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人们不禁会问，其留下的恒久遗产是什么。然而这个问题却颇费踌躇。辛亥革命通常被我们视为一次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给中国的政治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消灭了封建帝制并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它却没能给社会关系带来同样的变革。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这些“大革命”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对阶级结构以及产权制度的影响微乎其微。
　　此外，如果以后见之明来看上一世纪，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也相当有限。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共和政权被证明是既软弱又短暂，很快落入军阀混战，随后又先后被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创建的列宁主义党派所取代。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结局吗？在政治学家史谦德（David Strand）的新书《一个未完成的共和国》中，他提出中国的辛亥革命并不是失败，只是尚未完成（史谦德：《未完成的共和国：近代中国的思想与行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根据史谦德所言，辛亥革命给中国留下了旷日持久的共和主义政治文化,它以鼓舞人心的演讲，喧闹的集会以及粗犷的示威为特点，使人民在政治上能以平等的地位与领导者对话。
　　史谦德指出，这种政治文化所留下的持久影响可以从一九四九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每十年就重复爆发一次的公众争论中得到验证。尽管史谦德承认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各自党派和政权的先后建立开启了中国专制政权的命运，但他也指出共和力量大有希望使中国民主化，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就像发生在其他曾经的列宁主义政权的那样，从台湾地区到东欧再到苏联。
　　二○一二年台湾地区的“总统”选举见证了台湾自辛亥革命以来时断时续进行着的民主政治历程的成熟，它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政治文化与民主之间并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台湾地区富有启示性的经验并非预示着共和国也会有相同的发展。诚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样）一直将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尊称为现代中华民族之父。同时中国大陆也时不时地以民主的名义发起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毛泽东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村庄、小区以及人大选举。
　　更进一步，由当代各类积极行动者发起的所谓“权益保护运动”，涉及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廉价住房和其他涉及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表明了普通市民还没有丧失向政治领导人诉说真相的欲望。
　　史谦德描绘的辛亥革命，具有好争辩的政治文化，持枪的女权主义者强行进入参议院所在地，用扇子直接扇了民族主义者领袖宋教仁的耳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示威者——就和帝制中国时期的一样——他们仅仅是责备基层官员破坏了高层的指令。尽管当代中国的示威活动响亮而激烈，它们却很少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的领导及其政策。示威者显示出了我在其他书中描述的“规则意识”（rules consciousness），这样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接受中央政府的说法并表现出对领导者的尊敬来确定政府的正统性（裴宜理：《遵循规则的大众抗争》，载傅士卓编《今日中国与明日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二○一○年，11-28页）。现代的示威者忠诚地呼吁政府的政策法规，甚至不惜对中央政权俯首称臣，当代抗议者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统治权。
　　史谦德认为“畅所欲言、正直与有警惕心的公众的遗产”是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这种传统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巩固而不会抵制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点可能可以通过审视早至帝制政权时期的更为古老的政治文化中得以体会(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引言”，阿蒙克，纽约，M.E.Sharpe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但是无论我们将当代人民的积极主义追溯到何时，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不断变化且无法预测的。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广泛存在于社会的不稳定性有益于民主转型，但在其他环境之下泛滥的示威可能反而会导致更加强大的专制统治。
　　尽管现在评估辛亥革命的遗产显然还为时过早，毫无疑问的是它开启了一个动荡的世纪，这个世纪充满着对足以取代历史悠久的帝制的现代政治体系的不断渴求。辛亥革命的一个影响是确定了帝王制不再是一种适合中国的国体形式。另一个影响就是鼓励更多的公众有意识地去了解和参与政治讨论。
　　但是仍然悬而未决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哪种政体从长远看来更适合中国的共识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地去避免二十多年前降临在大多数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身上的厄运。从过去的革命中汲取部分经验，创新性地将强制性手段和应对性手法相结合，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今天，这些努力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其深处的不稳定性困扰着深思熟虑的中国政府官员，也同样困扰着普通民众——只要预测一下他们现行政治体系的未来就可以知道，辛亥革命实际上远未完成。
　　 （周言、邱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