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采访，我总喜欢从同一个保留问题问起：1月23日得知武汉封城那天，你在做什么？
　　那天凌晨我和朋友聊到很晚，早上六七点睁开眼，才发现朋友在我们对话结束半小时后发来一条：“卧槽别睡了，武汉封城了。”
　　我立马清醒了大半。紧接着是刷新闻、微博、朋友圈，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未知和恐慌，还有人们因疫情信息没有得到及时披露而产生的愤怒。大概两天前，我隐隐感觉到事态开始严重，提前和爸妈科普了很多信息，封城那天，强行拉老妈去药店买了三包医用外科口罩。那时一包10只装的口罩25元，我妈嫌贵，说买一包得了，街上也没人戴，戴上奇怪不说，人家还以为你有病。当时药店导购阿姨扯着嗓门反驳：“要买赶紧买，全市都买不到啦，这一箱都要卖完咯！”
　　我们在一个五线小城市，当年SARS也没传过来，我妈不信，觉得那是推销话术。仅仅一天后，她双眼放光地跟我说：“口罩真的买不到了欸！”
　　消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这个小城里传递着。打出租车，以前不聊闲天的司机师傅，纷纷主动挑起疫情话题：“你们晓得了啵？我们市有人确诊了，就在某某区”;“现在不止一例了，是四例，一家三口都进了医院，还没确诊而已。”
　　可师傅没戴口罩，只把车窗大大开着，说戴口罩闷得慌、空气流通就行。那两天，我几乎都在刷手机资讯，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忧心忡忡，大多数时候，这些情绪混合在一起。大年三十那天，一位亲戚来我家吃饭拜年，我因为他不听戴口罩的劝告冲他发火，自己在家戴上口罩以示疏远和隔离，全程再没有多看他一眼。
　　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情绪已有点过激，只觉得自己站在戴口罩的“正义”一方。直到几天后，相关的心理援助群组和社会心态调查进入视野，我开始接触在疫情期间出现严重焦虑症状的普通人——他们远离武汉和湖北，身体健康，却在疫情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止不住哭泣、失眠、妄想、暴躁易怒。和他们聊天时，我把自己在除夕夜痛骂亲戚的事当安慰讲给他们听——“所以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还是正常的，对吗？”有个女孩问我。
　　我说是啊，放轻松点。那会儿已是大年初八左右，最初的信息焦虑已离我远去——感谢记者这个身份，让我和伙伴们至少有事可做、有锚可定。同事们迅速建了疫情相关的工作群，每个人都在主动抢着认领任务和分工。大年初一，我从床上迅速腾起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核实网上流传的信息。似乎一夜之间，一度迷茫的职业热情迅速重燃。
　　因为没法去到一線，这段时间我接触较多的都是疫情中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组织公益行动的志愿者、程序员、院线经理、心理师、艺人……也是头一次，我在与几乎每一位采访对象的关系中都感到了某种统一战线的团结感——所有人，都那么真挚而急切地，想在自己的位置上为疫情出一点力，哪怕那份光微小又柔弱。
　　武汉封城那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几位已离开媒体的前同事感慨：“这是两年来第一次后悔。如果还在做记者，那么此刻一定不会躺在家里。至少能做点什么。”底下有人回复：“是的，很久以来第一次这么想回到新闻现场。“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继续见证历史。疫情继续全球肆虐，美股两周内三次熔断……这些原来好像只出现在历史书里的篇章，发生在每个亲历的个体身上时，却真实地影响着一个个微小的选择。的确，人不过是时代洪流中的棋子，所有轻飘的选择和幻想，最终都会像浪打蚂蚁一样被摔在沙砾上。
　　但此时此地，被媒体拯救的，到底是他们还是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