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以重视家教著称于世。不论是贫民百姓，还是圣贤名人，为人父母者，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修养有为，出人头地。而教育子女修身处世的名言警句博大精深，古典家训堪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之奇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继承、借鉴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认真学习研究，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以便更好地指导新时期家庭教育工作。
　　关键词：传统 家训 经典 教育 做人
　　一、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古代圣贤在家训中，首要告诫做父母的要对子女加强教育。宋代大学士家颐在《教子语》开篇就说：“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人生最快乐的事，没有什么比得上读书学习，人生最要紧的事，没有什么比得上教育子女。读书能获取知识，提升品质，当然这是最快乐的；教育子女可求家族香火长传，非他可比。古人把读书与教子相提并论，可见教子的意义重大。
　　为什么教子如此重要呢？古人也有精辟论述。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写给儿子的《诲学说》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玉石作为一种物件，有稳定而不变的特质，虽然不雕琢成一件珍贵的器具，也不会失掉玉的特性。人却不一样，人的思想品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如果不学习，不进行良好的思想教育，就会变坏。你看，比喻多恰当，论理多深刻。古代尚且如此，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当代，因物欲横流、诚信缺失、诱惑迷人、环境纷杂等不良风气的侵袭，一些人看不清方向，弄不清是非，上当受骗，胡作非为，甚至违法犯罪。因此，“因物则迁”的危害对一些人特别是青少年就更加严重。
　　然而，我们一些家长，还秉承“树大自然直”的传统偏见，对社会复杂性视而不见，忘记了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启蒙教育，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看轻或放弃自己教子的责任。假借工作忙、顾不上，或文化低、不会教，把孩子的教育问题全部推给学校，导致孩子因家庭缺失温暖而到外边寻找刺激。迷恋网吧、离家出走、惹是生非、诈骗盗窃、甚至伤人杀人，这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为此，不少专家提醒已为父母的职场人士：要克服困难，寻求良策，努力实现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恰逢父母（特别是父亲）事业上的打拼期，也正是孩子需要关注关爱的青春期。那些无暇顾及子女的父母，或不善管教子女的父母，都要学点家教知识，关注孩子生理心理发展动向，担当起义不容辞的教子责任。同时，特别提醒：那些双双在外打工而家有学龄儿童的父母，更要注意尽到法律赋予家长对子女的监护职责。要采取有效措施与子女沟通交流。要懂得：富了这一代，毁了下一代的恶果不堪设想。
　　二、子女教育要及早进行
　　家长必须要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教育为最好呢？北朝时儒士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中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古时候，圣明的帝王有所谓胎教的方法：王后怀太子到了三个月后，就要到专门准备的房间里居住，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就不听，音乐和美味都要以礼仪加以节制。一般老百姓虽然做不到这样，也应当在孩子能识别大人的脸色，知道大人的喜怒时，就对他加以教诲，让他做他就去做，让他停止他就停止。可见，古之学者赞成家庭教育应从胎儿开始。纵然做不到胎教，也要从婴幼儿能认识感知周围人和事的时候就开始教育，该教孩子做的就引导他去做，孩子不该做的就坚决不让他去做。现代家庭和时尚妇女不也早就实施胎教了吗？按时给胎儿听音乐，甚至向胎儿喊话。至于说对婴幼儿的及早教育，民间早有“三岁看大，七岁至老”的说法。最近还看到一则消息，称美国研究人员开展一项最新研究，人的性格在童年时期的早期就能形成，从六七岁孩子身上可以预测出他成年后的一些行为，这说明对子女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为什么教育子女应该及早进行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说：“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人在幼年时，专心一致，长大后，注意力分散，所以一定要抓紧婴幼儿时强化教育，切不可等到长大后再去教育，那就丧失了最佳时机。现代教育专家也同样指出：千万不要忽视学前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培养孩子养成各种良好习惯的最重要阶段。报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记者采访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问在您的一生里，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从那所学校里学到的呢？这位诺贝尔获奖者很自然地回答：在幼儿园。记者又问，学到什么呢？答：“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认为，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这些。”这个朴素而清晰的回答正好说明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行为习惯、交往习惯以及思维习惯是从小培养的。正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培养好习惯，不仅是在学校，在家庭更重要。因此，“家庭是习惯的学校，父母是习惯的老师。”
　　三、把爱和教有机结合
　　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不言而喻。但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并能理智地处理好慈爱和善教的关系，却不那么容易。北朝大儒士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教子》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如果父母平时威严而有慈爱，那么子女就会敬畏谨慎，从而产生孝心。我看到人世间，有的做父母的，只知道溺爱子女而不知道教育子女，往往达不到育子的目的。同时颜氏告诫；对子女的饮食行为，任意放纵，本应告诫子女要注意的，反而加以奖励；本应呵斥警告的，反而一笑了之，这是不对的。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严和慈尺度的把握，要努力做到严慈相济，民主和谐。严过而慈不足，会造成亲子感情对立，父母的话塞耳不听。慈过而严不足，会造成子女放任自流，难以控制。待到子女的坏习气养成了，再去严厉制止，只能是“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即便鞭抽棍打到死的地步也树立不了父母的威信，只能招致子女更大的怨恨。现实中那些伤害甚至弑杀父母的活生生例子，难道还不足以引起警醒吗？据专家调查分析：过分溺爱，过分严厉，是我国目前家教中两大通病。过分溺爱可能与当代“一孩化”以及“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观念有关，过分严厉可能与传统的“父为子纲”“不打不成才”的观念有关。 　　親子关系到底应是什么样子呢？颜子推的观点是：“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狎者，亲近而态度不庄严；简者，怠慢而轻忽失礼。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应该严肃，不该过分亲昵；亲生骨肉之间的相爱感情，不能不拘礼节。如果不拘礼节，那么慈爱就引不来孝敬。如果过分亲昵，那么怠慢不敬之心就会产生。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对父母铁石心肠的人，都生在那些溺爱子女、对他们百依百顺、一味迁就、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的家庭。”按照现代民主型家庭来说，父母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做父母的，也应在子女面前做出好样子，不能随随便便，轻浮无理，不然，也将失掉固有的权威，让子女看不惯瞧不起。毕竟亲子平等，不同于一般的人际平等。固有的血缘角色权威在亲子关系中还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父母要爱自己的孩子，但不能溺爱、偏爱、无是非的爱。管教自己的孩子，须严格要求，但不能动辄打骂，甚至虐待，现代教育使孩子的民主、人权意识逐渐增强，父母血缘权威性逐渐减弱，“棍棒下出孝子”的观念已经过时。
　　四、家教成功的基础是家庭和睦
　　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价值就是“和”。和为贵的理念涵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齐家。三国时丞相长史向朗在《遗言戒子》中，教诲子孙凡事要和为贵。他说：“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即：天地和谐，风调雨顺，则万物茁壮成长。君臣和谐，则全民团结，国家太平。全家族的人和谐，要想做的，什么事都能达到目的，就是静下闲暇时，也平安无事。这一段家训，作者从宏大自然到整个社会、乃至一个家庭三个层面，论述了“和谐”“天人合一”理念的普遍意义及重大作用。也道出了历代圣贤名士至死坚守“和谐”而不变的根本原因。“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这句话，一语道出“家和万事兴”的真理所在。
　　怎样才能做到九族和呢？颜之推认为应该有一个好的家风，提倡“人伦为重”“兄弟相顾”等治家理念。但关键问题是长辈应当为晚辈做出榜样。他把这个榜样的作用，称之为“风化”。他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也就是说，家族风俗教化，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是前辈人影响后代人的。因此，父亲不慈爱，儿子就不会孝顺，长兄不友爱，弟弟就不恭敬，丈夫不讲亲义，妻子就不归顺。可见长辈榜样作用的重要。但这个作用的发挥，不是强制的，而是自然仿效的，这正是家庭血缘权威性的客观体现。所以，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对孩子的管教，有利于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然而，我们一些家庭就是缺乏一种祥和的气氛。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成员功能缺失，诸如：父母行为不端、父母离异或再婚、留守儿童等家庭，有的导致孩子在家庭中既没有温暖，又没有学习的榜样，也没有家规的约束，出现在家不听管教，外出惹是生非的恶性局面，这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关心子女读书，更要关心子女做人
　　古代贤人不仅自己乐于读书，而且特别重视子女读书，所以教子读书的家训比比皆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韩愈主张诵习“四书五经”，坚守“仁义礼乐”，并把教子读书视为家训之本。他在论述知识的价值作用时说：“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黄金璧玉虽然贵重，但它的价值终有一天花费完而难以保存，学问就不一样，它藏在自己身上，只要活着就用之不竭。显然，知识贵于财宝。韩愈的这些话，深刻地论述了知识才学对人的生存发展的重要性，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正如宋时石林居士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一旦必读书》中教诲儿子要多读书，常读书，这是躲开丧身破家的良方。他说：“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暮夜见烛亦复然，若遇无事，终日不离几案。”就是说早读、晚读、无事终日读。相反，一天忙于琐事，日子长了就会“与书卷渐远，岂复更思学问？……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若与书渐渐疏远，那里还会想再去做学问，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一定会丧身破家。尽管这里有追求私利的企图，但古人这种废寝忘食，持之以恒，追求向上，以防落后的读书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不顾孩子的接受能力而随意加重学习负担，或不管孩子的意愿兴趣而随心强迫学这学那，也是值得注意和改进的。
　　在众多贤人家训中，大多既有如何求学的教诲，也有如何做人的教诲。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在《与长子受之》家训中告诫儿子，要努力求学，做到：“早晚受业请益，随众例不得怠慢。”同时要儿子做到：“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语需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饮酒，荒思学业。”“交游之间，尤当审择。”对自己的不足要“须痛加检点而矫革之，不可荏苒渐习，自趋小人之域”。起居尊重别人，不得傲慢懒惰，言语慎重得当，交友慎重选择，缺点坚决革除，坏习惯不再沾染。这些立身处人之道，是基本的礼仪品行，这在当代更是必需的。
　　纵观我们现代的父母，对待子女的学习内容、学习成绩应该说是用心良苦，但关心子女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以及为人处事的品行是不够的，甚至有的是非常不够的。
　　六、家教的重点是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显明的特点，就是注重修身养性，注重人的价值凸显。由此建立了完善的以“仁”为核心，义、善、礼等为标志的道德思想体系。以儒家为例，孔子所描述的“道”，就是指适应当时社会的行为规范准则，这是社会客观的共同需要。所谓“德”是指人内心的信念追求、情感体验与行为习惯，显然这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东西。孔子在处理客观的“道”和主观的“德”的关系时，特别重视积极开展主观的思想检查，反求诸己，使适应社会客观的“道”的规范变为每个人内在的自觉追求，这一点很像要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以适应客观世界需要的现代观念。他把这种主观的思想改造过程叫“内省”，并认为这是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三国时刘备临终时给儿子的遗诏中，勉励儿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宋时王安石说得就更清楚，他在《致一论》中说：“以小善为无益，以小恶为无伤，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认为做一件小的好事对自己也没有多大的好处，做一件小的坏事对自己的品德也没多大的伤害，所有这些都不是使自己生活安宁、道德高尚的正确态度。事实上积小恶为大恶是一个人走向深渊的必然结果，而积小善为大善也是成功人士的必由之路。 　　当然，是从善还是为恶，重要的是内心思想活动的驱使。这方面，明时忠臣杨继盛有精彩论述，他在被害前写给儿子的遗嘱中说：“心为人一身之主，如树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坏了心。心里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则行出来，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这边的人。心里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虽欲行好事，也是有始无终……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上面这一段文字，活龙活现地呈现出内心自省的全过程。同时也揭示了自省依据、自省结果对人行为制约的重大作用。现在，这个内省模式对我们还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要从小教育子女遇事多为他人着想，为集体、为社会着想，反思偏见与私欲，那一定会使自己的行为合天理，适公道，有益社会。
　　七、理想志向是子女成才的必备前提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思想的突出体现。而早立志、立大志是古代家训中常见的重要内容。所谓志，一是说志向，即将来要做什么事，要成什么人；二是说志气，即追求上进的决心和勇气。立大志，就是要树立远大理想，并同时要对美好未来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不息。魏晉时的著名思想家嵇康在给儿子的一篇家训中，特别强调立志对于人生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论述了实现志向应注意的事项。他说：“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人不树立志向，就不能算是人。但君子考虑事情，行为不离准则规范，总是要效仿好人的榜样，经过认真策划后，再付诸实施。同时强调如果要做的事已定，就要暗下决心，发誓做好。如果一旦小事私情取胜，那么，立志要做的事就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这一论述，明确地告知儿子，立志不能盲目随便，要认真思考，实事求是，选准方向，确定目标。一旦目标确定，就要努力实施，不能动摇。既不能被外界的诱惑而干扰，也不能被自己的懒惰而荒废。勾画出一条立志、守志、成才的人生成功之路。
　　关于立志成才的话题，三国时丞相诸葛亮更有精辟论述。他在《戒外甥书》这篇家训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一个人树立志向应该高尚远大，仰慕前代有德才的人，灭绝个人情欲，抛弃停滞不前的思想，使自己要做高尚人的志向显露出来，让别人能恳切地感受到。另诸葛亮在给儿子的《诫子书》中四句名言更是广为流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学无以广材，非志无以成学。”可见，“明志”对于“广才、成学”的极端重要性。立志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立志者未必都能成功，但无志者肯定都不会成功。当然，立志要胜人，更要胜己，正如战国时韩非之名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胜己。”
　　当然，古人教子立志的目标是齐贤达仕，光宗耀祖，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这和当代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理想信念是格格不入的。但古人重视立志，并为之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是可取的。当代，在多渠道、多元化立志成才的道路上，行行都能出状元，只要有创新之意，务实之能，持之以恒，肯定会越走越广阔，越走越辉煌。
　　八、树立正确的名实观
　　正确的名实观就是人和事的名符其实，名实一致。用古语说就是“言者忠信，行者笃敬。”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实则应是诚信经济，法制社会。然而，就在和谐主旋律中，变调跑调时有发生。身为高官，贪污腐化，道德败坏；社会名流，巧装打扮，丑事不断。一些广告宣传说得天花乱坠，实为次品假货。追逐名利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热点，同时，过分的追逐名利又沦为当代社会的一大污点。追求名实一致是我国优良传统美德之一，也是贤人家训的重点。最有名的应是颜之推《颜氏家训一名实》篇。他开篇就论述了名实的一致性。他说：“名之与实，忧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名与实就像形与影一样。如果一个人德才兼备，他的名声必定好；一个女子如果容貌艳丽，那么她的影子也必定很美。接着痛斥了那些只要名不要实的心理丑态，他说：“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现在，有些人不注意道德修养而又想在社会上获得好名声，就像容貌丑陋却想在镜中看到漂亮的影子一样。这显然是痴心妄想。紧接着他提出三个不同层次的求名者，即：“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并进一步论述了三者的特点，即道德高尚的人是不求名声的；道德修养中等的，想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好名声，且担心别人看不到自己做得好事；道德很差的，则不择手段窃取虚假的好名声。显然，忘名者最高尚，人生最高境界正是既品德高尚，又淡泊名利。其次，立名者，在当代多元价值观社会也是可取的，要想有好名声，先得修身养性，多做善事。只有窃名者，无论如何不容其存身，必须予以揭穿，令其原形毕露。
　　如何建立自己良好的社会声誉？东汉时硕儒郑玄在晚年写给儿子的《戒子益恩书》中，在讲述了自己求学、辞绝做官、潜心著述一生经历后，正面训戒儿子，须在学业、生活方方面面，力求建立好的声誉。他说：“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意思是要勤勉追求人格高尚的人的学说，深入钻研，不要废弃，做事要严肃谨慎，保持庄严的容貌仪表，以此来接近有道德的人。这样，显赫的声誉在同伴朋友中自然形成，良好的德行在自己的志向中自然建立。这也正如前面所说：“德艺周厚，则名必善。”
　　然而，做了好事，大家一定能异口同声赞誉吗？也不见得。特别是在当代多元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复杂的社会舆论中，什么事都有人说三道四，甚至流言蜚语。难道好事就不做了吗？显然不是。那么，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指责议论甚至诽谤呢？三国时名仕王昶对子的家训中有精彩论述。他说：“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人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当有人说自己的坏话，诋毁自己时，应该先退一步，好好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听到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把坏名声强加于人，报复别人只能使自己的名声更坏，不如保持沉默并修养自身。正如谚语所言；“救寒莫于重裘，止谤莫于自修。”毛主席说得更好，那就是：“有者改之，无者加勉。” 　　九、学会交朋友
　　古谚语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代歌曲唱道：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春常在。可见，拥有朋友，特别是好朋友，对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特别是在当代，要想成就某一项事业，即便有了好政策，好机遇，一个人也是很难做到，必须靠团队、靠朋友、靠协作精神。可以这样说，朋友是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财富，他既是精神财富，也是物资财富。当然，从一个人的朋友圈子，也可以直射出这个人自身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举止的水平层次。
　　古人结交朋友的标准，大都是遵循孔子的主张。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把交朋友分两类各三种，有益的交友有三种：同正直的人、诚信的人、见多识广的人交友。有害的交友三种：同善于走歪门邪道的人、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友。这三种人，过去是损人，在现代生活中，更是花样翻新，防不胜防，须时刻保持警惕。
　　三国时名臣刘广下面加異在写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专门告诫要同贤能的人交朋友，劝其坚决同不修德行的人绝交。他说：“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贤，不可不详。而世之交者，不审择人，务合党众，违先圣人交友之义，此非厚己辅仁之谓也。”结交朋友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得到有德才的人帮助。因此，不可不审慎选择。而当今世上交朋友的，往往不能慎重地选择朋友，正确地结交朋友，甚至一定要结成团伙，这完全违背了圣人孔子有关交友的教导，当然不能称作厚己辅仁。南宋思想家朱熹在家训中也告诫儿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交朋友，尤其要慎重选择，一般来说，待人忠厚老实，能检讨自己缺点和过失的人，是好朋友，那些阿谀奉承、语言轻薄、傲慢放荡、引诱他人做坏事的人，是坏朋友。
　　上述家训告诉我们：要想交朋友，要目的明确，那就是“在于得贤”。如果目的不纯，胡乱交友，那就有可能有害而无益；要标准正确，那就是“敦厚忠信”，如果朋友华而不实，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标准不正确，态度不审慎，又不倾听别人劝告，那很有可能坏朋友乘机而人。要维护友情，也要善于割除自己的毛病，以诚相见。
　　当代社会，思想活跃，价值观多元，市场精彩纷呈，诱惑甚多，给择友带来极大难度，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少伙伴，家庭多呵护，交往缺经验，能力相对差。所以，培养和提高孩子择友、辨友、处友的能力至关重要。
　　十、崇尚勤俭，鄙视奢靡
　　古人云：历览古今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过去，无论是贤人，还是平民百姓，总是崇尚勤俭。就连明君皇帝都把节俭作为“帝范”来推崇。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凡盛世清明之君，必保持节俭的美德。即便是富有四海，也要安于俭约而不奢侈。他在写给儿子李治《帝范》一文中说：“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侈由人，安危在己。”他认为骄奢与节俭，是荣与辱的开端，奢侈与节俭由人自己决定，他涉及到自身的生存与安危，寥寥数语指出崇俭的地位和作用。他告诫儿子要懂得：“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如果耳目鼻口身的情欲尽快收敛，则美德会长远充盈。如果千种嗜欲攻身，则必有可怕之事外发。这深刻地阐述了遏制不该所得欲望对于美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一个人，特别是那些上流社会权势之人，如若肆意放纵，贪得无厌，终酿大祸。如若依规约束，严于克己，则可平安无事，那些高官由此而落马的悲剧应为世人警惕。
　　宋代《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为教育儿子司马康，专门作《训俭示康》。在这篇家训中，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奢侈的现实，深刻地抨击为“风俗颓弊”，并明确表示：“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在许多人都以奢侈浪费为荣时，司马光心里却认为节约朴素是美德，别人笑他寒碜丢人，他却不以为然。并清醒地认为，古人以简朴为美德，现在人却以简朴为耻辱而予以指责，真是奇怪啊！同时，他告诫儿子一定要懂得：“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如果坚守俭朴，就不会有过多的欲求，个人欲求少了，就不会被钱物所支配，就可以沿着正道行事；相反羡慕奢侈，过多欲求，就会贪图富贵而误入歧途，迅速召来灾祸。所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是说，俭朴和美德是相同的，奢侈是最大的恶。那些道德品质优良的人，都是以俭朴作基础的。
　　大家都知道，清代曾国藩注重家风，家教甚严。他在给儿子信中自我表白：“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曾国藩的态度是，保持俭朴家风，极其勤俭行，稍微丰裕一点也行，但太富足就不敢了。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现代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生活已不像以前极其节俭，小康已达丰裕，但如果超过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而追求过分富足，必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我们还是要记住：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不可贪恋奢华而养成懒惰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