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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一直以来，张爱玲以一种与“五四”启蒙叙事以及四十年代救亡叙事截然对立的姿态独立于世。在她的笔下，文学从来没有被赋予鼓励人生，指导人生，改造人生的启蒙重任。尽管在四十年代的前几年，“五四”作家的启蒙意识已被浓缩为强烈的政治意识与战争意识，但张爱玲对这一切采取的依然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她的作品中，没有革命也没战争，有的只是世俗生活的琐碎与无奈，而苍凉美感的确立，无疑又是张爱玲对新文学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审美基调的另一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