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写作渐成两岸文学创作的一门“显学”，赵刚教授在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的序言里援引陈映真的话“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写作”，对亲情写作容易出现的问题保持着高度警惕，而他对该书的评价“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的书写，而是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似乎也成为对写作者的要求与责任的企盼。倘以此来衡量袁琼琼女士关于眷村及家人回忆的散文集《两个父亲》，未免只能将其归入“私人书写”一类，但细细读来，那些对眷村生活的回忆片段，既是对邻人的观察，何尝不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观察；既是追忆，何尝不是对回忆的再度回忆。这位善讲故事的眷村第二代，在狭小的书写空间里表达对眷村生活的颇有个人特色的感受，既具故事性，又去故事性；既具历史性，又去历史性，糅合说书人的起承转合与个体观察者的柔软体悟，虽少有“反省”之努力、大江大海的历史悲情乃至“拒绝遗忘”的铿锵宣言，却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蕴发出了几许“异色”与“亮色”。
　　1949年年底，“国民政府”将“行政院”由四川成都迁往台北，正式宣告大陆弃守，陆续迁台的人员达百万之众。除去少数权势人物，多数军公教人员身无长物，辗转流离。1956年，宋美龄发起“军眷筹建住宅计划”，至1967年结束之时，共建成3万余栋眷舍，分布全台11个县市，据不完全统计，共计888个眷村。五湖四海、不同性情之人在统一规划下共同生活，相互影响、渐融一体，眷村生活的历史悲情难免成为共同经验，袁琼琼引友人之话，“眷村是长了毒瘤的母亲，你不能不爱她，又不能不恨她”，其冲击感可谓强也。然而，时代变迁终究是由每个个体来真实承担，共同经验并不能排斥个人经验，袁琼琼说，友人对眷村的回忆充满不堪和痛楚，“我对眷村一直有种浪漫的亲切和孺慕……我没吃过眷村生活的苦，只享受到眷村生活的好处”。没吃过苦，无妨视为耳顺之年作者故作天真烂漫之语；眷村生活的“好处”却实打实来自母亲、生父和继父的关爱，或可说是母亲和两个父亲给予了作者一种异于邻人的生活感知，终衍化成为她体悟眷村与人生的底色。
　　作者生父响应国民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离家从军，随迁台湾，后因病去世。生父去世时，作者年已及笄，已是颇知事体的年纪，如何处理对母亲改嫁的认知和对两个父亲的感情纠葛，端看作者的笔法和功底。《两个父亲》文中，作者不惜“丑化”美丽母亲的形象，以“母老虎”比之母亲的护犊情深，从“与其嫁掉小的，不如嫁掉老的”的后知后觉中感恩母亲改嫁作出的牺牲 ；写继父之处，则从肢体接触的触感、嗅感落笔，“过去的他跟我们完全没有肢体接触，甚至没有眼神接触，但是最后十几年，我们开始习惯见面或离开时拥抱他……他那年已经八十来岁，身体非常清凉干净，抱着他时感觉他有种香气，青草似的，阴凉干爽，完全没有所谓的老人味”。年少时的几多龃龉、牵牵绊绊，唯自己的成长老去才能体会父辈在无言中的关切。作者在《两个父亲》一文结尾时，想象两个父亲的相逢，“一个胖胖的，浓眉毛大眼睛，满脸笑容的男人去见他，跟他说，‘孙先生，你好，我是袁一’。然后这一胖一瘦的两个人会坐下来，继父会与我的生父谈话，告诉他我们是怎样长大的”，是本书最深情的一处。
　　在第二部分《眷村》中，作者追忆眷村生活，以《在塞尔维亚》一文显出观察之独特，不在生活的困窘、成长的烦恼，而在青年男女之间流动的情意——每月一次分发米粮的士官长和某个年轻妇人之间可能存在的“隐秘心事”。作者写到，“一个月一次，不需要更多了。只要一个月一次，在人群里彼此对视，二十秒或三十秒。那一整个月便因此丰富起来。可以如同粮食一般，慢慢咀嚼，一天三次，每次烹调或进食时，那个秘密便被提醒一次，被咀嚼。从喉头，滑过呼吸的位置，滑过心的位置，进入胃里”。发乎情而止于礼，岁月静好之时如是，动荡颠沛之时如是。这种“思无邪”的美好穿越白云千载、穿越大洋海峡、穿越政党更替，在海岛一隅扎根结果，不妨视为农耕文明基因的强大遗传力。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长大的眷村子弟终究会离开眷村。袁琼琼在《身在此，魂魄在彼》一文里叹道，眷村子弟离开眷村，并不是开枝散叶，而是汇入社会洪流中，就此无影无踪。她以说书人戏谑的口吻解释缘何加入影视圈和黑社会者为多，“在群众里生活，要被重视，必定要夸张自己的行为和感受，眷村成长让人容易有戏剧性倾向。这大约就是这两种‘行业’特别吸引眷村子弟的理由”。但前路茫茫，来者犹未可追。作者继续说，眷村生活的封闭性，使眷村子弟比一般外省人更不容易融入台湾社会，在被保护也被隔绝的眷村里生活，使我们融入外界的时间推迟至少二十年，等到我们出来融入社会时，许多优势早已丧失，许多眷村子弟沦落到台湾底层，成为二或三等公民。以《一百年漂泊》中杨渡父亲的例子作对比，这位台中农民家庭的儿子投身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转型，亲身参与台湾“短工业化年代”，克难前行，终成为如赵刚教授所言“轰轰烈烈”群体里的一员。尽管并未具体刻画某位眷村子弟的腾达或沦落像，相较于眉目分明的非眷村子弟的外省人或本省人，如何在被忽略、遗忘的现实之上前行，是袁琼琼作为“返来的女儿”对同侪、也是对自己的发问。
　　眷村子弟只是台湾外省人的一部分，眷村生活史只是台湾外省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台湾外省人生活史也只是近现代台湾史的一部分。在《宝岛一村》等作品挟来的强势“眷村热”下，同是眷村第二代的朱天心说，“如今眷村书写或演出，显得悠哉自在、甜美怀旧，我以为是因为它已死透了，它再没有想象和描述中的有影响力和可怕”。外省人第二代的蒋晓云也说，“台湾不仅仅有眷村，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的”。为谁代言发声、选择何边站队、无意或有意美化或丑化，在这个本来可以越来越开放的时代，仿佛超越叙述本身，成为越来越难以摆脱的羁绊。感谢袁琼琼柔软而模糊的小作，摆脱羁绊，着意追忆，有这样一群人，生于眷村，老于江湖。
　　眷村子弟江湖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