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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是“中美人民间的活桥梁”。
自1928 年来到上海，斯诺目睹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从而理解并同情、支持了中国革命。他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参与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他是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西方记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并撰写“毛泽东传”的人，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的人，是第一个翻译鲁迅作品的外国人，是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命”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在旧中国，他曾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 1941 年被迫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迁居瑞士。
从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呆6个星期“撞大运”的青年，到后来成为在中国生活了13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先后与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美国，因为斯诺报道了中国革命，罗斯福总统三次在白宫约见他，密谈中国问题，还亲自推介斯诺报道的书籍。这一切使斯诺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红色记者之王”。
罗斯福二战期间为什么在白宫三次接见斯诺？他和斯诺到底就中国问题谈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呢？
罗斯福问斯诺：“怎样帮助中国才最有效？”
1942年2月24日下午，华盛顿，每周例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白宫新闻发言人正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斯诺坐在记者们中间，认真地做着笔记。这时，总统助理走到斯诺身边，轻声耳语了几句，原来罗斯福总统打电话来想立即接见斯诺。此前，因为自己与一般的美国人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有距离，斯诺曾亲自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询问政府的倾向和政策。让他想不到的是总统竟然非常重视，邀请他去总统办公室见面。这个消息多少让斯诺有些吃惊。
罗斯福已经快60岁了，他仍然坐在轮椅上执政，鬓发霜白，眼眶下的黑圈说明他非常疲劳，嘴里叼着一只黑色的大烟斗，但点香烟时手有些抖动，面色憔悴，时而咳嗽。斯诺一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总统就满脸微笑着表示欢迎，热情地和他握手，并示意他坐下。等斯诺坐下，罗斯福把科伊支走，掏出一支香烟递给斯诺，并欠身给斯诺点上火。
罗斯福笑着先发表声明式地说：“斯诺先生，你会想得到，我们两人间的谈话是敏感问题，不供现在发表的。”
斯诺微笑着点点头，答应了。
罗斯福说：“我是通过阅读你的《红星照耀中国》认识你的，你该是一个‘中国通’了，我想今天我是‘记者’，向你‘采访’，怎么样？”说完自己就先笑了。斯诺也被总统的幽默和随和逗笑了。
“斯诺先生，你能告诉我，中国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人认为我们好吗？”罗斯福深深地吸了一口自己的大烟斗。
“中国人知道总统先生本人是常常设法在帮助中国的。”斯诺竖起大拇指，学着用中国话说：“他们说‘罗斯福，顶好！’我在中国内地访问时，那里的人们一听说我是美国人，就会对我说这句话。就是在我们还向日本人出售战争物资的时候，也是这样。”
罗斯福咧着嘴笑了：“给我说说，你对蒋介石的看法。”
“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
“斯诺先生，日本人简直像是一个为粉碎老殖民主义制度、推动势在必行的改革所不可或缺的恶魔。当然，这种角色竟然要日本人来扮演，也实在太不像话了。”罗斯福仍咧着嘴笑着：“因为欧洲人看不到这种不祥之兆。我看我对日本人是有点偏见，也许是受了我祖父德拉诺影响的缘故……我很高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我们一样。他们和我们相处，要比和英国人相处好吧？”
斯诺说：“我觉得，中国人对我们不信任的程度要比他们对英国人不信任的程度少一些。这可能与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也没有占领他们的领土有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治外法权，我们继续分享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承担义务。”
罗斯福挥动了一下手臂，说：“我们早就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取消了。1933年我就曾给国务卿赫尔写过一张条子，告诉他，我认为我们该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了。赫尔也赞成我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不同意。当然，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不能驳倒国务院的所有人！”
“总统先生，你要知道中国人是最适合做我们的朋友的。”
“我年轻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中国人和欧洲人通婚生的孩子最好看，也是最奉公守法的公民。”罗斯福微笑着说：“哦，对了，斯诺，你接触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是的，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不是我们国内一些人想象的是斯大林莫斯科的附庸。”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情况怎样？用什么装备？吃得饱饭吗？是怎么跟日本部队作战的？”罗斯福问道。
“他们是勇敢的十字军。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样英雄的军队，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一样，与我们美军相比，物质生活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像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样，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他们的游击战争打得日本人防不胜防，让日本人胆战心惊。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士气高昂，在艰难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从将军到士兵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斯诺充满激情地说。
罗斯福满意地点点头：“我有一个军队的朋友叫埃文斯·卡尔逊上尉，他曾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你所描述的情况和他跟我说的大致相同。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斯诺，我问你，我们要怎样帮助中国才最有效呢？”罗斯福歪着他的大脑袋望着斯诺，好像在希望斯诺给他一个答案。 就在这时，秘书利汉德小姐提醒罗斯福，海军上将希莱会见的时间到了。斯诺看看手表，准备告辞。罗斯福吩咐秘书后，却示意他坐下来：“斯诺先生，我希望你继续说说关于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看法。”
“总统先生，我不明白，我们只为争取在欧洲实现自由而打一场战争，怎么能指望亚洲殖民地人民感到振奋。我们还需要一个太平洋宪章。你知道，对于中国，我们在那里开展了工业合作运动，对恢复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后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效，它对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帮助中国达到消费品自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立一些新的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和潜在的作用。总统先生，你要知道，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唯一能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区都可以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但现在仍然存在资金不足。因此我建议总统先生要求蒋介石在我们对中国的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业合作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斯诺自然而然地谈到了自己参与发起的“中国工合”运动。
罗斯福思考了一会说：“嗯，我知道了，蒋介石的统治似乎缺乏民众的一致与热烈的支持。可我不能像一个野蛮的酋长一样，采取高压手段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是我会想办法让蒋介石了解我们希望这样做，同时我会要求蒋介石随时向我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难道这样他还会不知道要支持这项事业么？”
斯诺想了又想，似乎有话要说，又吞了回去：“谢谢您！总统先生，我占了您很长的时间，我想，我该走了。”斯诺再次起身告辞。之后，双方又略微谈了一下斯诺的工作打算。
罗斯福摇着自己的大脑袋和斯诺握手话别，那双碧蓝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喜欢旅行的人的那种羡慕的神情。而斯诺却一直沉浸在莫大的幸福和兴奋之中，深深地被罗斯福的优秀品质所感染，心情愉悦并有些骄傲和自豪。
“我准备与蒋介石协商，派观察组进入延安”
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第二次在总统办公室接见了斯诺。罗斯福微笑着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一个星期了。”
“哦，我已经给蒋介石写过信了，跟他谈到了‘中国工合’的事情，我想，蒋介石会重视这件事情的，你放心好了。”罗斯福说。
“谢谢总统先生！我的朋友艾黎已经从中国给我发来消息，说‘工合’已经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
“这次采访可有什么收获？”
斯诺说：“总统先生，我通过这次苏联和印度之行，深深感到苏联、印度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和中国一样，但他们的胜利也同样是辉煌的，对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太腐败。”
罗斯福说：“我在开罗时，就曾坦率地对蒋介石夫妇说，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了关键时刻，而中国国内的形势一直使我们担忧。蒋介石却说‘这种担忧的局面是由共产党造成的’。他的夫人宋美龄也在帮蒋介石说话，在用英文翻了蒋介石的原话之后，自己还加了一句，说‘共产党闹独立的事，常使委员长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就说，据我所知，你们国民政府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民主政府，但按理来说，我们希望它应该是这样的政府。而蒋介石却阴沉着脸说，‘中国的情况太复杂，历史包袱太重，这是总统所难以了解的，要将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按美国的民主标准管理，是要经历一个艰难历程的。’我就告诉他，现在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战争正在进行，我希望你们与中共之间的分歧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在战时就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显然，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是当着我的面，他只好答应说，会考虑同意我的意见，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我说，这样就可以避免你们之间冲突的发展，而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说着，罗斯福将双手都拧成拳头同时击向前方，“拧紧拳头，打击日本人！”
斯诺看着总统的模样笑了：“蒋介石对共产党有条件吗？”
罗斯福说：“蒋介石是有条件的。他提醒我注意，说中国共产党可不是一般的政党，它是一个大国支持的武装集团，对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愿意与中共和解，吸收共产党的领袖参加政府；但是，应有一个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
“那你怎么说呢？”
“我说，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就在日本士兵的眼皮底下，他们能不拿起武器吗？蒋介石却又说，苏俄也不得插手中国事务。我还是强调说他们必须设法与中共合作，一致抗日，不支持任何中国内战。”
“是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某种联合，那么在日本被打败以前或者日本被打败以后不久，中国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是的，这也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我已把促进中国国共双方妥协看成美国的一项确定的政策。我准备与蒋介石协商，我们派出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我将派副总统华莱士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和他谈判。”
斯诺说：“总统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美国政府将与共产党直接打交道了……”
罗斯福神秘地笑了。
“我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
1945年3月3日，斯诺第三次来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正和海军上将希莱一起审阅公文。这一年，罗斯福进入白宫已12个年头了，62岁的他仍坐在轮椅上执政。
罗斯福的鬓发更显霜白，眼眶下的黑圈从来没有消失过，点香烟时手抖动得更明显了。他面色憔悴，不断咳嗽，常常感到疲劳，还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支气管炎，心脏病在加重。总的说，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之后，对盟国来说，战争形势更好。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筹备。罗斯福却重病在身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倒下，也不能退下。他仍要前进。
罗斯福抬头看见斯诺进来，露出了热情的微笑：“斯诺先生，你到处旅行，比我到过的地方多得多啊！我很欣赏你写的这本著作《人们在我们这边》。那书写得引人入胜，我在去开雅尔塔会议的‘昆西号’轮船上一直看到半夜都没有合眼。”总统的声音很高，看得出他见到斯诺很高兴。 “谢谢总统先生。我只是在我的书中建议美国战后在亚洲，最后在非洲，取消一系列的殖民地，并希望能把帮助各殖民地人民迅速实现自由平等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斯诺谦虚地说着自己的观点。
罗斯福说：“我完全赞成在这次世界战争以后竭力争取持久的和平，建立一个使我们能够共存的世界。雅尔塔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英国的丘吉尔代表右，斯大林代表左，我呢，算是一个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结合剂。”
“那么中国呢？”斯诺问道。
“中国，我当然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取得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相同的地位。这样在将来形成的四大国俱乐部中，中国无疑是需依赖于美国的。可斯大林是不同意的。你知道的，开罗会议他为了不想见到蒋介石，就拒绝参加会议。没办法，后来，我们在德黑兰又开了一次。而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中国成为《关于普遍安全原则》的签字国时，我就明确地指示赫尔国务卿无论如何要坚持让中国参加，我告诉他‘两个三国协定远远抵不上一个四国协定’。赫尔国务卿在此问题上也坚持了强硬立场，在莫斯科会上强调‘排除中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说了，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宁愿此次会议不发表宣言’。而在战略上，就是如此，中国，对于美国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失去中国。”
斯诺说：“但是现在的中国很复杂。而我们的战时援助实际上并没有派上用场，甚至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的资本。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中国进行一种政治干涉？”
“是的，中国问题是一个令我头疼的问题，既让我迷惑不解，又让我神魂颠倒。”罗斯福又点燃了他的大烟斗：“我，甚至任何人都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但敢断定，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这种援助能使用得当，既可以使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又能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但是，这怎么能办得到呢？”
“总统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罗斯福说：“说真的，我对蒋介石这个政治家和他的为人实在是迷惑不解了。你知道，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们派驻延安的观察组在延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礼遇和优待，合作得很好。可是最近从中国传来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我的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斡旋的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谈判破裂了。”
“不是早些时候就有消息说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吗？”
“是的。这个方案的五条协议，应该说，是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赫尔利将军也在那上面签了字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也是符合权利法案的，我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延安方面给赫尔利特使的满意答复却被蒋介石提出的一些荒谬绝伦的反对意见给否定了。你知道，在中国，中共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国民党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威望却在下降。可我们又需要蒋介石……”罗斯福抽了一口烟，也给斯诺点上一支，“斯诺先生，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总统先生，对于蒋介石这个人，我实在是不敢恭维，虽然我曾经采访过他，可是我对他本人真的不太了解。”
罗斯福机敏地看着斯诺说：“嗯。我在开罗时也根本没有对他形成什么看法。当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时，我才发现我所了解的情况全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告诉我的。会谈时，宋美龄担任翻译，实际上就是她在那里斟酌各种问题、词句和我对话，和我谈她的丈夫的事情和想法，而不是蒋这个家伙本人的想法。所以我也根本不可能直接了解他。我只能希望赫尔利回来的时候能多告诉我一点情况。但我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日，作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我感觉，我们应该这样做。”斯诺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有助于在中共那里占俄国人的上风。不过，斯诺，我想请你告诉我，中共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俄国人是否在操纵他们。而他们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土地的改革者’？”
“总统先生，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最直接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者说是平均地权，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10年来，中共从未得到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因此也就谈不上俄国人在操纵他们。但是，据我猜测，莫斯科会通过他们在共同对日作战中与中共加强联系，来达到控制中共的目的。”斯诺分析说。
“那么，如果当我们逼近日本时，将运送一些补给品和派联络官至华北沿海地区，也就是说给中共的八路军军事物资援助，当然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埃德，这些谈话当然也是不能发表见报的。我设想，这也包括共产党的游击队，我们设法取得国民党的合作。我不知道在日军占据的公路、铁路、城市之外，控制着中国华北绝大部分人口的共产党人对此将做出什么反应？”
斯诺反问道：“情况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承认蒋介石是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只有通过他才能继续运送军事物资。而这些物资送去后，也只能通过他来分配，即使是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也是这样。可是我们总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吧？”
罗斯福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
“总统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在延安派驻了外交和军事观察人员，是否就是看作一种事实上的承认呢？”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罗斯福拿起话筒，开始接电话。不一会他轻轻放下电话，转过头来对斯诺说：“斯诺先生，对不起，我有一个重要的电话，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吗？”罗斯福坐在轮椅上面带微笑和斯诺握手言别，并大声地说：“斯诺先生，别忘了来信，随时告诉我你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斯诺微笑着点头。
然而让斯诺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以后的1945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因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罗斯福逝世后，美国和中共进行的军事合作计划自然流产——这是令人叹惋之事。或许，中国的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4月13日，蒋介石亲赴美军驻华总部致唁，同时令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唁。而中共，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的社论，沉痛追悼罗斯福。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自1928 年来到上海，斯诺目睹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从而理解并同情、支持了中国革命。他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参与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他是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西方记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访并撰写“毛泽东传”的人，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的人，是第一个翻译鲁迅作品的外国人，是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命”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在旧中国，他曾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 1941 年被迫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迁居瑞士。
从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呆6个星期“撞大运”的青年，到后来成为在中国生活了13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先后与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在美国，因为斯诺报道了中国革命，罗斯福总统三次在白宫约见他，密谈中国问题，还亲自推介斯诺报道的书籍。这一切使斯诺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红色记者之王”。
罗斯福二战期间为什么在白宫三次接见斯诺？他和斯诺到底就中国问题谈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呢？
罗斯福问斯诺：“怎样帮助中国才最有效？”
1942年2月24日下午，华盛顿，每周例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白宫新闻发言人正在回答记者的提问。
斯诺坐在记者们中间，认真地做着笔记。这时，总统助理走到斯诺身边，轻声耳语了几句，原来罗斯福总统打电话来想立即接见斯诺。此前，因为自己与一般的美国人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有距离，斯诺曾亲自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询问政府的倾向和政策。让他想不到的是总统竟然非常重视，邀请他去总统办公室见面。这个消息多少让斯诺有些吃惊。
罗斯福已经快60岁了，他仍然坐在轮椅上执政，鬓发霜白，眼眶下的黑圈说明他非常疲劳，嘴里叼着一只黑色的大烟斗，但点香烟时手有些抖动，面色憔悴，时而咳嗽。斯诺一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总统就满脸微笑着表示欢迎，热情地和他握手，并示意他坐下。等斯诺坐下，罗斯福把科伊支走，掏出一支香烟递给斯诺，并欠身给斯诺点上火。
罗斯福笑着先发表声明式地说：“斯诺先生，你会想得到，我们两人间的谈话是敏感问题，不供现在发表的。”
斯诺微笑着点点头，答应了。
罗斯福说：“我是通过阅读你的《红星照耀中国》认识你的，你该是一个‘中国通’了，我想今天我是‘记者’，向你‘采访’，怎么样？”说完自己就先笑了。斯诺也被总统的幽默和随和逗笑了。
“斯诺先生，你能告诉我，中国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人认为我们好吗？”罗斯福深深地吸了一口自己的大烟斗。
“中国人知道总统先生本人是常常设法在帮助中国的。”斯诺竖起大拇指，学着用中国话说：“他们说‘罗斯福，顶好！’我在中国内地访问时，那里的人们一听说我是美国人，就会对我说这句话。就是在我们还向日本人出售战争物资的时候，也是这样。”
罗斯福咧着嘴笑了：“给我说说，你对蒋介石的看法。”
“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
“斯诺先生，日本人简直像是一个为粉碎老殖民主义制度、推动势在必行的改革所不可或缺的恶魔。当然，这种角色竟然要日本人来扮演，也实在太不像话了。”罗斯福仍咧着嘴笑着：“因为欧洲人看不到这种不祥之兆。我看我对日本人是有点偏见，也许是受了我祖父德拉诺影响的缘故……我很高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我们一样。他们和我们相处，要比和英国人相处好吧？”
斯诺说：“我觉得，中国人对我们不信任的程度要比他们对英国人不信任的程度少一些。这可能与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也没有占领他们的领土有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治外法权，我们继续分享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承担义务。”
罗斯福挥动了一下手臂，说：“我们早就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取消了。1933年我就曾给国务卿赫尔写过一张条子，告诉他，我认为我们该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了。赫尔也赞成我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不同意。当然，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不能驳倒国务院的所有人！”
“总统先生，你要知道中国人是最适合做我们的朋友的。”
“我年轻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中国人和欧洲人通婚生的孩子最好看，也是最奉公守法的公民。”罗斯福微笑着说：“哦，对了，斯诺，你接触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是的，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不是我们国内一些人想象的是斯大林莫斯科的附庸。”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情况怎样？用什么装备？吃得饱饭吗？是怎么跟日本部队作战的？”罗斯福问道。
“他们是勇敢的十字军。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样英雄的军队，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一样，与我们美军相比，物质生活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像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样，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他们的游击战争打得日本人防不胜防，让日本人胆战心惊。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士气高昂，在艰难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从将军到士兵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斯诺充满激情地说。
罗斯福满意地点点头：“我有一个军队的朋友叫埃文斯·卡尔逊上尉，他曾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你所描述的情况和他跟我说的大致相同。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斯诺，我问你，我们要怎样帮助中国才最有效呢？”罗斯福歪着他的大脑袋望着斯诺，好像在希望斯诺给他一个答案。 就在这时，秘书利汉德小姐提醒罗斯福，海军上将希莱会见的时间到了。斯诺看看手表，准备告辞。罗斯福吩咐秘书后，却示意他坐下来：“斯诺先生，我希望你继续说说关于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看法。”
“总统先生，我不明白，我们只为争取在欧洲实现自由而打一场战争，怎么能指望亚洲殖民地人民感到振奋。我们还需要一个太平洋宪章。你知道，对于中国，我们在那里开展了工业合作运动，对恢复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后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效，它对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帮助中国达到消费品自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立一些新的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和潜在的作用。总统先生，你要知道，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唯一能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区都可以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但现在仍然存在资金不足。因此我建议总统先生要求蒋介石在我们对中国的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业合作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斯诺自然而然地谈到了自己参与发起的“中国工合”运动。
罗斯福思考了一会说：“嗯，我知道了，蒋介石的统治似乎缺乏民众的一致与热烈的支持。可我不能像一个野蛮的酋长一样，采取高压手段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是我会想办法让蒋介石了解我们希望这样做，同时我会要求蒋介石随时向我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难道这样他还会不知道要支持这项事业么？”
斯诺想了又想，似乎有话要说，又吞了回去：“谢谢您！总统先生，我占了您很长的时间，我想，我该走了。”斯诺再次起身告辞。之后，双方又略微谈了一下斯诺的工作打算。
罗斯福摇着自己的大脑袋和斯诺握手话别，那双碧蓝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喜欢旅行的人的那种羡慕的神情。而斯诺却一直沉浸在莫大的幸福和兴奋之中，深深地被罗斯福的优秀品质所感染，心情愉悦并有些骄傲和自豪。
“我准备与蒋介石协商，派观察组进入延安”
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第二次在总统办公室接见了斯诺。罗斯福微笑着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一个星期了。”
“哦，我已经给蒋介石写过信了，跟他谈到了‘中国工合’的事情，我想，蒋介石会重视这件事情的，你放心好了。”罗斯福说。
“谢谢总统先生！我的朋友艾黎已经从中国给我发来消息，说‘工合’已经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
“这次采访可有什么收获？”
斯诺说：“总统先生，我通过这次苏联和印度之行，深深感到苏联、印度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和中国一样，但他们的胜利也同样是辉煌的，对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太腐败。”
罗斯福说：“我在开罗时，就曾坦率地对蒋介石夫妇说，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了关键时刻，而中国国内的形势一直使我们担忧。蒋介石却说‘这种担忧的局面是由共产党造成的’。他的夫人宋美龄也在帮蒋介石说话，在用英文翻了蒋介石的原话之后，自己还加了一句，说‘共产党闹独立的事，常使委员长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就说，据我所知，你们国民政府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民主政府，但按理来说，我们希望它应该是这样的政府。而蒋介石却阴沉着脸说，‘中国的情况太复杂，历史包袱太重，这是总统所难以了解的，要将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按美国的民主标准管理，是要经历一个艰难历程的。’我就告诉他，现在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战争正在进行，我希望你们与中共之间的分歧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在战时就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显然，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是当着我的面，他只好答应说，会考虑同意我的意见，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我说，这样就可以避免你们之间冲突的发展，而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说着，罗斯福将双手都拧成拳头同时击向前方，“拧紧拳头，打击日本人！”
斯诺看着总统的模样笑了：“蒋介石对共产党有条件吗？”
罗斯福说：“蒋介石是有条件的。他提醒我注意，说中国共产党可不是一般的政党，它是一个大国支持的武装集团，对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愿意与中共和解，吸收共产党的领袖参加政府；但是，应有一个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
“那你怎么说呢？”
“我说，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就在日本士兵的眼皮底下，他们能不拿起武器吗？蒋介石却又说，苏俄也不得插手中国事务。我还是强调说他们必须设法与中共合作，一致抗日，不支持任何中国内战。”
“是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某种联合，那么在日本被打败以前或者日本被打败以后不久，中国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是的，这也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我已把促进中国国共双方妥协看成美国的一项确定的政策。我准备与蒋介石协商，我们派出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我将派副总统华莱士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和他谈判。”
斯诺说：“总统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美国政府将与共产党直接打交道了……”
罗斯福神秘地笑了。
“我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
1945年3月3日，斯诺第三次来到总统办公室。罗斯福正和海军上将希莱一起审阅公文。这一年，罗斯福进入白宫已12个年头了，62岁的他仍坐在轮椅上执政。
罗斯福的鬓发更显霜白，眼眶下的黑圈从来没有消失过，点香烟时手抖动得更明显了。他面色憔悴，不断咳嗽，常常感到疲劳，还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支气管炎，心脏病在加重。总的说，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之后，对盟国来说，战争形势更好。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筹备。罗斯福却重病在身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倒下，也不能退下。他仍要前进。
罗斯福抬头看见斯诺进来，露出了热情的微笑：“斯诺先生，你到处旅行，比我到过的地方多得多啊！我很欣赏你写的这本著作《人们在我们这边》。那书写得引人入胜，我在去开雅尔塔会议的‘昆西号’轮船上一直看到半夜都没有合眼。”总统的声音很高，看得出他见到斯诺很高兴。 “谢谢总统先生。我只是在我的书中建议美国战后在亚洲，最后在非洲，取消一系列的殖民地，并希望能把帮助各殖民地人民迅速实现自由平等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斯诺谦虚地说着自己的观点。
罗斯福说：“我完全赞成在这次世界战争以后竭力争取持久的和平，建立一个使我们能够共存的世界。雅尔塔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英国的丘吉尔代表右，斯大林代表左，我呢，算是一个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结合剂。”
“那么中国呢？”斯诺问道。
“中国，我当然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取得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相同的地位。这样在将来形成的四大国俱乐部中，中国无疑是需依赖于美国的。可斯大林是不同意的。你知道的，开罗会议他为了不想见到蒋介石，就拒绝参加会议。没办法，后来，我们在德黑兰又开了一次。而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中国成为《关于普遍安全原则》的签字国时，我就明确地指示赫尔国务卿无论如何要坚持让中国参加，我告诉他‘两个三国协定远远抵不上一个四国协定’。赫尔国务卿在此问题上也坚持了强硬立场，在莫斯科会上强调‘排除中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说了，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宁愿此次会议不发表宣言’。而在战略上，就是如此，中国，对于美国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失去中国。”
斯诺说：“但是现在的中国很复杂。而我们的战时援助实际上并没有派上用场，甚至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的资本。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中国进行一种政治干涉？”
“是的，中国问题是一个令我头疼的问题，既让我迷惑不解，又让我神魂颠倒。”罗斯福又点燃了他的大烟斗：“我，甚至任何人都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但敢断定，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这种援助能使用得当，既可以使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又能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但是，这怎么能办得到呢？”
“总统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罗斯福说：“说真的，我对蒋介石这个政治家和他的为人实在是迷惑不解了。你知道，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们派驻延安的观察组在延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礼遇和优待，合作得很好。可是最近从中国传来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我的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斡旋的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谈判破裂了。”
“不是早些时候就有消息说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吗？”
“是的。这个方案的五条协议，应该说，是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赫尔利将军也在那上面签了字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也是符合权利法案的，我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延安方面给赫尔利特使的满意答复却被蒋介石提出的一些荒谬绝伦的反对意见给否定了。你知道，在中国，中共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国民党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威望却在下降。可我们又需要蒋介石……”罗斯福抽了一口烟，也给斯诺点上一支，“斯诺先生，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总统先生，对于蒋介石这个人，我实在是不敢恭维，虽然我曾经采访过他，可是我对他本人真的不太了解。”
罗斯福机敏地看着斯诺说：“嗯。我在开罗时也根本没有对他形成什么看法。当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时，我才发现我所了解的情况全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告诉我的。会谈时，宋美龄担任翻译，实际上就是她在那里斟酌各种问题、词句和我对话，和我谈她的丈夫的事情和想法，而不是蒋这个家伙本人的想法。所以我也根本不可能直接了解他。我只能希望赫尔利回来的时候能多告诉我一点情况。但我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日，作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我感觉，我们应该这样做。”斯诺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有助于在中共那里占俄国人的上风。不过，斯诺，我想请你告诉我，中共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俄国人是否在操纵他们。而他们的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土地的改革者’？”
“总统先生，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最直接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者说是平均地权，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10年来，中共从未得到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因此也就谈不上俄国人在操纵他们。但是，据我猜测，莫斯科会通过他们在共同对日作战中与中共加强联系，来达到控制中共的目的。”斯诺分析说。
“那么，如果当我们逼近日本时，将运送一些补给品和派联络官至华北沿海地区，也就是说给中共的八路军军事物资援助，当然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埃德，这些谈话当然也是不能发表见报的。我设想，这也包括共产党的游击队，我们设法取得国民党的合作。我不知道在日军占据的公路、铁路、城市之外，控制着中国华北绝大部分人口的共产党人对此将做出什么反应？”
斯诺反问道：“情况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承认蒋介石是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只有通过他才能继续运送军事物资。而这些物资送去后，也只能通过他来分配，即使是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也是这样。可是我们总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吧？”
罗斯福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
“总统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在延安派驻了外交和军事观察人员，是否就是看作一种事实上的承认呢？”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罗斯福拿起话筒，开始接电话。不一会他轻轻放下电话，转过头来对斯诺说：“斯诺先生，对不起，我有一个重要的电话，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吗？”罗斯福坐在轮椅上面带微笑和斯诺握手言别，并大声地说：“斯诺先生，别忘了来信，随时告诉我你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斯诺微笑着点头。
然而让斯诺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以后的1945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因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罗斯福逝世后，美国和中共进行的军事合作计划自然流产——这是令人叹惋之事。或许，中国的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4月13日，蒋介石亲赴美军驻华总部致唁，同时令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致唁。而中共，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的社论，沉痛追悼罗斯福。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