我们的祖国，深爱的土地。”
当我结束在菲律宾大学的采访时，音乐系的同学正使用菲律宾、爪哇、日本、中国的乐器准备一场校园音乐会，这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菲律宾声音的日常。
无论是国歌的“众唱纷纭”，还是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与海外融合，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分化、多元、阶层化、族群化、殖民化的菲律宾“声音世界”，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另一个“声音世界”。而这种声音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也同样适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传播在菲律宾更要懂得“在什么地方唱什么歌”，而不是把菲律宾民众当作一个概括和抽象的整体。
2016年是菲律宾大选年，与中国有关的议题也在菲律宾舆论中升温。为了解菲律宾民间的意见市场，2015年12月我在菲律宾考察了一周时间，主要关注传统的媒体体制之外，菲律宾日常的民间信息交互和传递是在什么社会空间实现的。
在国际传播中，受众往往通过视觉获得信息，即便电视新闻的声音也往往是后期配上去的非原声版，长此以往，会造成一种偏狭，形同坐井。我在日常调查的时候，更多关注听觉，即使最终以写作的方式分享发现，也想还原更多海外社会的听觉原貌，用作对视觉的参照和补充。
车上的“泛新闻”环境
一到马尼拉，从机场至马尼拉大都会的马卡蒂市区的8.5公里，因为严重的交通拥堵，走了近6个小时。一路上司机的车载音响和收音机开放，我于是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菲律宾某类出租车的听觉日常。
当地司机很多用不起智能手机，所以没有那么多微信式的聊天和刷屏可以做，也没法使用导航系统，基本上就在车上干等，听收音机里各种混合流行音乐、广告和主持人插科打诨的节目。
马尼拉的许多公共交通系统是“下沉式的”，也就是说，部分公路和路边的建筑往往被公路桥、围墙隔断，车上基本上没有“风景”可看。即使从下沉的公路“漂浮”上来，进入和地面商铺、住宅区联通的区域，也由于建筑过于密集和单调—往往都是超市、7/11便利店、Jollibee快餐连锁、麦当劳和肯德基、Chowking （名为“超群”的中式快餐连锁）之类的建筑，视觉因此被“封闭”。而噪音强烈的高污染排放、公共汽车轰响和车内广告，成为听觉的主要背景内容。
这些听觉意义上的噪音氛围，在传播学上是有意义的：由于大量的中低收入者选择“厢式对排坐”皮卡改装的公车和大巴车作为日常通勤的方式，基本上每天要花3～4个小时在路上，这就形成了一种接受传统新闻的“泛新闻”环境。不管是在车上看报纸、杂志，还是读手机信息、听车内广播、看车内节目，基本上无法进行持续和清晰的内容记忆和思考。
一声一阶层：声音上的“部落”
在马尼拉辖下的马卡蒂（Makati）、奎松（Guizon）、纳马彦（Namayan）等5个区域，我了解到当地的纸质媒体行销主要通过街边杂货铺或书报亭，贫民区域的街边杂货铺通常只售卖《菲律宾问询者》和《菲律宾星报》为主的10份报刊;家里的电视节目通常为3类：宗教类（各种讲解圣经和大型弥撒的现场录像）、新闻娱乐类（播放各类新闻、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和购物类（各种电视购物节目）。
在马卡蒂，我去了3所大型的宗教场所，包括Ayala商业广场绿地的教堂、Velero路的基督教亚洲中心、圣安德鲁使徒教堂。在这类宗教场所中，大量的时间是由宗教吟唱、合唱、忏悔、哭泣构成，部分环节使用PPT投影将内容呈现出来，现场的乐队音乐使用非常普遍，几乎是一个半场的宗教音乐会。
这些教堂音乐也至少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是基督教的福音派，使用了大量不同风格的音乐，甚至可以改编一些流行音乐（在马卡蒂的一座教堂，当地人甚至改编了英国摇滚乐队Coldplay的歌曲Scientist，作为宗教音乐使用）;另一种是罗马天主教派，有固定的曲目，选曲非常严苛和相对保守。
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声音与情绪乃至认知具有重要关联;声音通过在某些具体场合的集体行为放大，可以出现特殊的效果。菲律宾作为一个特点明显的天主教社会，当地人日常接触的音乐、声响混杂的传教声音结构，势必会影响他们认知其他社会和国际问题。
被媒体放大的现场声效
在马尼拉工作的中国记者和外交部派驻官员告诉我，当地人针对中国的南海示威和抗议虽然不罕见，但是在规模和持续性上，当地人对本地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往往更有意见，同时，对美国霸权和军事间谍的抗议也是当地人关心的热点。可是，由于国际媒体的放大，中国的受众往往会认为菲律宾存在一个整体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对中国有一致的极端意见。
事实上，当四周出现警车，各种警报声、喊叫声、高音喇叭的演讲、聚集地高声播放的音乐混杂的时候，这往往是被媒体放大的现场声效。而国际媒体很少从菲律宾日常世界的正常表达中去寻找平和、理智的声音，例如在正常学术演讲、公民论坛讨论、咖啡馆分享、街边聊天中出现的真实情绪。
宗教模式对塑造日常抗议政治具有重要作用，菲律宾政治人物也清楚这一事实，并不断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2015年12月9日，菲律宾当地的报纸大版面报道阿基诺三世访欧时寻求梵蒂冈教宗接见的新闻，而在当时，菲律宾政要在欧洲主要的政治事务是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包括向海牙法庭提交菲律宾仲裁案的最后陈述，以及寻求意大利在这一事情上的帮助。
当南海事务、罗马教宗、海牙法庭、意大利外交帮助这些元素在媒体上融合，就形成了适合菲律宾宗教化社会问题传播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在菲律宾进行跨群体、跨区域、跨社会空间的大范围传播。
第51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2016年1月24日～31日在菲律宾宿雾市举行，主题为“基督在你们中，作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也是菲律宾开教500周年的纪念大会，这个宗教界的盛会必然也会被政客利用，成为讨论和传播现实政治事务的场所。
“多首国歌”背后的多元社会
马尼拉的Ayala三角公园，圣诞期间用高分贝音响连续播放各种舞曲、流行音乐、商业广告音乐、音乐剧音乐、电影剪辑音乐等，形成了一个跨阶层、跨年龄的受众现场，听众数百上千。
但是与中国的广场舞和“国家在场”不同，马尼拉的民众不太使用国歌，或是那些表现家乡、本土文化、族群文化的音乐来表达自己，而是不断使用流行音乐来彰显自己的都市身份。
菲律宾大学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何塞·布恩孔塞罗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菲律宾人的国歌是法国式的进行曲—讽刺的是，这个反击宗主国西班牙压迫的音乐，在声音上是抄袭西班牙《皇家进行曲》（National Royal March），一般不被民众在表现民族主义情绪时使用，而是更多有仪式和政治功能;经常在抗议和游行中使用的音乐是《我的祖国》（Bayan Ko）。
另外一名菲律宾学者安东尼奥·希拉则认为，音乐在菲律宾的政治表现和日常反抗中起到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的情绪是借助高唱名为kundiman形式的传统情歌表达的。在菲律宾，进行曲不一定是高昂激烈的，相反可以是悲伤和舒缓的，例如《迈向葬礼》（Marcha Funebre）。
希拉教授介绍，菲律宾某种程度上有多首音乐可以当作国歌使用，例如音乐家Nakpil的一首作品，里面的唱词大意是：“向自由致敬，让光荣和正义勇往直前，西班牙人遭人民唾弃，现在让秩序凯旋。”
而在美国殖民时代，另一首歌也被当作国歌吟唱，那就是《独立万岁》（Viva La Independencia），作者是费尔南多·格列罗。如今在菲律宾，很多高中使用一种名为danza的音乐，当作“国歌”使用，它是根据菲律宾国父黎刹（Jose Rizal）作词的一首曲目创作而成。
部分歌词写道：“在东方，欢乐之阳升起的地方，那是光芒之中的伊甸园，备受傲慢之徒蹂躏，那是我们的祖国，深爱的土地。”
当我结束在菲律宾大学的采访时，音乐系的同学正使用菲律宾、爪哇、日本、中国的乐器准备一场校园音乐会，这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菲律宾声音的日常。
无论是国歌的“众唱纷纭”，还是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与海外融合，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个分化、多元、阶层化、族群化、殖民化的菲律宾“声音世界”，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另一个“声音世界”。而这种声音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也同样适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传播在菲律宾更要懂得“在什么地方唱什么歌”，而不是把菲律宾民众当作一个概括和抽象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