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盛夏时节，老同学王振德从海口寄来一部他的新作———长篇报告文学《耕海：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故事》。作者对“耕海”这一书名有自己的诠释：“自古以来，在广袤的中国海，渔民们以海为祖田，于浪涛中刨食，耕海牧鱼。”“农民耕地，渔民耕海———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海洋是渔民的心头肉，都是千古承传的饭碗子。用此书名，更切合中华农耕文明海纳百川的特点，一如古人称写作为笔耕，称教书为舌耕。”按照这一诠释，《耕海》却也精准地道出了历代海南渔民从海洋中讨生活的真实情景。窃以为，“耕海”之于“耕田”，实在是一种绝妙的化用。
　　有人说：“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以“耕海”为书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提示、一种警醒。如果说在古代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比较集中地出现过关于海洋的记载，除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开拓海上丝路的伟大创举外，映入人们眼帘的多是记录“迁界禁海”的文字。从明清以降，当局者总是不断强化“迁界禁海”，不仅严令渔民“片帆不得入海”，甚而不许渔家在近海居住。
　　回望近现代以来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耻辱史，总是与朝廷忽视海洋、藐视海洋和逃避海洋，总是与渔民耕海生涯的被迫中断联系在一起。正如郑和晚年所谆谆告诫我们的：“财富来自于海上，危险也来自于海上。”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固然无法弥补历史过往中形成的诸多缺憾，但我们却可以从当下做起，多角度、多视野、多形式地加强对海洋文化的收集整理、挖掘研究。《耕海》作者历时多年对海南渔民老船长的系列采访，既具有抢救的性质，更具有示范的作用，呼吁人们为祖国的耕海文化多做些铺路搭桥的基础性工作。由“耕海”而引发的这些话语，是我读过该书以后联想最多的问题。
　　如果为《耕海》一书勾勒出一条简单的叙事线索，那么，这条线索则是作者循着“祖宗海·更路簿·耕海人生”所做的不懈努力。“耕海”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材，对于我们这个海疆极其辽阔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作者并没有全方位地摹状祖国各海疆水域的耕海活动，而是将目光锁定在海南渔民口中的“祖宗海”上，并逐渐铺陈展开。“祖宗海”是一个情感意味浓郁的词，注入了太多的人文色彩，就海域而言，主要是指祖国浩瀚的南海水域。“更路簿”三个字已然说明了它的内涵，即南海渔民在“祖宗海”水域往来作业所行走的路径，以路簿的形式记载下来，既是当地渔民总结自身耕海活动的珍贵财产，又是他们世代薪火相传的航海指南。可以这样说，“更路簿”是渔民们在祖宗海上往来耕耘的心血结晶，是认识渔民耕海捕捞的一把钥匙，也是《耕海》一书的灵魂所在。其中“更路簿的故事”一章，再现了作者对“更路簿”的认知感悟，堪称全书的重中之重。
　　在海南，“更路簿”又名“更路经”“水路簿”，被当地渔民称之为在海疆惊涛骇浪中行走的航海文化符号，又称为航海针经秘本，是渔民们世代口传心授的渔经，大都是自编自用的手抄本，在帆船时代是老船长耕海捕鱼必备的航海图。虽然每个老船长手中的“更路簿”各不相同，其基本内容均包括了某一条（或几条）航线的起点、终点、针位（方向）、距离，以及某一航程所需的大致时间。通过这些各具特色的“更路簿”，不难想见古代南海渔民对他们常年耕耘的南海三沙水域（包括南洋水域）潮汐、海流、水质、水色、季风、气候、海鸟、水产、水深、岛礁、暗沙、暗滩等诸多的信息，以及对海洋生物的熟悉程度，简直可以和祖祖辈辈生活在陆地上的农民对其常年耕作的土地的熟悉程度相伯仲。唯其如此，才令后人为之心存敬意。
　　撰写一部以回溯南海渔民耕海历史为题材的大型报告文学，作者付出的努力殊堪称道。几年来，作者先后走访海口、三沙、三亚、琼海、文昌、陵水和临高等多个市县，采访了百余名老船长、老渔民及其家眷，包括多年隔海相望、苦苦等待的守望妇，并查阅了数百万字的中外历史文献和相关传说，为撰写这部内容独特的长篇报告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做足了基本功课，作者在该书中大量援引了不同朝代的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娓娓道出，艺术地增加了该书的历史厚重感。从秦末汉初南越王赵佗（今河北正定人）经略岭南、和辑百越，将海南岛纳入象郡之外徼；到汉武帝时期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挥师岭南平叛，割据一方的南越国就此成为历史，原南越国的属地被西汉王朝分置为九郡（其中海南岛被划分为珠崖、儋耳两郡）。从西汉元帝时期幸臣贾捐之鼠目寸光，荒唐上疏建议放弃珠崖，而败家子汉元帝竟然准其所奏，下诏放弃珠崖郡；到清末志士黄遵宪赋诗《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从历数《后汉书·郑弘列传》的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后汉书·循吏列传》所载：“南海多珍，财产易积”；到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古代历史上令人铭心刻骨难以忘怀的一幕一幕，均错落有致地呈现在《耕海》的不同篇章中，俨然成为书中不断闪烁的亮点。
　　为了更雄辩、更有说服力地说明南海渔民耕海作业的悠久历史，作者不仅引用中国古代典籍上的白纸黑字，而且大量援引西方人士及其出版物的说辞，诸如，引用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中的记载———明代隆庆元年（1567）解除禁海令后，很快出现了一个海外贸易繁荣时期，来说明当时中国渔民耕海的光荣史；通过16世纪末英国人约翰·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即有名的《塞尔登地图》，来印证西方人对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南洋诸岛的了解；通过叙述波兰国王奥古斯丁二世“六百禁军换瓷器”的久远故事，来说明中国瓷器的历史悠久和在全世界的非凡影响力；通过援引美国学者林肯·佩恩对中国指南针的介绍文字，来说明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通过援引伊斯兰教徒伊本·白图泰的《异景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来推介外国人笔下的中国海。毋庸赘言，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信口道来，同时又是画龙点睛式地介绍文字，无疑会加深当今读者的印象，并且润物细无声地开阔读者的视野。
　　堪与对历史掌故运用自如相伯仲的，是作者倾注了更多心血和精力的采访文字。在“更路簿的故事”“老船长心灵史”“祖宗海是我家”等篇章中，作者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他的采访成果。在海南渔民曾经煊赫一时、威震四海的帆船时代，他们凭借自家摸索实践得来的“更路簿”世代传承，在南海、南洋犁波耕浪，开海固边。掌握在一个个耕海人手中，几乎每一位握有“更路簿”的老船长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独特传奇、独特故事，以“血汗写就更路簿”“纵横交错更路簿”“鱼经背后的故事”“立冬出海端午返”“潭门渔民说针路”为小标题的一段又一段文字，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不同的耕海掌故。这些从采访老船长口中得来的故事和作者经常援引的中外古代典籍交相辉映，错落有致地反映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南海渔民“耕海”的主题，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应，即所谓的宏大叙事和平民叙事、引经据典和情感挥发的相互契合。一篇报告文学固然无法和一篇史学论文相较考据严谨，但通过这样一种写法，相信会更容易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且不容易忘却作者想要强调什么。可读性强、故事性强、节奏感强的文字，其一大优长便在于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振、共鸣，进而产生继续阅读下去的兴趣，而绝不是“催眠读物”。
　　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海南渔民与更路簿的故事，《耕海》是不是拓荒者，由于读书少、视野狭窄，笔者不得而知，但也敢认定该书属于拓荒者之一。看过几遍以后，由衷地感到这部书不仅拿在手里分量颇重，而且开卷阅读获益良多，委实是一部值得推荐介绍的上乘之作。有道是：“隔靴搔癢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记得有位知名度很高的书评家曾经说过：“书评如同搔痒痒，搔来搔去有几下能搔对地方，就很不容易了。”以上讲了许多肯定褒扬的话，接下来也谈几句批评建言。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明显不足的话，窃以为其主要的不足在于从总体结构上看，似乎有点“散”，以至于看过之后对“耕海”的主题印象不是那么深刻，尤其是对于近代以来国运下滑、海疆随之被人践踏侵占，以及现当代因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而造成的耕海困惑等，均缺乏必要的梳理，而这些正是报告文学能够很好呈现的课题。
　　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多花些气力，进一步强化，那么，该书的现实性和教育作用无疑就会大大增强。或闻该书出版后迭受好评，作者备受鼓舞，写作积极性因此大增，已向外界披露了他即将撰写《南海魂》四部曲———《开海》《耕海》《海殇》《海祭》的宏伟计划，从海上丝路的来龙去脉，写到海南渔民的耕海故事；从明清禁海导致的“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写到东南沿海渔家的海洋祭祀文化等。对于关注中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课题的读者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