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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曾说过：“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刘亚楼是留苏归来的最成功的将领之一，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个人天赋。天津战役使用兵力之大，参战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部队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首次，也是少有的。刘亚楼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有独到见解，思想比当时许多人都先进。
他不仅性情火爆，而且铁面无私，遇不平事必先怒发冲冠，治军也极为严格，让军中战士们不得不感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亚楼来检查。”可见“雷公爷”的绰号不是白喊出来的。
责任编辑/李志琛
军职简历
刘亚楼（1910-1965），原名刘振东，福建武平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4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12军连长、营长兼政委，红4军3纵8支队政委、12师35团政委、11师政委，红一军团2师政委，1师师长、2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十四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
刘亚楼，中等个头，英俊潇洒，精明干练，性格火烈。任空军司令员时，人称“雷公爷”。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1927年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入党并参加红军，不久即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
刘亚楼没费劲便通过全部考试，被分到红12军3纵1营2连当连长。两个月后，升任营长兼政委。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刘亚楼“改行”调任红1师师长（政委黄甦）。3个多月后任红2师师长（政委萧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再渡黄河东征。翌年6月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训练部长，改称抗大后任教育长，1939年4月去苏联学习。
关内八年抗战，刘亚楼基本都在苏联度过。
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军委一局局长）、杨至成（抗大校务部部长）等人，作为中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
学院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中国学员有的只读过几年书，即使是刘亚楼这位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初中也没读完。从数理化基础课开始，记公式、背定理、做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首先是学习俄语。
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了“瞎子”“哑巴”，连饭都不会吃了。饭堂食谱上，都是“洋字码子”。
到苏联学习，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不久，刘亚楼得了急性阑尾炎，要动手术。苏联药品比较缺乏，特别是麻醉药，不过对外籍友人还是有保障的。手术前医生征求意见，问他需不需要麻醉。“麻醉”“麻醉药”实在难以用肢体语言表示明白。一会儿好像明白了，就点头，再比画一阵子又糊涂了，再摇头。点头不算摇头算，就当他不要麻醉药，抬上手术台就动刀了。
“我的妈呀。”刘亚楼说，“红军時期动手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我咬紧牙一声没吭，小护士那手差点儿叫我掐断了。完了，医生护士跷起大拇指，意思是说我好样的。我心里话，这哑巴亏吃的呀，就凭这一刀，这俄国话也得快点学会呀。”
刘亚楼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于学习外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刘亚楼眼里苏联人都是老师，见人就问，连说带比画，他又聪明，自然长进很快。
他开头在外籍学员的特别部学习，半年后正式进入学院，与苏军学员共读。俄语现买现卖，文化课是速成的，课程内容倒不算陌生，但层次高，系统性强，土八路就有点跟不上。而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内容讲完，不会照顾谁，就更增加了难度，许多时候连课堂笔记都记不下来，课后用大量时间拾遗补漏。
第二学年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一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更多的学术期刊、专著。二是在以年级为单位的课堂上，刘亚楼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那问题也常令教员耳目一新。在合同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讨论中，他的观点、主张常受好评。
刘亚楼是较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突然袭击，侵入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德军的重要目标，当然是占领莫斯科。关于德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还会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老路，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
苏军将帅没有异议，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和林彪分析研究，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较多，拿破仑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自有许多便利。而希特勒的德军是机械化部队，从白俄罗斯到莫斯科距离最近，更适合希特勒的闪电战。两个人把自己的见解报呈共产国际，待到被实践证明后，自然被刮目相看，据说斯大林亦赞赏有加。
1941年9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楼随苏军到大连。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抓司令部正规化
民主联军总部，设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县城双城堡。东院为林彪等人的办公、住处，西院为参谋处。
林彪到东北不久，就带着个不超过10人的指挥班子去辽西，以及辽北、吉南等地转悠，指挥作战，这是一个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毛泽东对这个轻便的指挥班子挺欣赏，1946年4月曾专电询问，让林彪介绍说明。
刘亚楼认为还不行。
关内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而且当时根据地分散，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也无法统一作战。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很大，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
刘亚楼说：“有人可能觉得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用林总的话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一些人转不过弯子：“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对这些人，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这是命令，“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直到今天，一些老兵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刘亚楼发现作战必需的地图奇缺。总部尚且如此，下边可想而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民主联军越来越多的美械装备，那是只能由敌人造的。可一些自己能造的东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顺手吗？而且又能少流多少血呀？
于是，新任参谋长大刀阔斧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参谋处增加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办起印刷厂，不久又成立测绘学校。
接下来是举办参谋训练队。总部有专门的训练队，刘亚楼亲自去讲课。各纵、师司令部也按规定，抽调有文化又有作战经验的营连排长进行培训。而他就在上任伊始的千头万绪中，点灯熬油地翻译了苏军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我军的特点有增有删。这也像那测绘学校一样，应为我军的首创、第一了。
各级司令部人员按编制配齐了，素质也提高了，各级主官也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可参谋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还上不来。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政工人员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司令部工作相应的就逊色了。
这可不行。“林罗刘”几个电报下去，问题很快解决了。还明确规定参谋人员下部队发现问题后，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这下子，司令部的权威立刻上来了。
194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东北军区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各级司令部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力上、威信上，都要适合于走向正规化，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林彪说这话时，东北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已经正规化得有模有样了。
刘亚楼，热情、爽快、勇敢、潇洒、机智、幽默，嬉笑怒骂，皆形于色，是东北野战军将军中最活泼、活跃的一个。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稀里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
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刘亚楼火了，赶去火车站，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那人说：“一点家具，问题不大吧。”
“规定就是规定，原则没有大小。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说着一挥手，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
二下江南，攻打德惠，有人不懂集中使用火力，把两个炮团平均分配下去。刘亚楼火了：“你当是司务长发衣服，一人一套呀？”
许多老兵说：“也就是刘亚楼那性格，风风火火，又狠又硬，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天津之战，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解放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诸兵种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作战。
打下天津，劉亚楼信心十足，此刻堑壕中的每个士兵也都坚信不疑。问题是要打好仗，又要减少伤亡，避免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作为前线总指挥，光在屋里听汇报是不行的，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
围着天津转了大半圈，天黑回来路过复兴门外时，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对方手电筒直射过来，大声喝问“什么人”。趁敌人还未辨清的工夫，刘亚楼骂道：“浑蛋！乱嚷嚷什么？叫共军听见了怎么办？”话音未落，几支枪同时喷出火舌。
回到杨柳青指挥部，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把脸拉得老长：“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去也不能走那么远啊？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刘亚楼哈哈大笑：“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天津城北地势平坦，又无河流，便于大兵团展开。陈长捷便判断这里是东北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将62军和86军主力部署这里，加强防守。
刘亚楼将计就计，在北部组织重炮试射，以总部警卫团进行威力侦察，同时在城北大筑工事、挖交通壕。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团出城谈判，其间混有军官、特务。刘亚楼故意在城北接见，使陈长捷愈发相信自己的判断。
1月7日，刘亚楼致电攻津部队“各首长并报林”，提出攻津作战战术三原则。
一是“克服护城河，突破前沿这一阶段”，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架桥组和尖刀连的动作，务必密切协同、配合。二是“应在思想和部署上有打退敌反冲锋的准备。三是“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突破前沿后无数小部队穿墙越顶，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参加过攻津作战的老兵，都说当时就是这样打的。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老兵们唠起来就像唱小曲似的。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4日，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开始。
清晨有雾，愈来愈重，将座天津城围裹得朦朦胧胧。雾对步兵冲击有利，却会影响炮兵射击，看不清炸点，难以修正目标。9时后，雾气开始逐渐消散。
10时，刘亚楼下达了命令：“总攻开始！”
五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同时轰鸣。第二天下午3时，即将天津拿下。
组建解放军第一支空军部队
1949年4月中旬，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的两个军已经逼近武汉，主力四个兵团兵分三路，从平津地区浩荡南下。
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正在收拾行装，接到中央军委电话，說毛泽东要他去一趟。
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敬礼的右手还未放下，毛泽东即笑吟吟地道：“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嘛，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这回让你上天，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道：“主席，我在苏联学的是陆军，这空军怕是干不了。”
毛泽东的手指指点着他的脑袋：“好嘛，我就是让你这个认为干不了的人干。”
“那我就干，在干中学，学中干。”
一向乐观、自信的刘亚楼，这次回答得也挺干脆。这天晚上，他却翻来覆去有点睡不着：就这么一下子飞上天去了？
一切从零开始——也不对，还有东北老航校，他是航校校长。
东北航校就是纯粹靠“捡洋落”起家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修建许多机场，有的县就有几个。再多也有数，明晃晃的大家伙摆在那儿，难题跟火炮一样，缺东少西，完整的很少，许多都是几架才能凑成一架。
东北野战军枪多炮多，而且枪好炮好，一开始也靠“捡洋落”。只是同样的“捡洋落”，且不说延安炮校有人才，就算同样的生手门外汉，要把飞机鼓捣到天上去，还能作战，比之操练一门火炮，那也是天差地别了。
所以虽然航校自成立后一刻未闲着，且在开国大典亮相。可直到海南岛战役，出现在战场上空的，始终都是敌机。
多年戎马生涯中，刘亚楼从没有空军支援作战的经历，有的只是战友在敌机俯冲、扫射下流血牺牲的记忆。多少次，望着在空中肆无忌惮、耀武扬威的飞机，他眼里喷火冒烟：“有朝一日老子飞上天去，把你们都揍下来！”
而今，一夜之间，他就要一步登天，而且成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空军司令员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空中力量，为东北航校的可以参战的飞机30余架，经过短期训练可升空作战的飞行员50余人，能够组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的混合大队。“林罗刘”准备令其飞赴济南、徐州机场，用于支援渡江战役。
7月，中央决定派人去苏联学习，同时购买飞机，连同先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陆军渡海作战，第二年夏天夺取台湾。
31日傍晚，毛泽东召见刘亚楼，让他谈谈关于组建空军的意见。
在具体分析、说明了国民党现有空军的实力后，刘亚楼认为需要建立一支300至350架飞机的作战部队，能够完成掩护渡海作战任务。
他说，一名飞行员要飞150至200小时，才能达到作战水平，一所航校能培训60名飞行员。我们现在只有一所航校，远远不够组建空军，当务之急是组建航校，培训飞行员。
这时，刘少奇率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请苏联帮助建设空军，苏联同意了。8月1日，刘亚楼率领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国空军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会谈关于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及相应设备问题。
草签协议后，刘亚楼率团马不停蹄地考察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等。毛泽东说：“咱们是贷款建空军，花钱买经验，来一趟那么容易呀，得多听多看多取经呀。”
来去在苏联境内都坐飞机。刘亚楼第一次乘坐飞机，自然兴致很高。谁知赶上气流，晕机，先食物，后黄水，吐得一塌糊涂。代表团成员、东北航校训练处长吕黎平说：“你是要当空军司令的人，可不能这么带头吐呀。”
“看来这个空军司令还真不好当噢。”刘亚楼苦笑着，又哇哇吐起来。
从陆军到空军，飞行员速成训练时间为10个月到一年，可计划中，空军明年夏天要参与解放台湾的战斗，此时只有已经不到一年时间了。先航校，后机关，除东北航校外的六所航校，从选址、建设到开学，限令一个月。
刘亚楼说：“办好航校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总部机关的主要精力要放在航校上，干部调配、兵员调遣、经费开支、物资保障，都要优先满足航校建设。总部也好，航校也罢，有什么困难尽管讲，但是谁也别跟我叫苦说难，要讲这个，当年连陆军、步兵也没有了。咱们有人，只要有人，共产党就什么困难都能拿下。”
各航校每天都几十上百地来人报到，大都是从野战军选调的干部、学员。苏联专家也一批批到位了，各航校也全部按时开学了，想到想不到的难题又接踵而来了。
没有专业翻译，不懂航空术语，将“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电压”译成“紧张”，发动机“散热片”成了“暖气片”，“飞机在空中做横滚动作”，变成了“圆桶在空中旋转”，苏联专家急得直敲教鞭。学员文化水平本来就低，这么一折腾，就更云里雾里找不着北、摸不到门了。
刘亚楼先在一航校试验，给每个苏联教员配个中国助教、翻译，三个集体备课。上课时，教员讲，翻译口译，助教监听。后来又改为教员先帮助教备课，由助教讲课，教员监听，有不妥之处当场纠正。
堂堂空军司令员，还得管这种事，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可不管行吗？况且他早已管了。
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打听到一个叫唐铎的湖南人，在乌拉尔一所航校任少校军械教员。这可是宝贝呀。刘亚楼把他请来莫斯科见面，谈得投机。回国后报告中央，经与苏联交涉，已经加入苏联籍的唐铎，回到祖国，在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任主任。
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第四飞行训练队队长林弥一郎，在辽宁凤城县被俘后被送到沈阳，受到共产党东北两位最高领导人彭真、林彪的接见。他之后成为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东北航校时的老师。
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9月17日，空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陆战第1旅，在开封成立。10月5日，第二支航空兵部队驱逐第3旅，在沈阳成立。31日，依次改称3师、4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原准备用于台海作战的年轻的中国空军，转移战场。刘亚楼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报告军委，亲赴前线运筹指挥。
在朝鲜的天空上，这支年轻的空军迎来了他们的首秀。
刘亚楼是留苏归来的最成功的将领之一，这主要得益于他的个人天赋。天津战役使用兵力之大，参战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部队之多，在解放军战史上是首次，也是少有的。刘亚楼对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有独到见解，思想比当时许多人都先进。
他不仅性情火爆，而且铁面无私，遇不平事必先怒发冲冠，治军也极为严格，让军中战士们不得不感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亚楼来检查。”可见“雷公爷”的绰号不是白喊出来的。
责任编辑/李志琛
军职简历
刘亚楼（1910-1965），原名刘振东，福建武平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4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红12军连长、营长兼政委，红4军3纵8支队政委、12师35团政委、11师政委，红一军团2师政委，1师师长、2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十四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
刘亚楼，中等个头，英俊潇洒，精明干练，性格火烈。任空军司令员时，人称“雷公爷”。1910年生于福建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1927年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29年入党并参加红军，不久即到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
刘亚楼没费劲便通过全部考试，被分到红12军3纵1营2连当连长。两个月后，升任营长兼政委。
1935年7月，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刘亚楼“改行”调任红1师师长（政委黄甦）。3个多月后任红2师师长（政委萧华），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再渡黄河东征。翌年6月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训练部长，改称抗大后任教育长，1939年4月去苏联学习。
关内八年抗战，刘亚楼基本都在苏联度过。
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军委一局局长）、杨至成（抗大校务部部长）等人，作为中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
学院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中国学员有的只读过几年书，即使是刘亚楼这位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初中也没读完。从数理化基础课开始，记公式、背定理、做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首先是学习俄语。
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了“瞎子”“哑巴”，连饭都不会吃了。饭堂食谱上，都是“洋字码子”。
到苏联学习，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不久，刘亚楼得了急性阑尾炎，要动手术。苏联药品比较缺乏，特别是麻醉药，不过对外籍友人还是有保障的。手术前医生征求意见，问他需不需要麻醉。“麻醉”“麻醉药”实在难以用肢体语言表示明白。一会儿好像明白了，就点头，再比画一阵子又糊涂了，再摇头。点头不算摇头算，就当他不要麻醉药，抬上手术台就动刀了。
“我的妈呀。”刘亚楼说，“红军時期动手术，几个人按着，杀猪宰羊似的。这回我咬紧牙一声没吭，小护士那手差点儿叫我掐断了。完了，医生护士跷起大拇指，意思是说我好样的。我心里话，这哑巴亏吃的呀，就凭这一刀，这俄国话也得快点学会呀。”
刘亚楼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于学习外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刘亚楼眼里苏联人都是老师，见人就问，连说带比画，他又聪明，自然长进很快。
他开头在外籍学员的特别部学习，半年后正式进入学院，与苏军学员共读。俄语现买现卖，文化课是速成的，课程内容倒不算陌生，但层次高，系统性强，土八路就有点跟不上。而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内容讲完，不会照顾谁，就更增加了难度，许多时候连课堂笔记都记不下来，课后用大量时间拾遗补漏。
第二学年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一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更多的学术期刊、专著。二是在以年级为单位的课堂上，刘亚楼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那问题也常令教员耳目一新。在合同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讨论中，他的观点、主张常受好评。
刘亚楼是较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突然袭击，侵入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德军的重要目标，当然是占领莫斯科。关于德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还会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老路，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
苏军将帅没有异议，刘亚楼觉得不妥。他和林彪分析研究，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较多，拿破仑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自有许多便利。而希特勒的德军是机械化部队，从白俄罗斯到莫斯科距离最近，更适合希特勒的闪电战。两个人把自己的见解报呈共产国际，待到被实践证明后，自然被刮目相看，据说斯大林亦赞赏有加。
1941年9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楼随苏军到大连。1946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抓司令部正规化
民主联军总部，设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县城双城堡。东院为林彪等人的办公、住处，西院为参谋处。
林彪到东北不久，就带着个不超过10人的指挥班子去辽西，以及辽北、吉南等地转悠，指挥作战，这是一个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毛泽东对这个轻便的指挥班子挺欣赏，1946年4月曾专电询问，让林彪介绍说明。
刘亚楼认为还不行。
关内八年抗战，除百团大战外，八路军、新四军较少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攻坚战。红军时期也是如此。而且当时根据地分散，基本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也无法统一作战。 解放战争就不同了。进关东不久，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在锦州地区拉开架势打大仗。像后来的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四平保卫战更是依托城市的大规模阵地战。但是，一些指挥员仍然习惯于过去的独来独往。四平保卫战期间，某师从长春增援四平，战斗积极性很高，却不请示报告，当晚赶到就去偷袭新1军，伤亡很大，被林彪斥为“游击队的小家子气”。
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司令部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游击战，一些参谋也不能说是称职的，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往独来。
刘亚楼说：“有人可能觉得我去趟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开始反攻了，用林总的话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一些人转不过弯子：“打白军，打鬼子，我就这么打的。敌人那一套倒是挺正规，结果怎么样？”对这些人，刘亚楼就讲道理，讲通了就照办，讲不通也得照办。这是命令，“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命令。“不是我刘亚楼嘴大，而是咱们都得听真理的，这是打胜仗的真理。几个师、几个纵队作战，你早了，他晚了，你上他没上，锣齐鼓不齐，那仗怎么打？”
直到今天，一些老兵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内师向纵队报告，1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那通报就到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得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到了;三是一仗下来，2至4小时要简报，6至8小时要详报，你没报告，或是晚了，或是没报告明白，批你个茄子皮色。”
刘亚楼发现作战必需的地图奇缺。总部尚且如此，下边可想而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民主联军越来越多的美械装备，那是只能由敌人造的。可一些自己能造的东西，用起来不是更方便、顺手吗？而且又能少流多少血呀？
于是，新任参谋长大刀阔斧的第一个动作，是在参谋处增加个地图科，在哈尔滨办起印刷厂，不久又成立测绘学校。
接下来是举办参谋训练队。总部有专门的训练队，刘亚楼亲自去讲课。各纵、师司令部也按规定，抽调有文化又有作战经验的营连排长进行培训。而他就在上任伊始的千头万绪中，点灯熬油地翻译了苏军的《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我军的特点有增有删。这也像那测绘学校一样，应为我军的首创、第一了。
各级司令部人员按编制配齐了，素质也提高了，各级主官也在实战中尝到了甜头，可参谋人员的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还上不来。我军的政治工作独树一帜，政工人员有很高的地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和经验，司令部工作相应的就逊色了。
这可不行。“林罗刘”几个电报下去，问题很快解决了。还明确规定参谋人员下部队发现问题后，有权向该部队领导提出建议，并报告本级首长。这下子，司令部的权威立刻上来了。
1948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在东北军区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上，林彪指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方式，各级司令部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力上、威信上，都要适合于走向正规化，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
林彪说这话时，东北野战军各级司令部，已经正规化得有模有样了。
刘亚楼，热情、爽快、勇敢、潇洒、机智、幽默，嬉笑怒骂，皆形于色，是东北野战军将军中最活泼、活跃的一个。
他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讨厌懒散、不学无术的人。谁睡得早了点，他也不说话，进屋把灯打着，再把抽屉拉得稀里哗啦响，把你折腾醒。谁起来晚了，他进屋把窗打开，再拽一阵抽屉走人。
对人严，对己严，说干就干，干就得干出个样儿。布置任务，一条一条，精细严谨，明明白白。讲完了，问你有什么困难、要求。合理的，能够解决的，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而且是马上就给，从不“研究研究”。点子又多，主意又快，放手让你去干。
干得好，大会表扬，小会表扬，功劳全是你的。干砸了，大会批评，小会批评：“你有困难找我呀？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这是打仗，要死人的，人死了就活不了！”
东北局到哈尔滨后，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刘亚楼火了，赶去火车站，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那人说：“一点家具，问题不大吧。”
“规定就是规定，原则没有大小。同志哥，对不起了。”刘亚楼说着一挥手，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
二下江南，攻打德惠，有人不懂集中使用火力，把两个炮团平均分配下去。刘亚楼火了：“你当是司务长发衣服，一人一套呀？”
许多老兵说：“也就是刘亚楼那性格，风风火火，又狠又硬，换个人什么时候才能正规化起来？司令部正规化不起来，那仗怎么打？”
“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天津之战，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解放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诸兵种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作战。
打下天津，劉亚楼信心十足，此刻堑壕中的每个士兵也都坚信不疑。问题是要打好仗，又要减少伤亡，避免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作为前线总指挥，光在屋里听汇报是不行的，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
围着天津转了大半圈，天黑回来路过复兴门外时，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对方手电筒直射过来，大声喝问“什么人”。趁敌人还未辨清的工夫，刘亚楼骂道：“浑蛋！乱嚷嚷什么？叫共军听见了怎么办？”话音未落，几支枪同时喷出火舌。
回到杨柳青指挥部，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把脸拉得老长：“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去也不能走那么远啊？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刘亚楼哈哈大笑：“好兆头，好兆头，陈长捷没抓住我，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
天津城北地势平坦，又无河流，便于大兵团展开。陈长捷便判断这里是东北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将62军和86军主力部署这里，加强防守。
刘亚楼将计就计，在北部组织重炮试射，以总部警卫团进行威力侦察，同时在城北大筑工事、挖交通壕。天津市参议会代表团出城谈判，其间混有军官、特务。刘亚楼故意在城北接见，使陈长捷愈发相信自己的判断。
1月7日，刘亚楼致电攻津部队“各首长并报林”，提出攻津作战战术三原则。
一是“克服护城河，突破前沿这一阶段”，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爆破组、架桥组和尖刀连的动作，务必密切协同、配合。二是“应在思想和部署上有打退敌反冲锋的准备。三是“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突破前沿后无数小部队穿墙越顶，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把敌人搞得稀烂，把敌人防守不过来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然后再攻击坚固据点和房屋”，“攻下一点再攻一点，以致全城扫清”。
参加过攻津作战的老兵，都说当时就是这样打的。
“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老兵们唠起来就像唱小曲似的。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4日，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开始。
清晨有雾，愈来愈重，将座天津城围裹得朦朦胧胧。雾对步兵冲击有利，却会影响炮兵射击，看不清炸点，难以修正目标。9时后，雾气开始逐渐消散。
10时，刘亚楼下达了命令：“总攻开始！”
五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500多门大炮同时轰鸣。第二天下午3时，即将天津拿下。
组建解放军第一支空军部队
1949年4月中旬，四野南下先遣兵团的两个军已经逼近武汉，主力四个兵团兵分三路，从平津地区浩荡南下。
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正在收拾行装，接到中央军委电话，說毛泽东要他去一趟。
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敬礼的右手还未放下，毛泽东即笑吟吟地道：“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嘛，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这回让你上天，组建空军，怎么样？”
刘亚楼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道：“主席，我在苏联学的是陆军，这空军怕是干不了。”
毛泽东的手指指点着他的脑袋：“好嘛，我就是让你这个认为干不了的人干。”
“那我就干，在干中学，学中干。”
一向乐观、自信的刘亚楼，这次回答得也挺干脆。这天晚上，他却翻来覆去有点睡不着：就这么一下子飞上天去了？
一切从零开始——也不对，还有东北老航校，他是航校校长。
东北航校就是纯粹靠“捡洋落”起家的，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修建许多机场，有的县就有几个。再多也有数，明晃晃的大家伙摆在那儿，难题跟火炮一样，缺东少西，完整的很少，许多都是几架才能凑成一架。
东北野战军枪多炮多，而且枪好炮好，一开始也靠“捡洋落”。只是同样的“捡洋落”，且不说延安炮校有人才，就算同样的生手门外汉，要把飞机鼓捣到天上去，还能作战，比之操练一门火炮，那也是天差地别了。
所以虽然航校自成立后一刻未闲着，且在开国大典亮相。可直到海南岛战役，出现在战场上空的，始终都是敌机。
多年戎马生涯中，刘亚楼从没有空军支援作战的经历，有的只是战友在敌机俯冲、扫射下流血牺牲的记忆。多少次，望着在空中肆无忌惮、耀武扬威的飞机，他眼里喷火冒烟：“有朝一日老子飞上天去，把你们都揍下来！”
而今，一夜之间，他就要一步登天，而且成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空军司令员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空中力量，为东北航校的可以参战的飞机30余架，经过短期训练可升空作战的飞行员50余人，能够组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的混合大队。“林罗刘”准备令其飞赴济南、徐州机场，用于支援渡江战役。
7月，中央决定派人去苏联学习，同时购买飞机，连同先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陆军渡海作战，第二年夏天夺取台湾。
31日傍晚，毛泽东召见刘亚楼，让他谈谈关于组建空军的意见。
在具体分析、说明了国民党现有空军的实力后，刘亚楼认为需要建立一支300至350架飞机的作战部队，能够完成掩护渡海作战任务。
他说，一名飞行员要飞150至200小时，才能达到作战水平，一所航校能培训60名飞行员。我们现在只有一所航校，远远不够组建空军，当务之急是组建航校，培训飞行员。
这时，刘少奇率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请苏联帮助建设空军，苏联同意了。8月1日，刘亚楼率领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国空军的一个小型代表团，赴苏会谈关于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及相应设备问题。
草签协议后，刘亚楼率团马不停蹄地考察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等。毛泽东说：“咱们是贷款建空军，花钱买经验，来一趟那么容易呀，得多听多看多取经呀。”
来去在苏联境内都坐飞机。刘亚楼第一次乘坐飞机，自然兴致很高。谁知赶上气流，晕机，先食物，后黄水，吐得一塌糊涂。代表团成员、东北航校训练处长吕黎平说：“你是要当空军司令的人，可不能这么带头吐呀。”
“看来这个空军司令还真不好当噢。”刘亚楼苦笑着，又哇哇吐起来。
从陆军到空军，飞行员速成训练时间为10个月到一年，可计划中，空军明年夏天要参与解放台湾的战斗，此时只有已经不到一年时间了。先航校，后机关，除东北航校外的六所航校，从选址、建设到开学，限令一个月。
刘亚楼说：“办好航校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总部机关的主要精力要放在航校上，干部调配、兵员调遣、经费开支、物资保障，都要优先满足航校建设。总部也好，航校也罢，有什么困难尽管讲，但是谁也别跟我叫苦说难，要讲这个，当年连陆军、步兵也没有了。咱们有人，只要有人，共产党就什么困难都能拿下。”
各航校每天都几十上百地来人报到，大都是从野战军选调的干部、学员。苏联专家也一批批到位了，各航校也全部按时开学了，想到想不到的难题又接踵而来了。
没有专业翻译，不懂航空术语，将“飞机座舱”译成“飞机上的小房子”，“电压”译成“紧张”，发动机“散热片”成了“暖气片”，“飞机在空中做横滚动作”，变成了“圆桶在空中旋转”，苏联专家急得直敲教鞭。学员文化水平本来就低，这么一折腾，就更云里雾里找不着北、摸不到门了。
刘亚楼先在一航校试验，给每个苏联教员配个中国助教、翻译，三个集体备课。上课时，教员讲，翻译口译，助教监听。后来又改为教员先帮助教备课，由助教讲课，教员监听，有不妥之处当场纠正。
堂堂空军司令员，还得管这种事，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可不管行吗？况且他早已管了。
在苏联访问期间，刘亚楼打听到一个叫唐铎的湖南人，在乌拉尔一所航校任少校军械教员。这可是宝贝呀。刘亚楼把他请来莫斯科见面，谈得投机。回国后报告中央，经与苏联交涉，已经加入苏联籍的唐铎，回到祖国，在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任主任。
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第四飞行训练队队长林弥一郎，在辽宁凤城县被俘后被送到沈阳，受到共产党东北两位最高领导人彭真、林彪的接见。他之后成为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在东北航校时的老师。
195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9月17日，空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陆战第1旅，在开封成立。10月5日，第二支航空兵部队驱逐第3旅，在沈阳成立。31日，依次改称3师、4师。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原准备用于台海作战的年轻的中国空军，转移战场。刘亚楼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报告军委，亲赴前线运筹指挥。
在朝鲜的天空上，这支年轻的空军迎来了他们的首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