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察参与机制在现行减刑程序中的缺失评析
　　（一）书面审理模式剥夺了检察机关的程序参与权， 丧失了司法之交涉性
　　在刑事诉讼中， 依现行立法之规定， 法院对执行机关的减刑建议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但并未对审理方式作出明确规定， 实践中均是合议庭根据执行机关所报送的相关材料进行书面审理。从效率层面而言， 书面审理固然可以节省司法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 然而却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弊端： 一方面， 这种以行政程序构建的审理模式背离了司法的交涉性， 沦为了单方面的行政化程式。另一方面， 公诉机关与罪犯均无法参与减刑程序， 客观上剥夺了双方的程序参与权。这不仅无法使罪犯亲历减刑的过程， 感受减刑的人道与教育意义，从而达到有效改造的目的， 也使检察机关无法及时发表意见， 阻碍了检察权的有效行使， 导致减刑程序的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缺乏有效的检察监督， 难以阻却程序性违法
　　1.检察监督在罪犯考核过程中的缺失， 导致减刑启动程序的过滤功能十分有限， 不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罪犯考核过程中的程序违法和“权力寻租”， 难以将非法启动减刑的现象排除在外， 从而不利于发挥减刑启动程序的过滤功能。
　　2.检察机关难以获取相关材料， 使得监督缺乏实质效果。理论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列席会议、主动介入等方式获取所需材料，但这种没有既定准则规制的做法无论是执行机关抑或检察机关都难以确保其有效执行， 尤其是执行机关往往以无明文规定为由不接受检察机关的相关要求就更加凸显了制度的不足。这种缺乏事实基础的制度安排严重损害了检察监督的实效。
　　二、构建我国减刑程序检察参与机制的若干思考
　　（一） 赋予检察机关程序启动权， 取消执行机关的直接减刑建议权
　　应当取消执行机关向法院的直接减刑建议权， 而将其赋予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根据执行机关定期提供的相关材料对罪犯的表现予以审查， 认为罪犯在改造过程中的表现符合减刑条件时， 应当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但执行机关应当保留向检察机关提出减刑建议的权力， 检察机关在接到执行机关的减刑建议后， 应在一定的时限内对建议予以审查， 认为符合条件的， 应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
　　（二） 加强刑罚执行中的检察监督， 从源头上纠正相关程序性违法
　　立法应明确规定在考核过程中， 执行机关应当定期将罪犯考核情况报送派驻检察人员审查并交相关检察机关备案。在执行机关怠于报送时， 派驻检察人员应当有权向执行机关下达报送考核情况通知书， 并纠正相关违法行为。只有这样， 方能根除执行机关的侥幸心理和检察监督的弱化， 真正将罪犯考核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三）明确罪犯的主体地位， 赋予其减刑申请权
　　应当赋予罪犯直接提出减刑申请的权利，检察机关在接到上述申请后， 应当在一定时限内指令执行机关提供相关材料， 必要时得对罪犯本人加以询问， 并通过公示了解相关情况。历经上述程序若符合减刑条件的， 检察机关应当向法院提交减刑建议书。如果不符合， 法院可以径直驳回。被驳回后， 罪犯本人可以通过原申请检察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交复核申请， 上级检察机关接到申请后， 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减刑的终局复核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