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的《星期天的下午餐》体量不大，约万余字，却涵容着丰富扎实的时代与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商品供应不足、城乡户口迥然有别的年代。根据小说提供的线索，可以大致推测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在发生巨大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计划经济、城乡区别等规定依然森严。
　　 小说通过全知视角和故事内叙述者小龙的视角交叉展开。小龙的爸爸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一个月挣工资36元，粮票32斤，妈妈是农民，所以家里五个孩子都是农村户口，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国家提供的粮食和各种城市居民生活供应，只能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饥饿与窘迫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家庭的状况并非个案，而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常态。上年纪的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甚或是其中的亲历者。周瑄璞选择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来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量人性的限度与难度，是很巧妙的。时代的物质匮乏与人的生活需求之间充满了冲突，家庭亲情关系也因此而诸多龃龉，这些冲突、龃龉几乎都是围绕着“吃”而展开的。吃什么？怎么吃？怎么样饿着肚子但又不失尊严地奔赴“吃”的约请并含蓄地完成这一过程？在这种种问题里，包含着极富弹性的叙事空间与戏剧性张力。
　　 在小龙家里，爸爸的存在感集中于两件事情：一是交工资，二是在妻子做饭晚了时狂施暴力。妈妈万素花既要做临时工，又要想办法用丈夫微薄的工资管住一家人的嘴，着实不易。当她明白“累死我也养活不了你们”时，便偷偷摸摸地打发孩子们去国营单位的大食堂要饭。仅仅通过这么一个场景，周瑄璞便建立起了人与时代的关系，以及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对比。乡下人永远不可能拥有城市户口，城里人则享受着国家计划经济的待遇;国营单位食堂吃的是精面馍，小龙家只能吃黑乎乎的麸皮粉馍;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家庭有着更高的文明体现，肚子都吃不饱的小龙一家却无法顾及尊严与体面。事实上，在“吃”这件事情上，不少作家都有过沉痛而翔实的回忆式、细节式展现，如张贤亮、莫言、余华、阎连科等，他们通过“吃”这一核心叙事真实地描摹出了时代的困境与绝望。
　　 但是，周瑄璞并非要对这样的时代进行“讨伐”。在她看来，比起苛责時代、社会等外部原因，人在自我精神追求上的不懈努力更为重要，也更为可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将小说的焦点和渲染力度放在了女性和孩子身上。两个家庭围绕着“吃”而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但两个家庭中的父亲、丈夫都是“缺席”的，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万素花有五个孩子，丈夫的存在感很弱;程老师家有一个儿子壮壮，丈夫是在湖北山区服役的军人，没有办法调回西安。这种“缺席”的设置使得两位父亲的叙事功能付之阙如。与其说这是时代的某种真实境况，毋宁说在周瑄璞的叙事观念里，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多的历史与生活重负。
　　 程老师邀请万素花带着孩子们每礼拜天下午四点去她家吃饭。于是，一份无声的“契约”就这么成了。它为孩子们的尊严、体面、精神上的高阶追求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体现了两个朴素而伟大的母亲在生活困境里执着葆有的人间体恤。程老师每周变着花样给万素花和孩子们做吃的，那些热气腾腾的炒菜、骨汤、面食、羊肉泡馍，不但让万素花的五个孩子保证了成长期的营养，也让他们充分地懂得，干净地、安静地、不争不抢地吃饭，是家教，也是精神的体面。“长大后的小龙认为，那每周一次的饱餐不仅仅是物质的，还涉及精神层面。”
　　 这是一个特殊年月里微型的生活横截面。周瑄璞在这个小而微的叙事层次上，演绎出了人性很根本的又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给予者值得尊敬，接受者也保持着洁净和庄严。他们用各自“给”与“受”的方式，共同合力完成了一份长达数年的“契约”，直到程老师带着壮壮随军调动。这份“契约”的物质与精神内容，也支撑着吕俊龙高中毕业后入伍，后被推荐到了军校。
　　 在小说的最后，腰身佝偻的万素花带着她的五个孩子，来到了七十多岁的程老师居住的湖北山区小城。他们是来“吃饭”的，依然是当年约定的礼拜天下午四点，依然是整整齐齐的母子六人，这是一个完美的叙事“闭环”，它用生命的长度为“契约”合围。在《人间食粮》中，纪德写道：“人长出牙齿，能咬食咀嚼了，就应当到现实生活中寻求食粮。勇敢点儿，赤条条地挺立起来，你只需要自身汁液的冲腾和阳光的召唤，就能挺立地生长。”寻求人间食粮的过程，也就是生命的自我完成过程。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