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买一瓶可口可乐解渴，在今天真是再容易不过。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当初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一波三折。佟志广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孙绍金当年是引进可口可乐的具体承办单位——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粮)糖酒杂品处副处长。他们二位回忆起当年引进可口可乐的事，至今依然满是感慨。
话要从1976年说起。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了联络处，年轻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他向对方这样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提出希望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马丁说，他们在中国设厂，重点不是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渊人和美国人。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资企业。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孙绍金说，当时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塑料瓶装的、听装的都比不上。
下一个议题是，在什么地方建设可口可乐的工厂?美国人提出了上海。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在北京建了。
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lOO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5点理由：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中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需办理审批手续等。
情况缓解下来之后，可口可乐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后因故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1983年，广州厂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苦。”
话说回来，北京的工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将供应饭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再投放市场内销。最初，可口可乐卖到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贵了点。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后来，中粮公司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拟文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位中央领导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话要从1976年说起。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了联络处，年轻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他向对方这样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提出希望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马丁说，他们在中国设厂，重点不是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渊人和美国人。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资企业。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孙绍金说，当时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塑料瓶装的、听装的都比不上。
下一个议题是，在什么地方建设可口可乐的工厂?美国人提出了上海。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在北京建了。
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lOO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5点理由：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中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需办理审批手续等。
情况缓解下来之后，可口可乐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后因故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1983年，广州厂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苦。”
话说回来，北京的工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将供应饭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再投放市场内销。最初，可口可乐卖到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贵了点。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后来，中粮公司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拟文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位中央领导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