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时期的文艺圈中出现了很多奇特的作品，人们创造“奇”，也乐于接受“奇”，于是“奇”便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并逐渐形成以“奇”为美的一股风潮。这一时期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西方舶来品的流入和文艺界代表人物的倡导，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尚“奇”美学思想的盛行。
　　关键词：明末清初;“奇”;书法美学思想
　　明末清初尚“奇”美学思想盛行的原因探析
　　（一）动乱的政治环境
　　明末清初是政治动荡、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封建制度已近晚期，统治阶级政治腐败。政局的不稳定正是明代衰亡的一大关键，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成为明末清初文人志士关注的一大焦点。尤其是万历后期，各皇子争储，明神宗荒于政事，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朝廷上下无作为。频频对士人施暴政，“上下交争，构成了明代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1
　　政治动荡的环境使不愿侍清的文人志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艺创作上来。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文艺创作得到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动乱的政治环境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时机，也为这一时期尚“奇”美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奢侈之风的出现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明末清初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早期，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份额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变化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江南各地出现大量典当铺，仅南京一地即“不下数千百家”，显然与人们的消费方式有关。2明末江南和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谋生的机会。他们以商贾为业，这为人们逐渐奢华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条件。为迎合这种现象，文艺创作的实践者便热衷于张扬个性，表现自我。
　　（三）西方舶来品的流入
　　“全球化”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教向全世界包括中国的输出。西方的思想、物质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进入中国。翻阅晚明士人生活的文献，其中来自西域的舶来品在此类文献中被屡次提起，西方舶来品在形成晚明尚“奇”的美学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应忽视。
　　随着朝贡体系和海外贸易的展开，大量舶来品进入明帝国，成为明代士人生活中常见的器物。3明初就开始重新确立与邦国和地方部族的关系，重建外交政治秩序。明中叶，隆庆年间放宽海上贸易，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海上貿易兴起，西方新鲜事物更多地流入中国，有“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4之说。西方舶来品的流入刺激着时人的好奇心，“海外诸奇”在明末清初尚“奇”美学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文化知识界的鼓吹倡导
　　为了稳固江山，巩固统治，明太祖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延续到明末清初，封建制度正统的程朱理学演变为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心学认为“理”在人内心之中，强调心内求真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内心世界亦不雷同，理解的世界也不相同，这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李贽是晚明非常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在心学的影响下，李贽鲜明地指出理学充满虚伪，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他也质疑孔孟儒学，认为孔孟只是凡人，不应被世人如此神话，不能唯孔孟为尊。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他认为人本是纯良的，天生便能理解道德。李贽主张关怀，认为一个人要忠于内心、表达最真实的自己。他认为“天下之止文”，做文章应当听从自己的内心，应从束缚中解脱出来，表达真实的情感。
　　“公安派”三兄弟的袁宏道师从李贽，对后世影响较大。他说“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可理解为他对作文章的态度，即要符合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佳作必备的一个要素。他还认为做文章应求“新”“趣”“奇”。他在《答李元善》中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5文章应以奇为主，不师法古人，而师法自然。“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5，袁宏道这句话高度、巧妙地表达了心学和“奇”的直接关系。汤显祖也有相似的言论：“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6李贽、汤显祖、袁宏道三人的言论或理论虽看似激进，但还是符合儒家传统文艺观的。
　　明末清初尚“奇”美学思想的具体表现
　　明末清初的尚“奇”表现在文学、绘画、书法、服饰等各个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明朝末期的时候，各种通俗小说、杂剧、声腔以及传奇剧等文艺作品对民间生活的影响较大，这些作品通常为市井人民提供娱乐消遣。这丰富多样的文艺作品显然会增强读者的奇趣。在谈“奇”、论“奇”、尚“奇”的社会风气下，很多文人墨客也迎合着大众口味，创作了大量的尚“奇”书籍。“奇书”并不是现有文学体系里存在的概念，它是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对通俗小说的批评而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被后人用来诠释通俗小说里的不同寻常的作品。顾名思义，“奇书”首先在内容上要奇特，其次它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也要异乎寻常。《金瓶梅》作为明代的“四大奇书”之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异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后三者宣扬的都是英雄主义、正能量，而前者讲的是以丑、恶为美的一个世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后来的《如意君传》《痴婆子传》《浪史》等也都是表现扭曲人性为宗旨的小说。通俗小说这种题材本身就是一种尚“奇”的文学表现。为突出表现“奇”的概念，有些明晚作者直接把“奇”的概念加进标题中，如《今古奇观》《聊斋志异》《拍案惊奇》等。当时的一些出版社为吸引读者，甚至在一些以指导日常生活为目的的日用类图书中也加进“奇”这个字。
　　在市场经济和心学的影响下，部分画家的创作理念、审美趣味也发生着改变，出现了颇具这一时代气息的画家群体，他们追求个性解放，提倡“自我尊重”。心学对绘画也有着深远影响。晚明李日华，能书善画，是“师内心”的画论代表，他指出作画要“胸中实有”，他认为作画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7南宗绘画的代表人物董其昌提出的“主观发抒”这一观点恰好也是王阳明心学的产物。班宗华、石守谦两位先生认为董其昌充满创意的绘画风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的传教士有一定的关系，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 　　“尚奇”一词并不足以概括明末清初的书法特点，但“尚奇”美学思想体现在明末清初书法的各个角落。董其昌书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宗旨是“生”，“生”本身就有着“奇”的特质。张瑞图书法作品中用笔、结字形态多为锐角，清人秦祖永评价“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8倪元璐的艺术创作以“澹”为最高境界，“澹”与“奇”有着内在联系，他的“行草书如番锦离奇，另一机轴”9、“新理异态尤多”10这一“异态”就是“奇”的体现。王铎用笔狂放，结字奇绝，章法摆动，加之“涨墨”，这都是“奇”的外化形态。石涛楷书作品汲取了隶书、魏碑、行草书的用笔特点，隶书结体奇古。赵宦光的“草篆”以行草笔法写篆书，奇趣自现。
　　在衣着服饰上，明末清初世风追求华美，文人亦是如此。穿着衣物除了追求华美，文人异士还有爱好奇装异服者，当时的人们把他们叫做“服妖”。不合常理便为“妖”，“服妖”即是不符合常理的衣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嘉靖、万历年间，文人雅士爱好穿着女人的衣服，从当时审美来看，这样做无异于是挑战传统、标新立异。如顾玉川，喜奇装异服，常“衣纸衣”“冠纸冠，方屋而高二尺”11;张献翼也是如此，“身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绯巾”12。明末清初喜好奇装异服者多是现实生活不如意之人，意图通过奇装异服来标榜个性。
　　（作者徐培华，助教，文艺学硕士，单位：咸阳师范学院于右任书法学院，研究方向：书法美学）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明末清初楷、隶书法作品中的异体字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0JK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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