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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学界有一种误区，以为王学在清初即被摒弃。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也以为乾嘉考证学是朱子道问学传统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惠栋、戴震是乾嘉学术的中坚，而其学皆与王学有关，这意味着王学传统并未在乾嘉中断，在余先生所说的朱子道问学传统之外，乾嘉学术还存在着另一条王学传统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清代学术，王学，内在理路说，余英时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09－08
1976年，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问世。在这本书中，余英时不同意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认为：“我们很难想象，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代的一套学术思想来。贯穿于理学与清学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现在便要找出宋明理学和清代的学术的共同生命何在。”余英时寻找到的清学与理学之间的“共同生命”，就是“儒家智识主义”，具体地说，也即是朱熹的道问学传统。他认为，乾嘉考证学的形成过程即是朱子道问学传统(儒家智识主义)的高度发展，“东原之学出自朱子‘道问学’的传统，但同时又将此传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东原的新义理是清代‘道问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儒学发展理论”。“清代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作‘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英时的这个主张，后来被学界概括为“内在理路说”。余氏此说，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丘为君把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称作20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并且认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但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则“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笔者毫不怀疑“每转益进说”和“内在理路说”高瞻远瞩的气象，但却认为，“内在理路说”所找到的乾嘉学术的内在理路，似乎还不尽全面。其实，在朱子道问学传统之外，乾嘉学术也与王学颇具渊源。
一、惠、戴学术的王学源流
在乾嘉诸老之中，惠栋(1697—1758)与戴震(1724—1777)是乾嘉考据学的“中坚”，戴震更是乾嘉清儒的主将与象征，而惠、戴的学术却都与王学紧密相关。
首先，惠栋与清初黄宗羲(1610—1695)的心学关系密切。黄宗羲是清初王学的代表，而江藩称赞黄宗羲说：“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又以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又谓昔贤力排佛氏，不检佛书，但肆谩骂，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险，不能剿绝鲸鲲也。乃阅佛藏，深明其说，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窾要。”这段话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黄宗羲的心学与堕入禅门一派的王学不同，乃是阳明心学中讲求实际实证的一派，即所谓“姚江之诤子”；二是说，黄宗羲的主张，从大的方面说，是汉宋兼采的，从小的方面说，又有“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的分别，此即是说，黄宗羲主张在学术的层面师宗汉儒，而在立身行事的层面师宗宋学。对照江藩的下面一段话，我们即可见到惠栋学术与黄宗羲实学心学的治学宗旨的相同之处。江藩说：“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黄宗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惠栋主张“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两相比较，则惠栋的治学宗旨几乎可以说是黄宗羲的翻版。
除了黄宗羲之外，惠栋的学术还与清代王学的另一个大学者毛奇龄有莫大的承继关系。在乾嘉之前，毛奇龄反朱最力。皮锡瑞论国初学术，以为胡渭、陈启源、万斯大、方苞皆汉宋持平，不弃宋学，“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毛奇龄的学术，以反朱为最大特点，而惠栋治学的基点也是以反朱反宋为先，他率先标出的“汉学”旗帜，其实质不过是要取宋学而代之，这个基本精神与毛奇龄是一脉相承的。凌廷堪是乾嘉学术的重要学者，专治三礼，而于《仪礼》尤精。其论乾嘉学术，则明确观察到了惠栋学术与毛奇龄之间的承继关系。他说：“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犹隋唐以前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耀文)《经典稽疑》、郝氏(敬)《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异视之。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固陵是浙江萧山的别称，固陵毛氏即毛奇龄。凌氏肯定了毛奇龄大反濂、洛、关、闽之局的功劳，同时又认为，其学有“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之弊，而惠栋、戴震继之，取毛氏之所长，舍毛氏之所短，“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由此可见，惠栋的学术是直接毛奇龄王学而来的。
戴震学术中的朱学因素，余英时先生所论甚详，已无庸赘言，而戴学中的王学渊源，余先生尚未揭明，则需作进一步的澄清。
惠栋之反宋，主张在学术方面尽反宋学，但总算还是给宋儒在立身制行方面留了一点颜面。至于戴震，则最激进，他不仅否认宋儒的学术，也否认宋人的行事。戴氏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这不啻是说，宋学是“大道失而行事乖”的根源，宋儒不仅在学术上有主观臆断之弊，而且由于学术“实未能得”，行事也颇为乖张，宋儒的学术与行事当在抛弃之列。这个见解比惠栋更激烈。
戴震这样做，同样有其王学源流。据钱穆的研究，戴氏早年尊朱述朱，而遇到元和惠栋之后，其学乃一变而为尽反程朱，惠、戴交往，是早年戴震与晚年戴震的分界。在戴震学术演变过程中，惠、戴交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至于戴震何以在会见过惠栋以后就发生了从尊朱到反朱的重大逆转，钱穆没有深究。据管见所及，戴氏之所以由早年的尊朱述朱，一变而为中晚年最激烈的反对程朱，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戴氏受到了惠栋反宋思想的震撼。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又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 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诂，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训诂、理义二之，是训诂非以明理义，而训诂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从两段引文可见，惠栋的学术，一是反对凿空说经，主张“义理出于训诂”“古训明而义理明”；二是不以宋儒之义理为确，欲创一种新义理取宋儒而代之。这两点都有一种挣脱宋儒而另造一新儒学的明显倾向。由此亦可推知，戴震从惠栋那里得到的东西大致有二：一是确认了宋儒的经说为凿空之见，并非实学，主张“义理必出训诂”；二是确立了反宋儒之说经、反宋儒之义理，以建立一个新儒学的坚定理念。鉴于戴氏早年即有崇实、重语言文字的爱好，惠栋即汉经师之训诂以求理义的思想对戴震的影响也许并不明显，而惠栋以宋学为凿空之学、欲创一种新义理的反宋精神，则对戴震是一种震撼。由此，戴震一变尊朱为反朱。但是，若从文字的表面看，似乎戴震的转变只是惠、戴之间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更深究一层，则惠、戴的身后，则有一个朱学与王学对立的背景。本文前已述及，惠栋的学术在经学方面近于黄宗羲，在思想方面得诸毛奇龄，这即是说，惠栋的学术具有明显的王学源流。换言之，戴震对惠栋主张的认同，则无疑也是对王学的接纳。戴震的反宋精神是从惠栋那里来的，而惠栋的反宋精神则是从王学那里来的。归根到底，戴震反宋反程朱、欲新创一种新儒学的精神还是从王学那里来的。在会见惠栋之前，戴震宗朱，与大多数清儒一样，持有“训诂则汉儒、义理则宋儒”的观点。而会见惠栋以后，戴震全面反朱，不再以宋儒义理为真义理，从此再也不认宋儒在义理上的权威而力反之。惠学不以程朱理学为实学，于宋儒之训诂、义理皆反之，而惠学源出黄宗羲、毛奇龄等代表的清初王学。戴、惠交好，而戴学亦由此而变，促其由尊朱到反朱者，名为惠栋，而其实则是清初的王学。对于戴学中的王学因素，清人凌廷堪、魏源皆有论及。凌廷堪说：“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魏源说，戴氏“平日谭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可见，同惠栋一样，戴学与毛奇龄的心学之间实有承继关系。此亦是说，惠、戴之学不过是明代陈耀文、郝敬，清初黄宗羲、毛奇龄以来反宋反朱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惠、戴在反程朱和重训诂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毛奇龄反宋精神的影响。
毛奇龄(1623—1716)，浙江萧山(固陵)人，字大可，号秋晴，一日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他是继黄宗羲之后清初王学的重要人物。其著经集五十种、文集二百三十四卷。经集之著者，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易小帖》《易韵》《河洛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春秋毛氏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辞比事记》《春秋占筮书》《续诗传鸟名》《白鹭洲主客说诗》《郊社禘袷问》《大小宗通绎》《论语稽求篇》《四书改错》《四书媵言》《孝经问》《经问》等。其学淹贯群书，虽错诬间出，却时有精见；若论其功，则力反朱子，乾嘉学术反宋反朱意识的最终确立，毛氏亦为一大功臣，于清学实有继往开来之功，其学术地位应与胡渭、阎若璩相伯仲。毛氏其人，聪明率性，自负鹜名，好为辩驳以求胜，辄为当世所病，故其学其人均惹非议。惠学一派，虽继承了毛奇龄的精神，却十分鄙视毛奇龄的为人。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对毛奇龄只字不提，其《宋学渊源记》也只捎带的写了李因笃剑走毛奇龄一段有趣故事，而其中也不乏幸灾乐祸的贬抑之意。《宋学渊源记》说：“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读经史，为有用之学，与李中孚友善。昆山顾炎武至关中，主其家。”“其学以朱子为宗，时二曲提唱良知，关中人士皆从之游。二曲与因笃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时相过从，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之说。……性忼直，面斥人过，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因笃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奇龄骇走，当时传为快事。或曰：‘因笃性刚，非君子也。’予曰：‘无欲则刚，人之所难，故圣人有未见之叹。子之言过矣。’”平心而论，学术论争不能以理服人，乃诉诸暴力解决之，李因笃自有可议之处，而江藩则以因笃为君子，倾向性十分明显。江藩在《两记》中不载毛奇龄，大概有嫌弃毛氏党同伐异、自负鹜名的因素，但却也掩盖了惠派的王学渊源。但是，毛奇龄乃是清初反宋阵营中“冲锋陷阵之猛将”，“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为“清学的首创者”，若非凌廷堪、魏源二氏的精准观察，则惠派与王学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此湮灭了。戴震的著作，也没有提及毛奇龄，但是，正如前述凌廷堪、魏源所观察的那样，惠、戴二人的反宋思想都直接受到了毛奇龄的影响。
戴震说：“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疏证》一书，极力反对“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而“祸斯民”的宋儒意见之学，主张圣贤之道出自事物，出自实际，道是具体的道，理是具体的理，性是理欲的合一，命是理义对人的限定，欲以实理代宋儒之虚理，“欲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虽然《疏证》未尝提及王学，但通观全书，其反宋精神与崇实倾向皆与清初王学如出一辙。戴氏说，《疏证》是“正人心之要”，此亦可见其对心的重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晚年戴震对孟子情有独钟，自称私淑孟子，又作《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而王学的祖宗正是孟子。方东树谓：“戴氏临终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篾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戴氏犹知悔之。”方氏说戴震知悔，或为诬妄，而戴氏对王学资源的汲取、对人心的看重则是显见的事实。
惠、戴为乾嘉学术之领袖，而其学皆有王学渊源。乾嘉清儒倡以实学，“最恶立门户”，惠、戴论学皆不言王学，故很难找出他们直接记述王学的文字。然而，正如戴震力反程朱而继承朱子道问学传统一样，惠、戴虽不言王学，而王学自在其中。欲究惠学、戴学中的王学痕迹，当在其著作全体精神中找寻。桐城大师姚鼐谩骂毛大可、戴东原“皆身灭嗣绝”，方东树又对明代心学竭力批驳，并不是偶然的。
二、惠、戴汲取王学的内在机理
惠、戴之所以能够汲取王学，也与清初学术发展的轨迹有关。
清代学术的第一步，是完成了朝野学术的实学化。清初之学虽有门户之差异，但皆同归于实学。当时，有气学之实学，若王夫之；有心学之实学，若黄宗羲、毛奇龄、李二曲；有理学之实学，若顾炎武、胡渭、阎若璩；有兼采之实学，若颜元、李塨。由于王夫之的著作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 才由其七代孙王世全始刻，因此，气学在清初并没有独立成派。在剩下的三派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理学和心学两派。清初的官学，号为“朴学”。所谓“朴学”，不过是讲求实际、不尚空谈之学。朴学与实学，名异而实同。清廷以程朱理学为朴学典范，同时也兼容其他实学派别，对陆王心学也很是包容。李二曲在关中倡导王学，而康熙亦屡次相邀。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博学鸿词科，在取中的五十人中。心学一派的毛奇龄就赫然在内。由此可见，在程朱理学占据主流的同时，陆王心学也得到一定的重视，并非一种为人鄙视的状况。当时，朝廷既以“朴学”相号召，而学界也深恶空谈，其时虽有门户，但皆以实学为认同，和而不同，各尊所闻，朝廷和学界皆在实学取向上达成了基本的认同，故其学多兼采。王国维所谓“清初之学大”，盖即指此。实学化，当是解构清初学术的门径。
清代学术的第二步，是学界不认程朱理学为实学，并在修正程朱实学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清初，由于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被视为官方“实学”的典范，然而，在循着实学旗帜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却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变化。随着实学的深入，学者们渐渐发现，所谓的实学典范，其实也并不典范。这个发现，是由两方面的力量完成的。一个方面，是王学一派，其代表人物前有黄宗羲，后有毛奇龄。反朱崇实，本来就是王学的传统。晚明王学有玄谈一派，也有实学一派，黄宗羲是王学的实学一派。黄宗羲以历史的眼光治学。反对明代官方理学的空谈。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朱熹的易学著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都很重象数，而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认为：“《易》广大无所不备，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义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此为绝学，故为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朱子很重《河图》《洛书》，而此书有六篇文字皆沿欧阳修《河图》《洛书》为怪妄之旨，求之经文而辩证之。其书崇尚实证，兼斥朱学。稍后，毛奇龄继之，作《河洛原舛篇》《四书改错》等，以实学为旗帜，对程朱理学大肆诋毁，不遗余力，使程朱理学的缺点暴露无遗。毛奇龄的学问很大，反宋也激烈，处处与朱子立异，故其影响实不可小觑。传说毛奇龄读朱熹书时，旁立一草人，上书朱熹之名，每读到他自己以为不是之处，即对草人鞭挞之。尽管毛奇龄为人治学多有瑕疵，但其攻朱子最力，其学的功用在于时时在提醒世人朱子之伪讹，实在对把程朱理学从实学典范的神坛上拉下马有莫大功劳。另一方面，理学中的实学一派，经由阎若璩和胡渭，也完成对朱学之讹认证过程。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倡导理学实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其精神与黄宗羲的心学实学是一致的。但是，顾氏所尊尚的是宋代的理学，视宋学为“实学”，后来康熙推崇朱学为实学典范，也多少与顾氏有一定关系。然而，阎若璩(1638—1704年)、胡渭(1633—1714年)出，则理学方面的尊朱一变而为反朱。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证明了被历代尊为经典的《古文尚书》是伪经，宋学所凭借的“十六字心传”被宣告不具经典依据。胡渭的《易图明辨》主旨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相同，大旨辨宋以来《河图》《洛书》之流变，证明了朱子易学所依据的《河图》《洛书》并非伏羲则以画卦的《河图》《洛书》，而是来自于道士陈抟的道家易学，则宣告朱子易学并非孔门正学。二书考辨缜密，不留余议，一时风靡天下。按阎、胡的初衷，只是以实学的精神矫补程朱的不足，然而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对程朱理学的很大冲击。理学实学由对程朱实学的深信不疑一转而为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和修正，这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事。一方面，心学与理学由此达成了共识，终于完成了合流。另一方面，以前被视为实学典范的程朱理学，一变而为“意见”之学，被放置在了实学的对立面，由所尊变为所反的对象。也可以说，阎、胡二书，是清代前中期学术的分界。
清学走到这一步，乾嘉学术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乾嘉学术，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名号，清人自己对乾嘉学术的称呼，有所谓“古学”(汪中)，有所谓“汉学”(惠栋)，有所谓“经学”(焦循)，有所谓“考据之学”(孙星衍)，有所谓“实学”(乾隆)，名目繁多，一直没有固定的名号。民初的学界，对乾嘉学术也无固定的称谓。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有时沿嘉道以降清人之旧，称乾嘉学术为“汉学”，有时又对汉学这个词不认同，有时也用“清学”一词，可见，梁氏对乾嘉学术的名号的使用也是左支右绌、左右为难的。当下的学界，倾向于沿用“汉学”这一称呼，虽不得已，却也多少湮灭了许多乾嘉学术的真相。
不尚门户，实事求是，是乾嘉学人的普遍风尚。梁启超说：“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其治学根本方法，在‘事实求是’、‘无征不信’。”‘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实”之一字，实在是抓住了清学精神的本质。观诸清儒所论，也可见此说不谬。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故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凌廷堪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为是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醇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开馆，风气益精博矣。”又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四库全书》为清代汉学巅峰之作，而其《总目》开篇即说：“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所谓“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实事求是”，去私心而求公理，即是乾嘉学术的根本精神。学者以“汉学”视乾嘉学术，似清人以汉学为门户，遂不知乾嘉学术的实学方向；以乾嘉学术为汉宋之争，遂不知乾嘉学术为虚实之争。所谓汉学者，实在是一个口口相传、层累造就的学术误解。其实，清学走到了乾嘉，究其实际，不过是实学走到了顶峰一清初以程朱理学为实学，而乾嘉诸老则发现了一种比程朱实学更实的学问。乾嘉学术之反宋，所反对者即是被视为实学典范的程朱理学，所提倡者不过是一种比程朱实学更为征实的彻底实学。由此观之，所谓 乾嘉学术，实事求是之学而已，最彻底之实学而已，明代以来实学之顶峰而已。说清学是汉学，是考据之学，是古学，等等，皆不能尽乾嘉学术之义，惟“实学”之名，足当乾嘉学术之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乾嘉时期的学者，除惠栋倡导汉学外，其他学者皆不标门户。而所谓严立门户的汉学，究其动机，不过也是为了与他们观念中的玄虚之学立异对抗而已，其实也是一种实学。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所谓“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一语，即可见惠栋之学虽倡汉学，但其宗旨也是崇实的。江藩是惠栋的嫡传弟子，其论学，也不主张分门立户。他说：“后人攻击康成不遗余力，岂非数典而忘其祖欤?唯朱子则不然，其言曰：‘郑康成是个好人。’又曰：‘康成是个大儒。’再则曰：‘康成毕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郑君如此，而小生竖儒妄肆诋诃，果何谓哉!，’又说：“窃谓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内’也；陆子主静，《大学》‘定而后能静’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节虽异，其本则同，要皆圣人之徒也。”“有明儒生齿斤断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甚无谓也。我朝圣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伪，勉实行，于是朴域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风焉。……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唯愿学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几可与为善矣。至于孰异孰同，概置之弗论焉。”“孰异孰同，概置之弗论”是江藩不立门户的实据。当世学者往往对惠派严立汉宋门户而江藩又作如是说大惑不解，然而，从实学的角度则不难理解，惠派之反程朱是为求实，立汉学门户亦为求实，汉学之训诂与心学实学之结合，即为惠派实学，惠派汉学，亦乾嘉实学之一派而已。然惠派虽倡实学，却立一汉学门户，留一个尾巴在那里，其见识自然不及戴震，亦因此而为世人所病，故不能为乾嘉学术之代表。消弭门户，唯期征实，是乾嘉朝野共同的主张，戴震之学，比诸惠栋之汉学实学，则更彻底。洪榜说：“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所谓“无驰心于高妙”，即实学之谓也。梁启超说：“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诸依傍’……钱大昕所谓‘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惠、戴固为乾嘉学术之大师，但惠栋之实学，给宋学在立身行事间留一个空间，复又立一汉学门户，则有二失；戴氏之学，不给宋学留余地，又不立任何门户，则有两得。梁启超所谓惠氏之学“未能完全代表一代学术”，戴氏之学“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二语，诚为不易之论。这大概是因为惠栋之学虽倡实学，却未及戴震更彻底的缘故吧。
乾嘉实学，虽无门户，但学者之间，尚有许多分别。惠、戴之学，在乾嘉清儒中反虚崇实最彻底。惠、戴之间，则戴震最彻底，故戴震能为乾嘉学术之主将。清初以至乾嘉的学术进程，乃是一个实学每转益进的过程。当惠、戴学术形成时期，清代的实学刚好完成了心学实学一派与理学实学一派的合流，那时，清儒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朱陆异同，而是虚实之辨了。门户既去，以实为尚，为去除程朱实学的玄虚意见，为开创一种比程朱实学更加征实的新儒学，惠、戴从清初王学中寻找反朱的思想资源自然也就没有了障碍。
三、清代学术的新理路
有迹象表明，清初以及乾嘉学术的形成一直存在着理学与心学两条线。清儒凌廷堪说：“近时如昆山顾氏、萧山毛氏，世所称博极群书者也。而昆山攻姚江不出罗整庵之剩言，萧山攻新安但举贺凌台之绪论，皆入主出奴之余习，未尝洞见学术之隐微也。”罗整庵(钦顺)为明代理学革新的重要人物，凌氏以顾炎武之学为罗钦顺的“剩言”，即是说顾氏之学具有明代理学的渊源。贺凌台，其人不详，似陈宪章心学关东流裔，而凌氏以毛奇龄之学出自贺凌台，则亦以为直接明代心学。顾、毛二氏，皆倡实学，固乾嘉学术之祖，而其一为理学，一为心学。章太炎说：“顾宁人深惩王学，然南交太冲，北则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学者，中孚且称‘一念万年’，其语尤奇”，“则知宁人所恶于王学者，在其末流昌狂浮伪而已”。正如太炎先生所见，顾氏虽也攻击王学，但却南友黄宗羲、北善李二曲。其所恶者，王学猖狂浮伪一派而已；其所倡者，尊朱之实学而已。所以，顾氏乃能与心学和而不同、各尊所闻。此亦可见心学源流在清代未尝绝断。乾嘉时期，在惠、戴之外，阮元也受到了毛奇龄王学的影响。阮元《论语论仁论》说：“毛西河检讨《四书改错》曰：‘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日：‘己，私致。’《集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已’字属私欲，于是未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胜己私也。克者，约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尝有己身私欲重烦战胜之说?凌次仲教授曰：……马融以克己为约身，最得经意。”可见，阮元、凌廷堪对毛奇龄的这个解释还是认可的。阮元又记述说：“元幼学《易》，心疑先、后天诸图之说。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图洛书原舛篇》读之，豁然得其原委。”此即是说，阮元的易学也受到了毛氏很大影响。方东树谓“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此言大致不差。由此也可见王学与清学的密切关联。
钱穆、余英时论清代学术，也间接地涉及王学问题。钱穆论清学的明学源流，以为“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亦无不可”。认为清代学术之复古与明之七子不无关系，已经述及清学与明学的关系。钱穆论及明学，主要谈论的是晚明王学中的东林一派，因其主观意念是以明学为宋学之附庸，故其论王学与清学的关系仅限于此，且其以为：“盖清初诸儒，尚得东林遗风之一二。康、雍以往，及于乾、嘉，考证之学既盛，乃与东林若渺不相涉。”东林之风不见于乾嘉或许宜然，但若以为王学与乾嘉“渺不相涉”，却也未必。余英时“内在理路说”，也有注意到明学的地方。余氏认为，乾嘉之学重视知识，有明显地“重智主义”倾向，而其重智主义取向在明代方以智那里即已见其端倪同时，余先生也注意到，章学诚的文史之学是承陆王而来，以为章实斋“把王阳明的‘德性之良知’转化为智性之良知，以及他所坚持的‘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的论点，都显然是要自觉地将陆王的传统导入清代儒学的‘道问学’之运”。尽管余英时也认识到了章学诚学术中的王 学成分，但遗憾的是，余氏到此同样停住了脚步，他所找到的清学源流只有朱学一种，而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当今学界，有一种误区，以为阳明心学，在清初即被清儒所摒弃。论者或以为，阳明后学虽有价值，但进入清代以后，这些流派“无一例外地被断为‘心学末流’，而且在当时以及清代学者的反思视野中一致是受贬斥的对象。遗民学者在反思亡国之痛时，一致将心学定为罪魁祸首。因此，心学在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已经没有多少人响应”。或以为，“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其实，就笔者所见，清初王学虽不居主流，但仍有很大的势力，而且它在汉学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初学者中固然存在着对王学的轻蔑现象，但同时也有师宗王学的学者，王学在清初仍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即便在乾嘉，清儒也不是全然对明学嗤之以鼻，实对王学多有继承。乾嘉学术正是在实学旗帜下对朱学和王学的双重扬弃，也是为理学与心学所共同造就。如果说乾嘉学术存在两条内在理路，或许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我们说乾嘉学术除朱学传统外还另存在一条新理路，其实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见解。民初以来的清学研究已在逐渐逼近这个事实。胡适论戴学，说戴学是一种“心理学”，傅斯年作《性命古训辩证》，则说：“自明末以来所谓汉学家”，“其公然掊击程朱，标榜炎汉，以为《六经》《论语》《孟子》经宋儒手而为异端所化者，休宁戴氏之作为也(汉学家掊击宋儒始于毛奇龄，然毛说多攻击，少建设，未为世所重)”。冯友兰说清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没落的时代，理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心学是思想领域的反对派。在这个转变时期，理学是时代冲击的对象。心学对理学的批判，助长了这个冲击，而为之服务。”“黄宗羲的贡献是新时代的前驱。”刘述先称戴学为“欲为首出的哲学”。葛兆光称“戴震的思路仍然没有超越‘理’与‘情’的二元对立”，“结果可能就象明代王学左派一样，只是把过度倾向‘理’的偏执转向对另一极端‘情’的偏执”，“一旦过分凸显人心的意义，也有可能走向私欲合理化，将再度落入王阳明后学的窠臼中，并没有完全摆脱明代以来儒学的困境”。如果说上述诸人的说法还只是偶尔提及，那么，陈居渊、程二奇的研究结论则与本文更接近。陈居渊认为，“学术界一般认为，王学及其影响在清代由衰落而逐渐消失，然而据笔者考察，王学在清代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经历了由隐蔽走向公开、并再度演进为高潮的流变过程”。他还认为，早在乾嘉时期，焦循、凌廷堪、阮元即已尊认毛奇龄为清学的开创者。程二奇也认为，毛奇龄的学术，乃是清学史的一个新源流。事实表明，乾嘉学术的确与王学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乾嘉学术就是明代以来反宋反朱思潮的继续。乾嘉学术的原动力，正是王学的反宋反朱传统。如果没有王学，则乾嘉学术能否成立都是个问题，说乾嘉学术为朱子道问学与王学反朱反宋精神所共同造就，或不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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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学术，王学，内在理路说，余英时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09－08
1976年，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问世。在这本书中，余英时不同意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认为：“我们很难想象，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代的一套学术思想来。贯穿于理学与清学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现在便要找出宋明理学和清代的学术的共同生命何在。”余英时寻找到的清学与理学之间的“共同生命”，就是“儒家智识主义”，具体地说，也即是朱熹的道问学传统。他认为，乾嘉考证学的形成过程即是朱子道问学传统(儒家智识主义)的高度发展，“东原之学出自朱子‘道问学’的传统，但同时又将此传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东原的新义理是清代‘道问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儒学发展理论”。“清代考证学，从思想史的观点说，尚有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儒学由‘尊德性’的层次转入‘道问学’的层次。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称它作‘儒家智识主义(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的兴起”。余英时的这个主张，后来被学界概括为“内在理路说”。余氏此说，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丘为君把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称作20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并且认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但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则“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笔者毫不怀疑“每转益进说”和“内在理路说”高瞻远瞩的气象，但却认为，“内在理路说”所找到的乾嘉学术的内在理路，似乎还不尽全面。其实，在朱子道问学传统之外，乾嘉学术也与王学颇具渊源。
一、惠、戴学术的王学源流
在乾嘉诸老之中，惠栋(1697—1758)与戴震(1724—1777)是乾嘉考据学的“中坚”，戴震更是乾嘉清儒的主将与象征，而惠、戴的学术却都与王学紧密相关。
首先，惠栋与清初黄宗羲(1610—1695)的心学关系密切。黄宗羲是清初王学的代表，而江藩称赞黄宗羲说：“宗羲之学出于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又以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又谓昔贤力排佛氏，不检佛书，但肆谩骂，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险，不能剿绝鲸鲲也。乃阅佛藏，深明其说，所以力排佛氏，皆能中其窾要。”这段话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黄宗羲的心学与堕入禅门一派的王学不同，乃是阳明心学中讲求实际实证的一派，即所谓“姚江之诤子”；二是说，黄宗羲的主张，从大的方面说，是汉宋兼采的，从小的方面说，又有“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的分别，此即是说，黄宗羲主张在学术的层面师宗汉儒，而在立身行事的层面师宗宋学。对照江藩的下面一段话，我们即可见到惠栋学术与黄宗羲实学心学的治学宗旨的相同之处。江藩说：“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黄宗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惠栋主张“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两相比较，则惠栋的治学宗旨几乎可以说是黄宗羲的翻版。
除了黄宗羲之外，惠栋的学术还与清代王学的另一个大学者毛奇龄有莫大的承继关系。在乾嘉之前，毛奇龄反朱最力。皮锡瑞论国初学术，以为胡渭、陈启源、万斯大、方苞皆汉宋持平，不弃宋学，“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于朱子立异。朱子疑伪孔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毛奇龄的学术，以反朱为最大特点，而惠栋治学的基点也是以反朱反宋为先，他率先标出的“汉学”旗帜，其实质不过是要取宋学而代之，这个基本精神与毛奇龄是一脉相承的。凌廷堪是乾嘉学术的重要学者，专治三礼，而于《仪礼》尤精。其论乾嘉学术，则明确观察到了惠栋学术与毛奇龄之间的承继关系。他说：“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犹隋唐以前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耀文)《经典稽疑》、郝氏(敬)《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异视之。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固陵是浙江萧山的别称，固陵毛氏即毛奇龄。凌氏肯定了毛奇龄大反濂、洛、关、闽之局的功劳，同时又认为，其学有“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之弊，而惠栋、戴震继之，取毛氏之所长，舍毛氏之所短，“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由此可见，惠栋的学术是直接毛奇龄王学而来的。
戴震学术中的朱学因素，余英时先生所论甚详，已无庸赘言，而戴学中的王学渊源，余先生尚未揭明，则需作进一步的澄清。
惠栋之反宋，主张在学术方面尽反宋学，但总算还是给宋儒在立身制行方面留了一点颜面。至于戴震，则最激进，他不仅否认宋儒的学术，也否认宋人的行事。戴氏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这不啻是说，宋学是“大道失而行事乖”的根源，宋儒不仅在学术上有主观臆断之弊，而且由于学术“实未能得”，行事也颇为乖张，宋儒的学术与行事当在抛弃之列。这个见解比惠栋更激烈。
戴震这样做，同样有其王学源流。据钱穆的研究，戴氏早年尊朱述朱，而遇到元和惠栋之后，其学乃一变而为尽反程朱，惠、戴交往，是早年戴震与晚年戴震的分界。在戴震学术演变过程中，惠、戴交往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至于戴震何以在会见过惠栋以后就发生了从尊朱到反朱的重大逆转，钱穆没有深究。据管见所及，戴氏之所以由早年的尊朱述朱，一变而为中晚年最激烈的反对程朱，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戴氏受到了惠栋反宋思想的震撼。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又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 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诂，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训诂、理义二之，是训诂非以明理义，而训诂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从两段引文可见，惠栋的学术，一是反对凿空说经，主张“义理出于训诂”“古训明而义理明”；二是不以宋儒之义理为确，欲创一种新义理取宋儒而代之。这两点都有一种挣脱宋儒而另造一新儒学的明显倾向。由此亦可推知，戴震从惠栋那里得到的东西大致有二：一是确认了宋儒的经说为凿空之见，并非实学，主张“义理必出训诂”；二是确立了反宋儒之说经、反宋儒之义理，以建立一个新儒学的坚定理念。鉴于戴氏早年即有崇实、重语言文字的爱好，惠栋即汉经师之训诂以求理义的思想对戴震的影响也许并不明显，而惠栋以宋学为凿空之学、欲创一种新义理的反宋精神，则对戴震是一种震撼。由此，戴震一变尊朱为反朱。但是，若从文字的表面看，似乎戴震的转变只是惠、戴之间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更深究一层，则惠、戴的身后，则有一个朱学与王学对立的背景。本文前已述及，惠栋的学术在经学方面近于黄宗羲，在思想方面得诸毛奇龄，这即是说，惠栋的学术具有明显的王学源流。换言之，戴震对惠栋主张的认同，则无疑也是对王学的接纳。戴震的反宋精神是从惠栋那里来的，而惠栋的反宋精神则是从王学那里来的。归根到底，戴震反宋反程朱、欲新创一种新儒学的精神还是从王学那里来的。在会见惠栋之前，戴震宗朱，与大多数清儒一样，持有“训诂则汉儒、义理则宋儒”的观点。而会见惠栋以后，戴震全面反朱，不再以宋儒义理为真义理，从此再也不认宋儒在义理上的权威而力反之。惠学不以程朱理学为实学，于宋儒之训诂、义理皆反之，而惠学源出黄宗羲、毛奇龄等代表的清初王学。戴、惠交好，而戴学亦由此而变，促其由尊朱到反朱者，名为惠栋，而其实则是清初的王学。对于戴学中的王学因素，清人凌廷堪、魏源皆有论及。凌廷堪说：“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缘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魏源说，戴氏“平日谭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可见，同惠栋一样，戴学与毛奇龄的心学之间实有承继关系。此亦是说，惠、戴之学不过是明代陈耀文、郝敬，清初黄宗羲、毛奇龄以来反宋反朱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惠、戴在反程朱和重训诂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毛奇龄反宋精神的影响。
毛奇龄(1623—1716)，浙江萧山(固陵)人，字大可，号秋晴，一日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他是继黄宗羲之后清初王学的重要人物。其著经集五十种、文集二百三十四卷。经集之著者，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易小帖》《易韵》《河洛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春秋毛氏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辞比事记》《春秋占筮书》《续诗传鸟名》《白鹭洲主客说诗》《郊社禘袷问》《大小宗通绎》《论语稽求篇》《四书改错》《四书媵言》《孝经问》《经问》等。其学淹贯群书，虽错诬间出，却时有精见；若论其功，则力反朱子，乾嘉学术反宋反朱意识的最终确立，毛氏亦为一大功臣，于清学实有继往开来之功，其学术地位应与胡渭、阎若璩相伯仲。毛氏其人，聪明率性，自负鹜名，好为辩驳以求胜，辄为当世所病，故其学其人均惹非议。惠学一派，虽继承了毛奇龄的精神，却十分鄙视毛奇龄的为人。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对毛奇龄只字不提，其《宋学渊源记》也只捎带的写了李因笃剑走毛奇龄一段有趣故事，而其中也不乏幸灾乐祸的贬抑之意。《宋学渊源记》说：“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读经史，为有用之学，与李中孚友善。昆山顾炎武至关中，主其家。”“其学以朱子为宗，时二曲提唱良知，关中人士皆从之游。二曲与因笃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时相过从，各尊所闻，不为同异之说。……性忼直，面斥人过，与毛奇龄论古韵不合，奇龄强辩，因笃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奇龄骇走，当时传为快事。或曰：‘因笃性刚，非君子也。’予曰：‘无欲则刚，人之所难，故圣人有未见之叹。子之言过矣。’”平心而论，学术论争不能以理服人，乃诉诸暴力解决之，李因笃自有可议之处，而江藩则以因笃为君子，倾向性十分明显。江藩在《两记》中不载毛奇龄，大概有嫌弃毛氏党同伐异、自负鹜名的因素，但却也掩盖了惠派的王学渊源。但是，毛奇龄乃是清初反宋阵营中“冲锋陷阵之猛将”，“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为“清学的首创者”，若非凌廷堪、魏源二氏的精准观察，则惠派与王学之间的关系或许就此湮灭了。戴震的著作，也没有提及毛奇龄，但是，正如前述凌廷堪、魏源所观察的那样，惠、戴二人的反宋思想都直接受到了毛奇龄的影响。
戴震说：“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与段茂堂等十一札》《疏证》一书，极力反对“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而“祸斯民”的宋儒意见之学，主张圣贤之道出自事物，出自实际，道是具体的道，理是具体的理，性是理欲的合一，命是理义对人的限定，欲以实理代宋儒之虚理，“欲使有宋不得为代，程朱不得为人”。虽然《疏证》未尝提及王学，但通观全书，其反宋精神与崇实倾向皆与清初王学如出一辙。戴氏说，《疏证》是“正人心之要”，此亦可见其对心的重视。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晚年戴震对孟子情有独钟，自称私淑孟子，又作《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而王学的祖宗正是孟子。方东树谓：“戴氏临终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篾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戴氏犹知悔之。”方氏说戴震知悔，或为诬妄，而戴氏对王学资源的汲取、对人心的看重则是显见的事实。
惠、戴为乾嘉学术之领袖，而其学皆有王学渊源。乾嘉清儒倡以实学，“最恶立门户”，惠、戴论学皆不言王学，故很难找出他们直接记述王学的文字。然而，正如戴震力反程朱而继承朱子道问学传统一样，惠、戴虽不言王学，而王学自在其中。欲究惠学、戴学中的王学痕迹，当在其著作全体精神中找寻。桐城大师姚鼐谩骂毛大可、戴东原“皆身灭嗣绝”，方东树又对明代心学竭力批驳，并不是偶然的。
二、惠、戴汲取王学的内在机理
惠、戴之所以能够汲取王学，也与清初学术发展的轨迹有关。
清代学术的第一步，是完成了朝野学术的实学化。清初之学虽有门户之差异，但皆同归于实学。当时，有气学之实学，若王夫之；有心学之实学，若黄宗羲、毛奇龄、李二曲；有理学之实学，若顾炎武、胡渭、阎若璩；有兼采之实学，若颜元、李塨。由于王夫之的著作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 才由其七代孙王世全始刻，因此，气学在清初并没有独立成派。在剩下的三派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理学和心学两派。清初的官学，号为“朴学”。所谓“朴学”，不过是讲求实际、不尚空谈之学。朴学与实学，名异而实同。清廷以程朱理学为朴学典范，同时也兼容其他实学派别，对陆王心学也很是包容。李二曲在关中倡导王学，而康熙亦屡次相邀。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博学鸿词科，在取中的五十人中。心学一派的毛奇龄就赫然在内。由此可见，在程朱理学占据主流的同时，陆王心学也得到一定的重视，并非一种为人鄙视的状况。当时，朝廷既以“朴学”相号召，而学界也深恶空谈，其时虽有门户，但皆以实学为认同，和而不同，各尊所闻，朝廷和学界皆在实学取向上达成了基本的认同，故其学多兼采。王国维所谓“清初之学大”，盖即指此。实学化，当是解构清初学术的门径。
清代学术的第二步，是学界不认程朱理学为实学，并在修正程朱实学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清初，由于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被视为官方“实学”的典范，然而，在循着实学旗帜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却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变化。随着实学的深入，学者们渐渐发现，所谓的实学典范，其实也并不典范。这个发现，是由两方面的力量完成的。一个方面，是王学一派，其代表人物前有黄宗羲，后有毛奇龄。反朱崇实，本来就是王学的传统。晚明王学有玄谈一派，也有实学一派，黄宗羲是王学的实学一派。黄宗羲以历史的眼光治学。反对明代官方理学的空谈。他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朱熹的易学著作《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都很重象数，而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认为：“《易》广大无所不备，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易》之本义反晦。世儒过视象数，以此为绝学，故为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朱子很重《河图》《洛书》，而此书有六篇文字皆沿欧阳修《河图》《洛书》为怪妄之旨，求之经文而辩证之。其书崇尚实证，兼斥朱学。稍后，毛奇龄继之，作《河洛原舛篇》《四书改错》等，以实学为旗帜，对程朱理学大肆诋毁，不遗余力，使程朱理学的缺点暴露无遗。毛奇龄的学问很大，反宋也激烈，处处与朱子立异，故其影响实不可小觑。传说毛奇龄读朱熹书时，旁立一草人，上书朱熹之名，每读到他自己以为不是之处，即对草人鞭挞之。尽管毛奇龄为人治学多有瑕疵，但其攻朱子最力，其学的功用在于时时在提醒世人朱子之伪讹，实在对把程朱理学从实学典范的神坛上拉下马有莫大功劳。另一方面，理学中的实学一派，经由阎若璩和胡渭，也完成对朱学之讹认证过程。清初，顾炎武(1613—1682年)倡导理学实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其精神与黄宗羲的心学实学是一致的。但是，顾氏所尊尚的是宋代的理学，视宋学为“实学”，后来康熙推崇朱学为实学典范，也多少与顾氏有一定关系。然而，阎若璩(1638—1704年)、胡渭(1633—1714年)出，则理学方面的尊朱一变而为反朱。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证明了被历代尊为经典的《古文尚书》是伪经，宋学所凭借的“十六字心传”被宣告不具经典依据。胡渭的《易图明辨》主旨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相同，大旨辨宋以来《河图》《洛书》之流变，证明了朱子易学所依据的《河图》《洛书》并非伏羲则以画卦的《河图》《洛书》，而是来自于道士陈抟的道家易学，则宣告朱子易学并非孔门正学。二书考辨缜密，不留余议，一时风靡天下。按阎、胡的初衷，只是以实学的精神矫补程朱的不足，然而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对程朱理学的很大冲击。理学实学由对程朱实学的深信不疑一转而为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和修正，这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事。一方面，心学与理学由此达成了共识，终于完成了合流。另一方面，以前被视为实学典范的程朱理学，一变而为“意见”之学，被放置在了实学的对立面，由所尊变为所反的对象。也可以说，阎、胡二书，是清代前中期学术的分界。
清学走到这一步，乾嘉学术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乾嘉学术，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名号，清人自己对乾嘉学术的称呼，有所谓“古学”(汪中)，有所谓“汉学”(惠栋)，有所谓“经学”(焦循)，有所谓“考据之学”(孙星衍)，有所谓“实学”(乾隆)，名目繁多，一直没有固定的名号。民初的学界，对乾嘉学术也无固定的称谓。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有时沿嘉道以降清人之旧，称乾嘉学术为“汉学”，有时又对汉学这个词不认同，有时也用“清学”一词，可见，梁氏对乾嘉学术的名号的使用也是左支右绌、左右为难的。当下的学界，倾向于沿用“汉学”这一称呼，虽不得已，却也多少湮灭了许多乾嘉学术的真相。
不尚门户，实事求是，是乾嘉学人的普遍风尚。梁启超说：“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其治学根本方法，在‘事实求是’、‘无征不信’。”‘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实”之一字，实在是抓住了清学精神的本质。观诸清儒所论，也可见此说不谬。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故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凌廷堪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为是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阮元说：“我朝列圣，道德醇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开馆，风气益精博矣。”又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四库全书》为清代汉学巅峰之作，而其《总目》开篇即说：“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所谓“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实事求是”，去私心而求公理，即是乾嘉学术的根本精神。学者以“汉学”视乾嘉学术，似清人以汉学为门户，遂不知乾嘉学术的实学方向；以乾嘉学术为汉宋之争，遂不知乾嘉学术为虚实之争。所谓汉学者，实在是一个口口相传、层累造就的学术误解。其实，清学走到了乾嘉，究其实际，不过是实学走到了顶峰一清初以程朱理学为实学，而乾嘉诸老则发现了一种比程朱实学更实的学问。乾嘉学术之反宋，所反对者即是被视为实学典范的程朱理学，所提倡者不过是一种比程朱实学更为征实的彻底实学。由此观之，所谓 乾嘉学术，实事求是之学而已，最彻底之实学而已，明代以来实学之顶峰而已。说清学是汉学，是考据之学，是古学，等等，皆不能尽乾嘉学术之义，惟“实学”之名，足当乾嘉学术之称。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乾嘉时期的学者，除惠栋倡导汉学外，其他学者皆不标门户。而所谓严立门户的汉学，究其动机，不过也是为了与他们观念中的玄虚之学立异对抗而已，其实也是一种实学。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所谓“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一语，即可见惠栋之学虽倡汉学，但其宗旨也是崇实的。江藩是惠栋的嫡传弟子，其论学，也不主张分门立户。他说：“后人攻击康成不遗余力，岂非数典而忘其祖欤?唯朱子则不然，其言曰：‘郑康成是个好人。’又曰：‘康成是个大儒。’再则曰：‘康成毕竟是大儒。’朱子服膺郑君如此，而小生竖儒妄肆诋诃，果何谓哉!，’又说：“窃谓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内’也；陆子主静，《大学》‘定而后能静’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节虽异，其本则同，要皆圣人之徒也。”“有明儒生齿斤断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甚无谓也。我朝圣人首出庶物，以文道化成天下，斥浮伪，勉实行，于是朴域之士彬彬有洙泗之风焉。……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唯愿学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几可与为善矣。至于孰异孰同，概置之弗论焉。”“孰异孰同，概置之弗论”是江藩不立门户的实据。当世学者往往对惠派严立汉宋门户而江藩又作如是说大惑不解，然而，从实学的角度则不难理解，惠派之反程朱是为求实，立汉学门户亦为求实，汉学之训诂与心学实学之结合，即为惠派实学，惠派汉学，亦乾嘉实学之一派而已。然惠派虽倡实学，却立一汉学门户，留一个尾巴在那里，其见识自然不及戴震，亦因此而为世人所病，故不能为乾嘉学术之代表。消弭门户，唯期征实，是乾嘉朝野共同的主张，戴震之学，比诸惠栋之汉学实学，则更彻底。洪榜说：“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所谓“无驰心于高妙”，即实学之谓也。梁启超说：“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诸依傍’……钱大昕所谓‘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惠、戴固为乾嘉学术之大师，但惠栋之实学，给宋学在立身行事间留一个空间，复又立一汉学门户，则有二失；戴氏之学，不给宋学留余地，又不立任何门户，则有两得。梁启超所谓惠氏之学“未能完全代表一代学术”，戴氏之学“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二语，诚为不易之论。这大概是因为惠栋之学虽倡实学，却未及戴震更彻底的缘故吧。
乾嘉实学，虽无门户，但学者之间，尚有许多分别。惠、戴之学，在乾嘉清儒中反虚崇实最彻底。惠、戴之间，则戴震最彻底，故戴震能为乾嘉学术之主将。清初以至乾嘉的学术进程，乃是一个实学每转益进的过程。当惠、戴学术形成时期，清代的实学刚好完成了心学实学一派与理学实学一派的合流，那时，清儒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朱陆异同，而是虚实之辨了。门户既去，以实为尚，为去除程朱实学的玄虚意见，为开创一种比程朱实学更加征实的新儒学，惠、戴从清初王学中寻找反朱的思想资源自然也就没有了障碍。
三、清代学术的新理路
有迹象表明，清初以及乾嘉学术的形成一直存在着理学与心学两条线。清儒凌廷堪说：“近时如昆山顾氏、萧山毛氏，世所称博极群书者也。而昆山攻姚江不出罗整庵之剩言，萧山攻新安但举贺凌台之绪论，皆入主出奴之余习，未尝洞见学术之隐微也。”罗整庵(钦顺)为明代理学革新的重要人物，凌氏以顾炎武之学为罗钦顺的“剩言”，即是说顾氏之学具有明代理学的渊源。贺凌台，其人不详，似陈宪章心学关东流裔，而凌氏以毛奇龄之学出自贺凌台，则亦以为直接明代心学。顾、毛二氏，皆倡实学，固乾嘉学术之祖，而其一为理学，一为心学。章太炎说：“顾宁人深惩王学，然南交太冲，北则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学者，中孚且称‘一念万年’，其语尤奇”，“则知宁人所恶于王学者，在其末流昌狂浮伪而已”。正如太炎先生所见，顾氏虽也攻击王学，但却南友黄宗羲、北善李二曲。其所恶者，王学猖狂浮伪一派而已；其所倡者，尊朱之实学而已。所以，顾氏乃能与心学和而不同、各尊所闻。此亦可见心学源流在清代未尝绝断。乾嘉时期，在惠、戴之外，阮元也受到了毛奇龄王学的影响。阮元《论语论仁论》说：“毛西河检讨《四书改错》曰：‘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日：‘己，私致。’《集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已’字属私欲，于是未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胜己私也。克者，约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尝有己身私欲重烦战胜之说?凌次仲教授曰：……马融以克己为约身，最得经意。”可见，阮元、凌廷堪对毛奇龄的这个解释还是认可的。阮元又记述说：“元幼学《易》，心疑先、后天诸图之说。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图洛书原舛篇》读之，豁然得其原委。”此即是说，阮元的易学也受到了毛氏很大影响。方东树谓“阮氏平日教学者必先看西河文集”，此言大致不差。由此也可见王学与清学的密切关联。
钱穆、余英时论清代学术，也间接地涉及王学问题。钱穆论清学的明学源流，以为“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亦无不可”。认为清代学术之复古与明之七子不无关系，已经述及清学与明学的关系。钱穆论及明学，主要谈论的是晚明王学中的东林一派，因其主观意念是以明学为宋学之附庸，故其论王学与清学的关系仅限于此，且其以为：“盖清初诸儒，尚得东林遗风之一二。康、雍以往，及于乾、嘉，考证之学既盛，乃与东林若渺不相涉。”东林之风不见于乾嘉或许宜然，但若以为王学与乾嘉“渺不相涉”，却也未必。余英时“内在理路说”，也有注意到明学的地方。余氏认为，乾嘉之学重视知识，有明显地“重智主义”倾向，而其重智主义取向在明代方以智那里即已见其端倪同时，余先生也注意到，章学诚的文史之学是承陆王而来，以为章实斋“把王阳明的‘德性之良知’转化为智性之良知，以及他所坚持的‘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的论点，都显然是要自觉地将陆王的传统导入清代儒学的‘道问学’之运”。尽管余英时也认识到了章学诚学术中的王 学成分，但遗憾的是，余氏到此同样停住了脚步，他所找到的清学源流只有朱学一种，而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当今学界，有一种误区，以为阳明心学，在清初即被清儒所摒弃。论者或以为，阳明后学虽有价值，但进入清代以后，这些流派“无一例外地被断为‘心学末流’，而且在当时以及清代学者的反思视野中一致是受贬斥的对象。遗民学者在反思亡国之痛时，一致将心学定为罪魁祸首。因此，心学在进入清代以后虽然没有完全断绝，但已经没有多少人响应”。或以为，“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其实，就笔者所见，清初王学虽不居主流，但仍有很大的势力，而且它在汉学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初学者中固然存在着对王学的轻蔑现象，但同时也有师宗王学的学者，王学在清初仍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即便在乾嘉，清儒也不是全然对明学嗤之以鼻，实对王学多有继承。乾嘉学术正是在实学旗帜下对朱学和王学的双重扬弃，也是为理学与心学所共同造就。如果说乾嘉学术存在两条内在理路，或许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我们说乾嘉学术除朱学传统外还另存在一条新理路，其实并不是一种孤立的见解。民初以来的清学研究已在逐渐逼近这个事实。胡适论戴学，说戴学是一种“心理学”，傅斯年作《性命古训辩证》，则说：“自明末以来所谓汉学家”，“其公然掊击程朱，标榜炎汉，以为《六经》《论语》《孟子》经宋儒手而为异端所化者，休宁戴氏之作为也(汉学家掊击宋儒始于毛奇龄，然毛说多攻击，少建设，未为世所重)”。冯友兰说清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没落的时代，理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心学是思想领域的反对派。在这个转变时期，理学是时代冲击的对象。心学对理学的批判，助长了这个冲击，而为之服务。”“黄宗羲的贡献是新时代的前驱。”刘述先称戴学为“欲为首出的哲学”。葛兆光称“戴震的思路仍然没有超越‘理’与‘情’的二元对立”，“结果可能就象明代王学左派一样，只是把过度倾向‘理’的偏执转向对另一极端‘情’的偏执”，“一旦过分凸显人心的意义，也有可能走向私欲合理化，将再度落入王阳明后学的窠臼中，并没有完全摆脱明代以来儒学的困境”。如果说上述诸人的说法还只是偶尔提及，那么，陈居渊、程二奇的研究结论则与本文更接近。陈居渊认为，“学术界一般认为，王学及其影响在清代由衰落而逐渐消失，然而据笔者考察，王学在清代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经历了由隐蔽走向公开、并再度演进为高潮的流变过程”。他还认为，早在乾嘉时期，焦循、凌廷堪、阮元即已尊认毛奇龄为清学的开创者。程二奇也认为，毛奇龄的学术，乃是清学史的一个新源流。事实表明，乾嘉学术的确与王学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乾嘉学术就是明代以来反宋反朱思潮的继续。乾嘉学术的原动力，正是王学的反宋反朱传统。如果没有王学，则乾嘉学术能否成立都是个问题，说乾嘉学术为朱子道问学与王学反朱反宋精神所共同造就，或不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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