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美]张彤禾 著 张 坤 吴怡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4月版作为一名华裔美国人，张彤禾历经两年实地调查写就的《打工女孩》提供了很好的“他者”观感。长期以来，东莞打工妹群体被输出地政府量化为外出务工人口数据，被东莞官方量化为暂住人口数据。即使是在普罗大众眼中，她们也是以共同体形象出现的“沉默的大多数”，要么被归类至世界工厂，要么被归类为色情产业从业者（带有道德救赎性质的称呼是“失足妇女”）。但在张彤禾哀而不伤的笔下，打工妹作为鲜活的个体出现，并没有进入奴工/失足妇女这种零和博弈式的生存困境。
　　事实上，东莞作为打工经济缩影和所谓“性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正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坚信勤劳致富，后者主张纵情声色，都是改革时代实用主义哲学的体现。在我看来，张彤禾之所以撷取东莞做蓝本，是因为东莞在中国叙事上达到了“都市病”的最高性价比：拜金、污染、腐败、拥堵、噪音、传销、卖淫、毒品、一夜情、急功近利、喧嚣浮躁、不择手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打工妹这些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更富于戏剧性，也更有叙事张力。
　　学者秦晖在 《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一文中提出：“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这种“市场竞争力”在东莞、深圳、昆山等出口导向型的城市中得到了极佳体现。
　　仅以加班为例，《打工女孩》中，张彤禾从一位美国人的角度指出，对于加班习以为常的东莞打工妹而言，“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后来提及伍春明为讨还提成款和当地劳动部门的官僚作风抗争，并借此揶揄公务员可能是东莞唯一享受正常作息时间的群体——标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群体享受了法治国家的基本人权，被誉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队伍却被排除在外，后者才构成中国“市场竞争力”的源泉。
　　或许是张彤禾比较幸运，采访的女孩子们在打工中逐渐适应了东莞的职场哲学：撒谎、积极、勇于尝试，所以大体上处于事业上升趋势——既有在英语自学上胜人一筹的，又有加薪晋升的，还有在感情上渐趋成熟、理性的，以至于讀者会联想到以打工群体为主要客户的《知音》杂志上的励志故事。
　　成功的打工妹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则各有各的不幸。在东莞这座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息的现代丛林中，有因为没签劳动合同而颗粒无收的，有因为无法忍受单调乏味的血汗台企而跳楼的，更有为生活所迫、被逼良为娼的，对这些城市痼疾，张彤禾在叙述中仅是浮光掠影，更没能触碰这类痼疾的根源。某种程度上说，这削弱了本书的现实批判意义。
　　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一书中提出一个吊诡的观点：“华人在异国他乡总是能勤劳致富，在本国却时常穷困不堪。”这种论断用在劳工输入地/输出地上也能够成立。劳工输入地城市，诸如苏州、东莞、深圳，不乏勤劳致富的外乡人，但这些外乡人在故乡时却穷困不堪。究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商社会（如珠三角、长三角工业化城市）对乡土社会（如内地三四线城市）一直如同一台吸取资源的水泵。乡土社会得天独厚的农产品、人力资源（乡土社会计划生育执行力度远逊于工商社会，这在客观上为当下劳动密集型的工商社会创造了可观的劳工库），构成了工商社会的引擎。这种榨取式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不明显，但半个甲子后，乡土社会就显得力不从心，城乡两极分化到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荒诞地步（社会学家孙立平将之归纳为“社会断裂”）。但这样广阔、纵深的背景在张彤禾笔下的个体打工妹中被简化为“杜拉拉升职记”，未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