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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物馆对外展览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综合实力提升、科学技术进步，在文化强国建设的需求下，博物馆对外展览应融合文化传播形式的革新，成为创新推进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工具。这不仅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博物馆对外展览;文化传播;数字化
博物馆对外展览是以博物馆为载体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博物馆的对外展览与交流合作，不仅可以实现全人类的文物资源共享，同时也能够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被更多人认识和理解。从这一意义出发，博物馆对外展览是传播民族文化、展示国家文化形象的有效途径之一。
博物馆对外展览与文化传播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遗产的保护、收藏和研究机构，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文化传播平台，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播和展示其文明成就、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而博物馆开展的对外展览则是实现这一窗口作用的重要渠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博物馆对外展览随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在向国际传播中华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现状
博物馆对外展览是我国实现对外文化传播的惯例途径及重要方式。
首先，其“惯例”建立于“服务外交”的基础之上，是带有外交属性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形式。自新中国成立初始，我国便以外交方式积极组织策划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最初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便是博物馆对外展览。新中國对外展览以1950年10月在苏联展出的“中国艺术展”为起点，配合我国的外交战略，率先与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通过600余件文物的展览展示以完成“宣扬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交流感情、巩固友谊”的使命1;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向故宫博物院借用12件文物，并在日内瓦驻地的会议室陈列展出，这也是中国首次以文物展示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形象，为各国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60余年的发展，对外展览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外交、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中俄国家年”“中意文化和旅游年”“中法文化和旅游年”等国际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中，文化展览与交流都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其中。
其次，对外展览展示的内容主要以“文物展览”为主，是通过我国优秀文物展示进行的文化传播形式。上世纪60年代，我国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艺术展”“敦煌艺术展”“中国永乐宫壁画展”“中国古瓷器和西安碑林拓片艺术展”等对外文物展览远赴苏联、捷克、印度、波兰、日本等国，向多个国家展现了我国文物、文化、文明的魅力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973—1978年期间，由我国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组织策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于15个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展览，观展人次达650余万，在各地掀起中国文物热潮;时至千禧年，2000—2013年期间，据统计，我国累计组织策划对外文物展览项目达600余场，足迹遍布全球多个地区。我国的对外文物展览俨然已经成为一张“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文明故事”的文化交流名片，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设立以及博物馆学与时俱进的研究，博物馆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博物馆界普遍认同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初，博物馆界的权威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就为2002年、2005年、2007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分别确定了加强国际交流的主题：“博物馆与全球化”“博物馆——沟通文化的桥梁”和“博物馆和世界遗产”，其内容涉及到博物馆在文化扩散、文化交流、文化理解、文化创新等方面的责任2。
可见，博物馆对外展览既是一种文化外交手段，在促进我国文化国际传播、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及文化软实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文化外交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博物馆对外展览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在促进国际间文化共享、促进多元文化对话、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文化地位与话语权、促进文化强国战略实现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
2.国际文化传播新需求
通过对我国60余年对外展览与文化传播案例的探究，不难发现其中仍存在实践方式上的缺陷：第一，从对外展览的管理与组织制度上来说，我国对外展览实行统一的管理政策，其管理与组织任务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博物馆处承担，由于管理部门权力较为集中，对外展览的申请渠道单一、流程复杂且冗长，从而致使国内博物馆对外展览的自主性较弱、积极性也因此受到限制;第二，从对外展览的支持模式上来说，我国对外展览的经济支持多来源于政府机构，加之博物馆非营利性质的局限，我国博物馆的对外展览、交流活动需在国家财政预算范围内运行，能够得到充足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对外展览数量相对有限;第三，从对外展览的策划及展示内容来看，我国对外展览的内容与形式相对单一，据相关数据统计得知，文物珍宝展、器物展和考古成果展在我国举办对外展览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3，相比美国、法国等国家丰富多彩的对外展览，我国策划组织的对外展览并未充分发挥学术水平，策展思路和展陈形式不够灵活和丰富，更不符合新博物馆学影响下博物馆展览新的发展方向及观众预期。
除了以上尚未解决的发展缺陷之外，博物馆对外展览还存在文物安全保障、重要文物出境禁令等实际问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迭代，传统的对外文化展览方式已不再满足当下的文化传播需求，适合当下时代的对外文化传播形式亟待创新。
博物馆文化传播发展趋势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博物馆已被赋予更丰富的含义与使命，经历了其作用核心“由物到人”的转变，博物馆已将观众的利益最大化，借助新科技手段，通过研学、文创衍生品、媒体出版、线上展览等多种传播形式不断迎合大众的文化体验需求，具体体现为文旅产业化发展及数字化发展两大核心趋势。 1.文旅产业化趋势
作为“文化的中枢”的博物馆4，不仅是文化的体验场所，更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随着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入，博物馆已经成为能够代表该地区历史和文化缩影的名片。因此“游客”成为博物馆观众中重要的群体之一，博物馆展示和传播当地历史文化的责任愈发重大。
时下，博物馆展览的文化传播效应早已不再局限于馆内展览，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选择通过对外展览、文创衍生品、媒体出版等形式相结合，将本馆的、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出去。位于我国陕西省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自1976年3月首次走出国门至今已经“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100多个展览，使五大洲的2000多万参观者受到兵马俑的“友好接待”。外展期间，兵马俑展览多次在多國引起轰动，在英国还引发“中国文化热”5，陕西成为国际友人来华游览的必选地，因此也带动了陕西的文旅产业发展。冽玮： 《2009年陕西举办10项文物外展，观众逾100万人次》，中国新闻网（北京），2010年3月5日;郭青：《文物外展让陕西享誉世界》，载《陕西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7日;《文物外展已成为陕西的一张“名片”》，新华网，2007年2月24日;《“友谊大使”秦兵马俑已“出访”30多国家地区》，新华网，2004年10月2日。
同时，博物馆还通过结合自身藏品设计推出文创衍生品，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跨越重洋于“天猫”上线官方旗舰店，将博物馆文化通过创意与设计感十足的文化产品进行传播，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趋势。
除此之外，媒体出版物也被博物馆充分运用，和博物馆相关的书籍出版物、音频出版物、影像出版物层出不穷。在这一方面，英国的博物馆机构有着较为领先的经验：大英博物馆于2010年与BBC广播公司合作节目《用100件馆藏文物讲述世界历史》，后又以此题材出版图书、拍摄纪录片，并经过深度策划推出展览项目进行全球范围的巡展。此番博物馆国际传播举措不仅令大英博物馆声名远扬，同时为英国的旅游经济做出了贡献。据调查显示，至英国旅行的海外游客，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行程都造访了博物馆、画廊等文化机构。
综上所述，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对外展览也顺应时代趋势，呈现出文旅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形成的“博物馆旅游热”“文化旅游热”正在形成新的文化传播产业链条。
2.数字化趋势
基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信息创作、应用、分享与传播方式的转变，使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内容创造与传播媒介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新闻、广告、信息等由纸质媒介走向互联网，博物馆的展览“阵地”也逐渐被“消解”，由线下走向线上;另一方面，全球观众对于互联网与多种终端的依赖无可替代，利用手机、电脑等客户端获取信息、接触新鲜事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方式。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已顺应数字化趋势，依托互联网“云技术”实现展览在线上的观看和传播。而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线下观展受到限制，博物馆线上观展的发展进程被迫提速，图文看展、视频或直播看展、线上讲座、VR看展等“云观展”形式被公众广为运用。
实际上，早在20年前，我国的博物馆便开始实行藏品数字化的处理工作，2016年，已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200余家可使用三维全景技术的在线数字博物馆。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数字博物馆逐渐走入大众视野，故宫博物院开发的“全景故宫”“数字多宝阁”“V故宫”等线上观展程序颇受青睐。截至目前，“数字多宝阁”的访问量已达1亿余人次，“V故宫”已完成养心殿、倦勤斋、灵沼轩三个空间的三维观展搭建，以三维数据可视化为主要手段，高拟真度再现昔日紫禁城的建筑及藏品，为观众提供了欣赏文化遗产之美的全新视角。同时，如“千里江山图”“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等临时展览也已上线“故宫展览”App，面向全球观众开放。此外，如谷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纷纷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与博物馆合作，生成“谷歌艺术计划”“腾讯博物官”“百度百科博物馆计划”博物馆数字化产品，助推博物馆展览的数字化。
由此可见，数字化发展已经成为博物馆运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是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下的时代要求，更是博物馆适应大众信息获取方式的发展需求。虽然目前数字化技术与博物馆展览的融合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线上观展也并不能完美替代线下观展所形成的感知觉，但数字化展览这一形式着实为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和文化传播搭建了新的平台和渠道。
博物馆对外展览促进文化国际传播
在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2035年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使我国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同时，党中央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建设进行规划，从三个方面入手，部署了未来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创新推进国际传播。
基于时代的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博物馆对外展览作为展示和传播我国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应该借鉴吸收博物馆文化传播新的发展经验，在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以下几点形式创新，将博物馆对外展览打造成为创新推进国际传播的有效工具：
首先，可以加强对外展览的衍生服务，在展览展出时，配套与展览内容相关的、饱含中华文明魅力的创意衍生产品、多媒体出版物等，突破对外展览在展出时间上的“临时性”，通过文化产品将展览的影响力、生命力加以延续。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让中国故事深入人心。
其次，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策划推出面向全球的线上展览，一方面，数字化展览打破了时间、空间的边界，解决了很多线下对外展览在组织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境（如展品安全问题、文物出境限制等）;另一方面，数字化展览更符合大众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通过打造更为便捷的观展渠道，推动更多的人“走进”展览，拓展文化传播的受众群。
由此可见，博物馆对外展览在新的时代还有很大的发展、变革空间。在未来，充分运用博物馆文物资源及学术资源优势、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传播手段的博物馆对外展览大有可为。这一发展了70年的文化传播形式也必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践行者，助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伟大事业。
（作者王媛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张钊，外交战略格局中的对外文物展览，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刊，第006版;
2.单霁翔，博物馆使命与文化交流合作创新，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P90;
3.韩翊玲，提升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对策研究，2011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16;
4.201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当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命名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5.陆建松、韩翊玲，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政策思考，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P90。
关键词：博物馆对外展览;文化传播;数字化
博物馆对外展览是以博物馆为载体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博物馆的对外展览与交流合作，不仅可以实现全人类的文物资源共享，同时也能够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被更多人认识和理解。从这一意义出发，博物馆对外展览是传播民族文化、展示国家文化形象的有效途径之一。
博物馆对外展览与文化传播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遗产的保护、收藏和研究机构，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文化传播平台，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播和展示其文明成就、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而博物馆开展的对外展览则是实现这一窗口作用的重要渠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博物馆对外展览随着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并逐渐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在向国际传播中华文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现状
博物馆对外展览是我国实现对外文化传播的惯例途径及重要方式。
首先，其“惯例”建立于“服务外交”的基础之上，是带有外交属性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形式。自新中国成立初始，我国便以外交方式积极组织策划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工作，最初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便是博物馆对外展览。新中國对外展览以1950年10月在苏联展出的“中国艺术展”为起点，配合我国的外交战略，率先与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通过600余件文物的展览展示以完成“宣扬中国文化、树立中国形象、交流感情、巩固友谊”的使命1;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向故宫博物院借用12件文物，并在日内瓦驻地的会议室陈列展出，这也是中国首次以文物展示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形象，为各国来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60余年的发展，对外展览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外交、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中俄国家年”“中意文化和旅游年”“中法文化和旅游年”等国际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中，文化展览与交流都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其中。
其次，对外展览展示的内容主要以“文物展览”为主，是通过我国优秀文物展示进行的文化传播形式。上世纪60年代，我国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艺术展”“敦煌艺术展”“中国永乐宫壁画展”“中国古瓷器和西安碑林拓片艺术展”等对外文物展览远赴苏联、捷克、印度、波兰、日本等国，向多个国家展现了我国文物、文化、文明的魅力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1973—1978年期间，由我国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组织策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于15个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展览，观展人次达650余万，在各地掀起中国文物热潮;时至千禧年，2000—2013年期间，据统计，我国累计组织策划对外文物展览项目达600余场，足迹遍布全球多个地区。我国的对外文物展览俨然已经成为一张“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文明故事”的文化交流名片，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博物馆雨后春笋般的设立以及博物馆学与时俱进的研究，博物馆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博物馆界普遍认同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初，博物馆界的权威机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就为2002年、2005年、2007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分别确定了加强国际交流的主题：“博物馆与全球化”“博物馆——沟通文化的桥梁”和“博物馆和世界遗产”，其内容涉及到博物馆在文化扩散、文化交流、文化理解、文化创新等方面的责任2。
可见，博物馆对外展览既是一种文化外交手段，在促进我国文化国际传播、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及文化软实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文化外交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博物馆对外展览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在促进国际间文化共享、促进多元文化对话、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我国国际文化地位与话语权、促进文化强国战略实现等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
2.国际文化传播新需求
通过对我国60余年对外展览与文化传播案例的探究，不难发现其中仍存在实践方式上的缺陷：第一，从对外展览的管理与组织制度上来说，我国对外展览实行统一的管理政策，其管理与组织任务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博物馆处承担，由于管理部门权力较为集中，对外展览的申请渠道单一、流程复杂且冗长，从而致使国内博物馆对外展览的自主性较弱、积极性也因此受到限制;第二，从对外展览的支持模式上来说，我国对外展览的经济支持多来源于政府机构，加之博物馆非营利性质的局限，我国博物馆的对外展览、交流活动需在国家财政预算范围内运行，能够得到充足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对外展览数量相对有限;第三，从对外展览的策划及展示内容来看，我国对外展览的内容与形式相对单一，据相关数据统计得知，文物珍宝展、器物展和考古成果展在我国举办对外展览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3，相比美国、法国等国家丰富多彩的对外展览，我国策划组织的对外展览并未充分发挥学术水平，策展思路和展陈形式不够灵活和丰富，更不符合新博物馆学影响下博物馆展览新的发展方向及观众预期。
除了以上尚未解决的发展缺陷之外，博物馆对外展览还存在文物安全保障、重要文物出境禁令等实际问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迭代，传统的对外文化展览方式已不再满足当下的文化传播需求，适合当下时代的对外文化传播形式亟待创新。
博物馆文化传播发展趋势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博物馆已被赋予更丰富的含义与使命，经历了其作用核心“由物到人”的转变，博物馆已将观众的利益最大化，借助新科技手段，通过研学、文创衍生品、媒体出版、线上展览等多种传播形式不断迎合大众的文化体验需求，具体体现为文旅产业化发展及数字化发展两大核心趋势。 1.文旅产业化趋势
作为“文化的中枢”的博物馆4，不仅是文化的体验场所，更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随着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入，博物馆已经成为能够代表该地区历史和文化缩影的名片。因此“游客”成为博物馆观众中重要的群体之一，博物馆展示和传播当地历史文化的责任愈发重大。
时下，博物馆展览的文化传播效应早已不再局限于馆内展览，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选择通过对外展览、文创衍生品、媒体出版等形式相结合，将本馆的、本民族的文化传播出去。位于我国陕西省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自1976年3月首次走出国门至今已经“出访”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过100多个展览，使五大洲的2000多万参观者受到兵马俑的“友好接待”。外展期间，兵马俑展览多次在多國引起轰动，在英国还引发“中国文化热”5，陕西成为国际友人来华游览的必选地，因此也带动了陕西的文旅产业发展。冽玮： 《2009年陕西举办10项文物外展，观众逾100万人次》，中国新闻网（北京），2010年3月5日;郭青：《文物外展让陕西享誉世界》，载《陕西日报海外版》，2007年4月27日;《文物外展已成为陕西的一张“名片”》，新华网，2007年2月24日;《“友谊大使”秦兵马俑已“出访”30多国家地区》，新华网，2004年10月2日。
同时，博物馆还通过结合自身藏品设计推出文创衍生品，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跨越重洋于“天猫”上线官方旗舰店，将博物馆文化通过创意与设计感十足的文化产品进行传播，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趋势。
除此之外，媒体出版物也被博物馆充分运用，和博物馆相关的书籍出版物、音频出版物、影像出版物层出不穷。在这一方面，英国的博物馆机构有着较为领先的经验：大英博物馆于2010年与BBC广播公司合作节目《用100件馆藏文物讲述世界历史》，后又以此题材出版图书、拍摄纪录片，并经过深度策划推出展览项目进行全球范围的巡展。此番博物馆国际传播举措不仅令大英博物馆声名远扬，同时为英国的旅游经济做出了贡献。据调查显示，至英国旅行的海外游客，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行程都造访了博物馆、画廊等文化机构。
综上所述，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对外展览也顺应时代趋势，呈现出文旅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由此形成的“博物馆旅游热”“文化旅游热”正在形成新的文化传播产业链条。
2.数字化趋势
基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信息创作、应用、分享与传播方式的转变，使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化的内容创造与传播媒介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新闻、广告、信息等由纸质媒介走向互联网，博物馆的展览“阵地”也逐渐被“消解”，由线下走向线上;另一方面，全球观众对于互联网与多种终端的依赖无可替代，利用手机、电脑等客户端获取信息、接触新鲜事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方式。
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家博物馆已顺应数字化趋势，依托互联网“云技术”实现展览在线上的观看和传播。而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线下观展受到限制，博物馆线上观展的发展进程被迫提速，图文看展、视频或直播看展、线上讲座、VR看展等“云观展”形式被公众广为运用。
实际上，早在20年前，我国的博物馆便开始实行藏品数字化的处理工作，2016年，已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200余家可使用三维全景技术的在线数字博物馆。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数字博物馆逐渐走入大众视野，故宫博物院开发的“全景故宫”“数字多宝阁”“V故宫”等线上观展程序颇受青睐。截至目前，“数字多宝阁”的访问量已达1亿余人次，“V故宫”已完成养心殿、倦勤斋、灵沼轩三个空间的三维观展搭建，以三维数据可视化为主要手段，高拟真度再现昔日紫禁城的建筑及藏品，为观众提供了欣赏文化遗产之美的全新视角。同时，如“千里江山图”“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等临时展览也已上线“故宫展览”App，面向全球观众开放。此外，如谷歌、腾讯、百度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纷纷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与博物馆合作，生成“谷歌艺术计划”“腾讯博物官”“百度百科博物馆计划”博物馆数字化产品，助推博物馆展览的数字化。
由此可见，数字化发展已经成为博物馆运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不仅是社会、经济、科技飞速发展下的时代要求，更是博物馆适应大众信息获取方式的发展需求。虽然目前数字化技术与博物馆展览的融合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线上观展也并不能完美替代线下观展所形成的感知觉，但数字化展览这一形式着实为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和文化传播搭建了新的平台和渠道。
博物馆对外展览促进文化国际传播
在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2035年将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使我国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同时，党中央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建设进行规划，从三个方面入手，部署了未来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创新推进国际传播。
基于时代的发展、文化强国建设的需要，博物馆对外展览作为展示和传播我国文明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应该借鉴吸收博物馆文化传播新的发展经验，在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以下几点形式创新，将博物馆对外展览打造成为创新推进国际传播的有效工具：
首先，可以加强对外展览的衍生服务，在展览展出时，配套与展览内容相关的、饱含中华文明魅力的创意衍生产品、多媒体出版物等，突破对外展览在展出时间上的“临时性”，通过文化产品将展览的影响力、生命力加以延续。真正让文物“活”起来，让中国故事深入人心。
其次，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策划推出面向全球的线上展览，一方面，数字化展览打破了时间、空间的边界，解决了很多线下对外展览在组织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境（如展品安全问题、文物出境限制等）;另一方面，数字化展览更符合大众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通过打造更为便捷的观展渠道，推动更多的人“走进”展览，拓展文化传播的受众群。
由此可见，博物馆对外展览在新的时代还有很大的发展、变革空间。在未来，充分运用博物馆文物资源及学术资源优势、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多媒体传播手段的博物馆对外展览大有可为。这一发展了70年的文化传播形式也必将继续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践行者，助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伟大事业。
（作者王媛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方向：艺术管理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张钊，外交战略格局中的对外文物展览，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刊，第006版;
2.单霁翔，博物馆使命与文化交流合作创新，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P90;
3.韩翊玲，提升我国博物馆对外展览对策研究，2011年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16;
4.2018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当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命名为“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未来”;
5.陆建松、韩翊玲，我国博物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其政策思考，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