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核算: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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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核算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项重要社会运动。本文围绕着社会核算的产生原因、定义、基本模式、基本概念、具体项目、计量单位、报告以及社会核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前景等方面,对西方国家迄今为止在社会核算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作了简单、系统介绍和评析,对我国的学术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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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的“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是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最早的大型调查之一。成都市如是庵街道是那次的一个调查点。1992年,由本文作者——当时成都调查负责人与10年前原课题组成员又对当时的调查点进行了全面的追踪调查。这是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中不多的追踪调查之一。调查结果认为,与10年前相比,在联姻区域、婚姻结合途径、婚后居处、生育及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有了较显著的变化,而联姻模式、家庭结构、婚姻关系等方面则比较稳定。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新编《中国社会学年鉴》已于1994年11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54万字,定价19.80元。 该书是继《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1989年版《中国社会学年鉴(1978—1989)》之后,又一集中国大陆社会学发展之大成的编著,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1989年到1992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社会学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的实绩。各条目撰稿人皆为各有关方面确有研究的专家,对其所述评领域的研究情况,心中有数,选材精当,分析在行,评价客观公正,即使是对自己学术论争对手
<正> “零点调查”的中心城市稳定性研究,被作为城市内部核心因素考察可涉及4个方面:市民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公共治安安全感、城市人群间的协调程度、对公共管理体制的关注程度。象宗教民族问题、政治权力格局的异动、突发性社会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尚未能进行研究。“零点调查”的基础研究资料是公司1993年在京津沪等地实施的9项专项民意调查结果。1993年8—9月,我们与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等单位合作,通过严格的抽样控制,派出访员,在京津沪三市,访问了1650户(每市各550户)市民家庭,回收有效问卷153
本文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话谈“周期率”为线索,纵观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衰,承认确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古今中外的历史,均受这“周期率”的支配。剥削阶级的覆灭都是同其政权反民主、反人民、搞腐败分不开的。谁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是以百倍的警惕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使党政领导干部不敢松懈,只有反腐倡廉并敢于碰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好主人与公仆、监督与被监督、民主与法制、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等关系,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跳出“周期率”。
该文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流动在取得大量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盲目自发性,这种盲目自发性对于城乡的发展与进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作者将这种消极影响概括为导致社会生活的无序性及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制约作用两个方面,同时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本文通过对汉语谚语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基本策略:“防人”,即防“人说”和防“人心”。从这种封闭的设防立场出发,中国人由防“人论”变成防止“失言”,则自己尽量“不言”、“少言”,勿“直言”、“传言”、“大言”、“谎言”,并努力做到“会言”;由防“人心”变成修身、养性、正己心,做到有正义心、公理心、公道心和公心。文章指出,中国人人际交往的误区概出于这个“防”字,它与现代人所倡导的坦诚、自若、轻松的交往风格是相冲突的。
<正> 发展小城镇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道路。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小城镇发展很快,城镇的功能日益强化和完善,城镇居民和周围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农村小康战略目标的需要,从小城镇的现状和水平来考察,我国的小城镇发展与建设面临调整、充实和提高的繁重任务。因此,有必要对小城镇的发展与建设给予再认识。
<正> 应德意志研究联合会、英国学术院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忍之同志率领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张文武、外事局局长姜汉章、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罗肇鸿、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外事局欧洲处曾东等同志于1993年10月20日—11月10日,对德国、英国、瑞典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和访问。这次考察的主要项目是欧洲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经济、社会改革整体部署中
文章认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化的“赶超型”客观性质和发展速率,是认识和解决中国现代化一系列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出发点。为实现赶超发展,必须把中国现代化的动力看作是“社会动力资源系统”。文章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社会整体系统、中国和世界、当代发展和未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共性和个性、主体和客体等六个关系视角,揭示了这种动力系统和结构并从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作者认为,在今天把“代价”提升为科学范畴具有很大意义。从发展学的角度看,“代价”应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