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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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4—15日，中国逻辑教育与逻辑应用学术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该会议由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语言逻辑、符号学、归纳逻辑四个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承办，重庆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逻辑学会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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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4—15日，中国逻辑教育与逻辑应用学术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该会议由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语言逻辑、符号学、归纳逻辑四个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师范大学承办，重庆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省逻辑学会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会。
其他文献
2014年4月26—27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社会批判理论论坛”于南京召开。来自台湾交通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北艺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六十名学者参加论坛。两岸学者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探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如何以哲学创新服务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于2013年12月18日在中央党校联合主办“哲学与社会发展论坛（2013）”。
利奥塔曾说：“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被一件工作所驱使，它既不是语言学的，又不是符号学的，甚至不是哲学的，而是政治的。”在利奥塔那里，哲学也好，艺术理论也好，最终的指向都与政治有关。嵋0詹姆斯·威廉姆斯在《利奥塔》一书中也指出，理解和阐释利奥塔必须有“政治”这一基本的视角，利奥塔对政治进行了哲学上的新思考。对政治的重新思考即使没有贯穿于利奥塔的全部作品，至少也贯穿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
一相关替代论：德雷斯基反怀疑论的知识论基础按照德雷斯基（FredDretske）的相关替代知识论，s知道P，当且仅当：（1）P是真的；（2）S相信P；（3）S能够排除P的所有相关替代项。
范畴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对同调代数的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广泛应用的新理论。在现代数学的研究中，范畴论为日趋多样的数学分支，以及各个分支之间多样化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简洁的“符号语言”，已经在代数学、拓扑学、代数几何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逻辑学的研究中，以范畴论为基础的拓扑斯（topos）理论正在发展成为现代数学全新的统一基础；在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中，范畴论在函数程序指令、程序语义学和程序逻辑学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范畴论是作为数学基础的集合论的替代物，就这点而论，其引发了许多关于
2013年10月19-20日，“第六届两岸逻辑教学与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逻辑学界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贵州毕节学院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台湾阳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围绕逻辑研究的“中文化”、逻辑学对哲学学科的贡献和逻辑学教学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
2013年11月9—10日，由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与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联合主办，西南大学承办的“新时期高校哲学教学与研究改革研讨会暨全国哲学院系主任联席会”在西南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从事哲学研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紧紧围绕着“新时期高校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创新”以及“哲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这两大主题展开研讨。
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我们那尚未远离的过去。自二战以来的几十年间，这种关系在法国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最叫人惊叹。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新结盟，是对一种匮乏性的缓慢而清晰的回应。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所说的“哲学的伽利略主义”（galileisme philosophique）——一种被强制规定的、不容置疑的哲学分析传统，它把判断的准则与话语的参照系联结了起来——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已被耗尽，但是要想对抗其经院式的牢固地位并找到替代品却并非易事。
公理化真理论（axiomatic theory of truth）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把“真”作为一个初始的谓词，直接添加到一种基础理论（base theory）的语言中，并以若干刻画真概念基本事实的语句作为公理，对基础理论进行扩充。这里所谓的基础理论是一种句法理论（syntactic theory），用于提供研究真概念所必需的精确而严格的形式语言。
启蒙运动以降，随着基督神性的祛魅和科学理性的高歌猛进，理性变成了一条凸显现代性的主线和原则。特别是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以来，理性与科学技术的联盟，在使理性的谱系获得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使得技术理性一骑绝尘，甚至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技术现代性对于科学实证性及其技术理性的极度推崇与弘扬，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两种悖论性的隐忧：一是在奉实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