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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研究是十分重视方法论的,这包括研究的角度、着眼点,思维的方式,以及表述的方式,等等,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方法,都离不开研究者所掌握的史实、资料和对待这些史实的态度。要认识研究近代史学的发展,从近代史学大师史学著作的史料选择便可见一斑。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圭恰迪尼、马基雅维里忽视史料的来源,在史料的考证上落后于时代,到史料受到重视的博学时代,再到形成了系统史料批判方法,并以之作为衡量历史学家基本功的试金石的19世纪,西方学研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近代西方史学著作的史料运用这一侧面入手可以帮助我们深刻感受并认识到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 近代西方史学著作 史料运用 近代西方史学发展
一、近代史学的发端
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兴起,它的表现并不局限于文艺和艺术中,史学也是人文主义获得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意大利史学在近代早期的领先同时代表了近代史学的发端。
(一)比昂多与瓦拉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自14世纪开始,人们崇尚古典文化之余,发现了铭文、古代货币和勋章可以作为史料使用,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就是具有这种意识的先驱者。比昂多对古代罗马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他崇尚先人们留下的任何东西。为此,他著有关于罗马的著作《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书可以认为是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之作。继考古学而起的是另一种史料批判形式,即文献校勘学。与这门学科紧紧联系的人物是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
比昂多对资料的重视和理解使他有能力对书中某些细节进行考证,使考古资料和史料批判工作在历史写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效果。《胜利的罗马》便是这样一部其同时运用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而写成的罗马史。其后的瓦拉更是开创了文献校勘学的先河,1440年,他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对教会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君士坦丁赠礼”进行批判揭露。瓦拉巧妙地将这份文件的拉丁文文法与4世纪和7世纪的拉丁文文法对照,并运用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历史文献方面的材料作为辅证,一举推翻了“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从而揭露出教会历史上虚伪的一面。当然,瓦拉的贡献不只是在于他证伪了这个文件,而在于深深刺激了历史学家们,使他们对历史真实更加重视,文献校勘学从此诞生,并且同时成为近代历史学当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工具学科。
比昂多与瓦拉的著作代表了以考订史事为基础,利用考古学、校勘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解释及对一些史料的批判。但是限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还不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史料的批判方法。
(二)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也因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李维史论》)等名著而闻名遐迩。与马氏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另一代表性人物圭恰迪尼(Guiccisrdini,1482—1540),其最重要的著作为《意大利史》。这两位史学家的思想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巅峰状态。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理解史学诸多问题的最高水平。但由于马氏政治本位的功利主义史学观,使得《佛罗伦萨史》也是集历史事实和政治理论于一体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氏以评论历史事件的形式来阐述政治理论,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也以是否便于宣扬训诫为标准,因而他对史料的选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十分狭窄。在《佛罗伦萨史》近20篇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中,其内容大都是根据历史事实发生的场合由马氏虚构的。圭恰迪尼也是一位政治家,虽然他的《意大利史》这部20卷的著作是其经过多年的史料搜集写出的,其史料丰富程度超越了马氏的《佛罗伦萨史》,但在史料的处理方面却同样不关心史料的来源。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15、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广泛的传播,史学家们能够冲破中世纪在神学支配下进行的史学,并且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但正如张广智先生书中所言:“只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人还不多,并没有作为历史写作的必要的环节扎根于历史学家的心中。”
二、博学时代
继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德国及其他新教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史学论战中,双方采用的基本方法便是大量搜集档案,让历史自己说话,另外由于宗教战争使得大量的档案、文献流落市场,也使很多学者可以努力收集一些原本不公开的材料。这些导致了16世纪末到18世纪早期的博学时代的产生。博学时代是史料受到重视的时代,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整理、编纂史料的空前的兴趣,其取得的成就是历史学职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一)波兰达斯派
比利时的波兰达斯派的创始人是路斯威德(Rosweyde,1569—1629)神父,而使“波兰达斯派”扬名四海则是凭借其弟子波兰达斯(Bollandus,1596—1665)的才能。
理·丕皮布洛奇(Daniel Papebroch,?—1714)是波兰达斯派中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史料批判中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推翻了“资料来源越古老,越普遍被人接受,也就越应该受到尊敬”这个传统的史料接受准则,而代之以史料的真实与否及与事实是否相符作为衡定史料价值的标准。这在博学时代的地位却是颠覆性的。
波兰达斯派的伟大工程,是将基督教世界出现过的圣徒按照其圣徒节在公历上的顺序编排起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或许此时系统的史料批判等思想还未形成,其史学著作也多少参杂有神学成分,但“这仍是一种异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而独有的自觉的史学精神”。
(二)圣摩尔派
在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业绩首先出自法国史学家的辛勤劳动,它们奠定了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的地位。博学派的第一位学者是就法国人皮埃尔·匹陶(Pierre Pithou,1539—1596)。另外,16、17世纪的法国圣摩尔派修道院承担着文化研究的重任,更是博学时代的领军者。
匹陶整理、编辑了大量中世纪的文献,并向德·图建议系统地收集并编订中世纪的法国史料,结果,在匹陶去世以后,这便成为了法国博学派的主要任务。到了圣摩尔派,史学家们在对史学资料的整理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编纂出来的历史资料集具有巨大的价值,其中让·马比昂(Jean Mabillon,1632—1707)和伯尔拿·德·蒙福孔(Berm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代表了圣摩尔派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史学著作,都是在查阅了大量的人物事件原始著作后编纂而成的。当然,他们在史料的整理方面是出色的,但其史料批判方法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
经历100余年的博学时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学者们在史料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可信材料,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
三、历史学的世纪——从哥丁根学派到兰克学派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那么19世纪这一“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心便在德国。德国的哥丁根学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哥丁根学派
哥丁根学派大体形成于18世纪60年代,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它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伽特勒、施洛塞尔、斯毕特伦、赫伦等人,且都受到了伏尔泰的治史观念的影响。
该学派的把古典史学提倡的史学批判方法和由博学家开辟的专业化史料考据方法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史学研究成为一般情况下需要严格专业技能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从而促进历史学专业化,使史学逐步走向近代科学性质。哥丁根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与辨析,反对抽象思维,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重视历史学辅助学科,为19世纪兰克史学奠定了基础。
(二)兰克学派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师,在29岁时便出版了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部书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其后他便在柏林大学开创了历史研讨班的授课方式,带出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形成了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学派,即通常认为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
兰克第一次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即原始资料的价值高于间接资料的价值。而且他发展出了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即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这些都足以使得他成为近代史学之父。当然,以20世纪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兰克史学,不论在他研究的时代还是内容的范围,抑或史学目的和史学理论方面,都会发现存在许多令后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想要研究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兰克都是一座不可绕过的路标”。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评价马比昂一样:“史料批判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尽管马比昂的批判能力不能与19世纪以后的学者相比拟,但他却是同时代中最好的,而后人都是站在他的肩上才取得了更大的成绩。”这也同样适合于像兰克这样的史学大师,现代史学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更大的成就。
从古典时代开始,西方史学就以求真与垂训为己任,但在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往往参杂着神话与传说。随着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到博学时代史料真正的受到重视,最后于19世纪形成了系统的史料批判方法。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所言:“在考察现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种种基础,我们才能感觉的资料收集、整理、考证的巨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93-258.
[2]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文史哲,2006,(4):95-101.
[3]李勇.评《西方史学史》[J].史学史研究,2000,(4):72-74.
[4]张耕华.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J].史学理论研究.
[5]张井梅.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J].史学史研究,2008,(3):65-73.
[6]于沛.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J].史学史研究,2002,(4):30-42.
关键词: 近代西方史学著作 史料运用 近代西方史学发展
一、近代史学的发端
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兴起,它的表现并不局限于文艺和艺术中,史学也是人文主义获得集中表现的领域之一。意大利史学在近代早期的领先同时代表了近代史学的发端。
(一)比昂多与瓦拉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自14世纪开始,人们崇尚古典文化之余,发现了铭文、古代货币和勋章可以作为史料使用,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就是具有这种意识的先驱者。比昂多对古代罗马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他崇尚先人们留下的任何东西。为此,他著有关于罗马的著作《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三部书可以认为是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奠基之作。继考古学而起的是另一种史料批判形式,即文献校勘学。与这门学科紧紧联系的人物是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
比昂多对资料的重视和理解使他有能力对书中某些细节进行考证,使考古资料和史料批判工作在历史写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效果。《胜利的罗马》便是这样一部其同时运用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而写成的罗马史。其后的瓦拉更是开创了文献校勘学的先河,1440年,他发表了《君士坦丁赠礼的证伪》对教会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君士坦丁赠礼”进行批判揭露。瓦拉巧妙地将这份文件的拉丁文文法与4世纪和7世纪的拉丁文文法对照,并运用法律制度、宗教制度、历史文献方面的材料作为辅证,一举推翻了“君士坦丁赠礼”的真实性,从而揭露出教会历史上虚伪的一面。当然,瓦拉的贡献不只是在于他证伪了这个文件,而在于深深刺激了历史学家们,使他们对历史真实更加重视,文献校勘学从此诞生,并且同时成为近代历史学当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工具学科。
比昂多与瓦拉的著作代表了以考订史事为基础,利用考古学、校勘学的方法对历史进行解释及对一些史料的批判。但是限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还不可能发展出一整套史料的批判方法。
(二)马基雅维里与圭恰迪尼史学著作的史料选用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他也因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李维史论》)等名著而闻名遐迩。与马氏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另一代表性人物圭恰迪尼(Guiccisrdini,1482—1540),其最重要的著作为《意大利史》。这两位史学家的思想代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巅峰状态。
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理解史学诸多问题的最高水平。但由于马氏政治本位的功利主义史学观,使得《佛罗伦萨史》也是集历史事实和政治理论于一体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氏以评论历史事件的形式来阐述政治理论,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也以是否便于宣扬训诫为标准,因而他对史料的选择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十分狭窄。在《佛罗伦萨史》近20篇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说中,其内容大都是根据历史事实发生的场合由马氏虚构的。圭恰迪尼也是一位政治家,虽然他的《意大利史》这部20卷的著作是其经过多年的史料搜集写出的,其史料丰富程度超越了马氏的《佛罗伦萨史》,但在史料的处理方面却同样不关心史料的来源。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15、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广泛的传播,史学家们能够冲破中世纪在神学支配下进行的史学,并且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但正如张广智先生书中所言:“只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人还不多,并没有作为历史写作的必要的环节扎根于历史学家的心中。”
二、博学时代
继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便是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德国及其他新教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史学论战中,双方采用的基本方法便是大量搜集档案,让历史自己说话,另外由于宗教战争使得大量的档案、文献流落市场,也使很多学者可以努力收集一些原本不公开的材料。这些导致了16世纪末到18世纪早期的博学时代的产生。博学时代是史料受到重视的时代,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整理、编纂史料的空前的兴趣,其取得的成就是历史学职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一)波兰达斯派
比利时的波兰达斯派的创始人是路斯威德(Rosweyde,1569—1629)神父,而使“波兰达斯派”扬名四海则是凭借其弟子波兰达斯(Bollandus,1596—1665)的才能。
理·丕皮布洛奇(Daniel Papebroch,?—1714)是波兰达斯派中最优秀的史学家,他在史料批判中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推翻了“资料来源越古老,越普遍被人接受,也就越应该受到尊敬”这个传统的史料接受准则,而代之以史料的真实与否及与事实是否相符作为衡定史料价值的标准。这在博学时代的地位却是颠覆性的。
波兰达斯派的伟大工程,是将基督教世界出现过的圣徒按照其圣徒节在公历上的顺序编排起来。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或许此时系统的史料批判等思想还未形成,其史学著作也多少参杂有神学成分,但“这仍是一种异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而独有的自觉的史学精神”。
(二)圣摩尔派
在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业绩首先出自法国史学家的辛勤劳动,它们奠定了法国成为近现代史学大国的地位。博学派的第一位学者是就法国人皮埃尔·匹陶(Pierre Pithou,1539—1596)。另外,16、17世纪的法国圣摩尔派修道院承担着文化研究的重任,更是博学时代的领军者。
匹陶整理、编辑了大量中世纪的文献,并向德·图建议系统地收集并编订中世纪的法国史料,结果,在匹陶去世以后,这便成为了法国博学派的主要任务。到了圣摩尔派,史学家们在对史学资料的整理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编纂出来的历史资料集具有巨大的价值,其中让·马比昂(Jean Mabillon,1632—1707)和伯尔拿·德·蒙福孔(Berm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代表了圣摩尔派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史学著作,都是在查阅了大量的人物事件原始著作后编纂而成的。当然,他们在史料的整理方面是出色的,但其史料批判方法方面的成就是很有限的。
经历100余年的博学时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个时期,学者们在史料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可信材料,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
三、历史学的世纪——从哥丁根学派到兰克学派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中心在意大利,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那么19世纪这一“历史学的世纪”的中心便在德国。德国的哥丁根学派在短短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德意志史学的落后状态,为19世纪德国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的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哥丁根学派
哥丁根学派大体形成于18世纪60年代,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上,它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伽特勒、施洛塞尔、斯毕特伦、赫伦等人,且都受到了伏尔泰的治史观念的影响。
该学派的把古典史学提倡的史学批判方法和由博学家开辟的专业化史料考据方法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史学研究成为一般情况下需要严格专业技能训练的人才能从事的工作,从而促进历史学专业化,使史学逐步走向近代科学性质。哥丁根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收集与辨析,反对抽象思维,倡导专题研究与分工合作,重视历史学辅助学科,为19世纪兰克史学奠定了基础。
(二)兰克学派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师,在29岁时便出版了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部书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其后他便在柏林大学开创了历史研讨班的授课方式,带出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形成了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学派,即通常认为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因此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
兰克第一次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即原始资料的价值高于间接资料的价值。而且他发展出了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即采用“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法。这些都足以使得他成为近代史学之父。当然,以20世纪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兰克史学,不论在他研究的时代还是内容的范围,抑或史学目的和史学理论方面,都会发现存在许多令后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想要研究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兰克都是一座不可绕过的路标”。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评价马比昂一样:“史料批判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尽管马比昂的批判能力不能与19世纪以后的学者相比拟,但他却是同时代中最好的,而后人都是站在他的肩上才取得了更大的成绩。”这也同样适合于像兰克这样的史学大师,现代史学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才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更大的成就。
从古典时代开始,西方史学就以求真与垂训为己任,但在当时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往往参杂着神话与传说。随着文艺复兴的广泛传播,西欧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能够批判地利用史料,到博学时代史料真正的受到重视,最后于19世纪形成了系统的史料批判方法。正如张广智先生在书中所言:“在考察现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的种种基础,我们才能感觉的资料收集、整理、考证的巨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93-258.
[2]张广智.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文史哲,2006,(4):95-101.
[3]李勇.评《西方史学史》[J].史学史研究,2000,(4):72-74.
[4]张耕华.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J].史学理论研究.
[5]张井梅.浅论西方史学史上的“博学时代”[J].史学史研究,2008,(3):65-73.
[6]于沛.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J].史学史研究,2002,(4):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