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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驴得水》上映后，不仅得到观众的认可，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从电影中四位主人公对理想生活的乌托邦想象到覆灭来探究作品批判现实的意义。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 《驴得水》在口碑和票房方面的成功，也反映出电影主创团队对艺术功能的乌托邦想象。如果不能严肃而严谨地对待艺术创作，那么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也会如乌托邦一样，迎来覆灭的结局。
关键词：《驴得水》 乌托邦 历史事件
自电影《驴得水》上映以来，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也取得了很高的票房。几年来，不论是作品的话剧版还是电影版，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评论指出影片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因为电影《驴得水》沿用了话剧的演出模式，台词僵硬，人物活动空间封闭，没有乡村空间、乡村生活细节，主线不明等。但是更多的评论对这部电影批判现实的意义给予了肯定，比如作品的历史眼光、影片反映出现实的荒诞、人性的善恶博弈、从电影的乌托邦透视人性特征，等等。本文将从影片中对乌托邦的想象到覆灭以及作品的出现与接受来深入探讨这部电影的现实意义。
一、乌托邦的想象
在话剧的基础上创作的电影《驴得水》基本上延续了其话剧特色，人物比较少，场景也比较集中。但是走下了舞台使得电影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背景和更贴近现实的艺术呈现。影片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纯净的地理空间：辽阔的草原、静静吃草的牧群，简陋而安静的秋千架、篮球架，还有能够实现教育理想的三民小学校，宛然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学校的门口“进来彬彬有礼，出去步步生风”和“学做人”的标语表达了主人公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改变中国农民“贪”“愚”“弱”“私”的美好愿望。这样的远离尘嚣的环境正契合了作品中人物的心理需求。
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被称作“品行不端，却怀揣教育梦想的大学老师”，按照剧中特派员的说法，他们都是有“污点”的人：校长孙恒海的儿子在延安，家庭成分有问题；裴魁山帮原来的学校采购教具吃回扣；周铁男曾经打过系主任；张一曼行为不检点。且不论这“品行不端”和“污点”是否应该带有引号，至少按照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成为那个社会里的边缘化群体，因而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容身的理想的栖身之所，一个类似“乌托邦”的所在，以便长久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按照赵一凡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乌托邦……表达了人类永久解决矛盾，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理想社会的愿望”，在那里，人们能够看到“真理”“正义”“自由”“善良”“幸福”的化身。a于是，这个偏僻的乡村便成了梦想的乌托邦：孙校长可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而且在这里，他的家庭成分不再是污点；周铁男可以展现自己的正义，没人在意他曾经打过谁；张一曼可以找到渴望已久的自由，可以活得自在点儿，可以没人管；裴魁山则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他们个人层面的乌托邦想象却和他们标榜的理想形成明显的错位，这种反差注定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只能存在于“乌有之地”。
二、乌托邦的覆灭
“乌托邦”一词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地方”。而在早期的乌托邦作品中，比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培根的《新大西岛》等中，“乌托邦”既含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同时表现出作家的“救世”愿望。电影《驴得水》中的四位主人公也带着类似的愿望来展开他们的“乡村教育实验”，想要改变中国农民的“贪”“愚”“弱”“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和初衷背道而驰。
戏里，孙校长以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一直重复着“做大事不拘小节”，但是观众看到的“大事”与“小节”却本末倒置了。孙校长的“大事”是他的教育理想，但是学校里只有六名学生，而且依然面临着学生流失的风险，无奈之下，校长想出用发奖学金的方法来吸引学生的办法。在这样的现实中，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农民显然遥遥无期。那么，孙校长的“小节”又是什么？在他看来，为了学校的集体利益，以驴当人、骗吃空饷是小节；为了让铜匠同意照相，默认张一曼 “睡服”铜匠是小节；当张一曼被铜匠报复，遭受辱骂、打耳光时，校长认为让所有人骂张一曼很公平，并按照铜匠的要求动手剪去一曼的头发，这样的软弱导致张一曼受辱也是小节；为了骗取美国慈善家的捐款，甚至跪求自己的女兒孙佳与铜匠举行婚礼同样是小节。通过这样的“大事”与“小节”的本末倒置来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必然会导致理想的破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就一步之遥。
周铁男一身正气，敢做敢说，即使他在学校时打系主任的事情被特派员揭露，他仍然毫不退缩。他几次袒护一曼，特派员第二次来，他揭露真相，但是当子弹从他的耳边飞过时，周铁男强悍而正直的人设瞬间垮塌，他放弃了理想。对现实的无奈把他变成了懦夫，变成一条只会龇牙的狗，成了曾经的敌对势力的代言人。面对一曼被侮辱，他缩起了脑袋；面对特派员的威逼，他去说服孙佳和铁匠结婚。
张一曼追求自由，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真的只想活得自在点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人管我的地儿”。她做事情说话随心所欲，校长要设立奖学金，需要捐款她就捐，和周铁男、裴魁山插科打诨，为了让铜匠照相而“睡服”他。但是即使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她仍然无法摆脱她要逃避的价值标准和角色界定。张一曼的镜头中有摘菜、剥蒜、量布、缝衣，除此之外，她还为他们的生活“增色”。当她提出要“睡服”铜匠的时候，周铁男抱怨一曼这样，校长也不管；尤其是裴魁山和她的两段对话更加清楚地展示出张一曼一直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中。裴魁山向她求婚的时候说：“你不是放荡，你就是太单纯了……我相信真实的你不是那样的”，但是当他骂张一曼的时候，暴露了他赤裸裸的男性中心价值标准，而最终冲开了一曼的心理防线。也许在那一刻，张一曼意识到她永远都不可能找到那个能让她活得自在的地方，她内心为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也就此覆灭了。
相比孙校长、周铁男和张一曼，裴魁山在四人中性格前后变化较小，他跟随孙校长来到三民小学校或许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以逃避曾经吃回扣的追责，他自始至终都或隐晦或明确地表现出了他的自私和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当学校只剩下六个学生时，孙校长建议给下学期来上课的学生适当地发些奖学金，裴魁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种做法与他们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目的——改变中国农民的“贪”“愚”“弱”“私”——不符。他向张一曼求婚的前奏是：愿不愿意去西南联大？虽然是助教，待遇不比这边差。当驴得水老师的新工资发放以后，裴魁山坚决反对用这笔钱去扩建教室；铜匠老婆来闹事，他逼着一曼去坦白，并指责周铁男：“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标准来绑架我的利益？”末了，当铜匠老婆大闹婚礼，场面乱作一团之际，裴魁山第一个冲出去抢美国慈善家给的一万美金。如果说孙校长、周铁男和张一曼想在这个偏远的乡村找到精神的庇护所，裴魁山的目的则是逃避，同时不放弃利益。想用理想的华彩掩盖他的真实目的，这件华丽的外衣终究会烟消云散。 三、作为历史事件的《驴得水》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同时，作品的出现本身也是历史事件。电影《驴得水》中，故事的背景是 1942年内蒙古一个贫瘠而偏远的乡村。可是，观众在看过电影以后，却不会把它当作历史题材的作品，细心的观众会从创作团队如何呈现七十年前的事件来探究创作者眼中当下的现实。
如前文所说，这部电影首先构建的是对“乌托邦”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只是影片中主人公对一个理想之地的想象，更是创作者在现实里构建的乌托邦。“乌托邦的出现通常是社会矛盾普遍化、尖锐化、深刻化的结果。政治黑暗、灾难四伏、人类群体存在的环境恶化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作家面对深重的灾难会表现出‘救世’愿望”b。那么，是什么样的矛盾激发了这部电影的产生？导演周申在说起为什么坚持做喜剧的时候说喜剧是他看待矛盾冲突的方式，在矛盾冲突里他看到了各种错位，人和人之间的错位、人的愿望和现实之间的错位、人的性格和现实之间的错位c，这些错位构成了现实世界的矛盾，也构成了文艺作品中的喜剧因素。《驴得水》中的种种错位显然并不只存在于20世纪40年代，它们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影片中的乌托邦想象便是这些错位无法复位的结果，在这些因为错位而日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好笑，更多的是对问题的反思。但是正如丁罗男和郜元宝指出的这部戏想要说的问题太多，甚至有些芜杂，而导致主线不明。d影片所获得的高口碑和高票房背后，除了剧作本身反映出的问题，它的运作机制和被接受的程度同样反映出当前社会的一些问题。
“性”话题在文艺作品中可算是一贯的笑点担当。“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性行为都被看作是可笑而粗野的——这类行为被视为‘自然’而‘可接受’，但却有损于人类尊严，因而常被当做笑料”e。裴魁山的“软”、铜匠的“硬”，还有铜匠老婆所说的“姿势”都足以引人发笑。然而，这种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和作用却令人质疑。除了企图强奸张一曼的卫兵，剧中所有的男性都在“性”这件事上表现得理性而被动。而张一曼则不同，似乎只有她一人熟谙此道，不仅积极主动，而且花样繁多，她不只“睡服”了铜匠，甚至由此开启了他的启蒙之路。虽然在早期女性对自由的追求中，“性”自由是一個不可忽视的元素，然而一位女性处处被动、懵懂，唯有在这件事上掌握主动权，不能不说这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权利斗争，仍然很难摆脱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境况。
苏格拉底曾说：“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得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f这个描述不仅适用于文章，它对于影视作品反而更加贴切。 可是，“作为永恒知识的遗存，作为智慧思想的开启，书籍正被互联网、电影、电视、手机、iPad、电子游戏机和数码相机等新媒体所挤压”g，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新媒体应当承担“智慧思想开启”的责任，好的影视作品应该兼具娱乐性、文学性和启蒙性。导演周申这样描述他们的创作初衷：“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讨论没有信仰的理想主义，我们想探讨一下，那些美好的东西真正遇到困难和考验的时候，弱点在哪里？面对制度，个人的责任是什么？面对欲望，个人到底有没有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h不可否认，《驴得水》的创作团队的态度是严肃的，所以才有了“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样的宣传海报。但是，有多少观众能跟着你去批判？有多少观众真的能够“和愚蠢的事情划清了界线，和错误的事情划清了界限”？i电影中类似张一曼的“睡服”和特派员“去你的吧”“也去你的吧”“如果吕得水老师的家世真像你说的这么显赫，那倒是令我李某蓬荜生辉了”这样的台词，在完成他们的喜剧使命之后，它们会对我们的语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我们可以模仿电影中的一句话“一群情怀满满，且怀揣针砭时弊梦想的团队，为了批判某些现实，精心打造了一部剧作”来描述《驴得水》的主创团队的初衷，他们通过影片中四位主人公对乌托邦的想象和覆灭，希冀能带领观众去批判，而达到启蒙的目的。但是这样的情怀是否会得到观众的理解，这一梦想是否能够实现？在“恶搞”已蔚然成风的今天，一味迎合观众的趣味，主创团队的初衷是否被观众认为是“恶搞”？多一些严谨、多一些严肃，制作者的初衷或许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和认同。否则，主创团队美好的愿望也会像一个永远的乌托邦，最终不得不接受覆灭的结局。
ab崔竞生、王岚：《乌托邦》，选自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ci专访《驴得水》导演周申：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喜剧吗？https：//v.youku.com/v_show/
d 丁罗男，郜元宝：《文艺作品需要“再文学化”——从电影〈驴得水〉谈起》，《文学报》2016年12月15日。
e 辜正坤主编：《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0页。
f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0页。
g 吴子林：《用背脊读书——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h 石鸣：《〈驴得水〉：一个乌托邦的破灭》，《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3期。
作 者： 张纪鸽，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艺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驴得水》 乌托邦 历史事件
自电影《驴得水》上映以来，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也取得了很高的票房。几年来，不论是作品的话剧版还是电影版，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评论指出影片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因为电影《驴得水》沿用了话剧的演出模式，台词僵硬，人物活动空间封闭，没有乡村空间、乡村生活细节，主线不明等。但是更多的评论对这部电影批判现实的意义给予了肯定，比如作品的历史眼光、影片反映出现实的荒诞、人性的善恶博弈、从电影的乌托邦透视人性特征，等等。本文将从影片中对乌托邦的想象到覆灭以及作品的出现与接受来深入探讨这部电影的现实意义。
一、乌托邦的想象
在话剧的基础上创作的电影《驴得水》基本上延续了其话剧特色，人物比较少，场景也比较集中。但是走下了舞台使得电影有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背景和更贴近现实的艺术呈现。影片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纯净的地理空间：辽阔的草原、静静吃草的牧群，简陋而安静的秋千架、篮球架，还有能够实现教育理想的三民小学校，宛然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学校的门口“进来彬彬有礼，出去步步生风”和“学做人”的标语表达了主人公进行乡村教育实验、改变中国农民“贪”“愚”“弱”“私”的美好愿望。这样的远离尘嚣的环境正契合了作品中人物的心理需求。
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被称作“品行不端，却怀揣教育梦想的大学老师”，按照剧中特派员的说法，他们都是有“污点”的人：校长孙恒海的儿子在延安，家庭成分有问题；裴魁山帮原来的学校采购教具吃回扣；周铁男曾经打过系主任；张一曼行为不检点。且不论这“品行不端”和“污点”是否应该带有引号，至少按照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成为那个社会里的边缘化群体，因而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容身的理想的栖身之所，一个类似“乌托邦”的所在，以便长久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按照赵一凡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乌托邦……表达了人类永久解决矛盾，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理想社会的愿望”，在那里，人们能够看到“真理”“正义”“自由”“善良”“幸福”的化身。a于是，这个偏僻的乡村便成了梦想的乌托邦：孙校长可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而且在这里，他的家庭成分不再是污点；周铁男可以展现自己的正义，没人在意他曾经打过谁；张一曼可以找到渴望已久的自由，可以活得自在点儿，可以没人管；裴魁山则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他们个人层面的乌托邦想象却和他们标榜的理想形成明显的错位，这种反差注定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只能存在于“乌有之地”。
二、乌托邦的覆灭
“乌托邦”一词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地方”。而在早期的乌托邦作品中，比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培根的《新大西岛》等中，“乌托邦”既含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同时表现出作家的“救世”愿望。电影《驴得水》中的四位主人公也带着类似的愿望来展开他们的“乡村教育实验”，想要改变中国农民的“贪”“愚”“弱”“私”，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和初衷背道而驰。
戏里，孙校长以教育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一直重复着“做大事不拘小节”，但是观众看到的“大事”与“小节”却本末倒置了。孙校长的“大事”是他的教育理想，但是学校里只有六名学生，而且依然面临着学生流失的风险，无奈之下，校长想出用发奖学金的方法来吸引学生的办法。在这样的现实中，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农民显然遥遥无期。那么，孙校长的“小节”又是什么？在他看来，为了学校的集体利益，以驴当人、骗吃空饷是小节；为了让铜匠同意照相，默认张一曼 “睡服”铜匠是小节；当张一曼被铜匠报复，遭受辱骂、打耳光时，校长认为让所有人骂张一曼很公平，并按照铜匠的要求动手剪去一曼的头发，这样的软弱导致张一曼受辱也是小节；为了骗取美国慈善家的捐款，甚至跪求自己的女兒孙佳与铜匠举行婚礼同样是小节。通过这样的“大事”与“小节”的本末倒置来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必然会导致理想的破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就一步之遥。
周铁男一身正气，敢做敢说，即使他在学校时打系主任的事情被特派员揭露，他仍然毫不退缩。他几次袒护一曼，特派员第二次来，他揭露真相，但是当子弹从他的耳边飞过时，周铁男强悍而正直的人设瞬间垮塌，他放弃了理想。对现实的无奈把他变成了懦夫，变成一条只会龇牙的狗，成了曾经的敌对势力的代言人。面对一曼被侮辱，他缩起了脑袋；面对特派员的威逼，他去说服孙佳和铁匠结婚。
张一曼追求自由，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真的只想活得自在点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人管我的地儿”。她做事情说话随心所欲，校长要设立奖学金，需要捐款她就捐，和周铁男、裴魁山插科打诨，为了让铜匠照相而“睡服”他。但是即使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她仍然无法摆脱她要逃避的价值标准和角色界定。张一曼的镜头中有摘菜、剥蒜、量布、缝衣，除此之外，她还为他们的生活“增色”。当她提出要“睡服”铜匠的时候，周铁男抱怨一曼这样，校长也不管；尤其是裴魁山和她的两段对话更加清楚地展示出张一曼一直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中。裴魁山向她求婚的时候说：“你不是放荡，你就是太单纯了……我相信真实的你不是那样的”，但是当他骂张一曼的时候，暴露了他赤裸裸的男性中心价值标准，而最终冲开了一曼的心理防线。也许在那一刻，张一曼意识到她永远都不可能找到那个能让她活得自在的地方，她内心为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也就此覆灭了。
相比孙校长、周铁男和张一曼，裴魁山在四人中性格前后变化较小，他跟随孙校长来到三民小学校或许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以逃避曾经吃回扣的追责，他自始至终都或隐晦或明确地表现出了他的自私和对物质财富的欲望。当学校只剩下六个学生时，孙校长建议给下学期来上课的学生适当地发些奖学金，裴魁山提出反对意见，因为这种做法与他们进行乡村教育实验的目的——改变中国农民的“贪”“愚”“弱”“私”——不符。他向张一曼求婚的前奏是：愿不愿意去西南联大？虽然是助教，待遇不比这边差。当驴得水老师的新工资发放以后，裴魁山坚决反对用这笔钱去扩建教室；铜匠老婆来闹事，他逼着一曼去坦白，并指责周铁男：“你凭什么拿你的道德标准来绑架我的利益？”末了，当铜匠老婆大闹婚礼，场面乱作一团之际，裴魁山第一个冲出去抢美国慈善家给的一万美金。如果说孙校长、周铁男和张一曼想在这个偏远的乡村找到精神的庇护所，裴魁山的目的则是逃避，同时不放弃利益。想用理想的华彩掩盖他的真实目的，这件华丽的外衣终究会烟消云散。 三、作为历史事件的《驴得水》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同时，作品的出现本身也是历史事件。电影《驴得水》中，故事的背景是 1942年内蒙古一个贫瘠而偏远的乡村。可是，观众在看过电影以后，却不会把它当作历史题材的作品，细心的观众会从创作团队如何呈现七十年前的事件来探究创作者眼中当下的现实。
如前文所说，这部电影首先构建的是对“乌托邦”的想象，这种想象不只是影片中主人公对一个理想之地的想象，更是创作者在现实里构建的乌托邦。“乌托邦的出现通常是社会矛盾普遍化、尖锐化、深刻化的结果。政治黑暗、灾难四伏、人类群体存在的环境恶化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作家面对深重的灾难会表现出‘救世’愿望”b。那么，是什么样的矛盾激发了这部电影的产生？导演周申在说起为什么坚持做喜剧的时候说喜剧是他看待矛盾冲突的方式，在矛盾冲突里他看到了各种错位，人和人之间的错位、人的愿望和现实之间的错位、人的性格和现实之间的错位c，这些错位构成了现实世界的矛盾，也构成了文艺作品中的喜剧因素。《驴得水》中的种种错位显然并不只存在于20世纪40年代，它们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影片中的乌托邦想象便是这些错位无法复位的结果，在这些因为错位而日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好笑，更多的是对问题的反思。但是正如丁罗男和郜元宝指出的这部戏想要说的问题太多，甚至有些芜杂，而导致主线不明。d影片所获得的高口碑和高票房背后，除了剧作本身反映出的问题，它的运作机制和被接受的程度同样反映出当前社会的一些问题。
“性”话题在文艺作品中可算是一贯的笑点担当。“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性行为都被看作是可笑而粗野的——这类行为被视为‘自然’而‘可接受’，但却有损于人类尊严，因而常被当做笑料”e。裴魁山的“软”、铜匠的“硬”，还有铜匠老婆所说的“姿势”都足以引人发笑。然而，这种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和作用却令人质疑。除了企图强奸张一曼的卫兵，剧中所有的男性都在“性”这件事上表现得理性而被动。而张一曼则不同，似乎只有她一人熟谙此道，不仅积极主动，而且花样繁多，她不只“睡服”了铜匠，甚至由此开启了他的启蒙之路。虽然在早期女性对自由的追求中，“性”自由是一個不可忽视的元素，然而一位女性处处被动、懵懂，唯有在这件事上掌握主动权，不能不说这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权利斗争，仍然很难摆脱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境况。
苏格拉底曾说：“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得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f这个描述不仅适用于文章，它对于影视作品反而更加贴切。 可是，“作为永恒知识的遗存，作为智慧思想的开启，书籍正被互联网、电影、电视、手机、iPad、电子游戏机和数码相机等新媒体所挤压”g，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新媒体应当承担“智慧思想开启”的责任，好的影视作品应该兼具娱乐性、文学性和启蒙性。导演周申这样描述他们的创作初衷：“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讨论没有信仰的理想主义，我们想探讨一下，那些美好的东西真正遇到困难和考验的时候，弱点在哪里？面对制度，个人的责任是什么？面对欲望，个人到底有没有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h不可否认，《驴得水》的创作团队的态度是严肃的，所以才有了“讲个笑话，你可别哭”这样的宣传海报。但是，有多少观众能跟着你去批判？有多少观众真的能够“和愚蠢的事情划清了界线，和错误的事情划清了界限”？i电影中类似张一曼的“睡服”和特派员“去你的吧”“也去你的吧”“如果吕得水老师的家世真像你说的这么显赫，那倒是令我李某蓬荜生辉了”这样的台词，在完成他们的喜剧使命之后，它们会对我们的语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四、结语
我们可以模仿电影中的一句话“一群情怀满满，且怀揣针砭时弊梦想的团队，为了批判某些现实，精心打造了一部剧作”来描述《驴得水》的主创团队的初衷，他们通过影片中四位主人公对乌托邦的想象和覆灭，希冀能带领观众去批判，而达到启蒙的目的。但是这样的情怀是否会得到观众的理解，这一梦想是否能够实现？在“恶搞”已蔚然成风的今天，一味迎合观众的趣味，主创团队的初衷是否被观众认为是“恶搞”？多一些严谨、多一些严肃，制作者的初衷或许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和认同。否则，主创团队美好的愿望也会像一个永远的乌托邦，最终不得不接受覆灭的结局。
ab崔竞生、王岚：《乌托邦》，选自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ci专访《驴得水》导演周申：你以为这只是一部喜剧吗？https：//v.youku.com/v_show/
d 丁罗男，郜元宝：《文艺作品需要“再文学化”——从电影〈驴得水〉谈起》，《文学报》2016年12月15日。
e 辜正坤主编：《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0页。
f 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70页。
g 吴子林：《用背脊读书——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
h 石鸣：《〈驴得水〉：一个乌托邦的破灭》，《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43期。
作 者： 张纪鸽，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艺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