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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拉伯民族及其文化，实际上是由作为征服者的阿拉伯半岛居民与广大被征服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长期融合的产物。而“舒欧比亚”乃是这个民族融合体中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特权地位所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在世界史上又是一种罕见的“例外”：被征服者不仅接受了征服者的伊斯兰教信仰，而且还接受了后者的语言，尽管前者的文化要比后者先进得多。这也就凸现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本身的某些“优点”。
[关键词l舒欧比亚，民族征服，伊斯兰教，阿拉伯语
[中图分类号]K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68－04
在历史上，“阿拉伯人”曾经是专指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今天的阿拉伯人，当然是贝都因人的后代，但事实上不仅限于此，准确地说，应当是作为征服者而走出半岛的贝都因人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的后代，或者用爱敏的话来说，是在公元7世纪通过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兼有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并带着不同民族在生理、思维、道德、精神等方面种种特点的一代新人”的后代。同样，在世界历史上曾经熠熠生辉的阿拉伯文化，自然不可能是单纯的沙漠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而是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的伟大结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贡献可能更大些，因为这些半岛以外地区的各民族文化要远远比她们的征服者先进得多!例如，波斯人的文化在当时就是如此，以致有“阿拔斯王朝是建立在波斯人肩膀上”的说法。如果说倭马亚王朝是真正阿拉伯人的王朝，那么阿拔斯王朝似乎可以被看做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胜利”成果。也正是在阿拔斯王朝，被征服的非阿拉伯诸民族正式提出了对阿拉伯征服者表达不满情绪的“舒欧比亚”(sh’ubiyah)。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甚至断言“伊朗文化优越于阿拉伯文化，伊朗帝王统治的思想优越于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思想”。然而，耐人寻味的却是，这种有明显反阿拉伯主义倾向的“舒欧比亚”并没有直接导致有可能推翻阿拉伯帝国并取而代之的“新伊朗帝国”。相反，这些非阿拉伯血统的被征服者则继承了征服者的意志，将阿拉伯帝国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仅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阿拉伯民族，而且使这个民族成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开放性和同化功能的民族。这一切都使“舒欧比亚”显得颇为匪夷所思。
一、“舒欧比亚”的含义及其汉译
对于不懂阿拉伯语的读者来说，从字面上很难一眼看出“舒欧比亚”的确切含义。在阿语中，“舒欧比亚”可以作为“舒欧布”的派生词，“舒欧布”又是“舍阿布”(sha’b)的复数；而“舍阿布”是指人民或民族。据此，“舒欧比亚”可译为“人民主义”或“民族主义”。但是，这样的译法显然很肤浅，也很粗糙。首先，肤浅表现在它未能真正显示这个词的特定内涵。按照爱敏的考证，“舒欧比亚”的本义是指他列举的阿拔斯王朝前期流行的三种观点中的“第二派”观点，即“认为阿拉伯人并不优于其它民族”，“主张民族平等，认为阿拉伯人不能因其为阿拉伯人而优于其它民族，反之亦然”。因此，“舒欧比亚”实质上提倡的是“人民平等主义”或“民族平等主义”。其次，上述译法的粗糙则表现为没有将“舍阿布”(人民或民族)的复数意思译出。严格地说，此处的“人民”应当译作“民众”，“民族”应当译作“多民族”，故应当将“舒欧比亚”译作“民众主义”或“多民族主义”。尤其是“多民族主义”这一译法相当精彩，不愧是出于名家(马坚先生)之手。它既译出了“民族平等主义”的内涵，又考虑到了这个名词的复数问题。从意译的角度来看，实在找不出比它更贴切的译法了!
然而，笔者认为将Shu’ubiyah音译为“舒欧比亚”更为妥当。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突显出这个术语名词的阿拉伯历史特色，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曾先后提出过“民族平等”的思想，尽管“平等主义”的外延所指相同，但其实质内涵又不尽相同。对“舒欧比亚”的平等主义思想更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其二是“舒欧比亚”不仅含有“民族平等”的思想，最初主要表现为波斯人等被征服民族希望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大家庭中能争得与阿拉伯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后来却日益走向“反对阿拉伯人”的极端。因此，连爱敏也承认，“舒欧比亚”虽然是上述三种观点中后两种观点的共同称呼，但发展到后来“甚至更多地用来称呼第三种人”，而第三种人的观点则“倾向于贬低阿拉伯人的作用，主张其它民族优于阿拉伯人”。因此，有的工具书作者给“舒欧比亚”下了这样的定义：“非阿拉伯穆斯林对阿拉伯人在温麦(Ummah，即整个民族)中的特权地位所做出的反应。”还有的历史学家干脆点明舒欧比亚是指“非阿拉伯各民族的信徒”。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波斯人。而且，在波斯人眼里，“舒欧比亚”更是一种“被征服的各民族反对阿拉伯人入侵与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
最后，笔者对音译问题还有一点看法。爱敏的文化史巨著的中文译者将Shu’ubiyah音译为“舒欧比亚主义”，有一点疏忽：“舒欧比亚”已包含有“主义”(iyah为阿语中从属名词的后缀，表示“主义”“理论”)的意义，故应译作“舒欧布主义”。否则，“舒欧比亚主义”就成为“舒欧布主义主义”，两个“主义”重叠，有损词义。
二、两种“圣战”的比较
尽管极端的舒欧比亚有强烈反对阿拉伯人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征服民族有反对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信仰而恢复其自身传统宗教信仰的任何意向。相反，舒欧比亚恰恰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提出的，因为“这个名称是从《古兰经》的本文(49:13)得来的，《古兰经》这一节的要旨是谆谆地教导穆斯林们要一视同仁，互相友爱”。站在舒欧比亚的立场上，征服者所推行的“阿拉伯人的贵族主义”反而是违背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被征服者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信仰，而且比征服者更重视和更恪遵这一信仰!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实力，被征服者往往可以暂时屈服于征服者的优势武力，但是在精神上未必认输，尤其排斥对方的宗教信仰。可是，阿拉伯人早期为开拓疆土建立帝国发动的“圣战”却能实现这样的奇迹。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迫使被征服者归顺伊斯兰教。希提曾写道：“当这些人民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主要目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则为逃避人丁税，再则要想取得与统治阶级相同的身份。”按照这样的分析，被征服者的早期信仰改宗还是“伪信”的成分居多。但是，“伪信”怎么可能使得整个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彻底改变呢?尤其是当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要比征服者先进得多，后者的宗教信仰又怎么可能吸引前者呢?就拿波斯人来说，他们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后来都改信伊斯兰教。要知道波斯人是一个有 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发生宗教信仰的改变，是一个真正的谜，值得研究。
这还使我们联想到后来发生的基督教的“圣战”——十字军东征。周谷城先生曾写道：“十字军的东征，原来未尝不想根本消灭东方的回教势力；结果竟使两者并存，且各能增强其地位。十字军的东征，是一种护教战争；基督信徒，学着穆罕默德的办法，拿起武器，推行基督主义；对非基督徒，原想以武力肃清，但东征以后，因眼界的放大，转而增加了信仰的自由；基督教固未死亡，回教也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这样断言，十字军东征即使作为一场宗教战争也是失败的。这就更加凸显出伊斯兰教圣战的独特性。它在世界历史上开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它能改变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信仰，其中也包括改变了某些欧洲民族的基督教的信仰。
两种“圣战”，两种结果。究其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除了历史条件、民族宗教心理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机遇巧合之外，最主要的恐怕还得归因于阿拉伯帝国开创者们特有的开放心态。他们赋予伊斯兰教以归化人心的价值取向，对其他宗教也不是一概排斥，对异教徒也往往采取使之顺服的策略。这不仅有利于伊斯兰教本身的广泛传播，而且也有利于阿拉伯人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来建构和丰富自身的文化。
三、两种“征服”的比较
“舒欧比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被征服民族即使在贬低阿拉伯人时，也没有忘记使用阿拉伯语言。例如，波斯人为炫耀波斯文化优越性的著作，也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这一点也是异乎寻常的。一般来说，语言文字是文化思想的载体。与波斯文化相比，当时的阿拉伯人还处于文化弱势阶段。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弱势文化的载体的阿拉伯语言文字，怎么可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受波斯人的重视?
然而，这一切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阿拉伯语文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恐怕不能单纯归功于贝都因人，而应当更多地归功于像波斯人这样的异族穆斯林或新阿拉伯人。
被征服者归顺于征服者的宗教信仰，这已是历史奇迹了。但更为奇特的是，被征服者居然能主动采用征服者的语言文字，而且还能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这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
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反例”，那就是我国在17世纪清朝入关后被“汉化”的例子。清统治者打败明王朝实现了对汉族人的“征服”，这跟阿拉伯帝国对广大异族地区的征服有点类似。两者至少在这样一点上有可比性：它们都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最后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只是区别在于清征服者没有像阿拉伯征服者那样能保持和发展自身原有的语文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国，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至少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这样说。据有关报道，目前在我国数百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者不过几百来人，懂文字的更少。
这当然不是说满族人对中华文化毫无贡献。事实上，最伟大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有满族文化的背景。她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满化的汉人。此外，清代诗人中更不乏纯粹的满人，例如纳兰性德等人。但是，他们使用的语文不是征服者的，而是被征服者的。
四、余论：世界史中的“例外”是如何形成的
在世界史的视域中，阿拉伯民族及其伊斯兰教历来被视为一种不合常规的“例外”。
早在18世纪，法国学者孔多塞(J.A.Con-dorcet，1743—1794)就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说，阿拉伯人曾对希腊科学文化的传播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翻译了他的著作。他们培育了天文学、光学、医学的各个部门，并以某些新的真理丰富了这些科学”。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天才诞生于阿拉伯人中间，是在专制主义的怀抱里、并且几乎是在一种狂热的宗教摇篮里”。这似乎不符合如下的自然规律：“自然界严惩受奴役的而又迷信的民族的卑贱和愚昧。”因此，阿拉伯民族就成为这条普遍规律的“例外”。
甚至到了20世纪，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也发现伊斯兰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西方人眼里“政教合一”有害无益几乎已成通则。可是，伊斯兰教却使这个通例也有了“例外”。“因为伊斯兰教虽在很早时期就跟政治打成一片，比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任何宗教都要来得更加坦率突出，可是它仍然能够胜利地成为已经解体的古代叙利亚社会的统一教会”。事实上，本文对“舒欧比亚”的解读也同样解释了这种“例外”。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产生“舒欧比亚”的历史背景，那么这种“例外”可以说是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具体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寻常的要素：
1．虽说伊斯兰教在扩张时期曾经是一种宗教、行政和军事三位一体的组织，但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们即历任的“哈里发”实际上并不真正热衷于宗教事务。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倭马亚王朝各代(这个世系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但他当政仅仅三年)几乎个个都是不大热心于宗教的人。事实上倭马亚世系每一代本身暗中都是一个异教徒，根本不关心、甚至敌视以他为名誉领袖的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播。”甚至到了产生“舒欧比亚”的阿拔斯王朝时期也不例外。“因为在伊斯兰教中相当于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那样滥用政治势力以追求其所信奉宗教的假想利益的人物，在历时五百多年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世系中，很难找出—个来”。
2．阿拔斯王朝是在被帝国征服的各非阿拉伯民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异族文化、尤其是波斯文化正风靡当时。著名的苏格兰东方学家威廉·穆尔(William Muir，1819—1905)曾这样描述道：“哈迪及以后的两位哈里发时期，波斯的影响和时尚达到顶峰。人们庆祝波斯的新年和各种节日，许多朝的哈里发都穿戴波斯的服装和帽子。”几乎同时，波斯人却大部分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甚至在宗教和学术活动中都使用了阿拉伯语，反而将旧波斯语弃置不用，直至公元10世纪才产生了新波斯语。
3．更加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并非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同步。信奉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时候并不是在帝国的“黄金时期”，恰恰是在帝国崩溃的前夜。据汤因比所言，当阿拔斯人于公元750年在非阿拉伯民族的支持下战胜倭马亚王朝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仍然居帝国人口的少数。“哈里发统治下的臣民大规模改信伊斯兰教，也许在公元9世纪以前还没有开始，或许是直到13世纪阿拔斯帝国瓦解前夕才酝酿成熟”。
综合上述三点，完全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伊斯兰教想要在哈里发治下的非阿拉伯臣民之中得势，就只有依靠它自己宗教上的优点。”这是汤因比的观点。至于伊斯兰教本身的“优点”，他也指出了主要是指她对异教徒的宽容性，例如，她没有要求后者“或是信奉伊斯兰教或是死亡”，而只是要求后者作出“或是信奉伊斯兰教或是重税”的选择。对伊斯兰教是宽容的宗教这一点，汤因比时代及其以前的西方学者很少有异议。例如，孔多塞曾称伊斯兰教的原则“是最宽容的”，后来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也承认这一点。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韦尔斯(H.G.Wells，1866—1946)更是对伊斯兰教特有好感，盛赞伊斯兰“没有犹太人的排外情绪”，他还解释了伊斯兰教容易被改宗于它的异教徒普遍接受的真正原因：“伊斯兰教充满仁爱、宽容和兄弟之情神，它是一种透明的宗教，具有沙漠中的豪侠隋怀；所以它的感召力可以深入触及并且合于人的天性”。
最后，笔者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阿拉伯语之所以能在帝国的非阿拉伯臣民中间广泛流行，恐怕也得归因于其语言本身的“优点”。关于这一点，韦尔斯也曾有所论及：“由于阿拉伯语的优美，又因为它是《可兰经》所使用的语言，所以阿拉伯语得以广泛传播，不久就代替了希腊语而成为伊斯兰世界受教育者的通用语言。”当然，除了语言优美和充当宗教语言这两点之外，阿拉伯语还曾经充当过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这跟它的语言包容性特点不无关系。例如，它吸收外来词汇能力强这一点也早已为“百年翻译运动”所证实。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l舒欧比亚，民族征服，伊斯兰教，阿拉伯语
[中图分类号]K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68－04
在历史上，“阿拉伯人”曾经是专指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沙漠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今天的阿拉伯人，当然是贝都因人的后代，但事实上不仅限于此，准确地说，应当是作为征服者而走出半岛的贝都因人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的后代，或者用爱敏的话来说，是在公元7世纪通过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兼有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并带着不同民族在生理、思维、道德、精神等方面种种特点的一代新人”的后代。同样，在世界历史上曾经熠熠生辉的阿拉伯文化，自然不可能是单纯的沙漠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而是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相互融合的伟大结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贡献可能更大些，因为这些半岛以外地区的各民族文化要远远比她们的征服者先进得多!例如，波斯人的文化在当时就是如此，以致有“阿拔斯王朝是建立在波斯人肩膀上”的说法。如果说倭马亚王朝是真正阿拉伯人的王朝，那么阿拔斯王朝似乎可以被看做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胜利”成果。也正是在阿拔斯王朝，被征服的非阿拉伯诸民族正式提出了对阿拉伯征服者表达不满情绪的“舒欧比亚”(sh’ubiyah)。这种情绪发展到极端，甚至断言“伊朗文化优越于阿拉伯文化，伊朗帝王统治的思想优越于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思想”。然而，耐人寻味的却是，这种有明显反阿拉伯主义倾向的“舒欧比亚”并没有直接导致有可能推翻阿拉伯帝国并取而代之的“新伊朗帝国”。相反，这些非阿拉伯血统的被征服者则继承了征服者的意志，将阿拉伯帝国事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不仅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阿拉伯民族，而且使这个民族成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开放性和同化功能的民族。这一切都使“舒欧比亚”显得颇为匪夷所思。
一、“舒欧比亚”的含义及其汉译
对于不懂阿拉伯语的读者来说，从字面上很难一眼看出“舒欧比亚”的确切含义。在阿语中，“舒欧比亚”可以作为“舒欧布”的派生词，“舒欧布”又是“舍阿布”(sha’b)的复数；而“舍阿布”是指人民或民族。据此，“舒欧比亚”可译为“人民主义”或“民族主义”。但是，这样的译法显然很肤浅，也很粗糙。首先，肤浅表现在它未能真正显示这个词的特定内涵。按照爱敏的考证，“舒欧比亚”的本义是指他列举的阿拔斯王朝前期流行的三种观点中的“第二派”观点，即“认为阿拉伯人并不优于其它民族”，“主张民族平等，认为阿拉伯人不能因其为阿拉伯人而优于其它民族，反之亦然”。因此，“舒欧比亚”实质上提倡的是“人民平等主义”或“民族平等主义”。其次，上述译法的粗糙则表现为没有将“舍阿布”(人民或民族)的复数意思译出。严格地说，此处的“人民”应当译作“民众”，“民族”应当译作“多民族”，故应当将“舒欧比亚”译作“民众主义”或“多民族主义”。尤其是“多民族主义”这一译法相当精彩，不愧是出于名家(马坚先生)之手。它既译出了“民族平等主义”的内涵，又考虑到了这个名词的复数问题。从意译的角度来看，实在找不出比它更贴切的译法了!
然而，笔者认为将Shu’ubiyah音译为“舒欧比亚”更为妥当。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突显出这个术语名词的阿拉伯历史特色，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曾先后提出过“民族平等”的思想，尽管“平等主义”的外延所指相同，但其实质内涵又不尽相同。对“舒欧比亚”的平等主义思想更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其二是“舒欧比亚”不仅含有“民族平等”的思想，最初主要表现为波斯人等被征服民族希望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大家庭中能争得与阿拉伯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后来却日益走向“反对阿拉伯人”的极端。因此，连爱敏也承认，“舒欧比亚”虽然是上述三种观点中后两种观点的共同称呼，但发展到后来“甚至更多地用来称呼第三种人”，而第三种人的观点则“倾向于贬低阿拉伯人的作用，主张其它民族优于阿拉伯人”。因此，有的工具书作者给“舒欧比亚”下了这样的定义：“非阿拉伯穆斯林对阿拉伯人在温麦(Ummah，即整个民族)中的特权地位所做出的反应。”还有的历史学家干脆点明舒欧比亚是指“非阿拉伯各民族的信徒”。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波斯人。而且，在波斯人眼里，“舒欧比亚”更是一种“被征服的各民族反对阿拉伯人入侵与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
最后，笔者对音译问题还有一点看法。爱敏的文化史巨著的中文译者将Shu’ubiyah音译为“舒欧比亚主义”，有一点疏忽：“舒欧比亚”已包含有“主义”(iyah为阿语中从属名词的后缀，表示“主义”“理论”)的意义，故应译作“舒欧布主义”。否则，“舒欧比亚主义”就成为“舒欧布主义主义”，两个“主义”重叠，有损词义。
二、两种“圣战”的比较
尽管极端的舒欧比亚有强烈反对阿拉伯人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征服民族有反对征服者带来的宗教信仰而恢复其自身传统宗教信仰的任何意向。相反，舒欧比亚恰恰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提出的，因为“这个名称是从《古兰经》的本文(49:13)得来的，《古兰经》这一节的要旨是谆谆地教导穆斯林们要一视同仁，互相友爱”。站在舒欧比亚的立场上，征服者所推行的“阿拉伯人的贵族主义”反而是违背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被征服者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信仰，而且比征服者更重视和更恪遵这一信仰!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主要依靠的是军事实力，被征服者往往可以暂时屈服于征服者的优势武力，但是在精神上未必认输，尤其排斥对方的宗教信仰。可是，阿拉伯人早期为开拓疆土建立帝国发动的“圣战”却能实现这样的奇迹。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迫使被征服者归顺伊斯兰教。希提曾写道：“当这些人民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主要目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则为逃避人丁税，再则要想取得与统治阶级相同的身份。”按照这样的分析，被征服者的早期信仰改宗还是“伪信”的成分居多。但是，“伪信”怎么可能使得整个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彻底改变呢?尤其是当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要比征服者先进得多，后者的宗教信仰又怎么可能吸引前者呢?就拿波斯人来说，他们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后来都改信伊斯兰教。要知道波斯人是一个有 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发生宗教信仰的改变，是一个真正的谜，值得研究。
这还使我们联想到后来发生的基督教的“圣战”——十字军东征。周谷城先生曾写道：“十字军的东征，原来未尝不想根本消灭东方的回教势力；结果竟使两者并存，且各能增强其地位。十字军的东征，是一种护教战争；基督信徒，学着穆罕默德的办法，拿起武器，推行基督主义；对非基督徒，原想以武力肃清，但东征以后，因眼界的放大，转而增加了信仰的自由；基督教固未死亡，回教也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这样断言，十字军东征即使作为一场宗教战争也是失败的。这就更加凸显出伊斯兰教圣战的独特性。它在世界历史上开了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先例，它能改变被征服民族的宗教信仰，其中也包括改变了某些欧洲民族的基督教的信仰。
两种“圣战”，两种结果。究其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除了历史条件、民族宗教心理以及各种偶然因素的机遇巧合之外，最主要的恐怕还得归因于阿拉伯帝国开创者们特有的开放心态。他们赋予伊斯兰教以归化人心的价值取向，对其他宗教也不是一概排斥，对异教徒也往往采取使之顺服的策略。这不仅有利于伊斯兰教本身的广泛传播，而且也有利于阿拉伯人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来建构和丰富自身的文化。
三、两种“征服”的比较
“舒欧比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被征服民族即使在贬低阿拉伯人时，也没有忘记使用阿拉伯语言。例如，波斯人为炫耀波斯文化优越性的著作，也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这一点也是异乎寻常的。一般来说，语言文字是文化思想的载体。与波斯文化相比，当时的阿拉伯人还处于文化弱势阶段。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弱势文化的载体的阿拉伯语言文字，怎么可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受波斯人的重视?
然而，这一切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阿拉伯语文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恐怕不能单纯归功于贝都因人，而应当更多地归功于像波斯人这样的异族穆斯林或新阿拉伯人。
被征服者归顺于征服者的宗教信仰，这已是历史奇迹了。但更为奇特的是，被征服者居然能主动采用征服者的语言文字，而且还能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这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
这里有一个现成的“反例”，那就是我国在17世纪清朝入关后被“汉化”的例子。清统治者打败明王朝实现了对汉族人的“征服”，这跟阿拉伯帝国对广大异族地区的征服有点类似。两者至少在这样一点上有可比性：它们都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最后相互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只是区别在于清征服者没有像阿拉伯征服者那样能保持和发展自身原有的语文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国，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至少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这样说。据有关报道，目前在我国数百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者不过几百来人，懂文字的更少。
这当然不是说满族人对中华文化毫无贡献。事实上，最伟大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有满族文化的背景。她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满化的汉人。此外，清代诗人中更不乏纯粹的满人，例如纳兰性德等人。但是，他们使用的语文不是征服者的，而是被征服者的。
四、余论：世界史中的“例外”是如何形成的
在世界史的视域中，阿拉伯民族及其伊斯兰教历来被视为一种不合常规的“例外”。
早在18世纪，法国学者孔多塞(J.A.Con-dorcet，1743—1794)就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说，阿拉伯人曾对希腊科学文化的传播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翻译了他的著作。他们培育了天文学、光学、医学的各个部门，并以某些新的真理丰富了这些科学”。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天才诞生于阿拉伯人中间，是在专制主义的怀抱里、并且几乎是在一种狂热的宗教摇篮里”。这似乎不符合如下的自然规律：“自然界严惩受奴役的而又迷信的民族的卑贱和愚昧。”因此，阿拉伯民族就成为这条普遍规律的“例外”。
甚至到了20世纪，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也发现伊斯兰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西方人眼里“政教合一”有害无益几乎已成通则。可是，伊斯兰教却使这个通例也有了“例外”。“因为伊斯兰教虽在很早时期就跟政治打成一片，比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任何宗教都要来得更加坦率突出，可是它仍然能够胜利地成为已经解体的古代叙利亚社会的统一教会”。事实上，本文对“舒欧比亚”的解读也同样解释了这种“例外”。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产生“舒欧比亚”的历史背景，那么这种“例外”可以说是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具体来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寻常的要素：
1．虽说伊斯兰教在扩张时期曾经是一种宗教、行政和军事三位一体的组织，但是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们即历任的“哈里发”实际上并不真正热衷于宗教事务。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倭马亚王朝各代(这个世系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但他当政仅仅三年)几乎个个都是不大热心于宗教的人。事实上倭马亚世系每一代本身暗中都是一个异教徒，根本不关心、甚至敌视以他为名誉领袖的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播。”甚至到了产生“舒欧比亚”的阿拔斯王朝时期也不例外。“因为在伊斯兰教中相当于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那样滥用政治势力以追求其所信奉宗教的假想利益的人物，在历时五百多年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世系中，很难找出—个来”。
2．阿拔斯王朝是在被帝国征服的各非阿拉伯民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异族文化、尤其是波斯文化正风靡当时。著名的苏格兰东方学家威廉·穆尔(William Muir，1819—1905)曾这样描述道：“哈迪及以后的两位哈里发时期，波斯的影响和时尚达到顶峰。人们庆祝波斯的新年和各种节日，许多朝的哈里发都穿戴波斯的服装和帽子。”几乎同时，波斯人却大部分改信了伊斯兰教，他们甚至在宗教和学术活动中都使用了阿拉伯语，反而将旧波斯语弃置不用，直至公元10世纪才产生了新波斯语。
3．更加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并非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同步。信奉伊斯兰教人数最多的时候并不是在帝国的“黄金时期”，恰恰是在帝国崩溃的前夜。据汤因比所言，当阿拔斯人于公元750年在非阿拉伯民族的支持下战胜倭马亚王朝的时候，伊斯兰教徒仍然居帝国人口的少数。“哈里发统治下的臣民大规模改信伊斯兰教，也许在公元9世纪以前还没有开始，或许是直到13世纪阿拔斯帝国瓦解前夕才酝酿成熟”。
综合上述三点，完全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伊斯兰教想要在哈里发治下的非阿拉伯臣民之中得势，就只有依靠它自己宗教上的优点。”这是汤因比的观点。至于伊斯兰教本身的“优点”，他也指出了主要是指她对异教徒的宽容性，例如，她没有要求后者“或是信奉伊斯兰教或是死亡”，而只是要求后者作出“或是信奉伊斯兰教或是重税”的选择。对伊斯兰教是宽容的宗教这一点，汤因比时代及其以前的西方学者很少有异议。例如，孔多塞曾称伊斯兰教的原则“是最宽容的”，后来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也承认这一点。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韦尔斯(H.G.Wells，1866—1946)更是对伊斯兰教特有好感，盛赞伊斯兰“没有犹太人的排外情绪”，他还解释了伊斯兰教容易被改宗于它的异教徒普遍接受的真正原因：“伊斯兰教充满仁爱、宽容和兄弟之情神，它是一种透明的宗教，具有沙漠中的豪侠隋怀；所以它的感召力可以深入触及并且合于人的天性”。
最后，笔者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阿拉伯语之所以能在帝国的非阿拉伯臣民中间广泛流行，恐怕也得归因于其语言本身的“优点”。关于这一点，韦尔斯也曾有所论及：“由于阿拉伯语的优美，又因为它是《可兰经》所使用的语言，所以阿拉伯语得以广泛传播，不久就代替了希腊语而成为伊斯兰世界受教育者的通用语言。”当然，除了语言优美和充当宗教语言这两点之外，阿拉伯语还曾经充当过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这跟它的语言包容性特点不无关系。例如，它吸收外来词汇能力强这一点也早已为“百年翻译运动”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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