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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算是富裕的知识阶级分子，胡适介于二者之间，他没有梁启超等人那么富裕，但远比鲁迅要多一些“财务自由”。有人甚至认为，如以纯粹的文人论，胡适的收入应该算是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收入中的冠军。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四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四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20世纪30年代，胡适、鲁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黄金期。但鲁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约今2万元人民币，胡适的收入月均1500元，约今5万元人民币。可见二人的收入、生活不是一个档次。鲁迅曾有名言：“有谁见过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吗？”鲁迅终生的努力也就是挣得了中产的生活，而胡适自走上社会就是中产以上的生活。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小时。”
胡适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
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其中重要者之一，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 “太太客厅”。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胡适，而林徽因虽为人妻，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仪的。每逢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古论今，皆成学问。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上层知识分子或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极易与社会脱节，他们认为自己不在人生社会的习俗、义务、责任等规范之中，许多挣扎、付出、苦难、辛劳、使命等，不在他们的关怀之中，他们是“豁免”的。他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即使身在江湖也会“心在魏阙”，一如今人说念念都在“海里”；他们也是孟子所说的治于人的“劳心者”；他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自认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者”。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四号家中做了40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40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知识人的不同生活带来了不同的道路。尽管胡适的道路比鲁迅的顺畅，自新文化运动开始， “我的朋友胡适之”就称沸天下。但30年代以后，胡适不再是导师，借用鲁迅的话， “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胡适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是中产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并不自由。一如布迪厄的“合伙者”命名，他的自况小诗如此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给老乡陈独秀的杂志投稿，陈独秀推荐胡适任北大教授。1917年，26岁的胡适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回国任教。北大教授薪水优厚，该年4月，胡适给母亲写信说：“即此一吉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据说，扣掉所有的生活费，胡适每个月可以存下230元，足够北京穷苦人家两年四个月的开销。
胡适的住处也是一处比一处宽敞，到入住米粮库四号院时，更成为朋友和文化人的中心。米粮库胡同是文化人的聚居地，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胡适住四号院，这些人算得上是“京派文人”的基础。具体到胡适，他的家也是一时的文化中心，胡适的家是亲友的临时栖身之所，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友人，石原皋、胡成之等亲戚甚至长期住在那里。
20世纪30年代，胡适、鲁迅都步入了收入的黄金期。但鲁迅的收入月均六七百元，约今2万元人民币，胡适的收入月均1500元，约今5万元人民币。可见二人的收入、生活不是一个档次。鲁迅曾有名言：“有谁见过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吗？”鲁迅终生的努力也就是挣得了中产的生活，而胡适自走上社会就是中产以上的生活。
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胡适一直在热闹中，在聚光灯下。有陈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文化名流做邻居，天生的好客、好交往，以及工作、兼职、写作，使得胡适的生活紧张而活泼。他曾经在每周周末特别腾出一天来接待客人，戏称为“做礼拜”。据说他的日程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早晨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用午餐，下午1时40分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边吃，晚11点才回家。他有专用的小汽车，出入坐车方便。回家后即进入书斋，读书、研究、写作，直到半夜2点才睡。”胡适有名言：“谁说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6小时。”
胡适的钱来得快，也花得快，他有时也会有“穷”念。如他曾怕搬家，怕“搬穷”了。他晚年流落美国，遇到唐德刚这样的年轻人，还一再劝唐要注意“生计”，要趁年轻多攒点钱。至于他的“做礼拜”则是因为来访者太多，不得不如此。
胡适的生活方式并非没有问题。他也付出了代价，其中重要者之一，40岁以后的胡适在学术事业上没有多大进展，即跟他的生活有关，他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精进研读。
鲁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观察，在他看来，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冰心曾有名作《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跟胡适的“公馆”一样，梁思成家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 “太太客厅”。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胡适，而林徽因虽为人妻，那样的优雅大方也是让男人们为之心仪的。每逢聚会，几乎都以林徽因为中心，谈古论今，皆成学问。
鲁迅、冰心所批评的，一如今人对“文青”“小资”一类立场和态度的批评。但胡适显然要高于“文青”“小资”，他是国士、精英，只是他们的生活离普通人已经有距离了。上层知识分子或以精英自诩的知识分子，极易与社会脱节，他们认为自己不在人生社会的习俗、义务、责任等规范之中，许多挣扎、付出、苦难、辛劳、使命等，不在他们的关怀之中，他们是“豁免”的。他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即使身在江湖也会“心在魏阙”，一如今人说念念都在“海里”；他们也是孟子所说的治于人的“劳心者”；他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自认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者”。
胡适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这一类知识人，但仍不免沾染这一类知识人的习气。胡适的家有庭院，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雇用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这是今天的中国知识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适40岁生日，他在米粮库四号家中做了40大寿。傅斯年、俞平伯、闻一多、冯友兰、朱自清、毛子水等联名赠送了一幅寿屏，胡适专门请饭店的厨师到家中做饭。亲友们喝茶、抽烟、嗑瓜子、聊天，热闹了一天。今天的知识人在40岁时多未立住，而胡适的40岁热闹却也未能“不惑”，它谕示了40以后的胡适在学术思想上可能的建树。
知识人的不同生活带来了不同的道路。尽管胡适的道路比鲁迅的顺畅，自新文化运动开始， “我的朋友胡适之”就称沸天下。但30年代以后，胡适不再是导师，借用鲁迅的话， “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胡适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他是中产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并不自由。一如布迪厄的“合伙者”命名，他的自况小诗如此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