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市历史悠久，《元和郡县志》载：淮北古为相地，春秋宋共工曾徙都于相，后成为秦泗水郡、西汉沛郡、东汉沛国的治所，是当时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淮北多见两汉时期的墓葬。 2006年10月，淮北市博物馆在鼎盛国际商厦工地的一座汉画像石墓里，清理发掘出9块汉画像石，其中一块刻有建鼓舞图案的方形画像石在淮北市考古发掘中属首次发现。笔者将就该石的基本情况、用途及意义阐述之。
　　一、画像石的基本情况
　　该石近似正方形，长64厘米，宽63厘米，厚32厘米，主画面由上下两格组成，上格为建鼓舞图，下格为奏乐图（见图1）。侧壁图案分三部分，画面逐次增高：第一部分雕十字穿环纹，第二部分阴线刻菱形纹和水波纹，第三部分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从残留画面看，应是柿蒂花纹（见图2），与同时出土的猫头鹰楼阁拜谒图画像石侧壁尺寸、图像相同（见图3）。此石的雕刻技法采用剔地浅浮雕，画面上加饰水波纹及锥刺纹，有的部位采用了阴线刻的手法，技法娴熟多样，画面舒展流畅，形象逼真生动。由于该墓未能完全发掘，仅能从墓葬的形制和雕刻技法上推断其年代。该墓的形制为前堂后寝砖石结构的画像石墓，与萧县汉墓XPM88相近，这种墓葬多流行东汉中晚期。在雕刻技法上，此石与淮北市出土的纪年门扉“建初四年”相似，这种风格的画像石在淮北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持续时间也较长，由此，可以推断这块“建鼓舞”画像石应为东汉中晚期之佳作。
　　从建鼓舞图上看，画面中间置一建鼓，并以木柱通贯鼓身，鼓面略高于舞者，便于击打。木柱顶端装饰有三角形的幢，幢下垂有流苏，鼓上方有用野鸡尾巴上的羽毛做成的羽葆，羽葆末端系有铃铛，似柳枝般向两侧垂落下来，在风中微微飘动。木柱底部两侧各置一壶。建鼓的两边分别站立两位男舞者，双手执桴，边击边舞。两位舞者均束腰，身着长袍，左边的男子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右侧男子个头略矮，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昂首挺胸，神采奕奕。从击鼓的姿态上看，两腿自然分开，成弓箭步，双臂拉宽，显示出男子击鼓时刚健的姿态，舞姿雄健、粗犷、豪放。两位舞者的敲击姿态虽是相对的，但二人敲出的鼓点应该是同一个。由此可看出，二人在表演中既讲究音乐的一致性，又注意舞蹈姿态的对称性，以达到音乐和舞蹈方面较强的韵律感和美感，这一点对于距今近两千年的人们来说，是相当难得的。在表演建鼓舞的同时，下面还有四位跽坐的乐人为舞蹈伴奏，四人皆戴帽、着袍，伴奏的乐器从左至右依次是笙、鼓、埙和排箫。
　　二、画像石的用途
　　淮北市近年来出土汉画像石多为墓门构件，即门楣、左右立柱及左右门扉。每块墓门石板的图像也相对固定，一般是：门楣为双龙穿璧或十字穿环，少数为鱼，主题图像的周边装饰有边框，部分配有水波纹或圆点纹等；左右立柱图像对称分布，以执戟门吏为主，少数为伏羲、女娲或青龙、白虎；门扉的构图有一定的规律，图像左右对称，上部为朱雀、十字穿环或鱼，下部为铺首衔环，少数为青龙、白虎。因此，这块建鼓舞画像石不具备墓室画像石构件的特点，黄晓芬在《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到：“东汉以后，王侯墓以下的地方豪族墓也都相继模仿帝王陵墓，在墓地盛行造设墓园及寝殿建筑。中小型汉墓也常见在墓地上建造圆坟和祠堂建筑。”[1]笔者认为该石应是墓前祠堂上的建筑构件。
　　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一书中将汉代石结构祠堂分成四类：第一种，由基石、后壁石、左右侧壁石、顶石和屋脊石构成的小型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建筑，前部敞开而不设门扉，构造简单；第二种，单开间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由基石、左右侧壁石、后壁石、前后屋顶石和屋脊石构成，祠堂前部敞开，不设门扉，顶部为两面坡式；第三种，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建筑；第四种，后壁带有方形龛室的双开间单檐悬山顶房屋式建筑。[2]结合该工地出土的日月同辉龙戏图画像石、楼阁拜谒图画像石以及猫头鹰楼阁拜谒图画像石的形制、大小来分析，这块建鼓舞画像石应是小型单开间平顶房屋式祠堂的侧壁石。
　　三、建鼓舞祠堂画像石的意义
　　在墓前祠堂内放置这样一块带建鼓舞图案的画像石，仅仅是墓主人死前的生活写照吗？很多文章也将这类鼓舞画像归入乐舞百戏的行列，视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写照，笔者认为其意义不限于此。汉代，人死后，首先要向天地报告，要向祖宗报告，即要举行所谓“告”的仪式，而报告的地方就是人们常常聚会的场所——“社”。通知和召集乡里百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击鼓。由此可见，建鼓舞更多的则是承载了通达天地、沟通人神的祭祀功能。
　　我们先从这件建鼓的造型上来分析。一看立杆，所谓建鼓就是用一根木杆贯穿鼓的中部并将其竖立起来，这竖在中间的木杆源于古代历法中的“立杆测影”。农业社会，太阳的作用尤为重要，人们就通过立杆来了解太阳，观测天象。所立的杆，也呈现出多样性，比如半坡有羊角柱，良渚文化有鸟柱等。而作为气象总称的天与神是相连的，立而知天的“杆” 也就具有了一种神性。与神相关的“示”字，在甲骨文中的含义就是“设杆祭天”。[3]卜键在《建木与建鼓》中从文化学的角度认为这个鼓中立杆是沟通天地、接引天神的圣木。[4]二看立杆顶端装饰有带流苏的幢，幢即华盖，象征天，在我国出土的部分建鼓舞画像石中，幢的上方会有一些引导灵魂升天的灵物。比如山东出土一块建鼓舞画像石，画中高耸的建鼓中柱上饰有华盖，华盖上居二猴，猴子之上是西王母仙境。华盖即天的象征，华盖上的猴子是升入天国的仙猴。[5]这也更加证明贯穿鼓身的立杆是沟通天地的灵木。三看鼓体上方自然垂落的羽葆。汉代张衡《东京赋》：“鼓路鼓，树羽幢幢。”羽葆一般以翟尾（野鸡尾毛）做成。有些画像石上，羽葆上方还站立一只或成群的鸟。中国道教对鸟有这样的含义：仙人以鸟的模样出现，表示轻盈与脱离地上的重力，而鸟象征脱离身体的人的灵魂飞升。朱存明先生在《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中说：“即使是作鸟头状飘起的垂旒也被看作是飞翔中的鸟，而含有灵魂飞升的意义。”[6]鼓上插羽毛显然也是为了引导亡灵升入天国，象征亡者已经羽化——其肉体与灵魂分离，尸体入地，灵魂仙化成神。另外，建鼓呈椭圆形，也是宇宙之象，因此从建鼓的整体组成上来说，建鼓就是沟通天地上下的象征表现。 　　古人向神祈祷无非就是通神、娱神，让神来保佑，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了通天的法器，就要配以相应的仪式，才能唤起神的注意，达到与神共鸣、让神愉悦的目的。张光直先生在《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书中说：“鼓声与舞蹈并作，使他（巫师）极度兴奋……在这种迷幻癫狂之时施展法术。”[7]鼓乐的声音洪大，节奏强烈，正好与巫师近似癫狂的舞蹈相对应。建鼓舞正是鼓与舞在这种神秘的巫术中完美的结合体。《楚辞·九歌》王逸注曰：“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桓温《新论·言体》载：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后汉书·刘盆子传》载：“（樊崇）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上行下效，既然上层社会以鼓舞娱神，那么民间以鼓舞娱神，以求神灵庇护就更加普遍了。如《汉书·郊祀志》云：“今民间祠有鼓舞。”《潜夫论·浮侈篇》也有“今多不修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祀神”的记载。《魏书·獠传》也说獠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鼓舞祀之”。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西室，曾出土一件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在鸳鸯盒右腹中部绘有一面建鼓，立于一兽形鼓座上。两个打扮成怪兽模样的人分立于建鼓两边，右边一人双手执桴正在击鼓；左面一人腰佩长剑，头戴高冠，手舞长袖，伴随鼓节正翩翩起舞。这画面上的建鼓舞明显具有祭祀含义。战国时期，相城为沛的治所，沛原属宋，后归楚。《汉书·地理志》载：“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楚得其沛。”因此，淮北建鼓舞画像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具有通达天地、沟通人神的祭祀含义。
　　淮北鼎盛国际商厦工地出土的这件建鼓舞画像石，在淮北市较少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体现汉代人对于死后灵魂升天、达到极乐世界的美好追求，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淮北石祠画像石的研究资料。
　　注释：
　　[1]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3.271.
　　[2]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76.
　　[3]张法.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J].文史哲，2002（5）.76.
　　[4]卜键.建木与建鼓—对先秦典籍中一个人类文化学命题的考索[J].文献，2000（4）.
　　[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2.
　　[6]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00.
　　[7]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