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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妻子第一回见面是在1974年，当时是为了出演“格力高”的电视广告。
当时的青春偶像都明星味道十足，而我因为走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所以对女星们那副优越的样子嗤之以鼻。然而，她却完全没有那种惯常的傲气。至于我自己嘛，妻子回想的时候说：“你不爱搭理人，挺讨厌的感觉。”
“格力高”的电视广告后来我们也一直在拍，社会上评论我们是“黄金搭档”。
广告一年拍摄两三回，拍摄地点大都在夏威夷。拍广告并不要求过度的演技，因此心里没什么压力。夏威夷给我的感觉是仿佛有一种开放的空气在自由流动，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我说“我们结婚吧”，也是在夏威夷。
现在回想起来，结婚是一种内在的气势，是想跟她在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这个想法超越一切！
我知道“山口百惠”的意义是巨大的。无论对歌坛，还是影坛来说，都是一大财富。对事务所来说，她就是个聚宝盆。年轻的我也理解她作为一名歌手、演员的价值。所以，当她跟我说婚后要“退出演艺界”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乃至当场无言以对。
但是，经过再三考虑，我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好！我明白了。”我这样回答她。
这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她在演艺界的价值很快就要被我摧毁，同时，我作为男人而理解了一位女性，看到了问题的出发点。
“我要辞去工作，当你的太太！”这句话无论是从怎样的处境和职业出发，对一个男人来说，都是很重的。她的意思是说，我要只身到你那里去。她要把人生全部投到我这个半吊子的男人身上，我不响应可不行啊。
随之而来的就是诸多难题和障碍。她所属的堀制作事务所很理解她，对她一直抱以宽容、温和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事务所深知她的性格，她行事的坚强意志一如既往，从未改变。
夏威夷求婚的数月后，她在演唱会上坦白说：“我喜欢的人是友和。”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陷入了“被害妄想症”，一度把天下人都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媒体从早到晚盯着我，一天24个小时都不放过，这样的状态持续到她引退为止，这还算好的，媒体攻势更猛烈的是在我们举办了婚礼之后。
距今已是30多年前的11月19日。这一天，我们两人在赤坂的教堂举办了婚礼。我28岁，妻子21岁。
在举行婚礼以前，尽管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但并没有担负什么责任。当时我的父母还都是50多岁，身体很健康。可是，从此以后，我的父母、妻子的父母，全都要到我这里来了。虽然小家庭的规模不大，但我开始意识到，家庭的责任都要由我来承担。
有位朋友跟我说过：“一结婚，你就没人可以商量求教了”，而今猛然间想起这句话。用电影来比喻的话，我已经站到了导演的立场上，要解答所有的疑问，最后做出决定，担负最终责任，而且责任重大。这些都是我因为结婚才认识到的，而这样的觉悟改变了我。
“我不出轨”
这句话是结婚时我在内心深处决定的。与其说如果我出轨了怎么办，还不如说我绝对不背叛我的誓言。“人做坏事必遭惩罚”，这是我从小就听奶奶说过的话。这事说给别人听，也许会被当成笑话，但我是认真的，坚信不疑。
现在，为了绝不食言，我做出了3个决定：第一，51岁开始戒烟；第二，生活方式不投机取巧；第三，不出轨。看上去就这么三件事，但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再追加个什么决定，也许我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预感到有关的决定也许还会增加。而当初我能做出这些决定，就是因为结了婚。
“人在演艺界无绯闻不红”，有的人这样认为。对这么想的人，我并不持否定态度，只是觉得这些人“器量真大”，和我不同。我不出轨是为了妻子，这就是我的原则。
当然，看见妻子以外的女性，有时也会觉得对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硬把这种感情压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绝对不出轨。这不是对妻子的宣言，而是我心灵深处的决定，我一生都将遵守这一原则。
婚后还立有一条规矩，就是除了本行之外，我不做别的。
其实，我婚后也跟别人搭伙做过生意，想得很简单，不费力又能赚钱。当然，后来没得到好结果，算是我付了高额学费吧。这必定是能力问题，演艺界也有很多在副业上成功的人，但我没有这份力量。除了演员职业之外，我拿不出同样的精力来从事另外一件事。我要是再干本行以外的事情，非吃苦头不可，这一点我是非常明白的。
自己应该守护的东西
结婚后，我们很快就搬到了位于高轮的公寓，岳母也跟我们住在一起。
在同一座公寓大楼里，我硬是买下了与我们居室相邻的房间，请岳母住下。岳母的身体时有不好，我觉得自己有照顾之责。妻子并没提出要买房子，只说：“要是能住同一座公寓的话……”岳母也考虑到我的父母，而推辞说：“我有地方住，不用担心，没事的。”她的心思是，女婿都没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却和岳母一起居住，恐怕不好吧。
不过，对我们来说，岳母在这里是有很多益处的。有时她从隔壁的房间过来一起吃饭，我们也去她的房间看看，有一种信赖的人就在近处的安心感。岳母对妻子来说，是很好的聊天伙伴，凡事也都能一起商量。
可是，这对媒体来说，却是一个猎奇的素材。有的报道写得很不像话，这给岳母造成了伤害。尽管如此，她从不说出口。有时我向她道歉：“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但她总是微笑地回答：“没事，他们反倒让我想起了很多好事。”岳母的温柔与坚强对我有极大帮助，真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同样是被媒体追逐的对象。公寓大门前的大楼屋顶上经常藏着三四个摄影师，一直监视我们的出入。我向他们提出过抗议，他们就像没事儿人一样，弄得我们双方都很郁闷，冲突一触即发。
从我的立场来说，虽然还轮不到自己抱怨说“难受”，但无论怎么想，眼看妻子无法从公寓里自由出入，这是相当难受的事。
是妻子的坚强抚慰了我的情绪，在那样的状况下，她毫无怨言。夸张地说，她和我的关系犹如战友，是与媒体做斗争的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只要一回到房间里，就有我们所追求的温馨空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幸福。所以，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和“不幸”这一字眼相关的记忆。
我们也去过一些休闲的场所，如东京市内的餐厅，朋友家，伊豆的旅馆等等。帮助过我们的挚友，是我一生的恩人。此外，在这个时期里我还深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大概是让我感到幸福的理由之一。哪怕是初次去的地方，对方也会特别关照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吧。”“请带他们到靠里面没人注意的位子上吧。”这使我感受到大家的与人为善之心。
对于这些充满温情的款待，如果不是被媒体逼到如此境地，也许我是不会有此感受的。
所以，我对媒体一直很感到愤慨。
我们一开始没生孩子。朋友们见到妻子时的寒暄几乎都是：“还没生孩子呀？”这样几年下来，逐渐变成了沉重的压力。对此，妻子从来没说过什么，只是到了后来，快要生孩子之前，她才说起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当时让她很难受，而我自己到这时才第一次知道她当初的心情。
婚后我马上就想要孩子，也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孩子，就是觉得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知为何没能如愿。过了3年仍然不能如愿。就在我们差不多快要接受没有孩子的人生时，孩子降生了。这是1984年的事情了。紧接着，第二年又生了一个。若说是“有了孩子”，或是“生了孩子”都不恰切，最符合我们心情的表达是，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孩子。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相性》 译者：毛丹青）
当时的青春偶像都明星味道十足，而我因为走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所以对女星们那副优越的样子嗤之以鼻。然而，她却完全没有那种惯常的傲气。至于我自己嘛，妻子回想的时候说：“你不爱搭理人，挺讨厌的感觉。”
“格力高”的电视广告后来我们也一直在拍，社会上评论我们是“黄金搭档”。
广告一年拍摄两三回，拍摄地点大都在夏威夷。拍广告并不要求过度的演技，因此心里没什么压力。夏威夷给我的感觉是仿佛有一种开放的空气在自由流动，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我说“我们结婚吧”，也是在夏威夷。
现在回想起来，结婚是一种内在的气势，是想跟她在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这个想法超越一切！
我知道“山口百惠”的意义是巨大的。无论对歌坛，还是影坛来说，都是一大财富。对事务所来说，她就是个聚宝盆。年轻的我也理解她作为一名歌手、演员的价值。所以，当她跟我说婚后要“退出演艺界”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意料，乃至当场无言以对。
但是，经过再三考虑，我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好！我明白了。”我这样回答她。
这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她在演艺界的价值很快就要被我摧毁，同时，我作为男人而理解了一位女性，看到了问题的出发点。
“我要辞去工作，当你的太太！”这句话无论是从怎样的处境和职业出发，对一个男人来说，都是很重的。她的意思是说，我要只身到你那里去。她要把人生全部投到我这个半吊子的男人身上，我不响应可不行啊。
随之而来的就是诸多难题和障碍。她所属的堀制作事务所很理解她，对她一直抱以宽容、温和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事务所深知她的性格，她行事的坚强意志一如既往，从未改变。
夏威夷求婚的数月后，她在演唱会上坦白说：“我喜欢的人是友和。”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陷入了“被害妄想症”，一度把天下人都当成了自己的敌人。媒体从早到晚盯着我，一天24个小时都不放过，这样的状态持续到她引退为止，这还算好的，媒体攻势更猛烈的是在我们举办了婚礼之后。
距今已是30多年前的11月19日。这一天，我们两人在赤坂的教堂举办了婚礼。我28岁，妻子21岁。
在举行婚礼以前，尽管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但并没有担负什么责任。当时我的父母还都是50多岁，身体很健康。可是，从此以后，我的父母、妻子的父母，全都要到我这里来了。虽然小家庭的规模不大，但我开始意识到，家庭的责任都要由我来承担。
有位朋友跟我说过：“一结婚，你就没人可以商量求教了”，而今猛然间想起这句话。用电影来比喻的话，我已经站到了导演的立场上，要解答所有的疑问，最后做出决定，担负最终责任，而且责任重大。这些都是我因为结婚才认识到的，而这样的觉悟改变了我。
“我不出轨”
这句话是结婚时我在内心深处决定的。与其说如果我出轨了怎么办，还不如说我绝对不背叛我的誓言。“人做坏事必遭惩罚”，这是我从小就听奶奶说过的话。这事说给别人听，也许会被当成笑话，但我是认真的，坚信不疑。
现在，为了绝不食言，我做出了3个决定：第一，51岁开始戒烟；第二，生活方式不投机取巧；第三，不出轨。看上去就这么三件事，但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再追加个什么决定，也许我就要喘不过气来了。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预感到有关的决定也许还会增加。而当初我能做出这些决定，就是因为结了婚。
“人在演艺界无绯闻不红”，有的人这样认为。对这么想的人，我并不持否定态度，只是觉得这些人“器量真大”，和我不同。我不出轨是为了妻子，这就是我的原则。
当然，看见妻子以外的女性，有时也会觉得对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硬把这种感情压下去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绝对不出轨。这不是对妻子的宣言，而是我心灵深处的决定，我一生都将遵守这一原则。
婚后还立有一条规矩，就是除了本行之外，我不做别的。
其实，我婚后也跟别人搭伙做过生意，想得很简单，不费力又能赚钱。当然，后来没得到好结果，算是我付了高额学费吧。这必定是能力问题，演艺界也有很多在副业上成功的人，但我没有这份力量。除了演员职业之外，我拿不出同样的精力来从事另外一件事。我要是再干本行以外的事情，非吃苦头不可，这一点我是非常明白的。
自己应该守护的东西
结婚后，我们很快就搬到了位于高轮的公寓，岳母也跟我们住在一起。
在同一座公寓大楼里，我硬是买下了与我们居室相邻的房间，请岳母住下。岳母的身体时有不好，我觉得自己有照顾之责。妻子并没提出要买房子，只说：“要是能住同一座公寓的话……”岳母也考虑到我的父母，而推辞说：“我有地方住，不用担心，没事的。”她的心思是，女婿都没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却和岳母一起居住，恐怕不好吧。
不过，对我们来说，岳母在这里是有很多益处的。有时她从隔壁的房间过来一起吃饭，我们也去她的房间看看，有一种信赖的人就在近处的安心感。岳母对妻子来说，是很好的聊天伙伴，凡事也都能一起商量。
可是，这对媒体来说，却是一个猎奇的素材。有的报道写得很不像话，这给岳母造成了伤害。尽管如此，她从不说出口。有时我向她道歉：“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但她总是微笑地回答：“没事，他们反倒让我想起了很多好事。”岳母的温柔与坚强对我有极大帮助，真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同样是被媒体追逐的对象。公寓大门前的大楼屋顶上经常藏着三四个摄影师，一直监视我们的出入。我向他们提出过抗议，他们就像没事儿人一样，弄得我们双方都很郁闷，冲突一触即发。
从我的立场来说，虽然还轮不到自己抱怨说“难受”，但无论怎么想，眼看妻子无法从公寓里自由出入，这是相当难受的事。
是妻子的坚强抚慰了我的情绪，在那样的状况下，她毫无怨言。夸张地说，她和我的关系犹如战友，是与媒体做斗争的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只要一回到房间里，就有我们所追求的温馨空间。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幸福。所以，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和“不幸”这一字眼相关的记忆。
我们也去过一些休闲的场所，如东京市内的餐厅，朋友家，伊豆的旅馆等等。帮助过我们的挚友，是我一生的恩人。此外，在这个时期里我还深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大概是让我感到幸福的理由之一。哪怕是初次去的地方，对方也会特别关照说：“找个安静的地方吧。”“请带他们到靠里面没人注意的位子上吧。”这使我感受到大家的与人为善之心。
对于这些充满温情的款待，如果不是被媒体逼到如此境地，也许我是不会有此感受的。
所以，我对媒体一直很感到愤慨。
我们一开始没生孩子。朋友们见到妻子时的寒暄几乎都是：“还没生孩子呀？”这样几年下来，逐渐变成了沉重的压力。对此，妻子从来没说过什么，只是到了后来，快要生孩子之前，她才说起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当时让她很难受，而我自己到这时才第一次知道她当初的心情。
婚后我马上就想要孩子，也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孩子，就是觉得生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知为何没能如愿。过了3年仍然不能如愿。就在我们差不多快要接受没有孩子的人生时，孩子降生了。这是1984年的事情了。紧接着，第二年又生了一个。若说是“有了孩子”，或是“生了孩子”都不恰切，最符合我们心情的表达是，这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孩子。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相性》 译者：毛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