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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格里拉松赞林寺下的松赞绿谷酒店里，朱哲琴脱了鞋子，盘腿坐在卡垫（藏族人家坐靠的棉垫）上，和我谈她的旅行。
朱哲琴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人。她成名多年，但你几乎看不到她的花边八卦，也很少在电视晚会上看到她；如果她上了电视，你会看到只有她一个人穿着素色衣服在唱，没有花红柳绿伴舞的演员。唱到酣畅处她便脱下鞋子。
朱哲琴不知来过多少次香格里拉。“我第一次来香格里拉是1994年，为了探班。我的好朋友杨丽萍在这儿拍电影《兰陵王》，我那时年轻胆子大，两眼一抹黑就敢来，到了昆明找辆运货的卡车，坐在车斗里一天一夜才到。”香格里拉好像是她的另一个故乡，她在这儿认识很多人，从州长到村长，从寺庙的喇嘛到山里的民歌手、手艺人。和她说话的人真不少。这次朱哲琴从大理过来，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的身份，行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项目的第二段旅程——“世界看见·民族手工艺寻访之旅”。
担任亲善大使，也缘起于香格里拉。2006年9月，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齐扎拉给朱哲琴打电话，希望她能帮助当地寺院整理诵经。朱哲琴便飞到香格里拉，直接去了寺院。恰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总代表马和励先生（Khalid Malik）为了一个手工艺项目也来到香格里拉，那天正好被当地政府邀请来这座寺庙参观，聆听喇嘛诵经。这时他看到一个瘦小的长发女子风尘仆仆赶过来，很自然地融入到喇嘛中，指挥他们诵经，并和他们一起吟唱。他非常好奇，听旁边的人介绍知道了她是音乐家朱哲琴。第二天，马和励和夫人请朱哲琴喝茶，席间朱哲琴讲述了她的恒河之旅。
那是2004年，她沿佛陀的路线旅行，先坐夜车到瓦拉纳西，然后乘船过恒河。黎明时分，她看到了恒河边的火葬场。她讲：“一路上，特别脏，流汤滴水，堆着十几个焚烧堆。一个火葬师看到我可能很奇怪，这个孤身女孩，也搞不清是哪国人，便主动给我带路。走到一堆原木前，火葬师用烧火棒搅和一下，里头的尸体在火堆里滚动了一下，就像烤乳猪一样。我当时已经失控了，喊‘他的手和脚呢？’——当然是全烧掉了。最后，只烧剩下一摊灰烬，一扫把就扫进了恒河。”这样的场面撞痛了朱哲琴的内心，彻底颠覆了她对生命的理解。世界很多民族，包括中国人，出于对死亡的敬重或畏惧，认为人死为大，不仅要郑重地举办葬礼，死者生前的是非最好也不要再提及。可是，恒河边的火葬让她看到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生命不论曾经多么伟大，多么富有，最后不论以什么方式死亡，葬礼多么隆重，最终不就是一把灰吗？接下来的7天，她沿着佛陀那条路一直走，吃不下东西，怀疑生命的价值，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回到德里的那天，阳光灿烂，走下火车的那一刻，她突然顿悟：“生命从一个细胞开始衍生，最后就是一堆灰，活着时每分每秒，所创造的，不就是生命的全部吗？我明白了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让所有我爱的人快乐，我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不只是拿。”想明白了这一点，她如释重负地靠着柱子睡着了，行李散一地也不在意了。
马和励饶有兴致地听完，对朱哲琴说，你的生活很有意思，你为我们开发计划署做些工作吧！经过认真的商谈、计划，朱哲琴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聘任，自2009年开始担任“中国亲善大使”，每年薪酬1美元。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在民族音乐和手工艺两个领域开展工作，范围覆盖云南、新疆、西藏、内蒙、青海、贵州6 个少数民族地区。为这项工作朱哲琴自言“投入的精力是120%”，2009年为了采集民歌、寻找民歌传承人，她在中国西部地区走了100多天，2010年做“世界看见”项目，“最忙的时候两个月也就回了两天家”。
“要是在10年前，我是不会做亲善大使的。那时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自己和这世界没什么关系。”朱哲琴是天生的艺术家，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封闭的。“那时我一直在一个很个人的艺术创作里。我根本看不到周围，没有联想，而且我也享受那种专注。”她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喜欢阅读，年少时更愿意从文学和哲学书籍中了解世界，做音乐也是这样。年少时期追求的坐而论道现在看来未免矫情，是旅行改变了朱哲琴。“10年前的我没有想过参与社会，我的音乐经历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不是旅行让我看到生命如尘般的情景，我可能不会珍惜有限的、卑微的生命焕发出来的无限能量。我需要我的生命尽力地去展开，去经历，去感受，去释放。”
真正开始行走，是在1997年发完唱片《央金玛》后，有评论认为它没有超越《阿姐鼓》。《阿姐鼓》对朱哲琴本人抑或中国流行音乐史，都是张里程碑式的唱片。她本是抱着做艺术的纯粹心态做的这张唱片，没想到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并成为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国唱片。唱片业有句话说，如果在国外的音像店里能看到一张中国唱片，那就是《阿姐鼓》。她感到困惑，继而是压力。成功的代价便是她之后做的每一首歌都被拿来和《阿姐鼓》比较，每到一个地方，别人都要求她唱《阿姐鼓》。她唱了太多遍，不想唱了。“我不是不愿意唱，但我的生活和世界不能只有这首歌。我不希望我的生命在这个节点上凝固，绝对不能浪费生命的每分每秒。”朱哲琴对每个人解释《央金玛》和《阿姐鼓》完全不同，但评论仍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延续。朱哲琴的性格中有“不强求”的成分，又很倔，于是想到和乐坛分开一段时间，去世界各地游荡，寻找更大的自由。
每开始一段旅程，她内心深处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就像一根橡皮筋弹出去，任何角度、任何方向，都有可能。重要的就是那一弹。怎么弹，才能弹得无限远。”这一弹，她彻底成为自由音乐家。
她去了西班牙。“西班牙的路口都分出五六条岔路，习惯了十字路口的人第一次站在那样的路口，一定会愣住。有的国家的人，你看他的表情就能辨别出他的意思，可是这一套在西班牙行不通，你完全要凭想象去猜。”
有一次去印度，很早就计划好了，在出发前一天，她的同伴接到克什米尔朋友的电话说：“你们先来克什米尔吧，我朋友的朋友的叔叔女儿的朋友要结婚，你们也来吧！”她真的就接受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克什米尔人的邀请，去了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斯利那加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三面环山，围着大湖，周围是小湖，湖与湖之间有运河贯穿，而城市就漂浮在水上。水很清很浅，长满水草，陆地上到处是600年以上的大树，宁静美丽，仿佛天堂，完全看不到传说中战火纷飞的景象。她在婚礼上为新娘子献歌，住在当地特有的船屋旅馆里。老板大叔很热情，每次吃饭都夹着菜追在朱哲琴后面往她碗里送，生怕她吃不饱。在克什米尔，朱哲琴太自在了，她去看工匠纺羊绒，在小街小巷游逛，有人说到我家坐坐吧，她就跟着去，兴致来了载歌载舞。每次出门，大叔都派外甥跟着她。自由惯了的朱哲琴要甩掉这个尾巴，小尾巴急了：“如果现在有人喊往那边跑，你听得懂吗？你会往那边跑而不是往这边跑吗？”在克什米尔，友善是真的，她和穆斯林成了朋友；血腥也存在，她刚到克什米尔，所下榻的船屋旅馆外就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有的时候她也担心遇到危险，无数次事后产生过死里逃生的庆幸。朱哲琴曾在政变、骚乱、冲突期间前往事件发生国家，她亲眼所见与媒体报道相去甚远，虽然在路上看到许多军队、武装警察，但城镇里里外是生活和音乐，清真寺的宣礼号吹响，信众们立刻虔诚地伏在地上祷告。朱哲琴说：“我心无芥蒂，不设定不友善的对象，对所有迎面走来的人都会微笑打招呼。在印度全程，我都没有碰到过坏人，就连火车站的小流氓也成为了我的哥们儿，陌生人都把自己随身听里的音乐给我听。有时我在路上靠着就睡着了，常会有人把我推醒，说你不能这么睡啊，东西不能这么放。来，我带你到前面去。”
朱哲琴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人。她成名多年，但你几乎看不到她的花边八卦，也很少在电视晚会上看到她；如果她上了电视，你会看到只有她一个人穿着素色衣服在唱，没有花红柳绿伴舞的演员。唱到酣畅处她便脱下鞋子。
朱哲琴不知来过多少次香格里拉。“我第一次来香格里拉是1994年，为了探班。我的好朋友杨丽萍在这儿拍电影《兰陵王》，我那时年轻胆子大，两眼一抹黑就敢来，到了昆明找辆运货的卡车，坐在车斗里一天一夜才到。”香格里拉好像是她的另一个故乡，她在这儿认识很多人，从州长到村长，从寺庙的喇嘛到山里的民歌手、手艺人。和她说话的人真不少。这次朱哲琴从大理过来，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亲善大使”的身份，行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项目的第二段旅程——“世界看见·民族手工艺寻访之旅”。
担任亲善大使，也缘起于香格里拉。2006年9月，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齐扎拉给朱哲琴打电话，希望她能帮助当地寺院整理诵经。朱哲琴便飞到香格里拉，直接去了寺院。恰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总代表马和励先生（Khalid Malik）为了一个手工艺项目也来到香格里拉，那天正好被当地政府邀请来这座寺庙参观，聆听喇嘛诵经。这时他看到一个瘦小的长发女子风尘仆仆赶过来，很自然地融入到喇嘛中，指挥他们诵经，并和他们一起吟唱。他非常好奇，听旁边的人介绍知道了她是音乐家朱哲琴。第二天，马和励和夫人请朱哲琴喝茶，席间朱哲琴讲述了她的恒河之旅。
那是2004年，她沿佛陀的路线旅行，先坐夜车到瓦拉纳西，然后乘船过恒河。黎明时分，她看到了恒河边的火葬场。她讲：“一路上，特别脏，流汤滴水，堆着十几个焚烧堆。一个火葬师看到我可能很奇怪，这个孤身女孩，也搞不清是哪国人，便主动给我带路。走到一堆原木前，火葬师用烧火棒搅和一下，里头的尸体在火堆里滚动了一下，就像烤乳猪一样。我当时已经失控了，喊‘他的手和脚呢？’——当然是全烧掉了。最后，只烧剩下一摊灰烬，一扫把就扫进了恒河。”这样的场面撞痛了朱哲琴的内心，彻底颠覆了她对生命的理解。世界很多民族，包括中国人，出于对死亡的敬重或畏惧，认为人死为大，不仅要郑重地举办葬礼，死者生前的是非最好也不要再提及。可是，恒河边的火葬让她看到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生命不论曾经多么伟大，多么富有，最后不论以什么方式死亡，葬礼多么隆重，最终不就是一把灰吗？接下来的7天，她沿着佛陀那条路一直走，吃不下东西，怀疑生命的价值，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回到德里的那天，阳光灿烂，走下火车的那一刻，她突然顿悟：“生命从一个细胞开始衍生，最后就是一堆灰，活着时每分每秒，所创造的，不就是生命的全部吗？我明白了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让所有我爱的人快乐，我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不只是拿。”想明白了这一点，她如释重负地靠着柱子睡着了，行李散一地也不在意了。
马和励饶有兴致地听完，对朱哲琴说，你的生活很有意思，你为我们开发计划署做些工作吧！经过认真的商谈、计划，朱哲琴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聘任，自2009年开始担任“中国亲善大使”，每年薪酬1美元。她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发起了“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在民族音乐和手工艺两个领域开展工作，范围覆盖云南、新疆、西藏、内蒙、青海、贵州6 个少数民族地区。为这项工作朱哲琴自言“投入的精力是120%”，2009年为了采集民歌、寻找民歌传承人，她在中国西部地区走了100多天，2010年做“世界看见”项目，“最忙的时候两个月也就回了两天家”。
“要是在10年前，我是不会做亲善大使的。那时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自己和这世界没什么关系。”朱哲琴是天生的艺术家，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封闭的。“那时我一直在一个很个人的艺术创作里。我根本看不到周围，没有联想，而且我也享受那种专注。”她毕业于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喜欢阅读，年少时更愿意从文学和哲学书籍中了解世界，做音乐也是这样。年少时期追求的坐而论道现在看来未免矫情，是旅行改变了朱哲琴。“10年前的我没有想过参与社会，我的音乐经历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不是旅行让我看到生命如尘般的情景，我可能不会珍惜有限的、卑微的生命焕发出来的无限能量。我需要我的生命尽力地去展开，去经历，去感受，去释放。”
真正开始行走，是在1997年发完唱片《央金玛》后，有评论认为它没有超越《阿姐鼓》。《阿姐鼓》对朱哲琴本人抑或中国流行音乐史，都是张里程碑式的唱片。她本是抱着做艺术的纯粹心态做的这张唱片，没想到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并成为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国唱片。唱片业有句话说，如果在国外的音像店里能看到一张中国唱片，那就是《阿姐鼓》。她感到困惑，继而是压力。成功的代价便是她之后做的每一首歌都被拿来和《阿姐鼓》比较，每到一个地方，别人都要求她唱《阿姐鼓》。她唱了太多遍，不想唱了。“我不是不愿意唱，但我的生活和世界不能只有这首歌。我不希望我的生命在这个节点上凝固，绝对不能浪费生命的每分每秒。”朱哲琴对每个人解释《央金玛》和《阿姐鼓》完全不同，但评论仍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延续。朱哲琴的性格中有“不强求”的成分，又很倔，于是想到和乐坛分开一段时间，去世界各地游荡，寻找更大的自由。
每开始一段旅程，她内心深处并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就像一根橡皮筋弹出去，任何角度、任何方向，都有可能。重要的就是那一弹。怎么弹，才能弹得无限远。”这一弹，她彻底成为自由音乐家。
她去了西班牙。“西班牙的路口都分出五六条岔路，习惯了十字路口的人第一次站在那样的路口，一定会愣住。有的国家的人，你看他的表情就能辨别出他的意思，可是这一套在西班牙行不通，你完全要凭想象去猜。”
有一次去印度，很早就计划好了，在出发前一天，她的同伴接到克什米尔朋友的电话说：“你们先来克什米尔吧，我朋友的朋友的叔叔女儿的朋友要结婚，你们也来吧！”她真的就接受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克什米尔人的邀请，去了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斯利那加位于喜马拉雅山麓，三面环山，围着大湖，周围是小湖，湖与湖之间有运河贯穿，而城市就漂浮在水上。水很清很浅，长满水草，陆地上到处是600年以上的大树，宁静美丽，仿佛天堂，完全看不到传说中战火纷飞的景象。她在婚礼上为新娘子献歌，住在当地特有的船屋旅馆里。老板大叔很热情，每次吃饭都夹着菜追在朱哲琴后面往她碗里送，生怕她吃不饱。在克什米尔，朱哲琴太自在了，她去看工匠纺羊绒，在小街小巷游逛，有人说到我家坐坐吧，她就跟着去，兴致来了载歌载舞。每次出门，大叔都派外甥跟着她。自由惯了的朱哲琴要甩掉这个尾巴，小尾巴急了：“如果现在有人喊往那边跑，你听得懂吗？你会往那边跑而不是往这边跑吗？”在克什米尔，友善是真的，她和穆斯林成了朋友；血腥也存在，她刚到克什米尔，所下榻的船屋旅馆外就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有的时候她也担心遇到危险，无数次事后产生过死里逃生的庆幸。朱哲琴曾在政变、骚乱、冲突期间前往事件发生国家，她亲眼所见与媒体报道相去甚远，虽然在路上看到许多军队、武装警察，但城镇里里外是生活和音乐，清真寺的宣礼号吹响，信众们立刻虔诚地伏在地上祷告。朱哲琴说：“我心无芥蒂，不设定不友善的对象，对所有迎面走来的人都会微笑打招呼。在印度全程，我都没有碰到过坏人，就连火车站的小流氓也成为了我的哥们儿，陌生人都把自己随身听里的音乐给我听。有时我在路上靠着就睡着了，常会有人把我推醒，说你不能这么睡啊，东西不能这么放。来，我带你到前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