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剧烈的一百年，是启蒙的一百年，也是中国出版事业走向现代的一百年。现代启蒙运动依托的是现代出版，没有现代的出版印刷技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人的养成，也就没有轰轰烈烈的现代启蒙运动，或者说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及启蒙运动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
　　“五四”后风云际会的第二代出版家，实则是“五四”的产儿，他们的出版实践是“五四”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去年正值“五四”百年，各种纪念活动很多，但是对于从“五四”走来的第二代出版家却鲜有人关注。
　　鉴往方能知来，温故而能知新。在这个从传统印刷出版向着电子出版转型的时期，让我们梳理“五四”后出现的第二代出版家及其出版事业，关注第二代出版家领军人物赵南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勾勒这位“不为时风所左右”的进步的现代出版家的历史面影。相信读者的参悟，使此四文更加深阔。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咸立强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如果不是研究创造社，或不是研究郭沫若，很少有学者会关注泰东图书局。相对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重要出版机构，泰东图书局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略显微弱。我对泰东图书局的关注也多止限于对于创造社期刊方面的研究，近期拜读了咸立强所著的《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一书后，对于多年前所认识的泰东图书局及其掌舵者赵南公又有了些许新的认知。

谁摇动了创造社成立的“摇篮”

　　泰东图书局是创造社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话题，但是谈及创造社，人们的记忆几乎总是定格于它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之上。诚然，创造社的产生离不开这些热血青年在文学艺术和文艺思想上的不懈探索和嘗试，但回顾创造社成立的艰辛历史时，我们必须承认没有泰东图书局就不会有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创造社对泰东图书局的发展来讲可谓锦上添花，而泰东图书局对创造社来说无异于生命的缔造者，过去我们常说泰东图书局是创造社的“摇篮”，那么谁又是摇动这个“摇篮”的人呢？
　　1919年，日本福冈博多湾箱崎海岸上，汹涌的海浪仿佛预示着一场伟大变革的到来。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此地的邂逅，创办纯文学团体和纯文学期刊构想便在这群无钱无势的青年心中悄然生成，但这毕竟只是构想而已，因为出版社的原因将他们宏伟的计划无限期地推迟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920年春，当泰东图书局主动找到成仿吾和郭沫若后，他们不惜辍学立即从日本奔赴上海。泰东图书局的出现的确过于偶然和迟缓，为了珍惜这难得的机缘，郭沫若日夜忙碌为泰东图书局编了《女神》《茵梦湖》《西湘》和《革命哲学》等好几本书，作为献给它的见面礼。几部书的编出，使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于是他便适时地提出另出一种新文艺刊物的建议。
　　此时，泰东图书局正面临着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新晓》杂志的创办，由于编辑王靖的能力所限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加之内部人员关系这时候也变得十分紧张，经理赵南公在1921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毫无遮掩地表达出对王靖、沈松泉及张静庐颇为不满的言辞。他认为王靖在职期间的所作所为有失学者风范且污及泰东名誉，沈松泉则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专营于书局之外的事务，而张静庐也是一个贪利之人。试想在赵南公的心目中，此三人的形象已经到如此地步，他们之间的合作还能继续吗？
　　郭沫若正是赵南公等待已久的改造泰东图书局的理想人物，辞退上述三人后，赵南公概然应允了郭沫若所提出的建议，这一切决定的作出也是与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改革书局的魄力和对新文学发展的支持分不开的。1919年底，赵南公便成为了“五四”群众运动中诞生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上海代表，由此也能看出这位出版商人的趋新倾向。由政治倾向颇浓的赵南公执掌的泰东图书局，其实并非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出版机构，它是有着自己明确定位和经营目标的。泰东图书局诸多趋新的决策大多数都是由经理赵南公制定的，所以虽然泰东图书局的名气和势力无法与商务、中华等大书局相提并论，但是泰东图书局，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靠着《新潮》《新的小说》等刊物还是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郭沫若等涉世未深，徒有一腔理想的青年人，此时能够与泰东图书局建立联系也是难得的机缘。回忆这段艰辛历史时，郭沫若曾发出“半载驰驱倦，三秋荏苒衰”的喟叹。
　　得益于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的鼎力支持，《创造》季刊终于在1922年3月15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创造》季刊初版时达到2000册左右，虽然郭沫若、郁达夫对于这样的发行数量并不满意，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创办的纯文学刊物，以及观念还没有彻底解放的读者来讲，2000册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创造周报》创刊时每版达到3000册，后来竟然增印到了6000册，这也创造了当时文学期刊发行的纪录，后来两份刊物还屡次再版。特别是《创造周报》赢得了广大范围的读者，销售数量飙升，并屡次重版。前期创造社期刊“风行一世，尤为南北文人推重，常有人评之曰文学之鹄，评论之主，每期出版三万，顷刻已馨”。因此单纯从出版发行的角度来看，《创造》季刊与《创造周报》能够取得如此的销量多亏泰东图书局的帮助。
　　赵南公对于《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出版发行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最为明显得便是《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中并没有任何商业性的广告，取而代之的是像小说《荒土》《白鹭洲》《游离》等文学书籍的介绍和出版公告，以及人文刊物《社会科学杂志》《白露月刊》的宣传等方面的内容。随后创办出版的《创造周报》更是连一则广告也没有刊登，但同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却充斥着诸如“白凤乌鸡丸”等浓重商业气息的广告。这一切无疑都应是擅长于广告创意的赵南公策划而成的。“在商言商”这本应是商业运作的特点，在期刊中刊登商业广告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本应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而泰东图书局却割舍了这部分的利益，这种舍弃商业广告收入的做法，从刊物发行上保障了《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纯文学刊物的特性，也提升了前期创造社期刊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激发了读者阅读的审美兴致，从而有利于刊物发行数量的增加。 　　可见赵南公其实才应是接纳创造社青年，允许他们创办同人刊物等行动的最关键人物，他使泰东图书局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的出版发行过程中尽到了一个出版机构所应该尽到的责任，张静庐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泰东，是创造社的摇篮”（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局1938年版），并非是过誉之词，而赵南公才应是推动创造社“摇篮”之人。而且借助前期创造社期刊出版发行所造成的影响，“向来不为人注意的泰东书局，忽然间遐迩闻名，门庭若市”了（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出版史料》第4辑，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往日萧条的景象被一扫而光。借此前期创造社期刊得以进入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洪流之中引吭高歌，发出了“五四”的最强音，赵南公所执掌的泰东图书局也借此扩大了在现代出版界的影响，迎来了自己事業的辉煌时刻。

分手后的背影依然美丽如画

　　能够与胡适、茅盾等新文化运动先驱分庭抗争，掰一掰手腕，也是郭沫若、成仿吾等不知名的青年人在登上“五四”文坛之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确做到了。借助于赵南公经营的泰东图书局的帮助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那些隽永犀利的作品，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旧文学世界，而且也极大地触动了“五四”新文学的阵营，影响之大令人惊服。然而，这两份如日中天的期刊却突然在短短几个月内相继停刊，先是《创造》季刊在无声之中销声匿迹，接着《创造周报》也无法逃脱停刊的厄运。泰东图书局也很快走出了第一次经营的高峰，又陷入了进退无常的经营窘境。深藏其中的原因究竟来自创造社？泰东图书局？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几十年来学界说法不一。
　　商业出版机构当然是以赚钱为经营的主要目的，对此我们不应怀疑，也不应苛求商家。陷入经济困顿中的泰东图书局借助创造社丛书的出版和期刊的创办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使得他们的经营出现了转机。作为老板的赵南公为了赚钱，无形中也加大了对创造社的剥削，于是无法容忍的创造社同人发出“我们也要生活”的怨叹。当事人的解释使我们自觉地将彼此矛盾定位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诚然，经济关系上的矛盾是他们分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在政治上的差异才应是经济原因之外的更重要因素。
　　在泰东图书局工作多年且居于重要地位的张静庐，对泰东图书局的性质作过这样的界定：“泰东图书局的股东多是与政学系有关系的，在民国三年创办这书店时，出版计划重在政治方面，后来讨袁之役胜利，股东都到北平做官去了，无形中将书店铺交给经理赵南公。”（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书局1938年版）因此作为继任者的赵南公的政治倾向性是不待言说的。
　　而《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中所表现出的前期创造社的文艺观却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以及“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因此，前期创造社期刊作者们所关注的是文学自身的发展和自我内心苦闷的抒发，文学创作与生命意识在他们内心已浑然一体。单纯的经济剥削并不能轻易改变他们本真的事业追求，但政治束缚却使他们感到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的权利，这对于他们就如同丧失生命一样不能接受。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最初合作的几年，也即是《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由尝试走向成功的期间，恰是“政学系”不大注意泰东图书局政治倾向的时期，经理赵南公经营书局的目的只是获取经济利益而非政治宣传。这给创造社提供了一块自由耕耘的乐土，两者虽目的迥异但矛盾却暂时隐而不彰，于是便有了《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的出版发行。但1924年章士钊来到上海，要求他所控制的泰东图书局将出版方向改到宣传文言文和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上。这样一来，前期创造社期刊创作中所散发出洋味十足的白话纯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政学系”的阻挠和压制。双方交锋的结果，只能是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败下阵来，命运又一次将他们抛向走投无路的深渊。
　　鲁迅在论及娜拉出走后的命运时深刻地指出，娜拉并不掌握自己的经济权利。同样具有叛逆性格的创造社期刊编辑者在面对泰东图书局的经济压迫时，它命运又能如何呢？郭沫若回忆说：“泰东老板对于我们采取的便是‘一碗饭，五羊皮’的主义，他知道我们都穷，自然有一碗饭给我们吃，时而也把零用钱给我们用，这些饭和这些钱是主人的恩惠，我们受着他的买活，便不能不尽我们奴隶的劳力。”（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赵南公与创造社主要之间尖锐的经济利益冲突。
　　前期创造社同人在自己的文学理想破灭后，并没有屈就自己的梦想向现实低头，而是毅然决然地同泰东图书局结束了合作关系。泰东图书局同样也没有幸免于难。在与创造社合作关系破裂之后，它也逐渐从现代中国出版界中衰退下去，后虽也多次试图尝试寻求新的出路，但是一直未能从及与创造社合作时的辉煌。泰东图书局留给历史最深的印记，还是与创造社合作的辉煌时刻。创造社这个还处于襁褓中的幼儿，在失去泰东图书局这个“摇篮”后，生命呼吸窒息了近两年。在他们分分合合的背后，依然还是折射出创造社成员与赵南公理念上的差异和分歧，不过他们还是留给历史美丽的瞬间和远去后美丽的背影。
　　创造社与赵南公以及泰东图书局彼此成就了对方，他们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影像。今天我们没有忘记郭沫若等文学青年们那纵情的高呼，但也不应忘记赵南公、张静庐等搭建舞台的诸多出版经营者，是他们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显示出与古典文学迥异的色彩，也是他们促使中国现代文学写作者编织出更加生动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