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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说到孤独与绝望，也是一副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样子。淡淡地看着它们被自己扒开，像是持着望远镜看另一头。他说着话，抬起眼睛看一眼对面的人，再低下去。
北京三环边的咖啡馆里，他灰白着头发，缓慢的语速，像水一样流淌。看不到情绪的起伏，也没有情感的变化，他为自己这种不悲不喜的状态找的理由是，“我性格就是这样，不爱说话”。
2016年12月初，《塔洛》全国限量公映，人们认为万玛才旦再添有说服力的代表作。这是他电影创作十多年里6部电影长片中第一部公映的作品，他认为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2005年以来，以汉语、藏语书写藏地情怀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开始使用“电影语言”表达个人情怀里的藏地风情，传统与现代融合过程中的思考为其中主线。《塔洛》之前，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以及2011年的《老狗》被认为是杰出作品，后两部与《寻找智美更登》一起成为万玛才旦的“藏地三部曲”。它们都在大的汉语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除《静静的嘛呢石》曾在一线城市院线短暂亮相外，其他作品均湮没在浩瀚的电影市场里，跟很多电影作品一样。不过，作为文化产品，还有其他通道，比如电视、网络、版权输出、学校展映活动等。他让他的母语于新中国成立后，极其自然地出现在大屏幕里。
从文字到影像，从个体创作到群体行为，他的世界愈发繁盛丰茂。从小学老师、公务员、写作者到导演，他的成长路线里，对于民族与世界题材的探索是主基调。
因为深受藏传佛教中慈悲宽容精神的影响，《塔洛》杀青时，他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有人认为，他的表情里总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也缘于此。
他说自己身上有塔洛的影子，一路走来也是在逃离，逃离空间，逃离身份，甚至逃离“万玛才旦”。四川大学研究文学人类学、少数族裔文学的梁昭看完《塔洛》以后，说的是“导演表现的不只是藏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的故事。想一下，像塔洛一样追求一段虚幻的感情、遭遇办了证又要重办的这类尴尬、这类难题，生活在当代的其他藏族人，彝族人、羌族人、汉族人，任何人，你，没遇到过吗？”
塔洛式孤独
“电影描绘了一个孤独生命的肖像，他一无所有。即便如此，仍旧是至善至美的生命。”2016年2月，藏语黑白电影《塔洛》在第22届法国维苏尔亚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三轮车奖”和“巴黎东方语言奖”，颁奖词对其如此评价。这部黑白片最早进入公众视野，还是2015年9月新华社播发它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并专访导演万玛才旦。两个月后，新华社和人民网又同时报道了它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情况。金马评委会的颁奖词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
孤儿塔洛靠替乡人牧羊为生，他的脑勺后梳着一根辫子，这是现代社会早已遗弃的习俗。有一天，塔洛下山去小镇上的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杨措理发馆”洗头。推开理发馆的门，房间里除了香味、香气以及生产线上传递过来的产品，更有一个名叫杨措的年轻美丽的姑娘。她有着想“走出去”的梦想，给塔洛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塔洛》以这样的日常事件展开，虽以藏地为背景，但没有奇观化的藏地仪式与风景。一个年龄很大但明顯“涉世未深”的牧民的遭遇，也是人面对现代化的普遍性困境。这种普遍性体现在，那种焦灼与无措就发生在你我身上，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也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人的身上，无论是蒙古族还是哈萨克族。
与很多导演相比，拍电影之前，万玛才旦有漫长的写作经历。这体现在用电影来完成表达时，他只需要把藏地的智慧稍加整理便可做到纯粹与率真，如早期的伊朗电影，处处是人生。
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人们从万玛才旦的精神世界里，看到的更多是冷色调的沉思，如同《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历史遗产遭遇现代文明、身份焦虑与迷失。塔洛最终剪去了小辫子，在派出所所长看来，塔洛变得更像“好人”。
离开家乡多年，于异乡漂泊、观察、创作，对万玛才旦来说，他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
万玛才旦最终让塔洛被困在归途，远方是神山，但是现实绊住了他，让他寸步难行。塔洛本是一个被忘记的人—这也是需要办个身份证的原因—但是最终，他连自己的记忆也丢掉了。
“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万玛才旦”藏语意为“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万玛才旦从青海安多藏区一个小村庄，一步步走向北京，走到纽约、威尼斯，他觉得自己一直在逃离，在文字与影像的穿行间寻找着自己的身份。
逃 离
崔卫平曾经指出，万玛才旦的片子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今天即使是在遥远的藏区，也面临现代化的到来，如何应对这一状况？“他着重关注着自己民族遭遇现代化时的精神困境。”
张献民有一句总结：“他总是微笑，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法。”
上世纪60年代末，万玛才旦出生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小村庄。从小学老师到电影导演，他的几次转折都引起家乡不小的“轰动”。
1987年，万玛做小学老师的第一个月拿了99块钱工资，这算是一个衣食无忧的“铁饭碗”。他和县教育局签了一个6年的合同，其间不能随意更换工作。做了4年后，他就想逃离当时的环境，执意考大学。教育局告诉他，要是高考就得放弃现在的工作，问他“敢不敢写”。他想都没想就说好，拿了一张纸，写下：本人自愿参加高考，承诺如果考不上自动放弃工作。
对于4年的执教经历，万玛才旦回忆说：“让我接触了很多的人情世态，也让我沉下心来读了一些书。”
他如愿进入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在那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和外国文学史，同时也读了相关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当时的藏文教材《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会延伸阅读里面涉及的各类篇幅不一的文学作品。印度文学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读大学的时候，万玛才旦要学习一年多的《诗镜》，它其实是一种修辞方法。每一种修辞方法，印度学者都会举一个例子，藏族学者再举一个。通过学习每一种修辞方法的定义，再写一两首类似格律诗的东西，这在很多方面训练了万玛才旦。
第一篇小说发表在《西藏文学》后，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毕业后，他“内心极不安分”地在州上劳动人事局做了5年公务员，又辞职考取西北民族大学的文学翻译硕士。临毕业那年，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成为北电第一个藏族导演。
2004年，短片《草原》是万玛才旦的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的拍摄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谢飞偏爱这部作品，他说：“这部作品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
回 归
此后至今，万玛才旦更多居住在北京，进行文字与电影的创作。辛苦“逃离”到北京，万玛才旦的创作却无时无刻不在“回归”。
小说集《塔洛》封底，有一段出自台湾金马奖颁奖词的话，也许适合描述导演本人：“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他还记得自己199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字叫《人与狗》，写一只狗忠诚地护卫着家里的羊与人，因误解死去后，人才有点心痛。“总之比较悲观吧，好像从那时候起，我创作里就喜欢讲一些人性的恶。这种悲观好像与生俱来。”
他的家乡面朝黄河，背靠群山。不上课的时候，万玛才旦去山上放羊，天地辽阔，大风呜咽，一个人和一群羊在一起，那种孤独他一直记得。
十二三岁的时候，镇上修水电站，外来的工人建起礼堂，周末在里面放电影。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大闹天宫》《地道战》《小花》等。他为此痴迷，觉得电影是真的，没想过是导演、演员在拍。上一部电影里英勇“牺牲”的人又出现在荧幕上时，他疑惑：“他不是死了吗？”他那时特别喜欢电影，那股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那时候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做一个电影导演什么的，“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出现在他的小说和电影里。
在北京定居14年后，万玛才旦想“逃离”北京了，计划回到家乡生活。他曾让读小学的儿子休学一年，回家乡的寺院学校，学了一年藏语。如今，很多在京藏人不怎么会说藏语了。
万玛才旦对藏文的情感，就像藏文本身的复杂一样。“藏文的30个字母有阳性、阴性、中性、无性之分，它的语法很复杂，时态的变化很多，构成也很复杂。想精通藏文，首先要精通藏语，标准的藏语能够体现出藏语的结构和语法等特点。”
他讲过一个故事，藏地有很多《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他们能够连续唱上几天几夜而不重复。后来，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说唱艺人被请到城市里录制视频，每天对着摄像机说唱，领取工资。慢慢地，艺人们神奇的能力消失了，他们再也不能不知疲倦，滔滔不绝地唱诵。这些变化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回归更多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吧”。
梁昭评论万玛才旦所表达的“藏族性”，不等同于神秘的宗教、悠久的传统、优美的风景，而是“散见”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情境、心绪。
早期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都是成熟的好故事，有非职业演员带来的纯朴，缓缓展开的生活细节，传统的生活、外界的变化编入波澜不惊的人物经历中得以呈现。看得到他技術和风格的稳定，也看得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大致方向和目标。
曾经的文学滋养对于万玛才旦后来的创作，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是不得不承认的母体。
大学期间除了藏族文学的滋养，万玛才旦也受到汉语文学作品的启发。后者对他的影响首先是情绪。他认为《红楼梦》中的情绪，比较符合他的气质。“《红楼梦》里对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的描写是藏族文学比较缺乏的，但在叙事和内容上，它和藏文文学作品又比较接近。有人把藏族文学经典《青年达美的故事》和《红楼梦》做过比较研究，两者在框架上的建构基本一致，讲述的都是一个贵族家族没落的故事，文本中有很多诗。”
万玛才旦写《智美更登》时，当初看的《西游记》带来了启发。“在内容上，二者都是讲佛教的；它们之间也形成了反差，一个严肃，一个娱乐。智美更登是一个大无畏的施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饰演智美更登的人是一个牟取利益的人，他在村里通过放电视录像挣钱，有对比及反差。《西游记》的使用有一个情节上的关联—唐僧师徒去取经，最后取得了真经；老喇嘛想去拉萨朝圣，最后愿望终于要实现。这些设置都是有关联的。”
徐晓东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把与万玛才旦的对话整理为《遇到万玛才旦》，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有关万玛才旦的研究专著。他在里面说：“万玛才旦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故事，他和他的团队用母语建构出一个十分个人化的电影世界。他舔舐的姿态总是打动我。”
北京三环边的咖啡馆里，他灰白着头发，缓慢的语速，像水一样流淌。看不到情绪的起伏，也没有情感的变化，他为自己这种不悲不喜的状态找的理由是，“我性格就是这样，不爱说话”。
2016年12月初，《塔洛》全国限量公映，人们认为万玛才旦再添有说服力的代表作。这是他电影创作十多年里6部电影长片中第一部公映的作品，他认为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2005年以来，以汉语、藏语书写藏地情怀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开始使用“电影语言”表达个人情怀里的藏地风情，传统与现代融合过程中的思考为其中主线。《塔洛》之前，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以及2011年的《老狗》被认为是杰出作品，后两部与《寻找智美更登》一起成为万玛才旦的“藏地三部曲”。它们都在大的汉语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除《静静的嘛呢石》曾在一线城市院线短暂亮相外，其他作品均湮没在浩瀚的电影市场里，跟很多电影作品一样。不过，作为文化产品，还有其他通道，比如电视、网络、版权输出、学校展映活动等。他让他的母语于新中国成立后，极其自然地出现在大屏幕里。
从文字到影像，从个体创作到群体行为，他的世界愈发繁盛丰茂。从小学老师、公务员、写作者到导演，他的成长路线里，对于民族与世界题材的探索是主基调。
因为深受藏传佛教中慈悲宽容精神的影响，《塔洛》杀青时，他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有人认为，他的表情里总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也缘于此。
他说自己身上有塔洛的影子，一路走来也是在逃离，逃离空间，逃离身份，甚至逃离“万玛才旦”。四川大学研究文学人类学、少数族裔文学的梁昭看完《塔洛》以后，说的是“导演表现的不只是藏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的故事。想一下，像塔洛一样追求一段虚幻的感情、遭遇办了证又要重办的这类尴尬、这类难题，生活在当代的其他藏族人，彝族人、羌族人、汉族人，任何人，你，没遇到过吗？”
塔洛式孤独
“电影描绘了一个孤独生命的肖像，他一无所有。即便如此，仍旧是至善至美的生命。”2016年2月，藏语黑白电影《塔洛》在第22届法国维苏尔亚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三轮车奖”和“巴黎东方语言奖”，颁奖词对其如此评价。这部黑白片最早进入公众视野，还是2015年9月新华社播发它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并专访导演万玛才旦。两个月后，新华社和人民网又同时报道了它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情况。金马评委会的颁奖词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
孤儿塔洛靠替乡人牧羊为生，他的脑勺后梳着一根辫子，这是现代社会早已遗弃的习俗。有一天，塔洛下山去小镇上的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杨措理发馆”洗头。推开理发馆的门，房间里除了香味、香气以及生产线上传递过来的产品，更有一个名叫杨措的年轻美丽的姑娘。她有着想“走出去”的梦想，给塔洛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塔洛》以这样的日常事件展开，虽以藏地为背景，但没有奇观化的藏地仪式与风景。一个年龄很大但明顯“涉世未深”的牧民的遭遇，也是人面对现代化的普遍性困境。这种普遍性体现在，那种焦灼与无措就发生在你我身上，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也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人的身上，无论是蒙古族还是哈萨克族。
与很多导演相比，拍电影之前，万玛才旦有漫长的写作经历。这体现在用电影来完成表达时，他只需要把藏地的智慧稍加整理便可做到纯粹与率真，如早期的伊朗电影，处处是人生。
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人们从万玛才旦的精神世界里，看到的更多是冷色调的沉思，如同《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历史遗产遭遇现代文明、身份焦虑与迷失。塔洛最终剪去了小辫子，在派出所所长看来，塔洛变得更像“好人”。
离开家乡多年，于异乡漂泊、观察、创作，对万玛才旦来说，他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
万玛才旦最终让塔洛被困在归途，远方是神山，但是现实绊住了他，让他寸步难行。塔洛本是一个被忘记的人—这也是需要办个身份证的原因—但是最终，他连自己的记忆也丢掉了。
“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万玛才旦”藏语意为“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万玛才旦从青海安多藏区一个小村庄，一步步走向北京，走到纽约、威尼斯，他觉得自己一直在逃离，在文字与影像的穿行间寻找着自己的身份。
逃 离
崔卫平曾经指出，万玛才旦的片子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今天即使是在遥远的藏区，也面临现代化的到来，如何应对这一状况？“他着重关注着自己民族遭遇现代化时的精神困境。”
张献民有一句总结：“他总是微笑，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法。”
上世纪60年代末，万玛才旦出生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小村庄。从小学老师到电影导演，他的几次转折都引起家乡不小的“轰动”。
1987年，万玛做小学老师的第一个月拿了99块钱工资，这算是一个衣食无忧的“铁饭碗”。他和县教育局签了一个6年的合同，其间不能随意更换工作。做了4年后，他就想逃离当时的环境，执意考大学。教育局告诉他，要是高考就得放弃现在的工作，问他“敢不敢写”。他想都没想就说好，拿了一张纸，写下：本人自愿参加高考，承诺如果考不上自动放弃工作。
对于4年的执教经历，万玛才旦回忆说：“让我接触了很多的人情世态，也让我沉下心来读了一些书。”
他如愿进入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在那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和外国文学史，同时也读了相关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当时的藏文教材《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会延伸阅读里面涉及的各类篇幅不一的文学作品。印度文学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读大学的时候，万玛才旦要学习一年多的《诗镜》，它其实是一种修辞方法。每一种修辞方法，印度学者都会举一个例子，藏族学者再举一个。通过学习每一种修辞方法的定义，再写一两首类似格律诗的东西，这在很多方面训练了万玛才旦。
第一篇小说发表在《西藏文学》后，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毕业后，他“内心极不安分”地在州上劳动人事局做了5年公务员，又辞职考取西北民族大学的文学翻译硕士。临毕业那年，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成为北电第一个藏族导演。
2004年，短片《草原》是万玛才旦的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的拍摄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谢飞偏爱这部作品，他说：“这部作品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
回 归
此后至今，万玛才旦更多居住在北京，进行文字与电影的创作。辛苦“逃离”到北京，万玛才旦的创作却无时无刻不在“回归”。
小说集《塔洛》封底，有一段出自台湾金马奖颁奖词的话，也许适合描述导演本人：“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他还记得自己199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字叫《人与狗》，写一只狗忠诚地护卫着家里的羊与人，因误解死去后，人才有点心痛。“总之比较悲观吧，好像从那时候起，我创作里就喜欢讲一些人性的恶。这种悲观好像与生俱来。”
他的家乡面朝黄河，背靠群山。不上课的时候，万玛才旦去山上放羊，天地辽阔，大风呜咽，一个人和一群羊在一起，那种孤独他一直记得。
十二三岁的时候，镇上修水电站，外来的工人建起礼堂，周末在里面放电影。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大闹天宫》《地道战》《小花》等。他为此痴迷，觉得电影是真的，没想过是导演、演员在拍。上一部电影里英勇“牺牲”的人又出现在荧幕上时，他疑惑：“他不是死了吗？”他那时特别喜欢电影，那股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那时候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做一个电影导演什么的，“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出现在他的小说和电影里。
在北京定居14年后，万玛才旦想“逃离”北京了，计划回到家乡生活。他曾让读小学的儿子休学一年，回家乡的寺院学校，学了一年藏语。如今，很多在京藏人不怎么会说藏语了。
万玛才旦对藏文的情感，就像藏文本身的复杂一样。“藏文的30个字母有阳性、阴性、中性、无性之分，它的语法很复杂，时态的变化很多，构成也很复杂。想精通藏文，首先要精通藏语，标准的藏语能够体现出藏语的结构和语法等特点。”
他讲过一个故事，藏地有很多《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他们能够连续唱上几天几夜而不重复。后来，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说唱艺人被请到城市里录制视频，每天对着摄像机说唱，领取工资。慢慢地，艺人们神奇的能力消失了，他们再也不能不知疲倦，滔滔不绝地唱诵。这些变化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回归更多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吧”。
梁昭评论万玛才旦所表达的“藏族性”，不等同于神秘的宗教、悠久的传统、优美的风景，而是“散见”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情境、心绪。
早期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都是成熟的好故事，有非职业演员带来的纯朴，缓缓展开的生活细节，传统的生活、外界的变化编入波澜不惊的人物经历中得以呈现。看得到他技術和风格的稳定，也看得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大致方向和目标。
曾经的文学滋养对于万玛才旦后来的创作，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是不得不承认的母体。
大学期间除了藏族文学的滋养，万玛才旦也受到汉语文学作品的启发。后者对他的影响首先是情绪。他认为《红楼梦》中的情绪，比较符合他的气质。“《红楼梦》里对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的描写是藏族文学比较缺乏的，但在叙事和内容上，它和藏文文学作品又比较接近。有人把藏族文学经典《青年达美的故事》和《红楼梦》做过比较研究，两者在框架上的建构基本一致，讲述的都是一个贵族家族没落的故事，文本中有很多诗。”
万玛才旦写《智美更登》时，当初看的《西游记》带来了启发。“在内容上，二者都是讲佛教的；它们之间也形成了反差，一个严肃，一个娱乐。智美更登是一个大无畏的施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饰演智美更登的人是一个牟取利益的人，他在村里通过放电视录像挣钱，有对比及反差。《西游记》的使用有一个情节上的关联—唐僧师徒去取经，最后取得了真经；老喇嘛想去拉萨朝圣，最后愿望终于要实现。这些设置都是有关联的。”
徐晓东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把与万玛才旦的对话整理为《遇到万玛才旦》，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有关万玛才旦的研究专著。他在里面说：“万玛才旦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故事，他和他的团队用母语建构出一个十分个人化的电影世界。他舔舐的姿态总是打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