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语言与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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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景颇族的跨境特点
  国家安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与我国的语言使用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景颇族是个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的跨境民族。在我国,景颇族人数较少,只有147828人(201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还有少量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临沧地区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我国景颇族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线上,边境线长达503.8公里。在缅甸,景颇族人口有210余万,被称为“克钦”,主要分布在缅北的克钦邦、掸邦等地。印度的景颇族分布在阿萨姆邦,约有3万人。此外,在泰国、尼泊尔等国也有少量分布。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还有一些景颇族侨民。缅甸是景颇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
  中国景颇族属于境外人口比境内人口多、与境外景颇族有密切联系的民族。在20世纪国界未定之前,跨境景颇族长期无拘束地来往,跨境意识薄弱。1956年中缅边界划定后,才有了明确的国籍意识和跨境意识。
  不同国家的景颇族,具有一些共性。主要是:(1)两国景颇族在民族族源上,都起源于我国的西北高原,都是古氐羌人的后裔,与藏、羌、缅、彝等民族都有亲缘关系。缅甸的景颇人也认为,他们来自中国西北高原,根在中国。(2)民族特征包括心理、文化、语言、服饰、习惯、节日等大致相同。(3)其使用的语言大致相同,而且都使用多种支系语言。语言系属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藏、羌、缅、彝等语言都有亲缘关系。(4)各国景颇族相互间都有强烈的统一民族的认同感,都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感情。
  但因长期跨境也产生了一些差异。主要是:(1)由于所处的国家国情不同,在民族特征、语言特征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特点。(2)由于所在的国家主体民族不同(中国是汉族,缅甸是缅族),受主体民族的影响不同。特别是在语言上与主体民族语言的关系,包括兼用国语(或通用语)、受国语(或通用语)影响存在不同的特点。中国景颇族普遍兼用汉语,而缅甸景颇族普遍兼用缅语。(3)中缅景颇族在本国的地位不同。中国景颇族生活在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社会条件中;而缅甸景颇族则处在少数民族地位相对低下的社会制度下。(4)中国景颇族保持传统的元素比缅甸景颇族多。如中国景颇族多信仰原始宗教,而缅甸景颇族已全面信仰基督教。
  二、景颇族跨境影响的两面性
  同一民族跨境而居,相互间必然会出现各种影响。由于所在国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体制存在不同的特点,以及民族、社会特点的差异,相互影响存在不同的特点。大致看来,这种影响存在两面性: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即正能量的和非正能量的,安全的和非安全的,或说是有益于国家利益的和不利于国家利益的。研究景颇族跨境关系,这两面都必须看到。
  1.跨境景颇族相互影响的主流是有利的
  在主流上,跨境景颇族广大居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是在团结互助、合作交流中度过的。他们共同发展本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这为两侧跨境景颇族提供了天然的民族感情。
  长期以来,两国景颇族都有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理念。当一方遇到了困难和灾难时,另一方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予以帮助。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景颇族由于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经济生活遇到了困难,缅甸景颇族及时对中国景颇族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中国部分景颇族渡过了难关。近期,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景颇族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而缅甸地区由于民族矛盾的加深,社会不稳定,大批景颇族来我国边境逃难、打工、求学,同样得到我国景頗族的热情帮助。
  在语言上,两国景颇语的主流是互通有无。由于缅甸景颇族人口多,使用景颇文的领域比中国宽广,表达现代社会的一些新概念、新词术语比中国景颇语丰富一些,中国景颇语很自然地向缅甸景颇语借用了大批景颇语新词术语来丰富自己。缅甸景颇人认为,中国景颇族使用的各种支系语言,保留了更多的古老成分,值得借鉴吸取。多少年来,两国景颇语是在自然状态下相互影响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
  这种主流状态的形成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历史根基的。在民族关系上,两地景颇人都有共同历史来源的信念,他们都有源自我国西北高原的传说,已流传为景颇族族歌的《团结之歌》中唱道:“我们都是同奶的同胞,我们都是发源于木椎兴拉山(有的认为是喜马拉雅山)。亲爱的同胞们,我们要发展,要团结,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脚来走。”当他们唱起这首动人的景颇歌时,都会热泪盈眶,增强同族同宗的情感。共同的文化,如目瑙文化、婚姻文化、宗教习俗,加上长期以来的“互婚、互市”的传统习惯,使得两国景颇族共同的族群感情得以绵延,始终保持亲密不变的关系。
  在认识跨境景颇族的民族关系、语言关系时,必须看到这种主流;在制定跨境景颇族、景颇语的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跨境景颇语的相互影响也存在消极的一面
  由于两国的政体不同,居民所受教育的内容不同,必然在政治态度、道德取向、价值理念上会存在一些差异,一些不符合我国要求的意识形态会流入我国景颇族地区,造成文化的不安全。特别是景颇族语言文字相通,好的、坏的都便于相互传染,这就需要采取特殊的手段抵制不良文化的侵入。
  比如,在20世纪我国困难时期,境外敌对势力曾制造一些谣言,并通过景颇族言语文字相通的便利传入我国,诱使、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边民对政府不满,甚至有的被骗离国外迁。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动荡年代,部分青少年欣赏缅甸景颇族的一些低俗电影、电视剧和言情小说,爱听缅甸电台的景颇语广播,甚至模仿播音中的“特殊”腔调,在身心上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语文政策也会影响两国景颇语的使用和规范。如“人民”一词,缅甸景颇语用mungmasha,而中国景颇语除了用mungmasha外,不少人已用汉语借词renmin。“主席”一词,中国景颇族口语中多用汉语借词jushi,而缅甸景颇族用tingnyang up,后来中国景颇文出版物也模仿使用tingnyangup,但在口语中不用。新词术语的差异,特别是借词的差异,给两地景颇族的交际造成一些阻碍。新词术语的使用要不要统一、怎么统一,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科学地认识跨境民族、跨境语言影响的两面性,有助于我们采取正确的对策促进有利影响的一面,而抵制、消除不利于我国社会、语言安全的一面。但对两面性必须有科学的估量,过高、过低的估量都是有害的。
  三、增强跨境地区的实力是维护跨境安全的主要力量
  建国后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维护跨境安全主要看我们自己的实力。所以,要保障我国跨境地区的安全,必须增强跨境地区的实力。
  我国景颇族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始终受到缅甸景颇族的瞩目,还影响到对我国的看法和态度。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景颇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一样,经济建设停滞不前,群众生活贫困,民族关系、边境关系紧张。这段不愉快的历史,我们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富民利民的方针,陆续调整了不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边境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中国边疆地区的城镇如芒市、瑞丽等变化巨大,高楼林立,一派繁荣景象,而缅甸则变化慢。(2)中国的边疆地区公路发展快,条条公路通村寨,还有美丽的高速公路,而缅甸公路凹凸不平,缺少管理,边境没有高速公路。(3)中国社会稳定和谐,安居乐业,不打仗,而缅甸社会不稳定,有的地方还打仗。(4)中国的景颇族都过上了温饱的日子,得了病有政府管,而缅甸许多地区还很贫困。(5)中国尊重少数民族,景颇人能够自由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字,而缅甸在学校已不开设景颇文课,政府也不帮出版景颇文书刊。
  由于近10年我国景颇族地区发展很快,缅甸景颇人对中国、对中国景颇人产生了羡慕之情。中国边疆强盛了,边境比过去安全了。想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股“汉语学习热”。我们看到,有许多缅甸青少年捧着中国出版的《景汉词典》在学汉语。
  事实证明,国强则语言强,国弱则语言弱。边境地区的富强就能抵挡外部消极因素的进入,保证国家的安全。在跨境两侧的相互影响中,强盛者操主动权。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责任编辑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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