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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第三届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直接指定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这标志着G20机制化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推动了全球治理机制重心从G7向G20过渡的功能性转移。与民间舆论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印度官方的G20政策定位整体上扬，对于G20机制化建设议题的关注显著升温，但此后立场却在模糊与清晰之间徘徊，印度国内外因素的双层博弈是这一表现的根本原因。对于非正式性政府间论坛的不信任感以及相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使印度在参与G20机制化建设过程中秉持审慎态度。在印度的大国梦想及G20机制化建设战略背景之下，系统阐述印度国内外双层博弈机理以及印度的全球治理利益理念与诉求，对于中国G20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 印度 二十国集团 双层博弈 G20 机制化建设
DOI：10.16608/j.cnki.nyyj.2015.03.04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G7深刻意识到，一个将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的世界经济体系根本不完整。作为集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于一体的全球性治理机构，G20无疑成为G7职能转移的对象。G20迄今已成功召开了八次领导人峰会，目前正面临着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过渡为长效治理机制及如何进行机制化建设等问题。随着国际经济实力格局纷繁演变，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它们在全球多边治理机构中的实践也不断塑造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与新规范，这其中便包含印度在G20中影响力的潜在表现。本文尝试从历史分析视角出发，采用不同时间段间的纵向分析与同一时间段内的国际、国内横向分析的双层博弈方法，着重阐述印度G20战略背后的双层博弈表现。具体而言，通过将印度在历届峰会中的政策主张与同时期印度当代外交政策主张相结合，探讨印度G20外交定位转变的内在根源，以及印度对于G20机制化建设的理念与立场，并以此为中国参与G20机制化建设提供借鉴、实现与印度在G20中的协作共赢、维护中国的全球性核心利益诉求，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国际关系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关系双层博弈理论建立在新制度自由主义基本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中层理论分析视角，也被称为国际政治分析的“第二镜像”（the SecondImage），其核心观点包括：政府的国际经济治理定位与实践及其在多边协定上的妥协能力直接受到国内舆论、民意以及利益团体的影响。双层博弈概念源于罗伯特·普特南的《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一文。他认为：民主政体下的外交决策模式必然受到决策团体外部信息干预，因此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完全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自主性；作为“谈判方”的政策制定者处在国内与国际的斡旋之中，为最大程度集合获胜因素，政策制定者需在双层互动中运用策略以掌握充分主动权。
当印度政府转换G20立场之际，国际时局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既有国际规范也未发生修正，进行国际政治体系层次分析的要件显然不够充分，而双层博弈理论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对于印度的G20战略而言，外交政策分析可以从如下途径有序展开：国际金融秩序的内部调整、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演变、主要经济体力量格局的消长、印度国内媒体的舆论导向、民众观念、国内金融利益集团和实业财团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政党间的政治博弈等。任何一个理论视角的解释力都有其自身局限性，双层博弈理论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外交决策制定的干扰因素并不局限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且用以解释双层博弈理论的实际因素纷繁复杂，因此，并非所有适用于双层博弈分析的因素都能充分诠释特定情境下的决策制定，对于印度G20战略调整动因的解读即属于此种类别。
二、利益诉求及立场转换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已在追寻大国地位的道路上坎坷辗转六十余年。尼赫鲁时代的“即使是穷国也可发挥大国作用”的口号曾经令世人刮目。作为G20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21世纪以来的印度奇迹备受全球关注。
2014年，印度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见表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4月14日发布的数据，2015～2016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国家，GDP增速预计可达7.5%，而同期中国的GDP增速则为7%左右。人口方面，根据2014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14年印度人口为12.96亿，到2028年左右将达到14.5亿并有望超过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预计为13%～14%，印度则仪为8%左右，人口红利蕴藏的经济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就军事实力而言，印度不仅拥有规模庞大的陆军，海军声势也日趋壮大，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或于2018年正式下水服役，印度有望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能够自行建造航母的国家。2012年印度成功试射自行研发的“烈火-5”导弹，并在随后两年将射程扩大到5500公里。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美印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度核武国家地位的半正式认可。在航天科技领域，2013年火星探测器试验的成功又一次撑起印度的大国梦想。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通常不会甘心偏安一隅。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道路的主要路标。”实力膨胀必然带来利益目标的更换，而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往往是外交政策的初始焦点，印度则正处于由专注于第三世界事务向施展大国外交战略过渡的转型期。而G20作为南北对话、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与经验分享的载体，无疑符合印度寻求全球性合作与话语空间的迫切需求。
印度的G20立场经历过一个明显转折，其间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印度在G20机制化过程中曾一直处于被动，是G20首先选中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加入其中，也是G20的内在缺陷使得印度决定保持谨慎姿态。2009年匹兹堡峰会以来，相较依然冷淡的公众而言，印度官方及媒体舆论对G20态度有所好转。在2008年11月首届G20峰会上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表示，G20作为最重要的全球经济、金融论坛，比G7具有更高实效性，但同时流露出对于G20监督机制缺位的遗憾。而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印度总理辛格针对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加强银行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提出积极的实质性建议，《印度时报》称辛格在峰会上的表现“非常瞩目，堪称G20峰会之王”。在此后峰会中，印度审慎观望并积极提出本国诉求与主张。本文选定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作为节点，运用双层博弈视角回顾前后两段峰会历程，借此分析印度立场转换背后的影响因素。 （一）从华盛顿峰会到伦敦峰会：冷淡与观望
G20成立有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初衷是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但在议题设计上G20一度被视为G7的补充机制，其全球经济治理基调被指定为“只有与发达国家充分协调，发展中国家才能有效规避经济风险”，发达国家以此主导新兴市场单方面接受严格的国际金融调控措施，这使得G20部长级会议仅仅充当着G7倡议合法化的工具。从1999年G20成立至2008年首届峰会召开，部长级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以邻为壑现象并未消除。在首届华盛顿峰会上，美国等G7国家一手主导会议议程，G20更多的是被视作“危机管理委员会”，带有典型的临时应急性质，印度的全球治理参与热情也由此回落。2009年第二届伦敦峰会召开前，印度政府对于G20的态度依旧冷淡。印度这种总体偏冷的态度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首先，G20只是一个临时性政府间论坛，初级制度化程度使得政治支持力度有限，这也直接导致其决策及行动能力不足，执行效力低下。其次，G20初期所设的议题过于宽泛且具有一定滞后性，未能有效展现其全球经济治理核心机制功能，因此难以赢得国际性认可，在相对成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7机制的操控甚至抵制下，G20曾经一度处于边缘化地位。
从这一时期到大衰退爆发前，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快速且相对平稳。但由于非关税壁垒、国际汇率失衡、货币与财政政策恶性竞争等国际争端直接源于发达国家的自利行为，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难以通过G20机制有效寻求纾困方案，其主张经常被忽视或者无法实施。2008年金融危机使G7成员国经济深受冲击，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很快步人复苏轨道，印度于2008年年底便走出危机（见图1）。为了摆脱困境及推行全球共治，这一时期发达经济体主动与中国和印度等国频繁沟通，但为了避免国内经济再受波及，印度选择保持观望态度，并且试图通过G20等多边性治理机构与发达国家接触互动。
（二）匹兹堡峰会：热忱与谨慎
匹兹堡峰会达成的《领导人声明》指定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并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至少提高5%，将其世界银行投票权至少增加3%（见表2），印度国内舆论及官方对G20的态度与立场由此发生积极改变。
这一决定至少具有两方面重要含义：首先，它标志着G20机制化建设的阶段性突破，组织架构和议题设置的完备性获得极大改善。其次，它也有力推动了G7向G20机制的功能性重心转移，意味着G20不仅确立起独立性职能，同时也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紧密对接，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一极，印度政府的立场也随之趋向于积极。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迅速将G20内部机制化建没的良好态势与寻求世界级大国地位诉求结合，推动了外交政策重心的显著转换，其中的主要原因涉及以下方面。
就国内层面分析，2009年4月印度举行第十五届议会选举，执政的国大党政府高票获得连任。为使得国内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及树立新一届政府威望，印度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寄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期实质性促进国内经济改观。作为少数几个印度能够平等参与并发出有影响力声音的多边机制，G20不啻为印度实现大国梦想的重要平台工具。
此外，辛格政府还适时推动“亚太平衡手”战略，以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制衡中国在G20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2009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印度，高调表示美国“将重返亚太”。美国此举直接针对中国，目的在于利用亚太盟友及合作伙伴实现对中国的包围遏制，而在此前中国对印度提出的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回应冷淡。面对中国业已成为亚洲区域性大国这一事实，印度意识到，充当一个“平衡手”角色既有利于增加印度在IMF和G20等多边治理机制内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也便于获取中国对其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缓解地区结构性压力。印度对G20的政策预期随之增强。
（三）多伦多峰会至今：在接触中继续观望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G20内部的矛盾分歧日益显露，在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加强银行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上，美欧之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碰撞加剧，这也使得被危机暂时掩盖的矛盾重新显现。虽然之后五年以来的峰会议题各有不同，但由于失衡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现存国际分工、产业链布局之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峰会主题与成员国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且问题的缘起每每指向发达国家的责任缺失，一些矛盾甚至能够喧宾夺主地将峰会议程带离既定主题。矛盾分歧具体涉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集团之间的话语权之争，美欧之间的财政金融政策冲突，新兴国家之间的政策不协调等。
作为新兴经济体成员，印度客观上很难跳出有限的国际话语空间束缚以及被动应对之困境。例如，2010年6月G20第四次多伦多峰会上美欧交锋激烈。在成员国矛盾公开化背景下，印度总理辛格表示各方应“在保证主权债务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优先考虑维持经济复苏”。美国提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概念暗含转嫁危机过失之嫌，辛格针锋相对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任一方面都不是本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却成为最大受害者。”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得到新兴国家危机帮扶而与其构建的蜜月期结束。同年11月，G20第五届首尔峰会设置全球经济形势、强劲而可持续的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全球金融机构安全网的发展、金融监管改革、能源以及反腐败等重点议题。然而，受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各方关注焦点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争”阴影在峰会开始之前即初现端倪。辛格总理在会前表达出对全球局势的担忧，甚至有印度官员称G20已经失去凝聚力，“利益冲撞与理念冲突”可能导致峰会陷入僵局，从而妨碍国际经济复苏进程。辛格所提议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增加投资等诉求一时略显苍白无力。无独有偶，第六届戛纳峰会意外被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所“劫持”，第八届圣彼得堡峰会上各方分歧开始公开化：美国和东道主俄罗斯因叙利亚问题矛盾上升，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因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剑拔弩张。而第九届布里斯班峰会议题则相当宽泛，包括经济增长、就业与抗风险、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贸易、能源、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等。印度总理莫迪延续印度一贯主张，因此并未引起与会各方的特别关注。 显然，近五年以来G20作为一个实时应急机制调节着重大国际经济困局，但事实上印度等成员国相当程度上只是作为第三方而存在，利益攸关的共识方案也往往因G20有限的执行力而被束之高阁。
三、双层博弈合力之下的态度转变
作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合作论坛，G20集外交与经济诉求于一体。辛格总理在G20峰会中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印度当前外交和经济政策走向。政党博弈、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等因素交织下的复杂社会现实，直接左右着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方式和外交实践能力。通过对印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治、社会变革的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印度对于G20的战略定位延续性以及内在的双层博弈合力特征。
（一）国内层面
印度财长亚什万特·辛哈曾形象地指出，印度存在三种经济：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经济”、砖瓦和泥浆下的“旧经济”以及老牛车驱动的更陈旧经济。在经济结构上，印度与其他G20成员相比差异显著：第三产业是印度经济的支柱与先导，滞后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堪称印度经济的无形枷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程度仍然较低，出口只占经济总量的15%。相比较而言，“中国模式”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型增长为主要特征，注重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注重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低收人群体消费能力的提升，由此就不难理解辛格在G20峰会中为何如此关心财政刺激和就业议题：前者保障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业不至于大幅缩水，后者则关乎广大贫困群体的生存权益。辛格的圣彼得堡峰会发言即以稳增长和保就业为主题。
1950～1980年间印度年均经济增速仅为3.5%，一度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式增长率”，尽管1980～1990年提高至年均5.5%的水平，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大举内债和外债的结果。1991年印度实施扩大出口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伴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经济的迅猛崛起，印度的出口导向政策效果显著，GDP增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年均超过8%。危机爆发后印度经济有过一段增长回落期。2014年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的重要一项便是以“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取代国家计划委员会，目的在于加快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其次是进行税制改革，加快公营企业改革，并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实现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机制，G20或是推进国际金融改革的最佳平台，这无疑符合印度的长远国家利益。然而印度目前仍然面临缩减赤字、推进劳工市场改革、防范资本货币国际化风险等诸多国内问题。随着印度经济开放程度日益加深，G20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印度在面对全球化机遇与挑战时的积极、谨慎心态。
政党博弈也深刻影响着印度的经济政策走向。虽然实行竞争性多党制，但鉴于国大党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雄厚实力，印度独立后的政党体制实为多党并存下的国大党“一党独大”。随着国大党长期垄断格局的弊端日益显露，西方议会制下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两党争锋格局逐步形成。辛格不止一次在G20峰会上推广印度在防范金融风险、刺激经济增长中的成功经验，但近年印度国内物价飞涨，在几次地方选举中人民用选票表达了对通胀的愤怒。
随着2014年5月16日印度人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印度大选，一种建立在莫迪个人魅力与执政业绩基础上的明星效应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名望政治基础，意味着印度普通民众正在摆脱对传统政治身份的迷信，更加理性地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政党和政治领袖。在当前议会式多党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社会民生俨然已经成为印度政党间的博弈焦点。为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及增加就业，新一届政府在大刀阔斧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也积极而审慎地投入各层级国际治理机制建设。
（二）国际层面
大衰退爆发以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愈发突出，由西方主导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这一传统模式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其主要根源在于：首先，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内部蓄积已久的信心危机。金融危机直接源于美国次贷危机，随后转移到欧洲、日本等其他区域并引发大面积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竞争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稳定各自经济增长，这从根本上腐蚀了全球金融合作基础。在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上，美国主张各国维持财政刺激力度，保证世界经济稳步复苏，而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则强调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试图削减刺激力度。其次，新兴经济体阵营在G20中的一致性政策主张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挑战，后者意识到继续忽视或抵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极为不现实，因此积极构建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期掌握主动权。G7向G20职能重心的转移便是有力的例证。
但是，国际格局的变更并非意味着国际话语权的自然交接，发达国家始终凭借雄厚的实力与丰富的经验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运作，印度势必将在国际制度的受动者与国际机制的建设者两种身份之间不停衔接切换，直到真正成为国际规则的平等制定者。这一目标唯有通过G20机制化建设途径才可能最终完成。回顾2008年以来历届G20峰会不难发现，印度追求政策自主性的意愿尤为明显：在华盛顿峰会上，辛格总理成功达成印度以一个“合伙人”（Partner）而不是以往的“请愿者”（Petitioner）身份参与G20峰会的初步日标。在之后的伦敦峰会上，针对欧美分歧焦点——全球金融系统监管，印度坚定地站在欧洲立场一边。作为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印度银行业一向执行严格借贷准则，因而有效规避了2008年国际金融资本对印度实体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而在多伦多峰会上，印度拒绝在美欧之间选边，而是独立主张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
四、印度在G20中的角色定位及理念
根据印度在G20峰会上的表现可以推断，印度一方面寻求对外政策诉求总体基调的延续性，即以新兴经济体身份捍卫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与西方阵营合纵连横，共同主持G20机制化建设路线图及时间表的制定，推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治使命；另一方面，印度仍然坚守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保持作为南亚乃至亚洲区域性大国的议题设置独立性与主导权，这直接体现在印度在G20中的角色定位与理念的多元性和多层次特点。 （一）印度在G20中的角色定位
1.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捍卫者
早在多伦多峰会上，辛格便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就退出策略而言，辛格认为，“我们须在合适时间点有序退出刺激政策，但并不是现在。”对于G20未来的行动方略，他提议各国应一如既往携手共进，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以尽快摆脱危机。他认为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有必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主张新兴经济体在这些组织中应当拥有更高话语权。而在匹兹堡峰会上，印度方面秉持三点立场：第一，发达国家对于本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兴经济体作为受害者理应接受更多援助；第二，各国团结协作才能捍卫前两届峰会成果；第三，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拥有与实力匹配的发言权，G20取代G7不仅仅是结果，更是全球共治的一个重要开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印度在领导不结盟运动中的一贯立场，也反应出印度适时将自身利益诉求和国际趋势结合起来以减少来自主导国家阻力的策略。
2.全球公民福利民生的倡导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着重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在辛格政府期间，印度从社会培训、扶持中小企业等角度阐述促就业、保增长措施，坚信“关键措施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农业人口占比近80%的新兴经济体，印度在促进解决全球贫困及卫生治理议题上有着极高的切身利益。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G20机制中的对话沟通，社会民生问题不仅可以降低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分歧，还可以为印度改善国内问题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援助。
（二）印度的G20机制化建设理念
全球治理常衍生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原则及规范，各方藉此得以清晰表达共同利益，统一立场并协调分歧。受传统外交理念影响，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热衷于“非正式”全球治理机制，但近年在“大国梦”驱使之下，印度开始涉足诸多区域性、全球性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平台。在G20峰会议程形成初期，辛格政府主张加快G20与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管理机制的职能对接与分担，并敦促IMF尽快完成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他同时对银行监管改革表示欢迎，但认为“前路仍然漫长”。具体而言，印度的G20机制化建设理念可以总结为：
第一，优先处理与中国、美国、欧盟、金砖国家等G20大国和小集团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印度参与G20的根本动力是争取政治、经济、外交等国家权益，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有利于在崛起中继续寻求其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印度一欧盟关系将是印度未来对外政策重点，印度或将在必要之时援助欧债危机深重国家，以期收获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中的“潜力股”，印度同样需要与其紧密合作，以确保在未来G20机制化建设中免受发达国家分化打压。
第二，优化G20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根据约瑟夫·林（Joseph Linn）的国际机制理论，一个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取决于其代表性、决策效率和实施效力三个要素。其中代表性和决策效率面临着二重困境，往往是代表性越广泛，决策效率就越低。辛格总理曾多次表示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应关注低收入国家权利，印度希望G20能够打开大门，倾听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声音，尽管在G20机制中强化新兴经济体权益难以使国际金融格局发生质变，但是足以让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此外，灵活性和机制化对于任何国际组织来说不可兼得，印度比发达国家更希望G20延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平台”使命，主张对G20进行低程度的机制化建设——即最大限度保持G20非正式性前提下强化有效性，以防止峰会公告变成一纸空文。
第三，峰会议题设置加强针对性。近几届G20峰会议题呈现芜杂空洞趋势，会后的成果性文件“看上去很美好”，但实施落实却困难重重。在2012年6月第七届洛斯卡沃斯峰会上，辛格总理明确表示，“当前G20议程已经大大超载，我们需要重新把关注点放在若干议题上，而不应该为所有问题分散精力。”印度一方面希望峰会议题能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另一方面则欲将峰会议题限定在经济领域内以保持针对性，如果在50个小时的会期内把议题分散到政治等多个领域将极大削弱讨论效率。
第四，增强G20机制的执行效力。对于印度来说最合理的机制化建设方向是经济决策由G20引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正式国际组织负责执行落实，组建一个“非正式机制+多边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复合体”决议执行模式。因此，在未来的机制化建设过程中，印度势必推动G20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协作，完善决策传导机制使峰会共识得到最大限度落实。
五、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及第二大经济体，同样在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方面欠缺经验，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较弱。G20机制使中国能够实时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宝贵经验，关注印度的G20立场将为中国制定G20战略提供有益参考。积极开展与印度的双、多边框架合作，可以为中国在G20机制中获得更多话语权支持，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地位深入人心。中国的G20应对战略可以具体归纳为：
（一）把握基本点，维持政策延续性
对于中国而言，认清自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印度在历次G20峰会中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继续保持谨慎的适度接触是很有说服力的。G20建立的初衷之一就在于弥补G7有限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增强应对全球金融失衡的统筹力。对于多伦多峰会前奥巴马旨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主张，辛格总理针锋相对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任一方面都不是本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却成为最大受害者”。中国同样应谨慎辨析各政策主张背后的深层用意并量力而行，一方面适时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推动G20政策议题设置过程中的首创性和主导性，另一方面避免或减少做出风险性承诺，在与各方的积极接触中保持良性互动。 （二）立足当下，抓住时机
时至今日，G20非正式国家间论坛的制度化水平还未取得明显提高，在各方阻力的干扰之下，实现G20的硬法性国际约束力尚属机制化建设的中远期目标。就现阶段而言，在利用非正式性带来的行动自主性便利的同时，中国应注意规避G20共识中隐含的全球化风险。一方面，非正式性允许G20成员国绕开国内议会及立法机构的程序干预，中国可以通过高层互动等方式推动落实对外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非正式性使G20机制的全球治理灵活性大大增加，中国应把握G20未来内在的可持续特征——“小集团”成员资格、“开放”性议题设置、“协商一致”议事规则及“机制复合体”决议执行模式，充分运用其蕴含的广阔政策空间来推动G20多边治理的有效性。
（三）分清层次，把握关键国家
G20内部的利益同盟可初步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亲美派（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中心派（主要是欧盟其他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韩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通过分析上述小集团各自的利益诉求及竞争博弈关系不难发现：美国不仅在国内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力保经济持稳，还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维护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欧盟集团主张对外强化世界金融秩序，对内实行严格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纪律；以中国和印度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谋求在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基础上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必须意识到G20内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事实，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制建设经验，同时保证自身政策主张的独立性，并联合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重要新兴经济体革新国际金融秩序，恪守提升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之使命担当。
结语
21世纪以来，印度雄心勃勃，立足南亚，放眼世界。在历届G20峰会中印度采取低调、务实的策略，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主张发达国家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援助，并大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此外，印度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财政刺激政策，呼吁各国以增长和就业为主要目标。辛格在G20峰会中的表现获得与会各方一致认可，国内民众和媒体也对其大加称赞。务实外交、平衡外交和软实力外交是当前印度对外政策的三大特征。在后危机时代，印度或将续写左右逢源的平衡策略，保持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以寻求发展机遇期美国的经济援助与政治支持，并同时推进对欧经贸合作及与中国的竞争合作博弈，在日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而与此同时，中国应审时度势促进中印双边经贸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基础，与其携手推动G20合法性建设，打破G7长期独霸全球治理的传统格局，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切实国际话语空间。
【关键词】 印度 二十国集团 双层博弈 G20 机制化建设
DOI：10.16608/j.cnki.nyyj.2015.03.04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大衰退，G7深刻意识到，一个将新兴经济体排除在外的世界经济体系根本不完整。作为集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于一体的全球性治理机构，G20无疑成为G7职能转移的对象。G20迄今已成功召开了八次领导人峰会，目前正面临着如何从危机应对机制过渡为长效治理机制及如何进行机制化建设等问题。随着国际经济实力格局纷繁演变，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它们在全球多边治理机构中的实践也不断塑造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与新规范，这其中便包含印度在G20中影响力的潜在表现。本文尝试从历史分析视角出发，采用不同时间段间的纵向分析与同一时间段内的国际、国内横向分析的双层博弈方法，着重阐述印度G20战略背后的双层博弈表现。具体而言，通过将印度在历届峰会中的政策主张与同时期印度当代外交政策主张相结合，探讨印度G20外交定位转变的内在根源，以及印度对于G20机制化建设的理念与立场，并以此为中国参与G20机制化建设提供借鉴、实现与印度在G20中的协作共赢、维护中国的全球性核心利益诉求，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一、国际关系双层博弈分析
国际关系双层博弈理论建立在新制度自由主义基本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中层理论分析视角，也被称为国际政治分析的“第二镜像”（the SecondImage），其核心观点包括：政府的国际经济治理定位与实践及其在多边协定上的妥协能力直接受到国内舆论、民意以及利益团体的影响。双层博弈概念源于罗伯特·普特南的《外交与国内政治：双层博弈的逻辑》一文。他认为：民主政体下的外交决策模式必然受到决策团体外部信息干预，因此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不完全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自主性；作为“谈判方”的政策制定者处在国内与国际的斡旋之中，为最大程度集合获胜因素，政策制定者需在双层互动中运用策略以掌握充分主动权。
当印度政府转换G20立场之际，国际时局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既有国际规范也未发生修正，进行国际政治体系层次分析的要件显然不够充分，而双层博弈理论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对于印度的G20战略而言，外交政策分析可以从如下途径有序展开：国际金融秩序的内部调整、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演变、主要经济体力量格局的消长、印度国内媒体的舆论导向、民众观念、国内金融利益集团和实业财团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政党间的政治博弈等。任何一个理论视角的解释力都有其自身局限性，双层博弈理论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外交决策制定的干扰因素并不局限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且用以解释双层博弈理论的实际因素纷繁复杂，因此，并非所有适用于双层博弈分析的因素都能充分诠释特定情境下的决策制定，对于印度G20战略调整动因的解读即属于此种类别。
二、利益诉求及立场转换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已在追寻大国地位的道路上坎坷辗转六十余年。尼赫鲁时代的“即使是穷国也可发挥大国作用”的口号曾经令世人刮目。作为G20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21世纪以来的印度奇迹备受全球关注。
2014年，印度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见表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4月14日发布的数据，2015～2016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国家，GDP增速预计可达7.5%，而同期中国的GDP增速则为7%左右。人口方面，根据2014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14年印度人口为12.96亿，到2028年左右将达到14.5亿并有望超过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预计为13%～14%，印度则仪为8%左右，人口红利蕴藏的经济发展潜力不容小觑。就军事实力而言，印度不仅拥有规模庞大的陆军，海军声势也日趋壮大，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或于2018年正式下水服役，印度有望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能够自行建造航母的国家。2012年印度成功试射自行研发的“烈火-5”导弹，并在随后两年将射程扩大到5500公里。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美印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法案》，这意味着美国对印度核武国家地位的半正式认可。在航天科技领域，2013年火星探测器试验的成功又一次撑起印度的大国梦想。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通常不会甘心偏安一隅。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道路的主要路标。”实力膨胀必然带来利益目标的更换，而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往往是外交政策的初始焦点，印度则正处于由专注于第三世界事务向施展大国外交战略过渡的转型期。而G20作为南北对话、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与经验分享的载体，无疑符合印度寻求全球性合作与话语空间的迫切需求。
印度的G20立场经历过一个明显转折，其间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印度在G20机制化过程中曾一直处于被动，是G20首先选中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加入其中，也是G20的内在缺陷使得印度决定保持谨慎姿态。2009年匹兹堡峰会以来，相较依然冷淡的公众而言，印度官方及媒体舆论对G20态度有所好转。在2008年11月首届G20峰会上印度财长奇丹巴拉姆表示，G20作为最重要的全球经济、金融论坛，比G7具有更高实效性，但同时流露出对于G20监督机制缺位的遗憾。而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印度总理辛格针对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加强银行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提出积极的实质性建议，《印度时报》称辛格在峰会上的表现“非常瞩目，堪称G20峰会之王”。在此后峰会中，印度审慎观望并积极提出本国诉求与主张。本文选定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作为节点，运用双层博弈视角回顾前后两段峰会历程，借此分析印度立场转换背后的影响因素。 （一）从华盛顿峰会到伦敦峰会：冷淡与观望
G20成立有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初衷是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但在议题设计上G20一度被视为G7的补充机制，其全球经济治理基调被指定为“只有与发达国家充分协调，发展中国家才能有效规避经济风险”，发达国家以此主导新兴市场单方面接受严格的国际金融调控措施，这使得G20部长级会议仅仅充当着G7倡议合法化的工具。从1999年G20成立至2008年首届峰会召开，部长级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国际贸易竞争中的以邻为壑现象并未消除。在首届华盛顿峰会上，美国等G7国家一手主导会议议程，G20更多的是被视作“危机管理委员会”，带有典型的临时应急性质，印度的全球治理参与热情也由此回落。2009年第二届伦敦峰会召开前，印度政府对于G20的态度依旧冷淡。印度这种总体偏冷的态度源于以下几方面因素。首先，G20只是一个临时性政府间论坛，初级制度化程度使得政治支持力度有限，这也直接导致其决策及行动能力不足，执行效力低下。其次，G20初期所设的议题过于宽泛且具有一定滞后性，未能有效展现其全球经济治理核心机制功能，因此难以赢得国际性认可，在相对成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G7机制的操控甚至抵制下，G20曾经一度处于边缘化地位。
从这一时期到大衰退爆发前，印度国内经济发展快速且相对平稳。但由于非关税壁垒、国际汇率失衡、货币与财政政策恶性竞争等国际争端直接源于发达国家的自利行为，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难以通过G20机制有效寻求纾困方案，其主张经常被忽视或者无法实施。2008年金融危机使G7成员国经济深受冲击，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很快步人复苏轨道，印度于2008年年底便走出危机（见图1）。为了摆脱困境及推行全球共治，这一时期发达经济体主动与中国和印度等国频繁沟通，但为了避免国内经济再受波及，印度选择保持观望态度，并且试图通过G20等多边性治理机构与发达国家接触互动。
（二）匹兹堡峰会：热忱与谨慎
匹兹堡峰会达成的《领导人声明》指定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并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至少提高5%，将其世界银行投票权至少增加3%（见表2），印度国内舆论及官方对G20的态度与立场由此发生积极改变。
这一决定至少具有两方面重要含义：首先，它标志着G20机制化建设的阶段性突破，组织架构和议题设置的完备性获得极大改善。其次，它也有力推动了G7向G20机制的功能性重心转移，意味着G20不仅确立起独立性职能，同时也与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紧密对接，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一极，印度政府的立场也随之趋向于积极。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迅速将G20内部机制化建没的良好态势与寻求世界级大国地位诉求结合，推动了外交政策重心的显著转换，其中的主要原因涉及以下方面。
就国内层面分析，2009年4月印度举行第十五届议会选举，执政的国大党政府高票获得连任。为使得国内经济尽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及树立新一届政府威望，印度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对外经济政策，寄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期实质性促进国内经济改观。作为少数几个印度能够平等参与并发出有影响力声音的多边机制，G20不啻为印度实现大国梦想的重要平台工具。
此外，辛格政府还适时推动“亚太平衡手”战略，以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制衡中国在G20等多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2009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印度，高调表示美国“将重返亚太”。美国此举直接针对中国，目的在于利用亚太盟友及合作伙伴实现对中国的包围遏制，而在此前中国对印度提出的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回应冷淡。面对中国业已成为亚洲区域性大国这一事实，印度意识到，充当一个“平衡手”角色既有利于增加印度在IMF和G20等多边治理机制内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也便于获取中国对其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缓解地区结构性压力。印度对G20的政策预期随之增强。
（三）多伦多峰会至今：在接触中继续观望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G20内部的矛盾分歧日益显露，在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加强银行监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上，美欧之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碰撞加剧，这也使得被危机暂时掩盖的矛盾重新显现。虽然之后五年以来的峰会议题各有不同，但由于失衡的世界经济结构以及现存国际分工、产业链布局之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峰会主题与成员国诉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且问题的缘起每每指向发达国家的责任缺失，一些矛盾甚至能够喧宾夺主地将峰会议程带离既定主题。矛盾分歧具体涉及：发达与新兴经济体集团之间的话语权之争，美欧之间的财政金融政策冲突，新兴国家之间的政策不协调等。
作为新兴经济体成员，印度客观上很难跳出有限的国际话语空间束缚以及被动应对之困境。例如，2010年6月G20第四次多伦多峰会上美欧交锋激烈。在成员国矛盾公开化背景下，印度总理辛格表示各方应“在保证主权债务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优先考虑维持经济复苏”。美国提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概念暗含转嫁危机过失之嫌，辛格针锋相对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任一方面都不是本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却成为最大受害者。”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得到新兴国家危机帮扶而与其构建的蜜月期结束。同年11月，G20第五届首尔峰会设置全球经济形势、强劲而可持续的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全球金融机构安全网的发展、金融监管改革、能源以及反腐败等重点议题。然而，受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影响，各方关注焦点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汇率问题上，“货币战争”阴影在峰会开始之前即初现端倪。辛格总理在会前表达出对全球局势的担忧，甚至有印度官员称G20已经失去凝聚力，“利益冲撞与理念冲突”可能导致峰会陷入僵局，从而妨碍国际经济复苏进程。辛格所提议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增加投资等诉求一时略显苍白无力。无独有偶，第六届戛纳峰会意外被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所“劫持”，第八届圣彼得堡峰会上各方分歧开始公开化：美国和东道主俄罗斯因叙利亚问题矛盾上升，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因美国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剑拔弩张。而第九届布里斯班峰会议题则相当宽泛，包括经济增长、就业与抗风险、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贸易、能源、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等。印度总理莫迪延续印度一贯主张，因此并未引起与会各方的特别关注。 显然，近五年以来G20作为一个实时应急机制调节着重大国际经济困局，但事实上印度等成员国相当程度上只是作为第三方而存在，利益攸关的共识方案也往往因G20有限的执行力而被束之高阁。
三、双层博弈合力之下的态度转变
作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合作论坛，G20集外交与经济诉求于一体。辛格总理在G20峰会中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印度当前外交和经济政策走向。政党博弈、产业结构及发展水平等因素交织下的复杂社会现实，直接左右着印度谋求大国地位的方式和外交实践能力。通过对印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治、社会变革的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印度对于G20的战略定位延续性以及内在的双层博弈合力特征。
（一）国内层面
印度财长亚什万特·辛哈曾形象地指出，印度存在三种经济：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经济”、砖瓦和泥浆下的“旧经济”以及老牛车驱动的更陈旧经济。在经济结构上，印度与其他G20成员相比差异显著：第三产业是印度经济的支柱与先导，滞后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堪称印度经济的无形枷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程度仍然较低，出口只占经济总量的15%。相比较而言，“中国模式”以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型增长为主要特征，注重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而“印度模式”注重加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向传统工农业的渗透与反向刺激，侧重低收人群体消费能力的提升，由此就不难理解辛格在G20峰会中为何如此关心财政刺激和就业议题：前者保障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业不至于大幅缩水，后者则关乎广大贫困群体的生存权益。辛格的圣彼得堡峰会发言即以稳增长和保就业为主题。
1950～1980年间印度年均经济增速仅为3.5%，一度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式增长率”，尽管1980～1990年提高至年均5.5%的水平，但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大举内债和外债的结果。1991年印度实施扩大出口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伴随着21世纪信息技术经济的迅猛崛起，印度的出口导向政策效果显著，GDP增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年均超过8%。危机爆发后印度经济有过一段增长回落期。2014年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的重要一项便是以“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取代国家计划委员会，目的在于加快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其次是进行税制改革，加快公营企业改革，并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实现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机制，G20或是推进国际金融改革的最佳平台，这无疑符合印度的长远国家利益。然而印度目前仍然面临缩减赤字、推进劳工市场改革、防范资本货币国际化风险等诸多国内问题。随着印度经济开放程度日益加深，G20其实从侧面反映了印度在面对全球化机遇与挑战时的积极、谨慎心态。
政党博弈也深刻影响着印度的经济政策走向。虽然实行竞争性多党制，但鉴于国大党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雄厚实力，印度独立后的政党体制实为多党并存下的国大党“一党独大”。随着国大党长期垄断格局的弊端日益显露，西方议会制下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两党争锋格局逐步形成。辛格不止一次在G20峰会上推广印度在防范金融风险、刺激经济增长中的成功经验，但近年印度国内物价飞涨，在几次地方选举中人民用选票表达了对通胀的愤怒。
随着2014年5月16日印度人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印度大选，一种建立在莫迪个人魅力与执政业绩基础上的明星效应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名望政治基础，意味着印度普通民众正在摆脱对传统政治身份的迷信，更加理性地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政党和政治领袖。在当前议会式多党制不断完善的情况下，社会民生俨然已经成为印度政党间的博弈焦点。为减少对外贸易逆差及增加就业，新一届政府在大刀阔斧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也积极而审慎地投入各层级国际治理机制建设。
（二）国际层面
大衰退爆发以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愈发突出，由西方主导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这一传统模式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其主要根源在于：首先，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内部蓄积已久的信心危机。金融危机直接源于美国次贷危机，随后转移到欧洲、日本等其他区域并引发大面积债务危机。发达国家纷纷采取竞争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稳定各自经济增长，这从根本上腐蚀了全球金融合作基础。在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上，美国主张各国维持财政刺激力度，保证世界经济稳步复苏，而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则强调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试图削减刺激力度。其次，新兴经济体阵营在G20中的一致性政策主张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挑战，后者意识到继续忽视或抵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极为不现实，因此积极构建G20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期掌握主动权。G7向G20职能重心的转移便是有力的例证。
但是，国际格局的变更并非意味着国际话语权的自然交接，发达国家始终凭借雄厚的实力与丰富的经验主导着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运作，印度势必将在国际制度的受动者与国际机制的建设者两种身份之间不停衔接切换，直到真正成为国际规则的平等制定者。这一目标唯有通过G20机制化建设途径才可能最终完成。回顾2008年以来历届G20峰会不难发现，印度追求政策自主性的意愿尤为明显：在华盛顿峰会上，辛格总理成功达成印度以一个“合伙人”（Partner）而不是以往的“请愿者”（Petitioner）身份参与G20峰会的初步日标。在之后的伦敦峰会上，针对欧美分歧焦点——全球金融系统监管，印度坚定地站在欧洲立场一边。作为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印度银行业一向执行严格借贷准则，因而有效规避了2008年国际金融资本对印度实体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而在多伦多峰会上，印度拒绝在美欧之间选边，而是独立主张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
四、印度在G20中的角色定位及理念
根据印度在G20峰会上的表现可以推断，印度一方面寻求对外政策诉求总体基调的延续性，即以新兴经济体身份捍卫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与西方阵营合纵连横，共同主持G20机制化建设路线图及时间表的制定，推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治使命；另一方面，印度仍然坚守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理念，保持作为南亚乃至亚洲区域性大国的议题设置独立性与主导权，这直接体现在印度在G20中的角色定位与理念的多元性和多层次特点。 （一）印度在G20中的角色定位
1.新兴经济体利益的捍卫者
早在多伦多峰会上，辛格便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就退出策略而言，辛格认为，“我们须在合适时间点有序退出刺激政策，但并不是现在。”对于G20未来的行动方略，他提议各国应一如既往携手共进，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以尽快摆脱危机。他认为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有必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主张新兴经济体在这些组织中应当拥有更高话语权。而在匹兹堡峰会上，印度方面秉持三点立场：第一，发达国家对于本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兴经济体作为受害者理应接受更多援助；第二，各国团结协作才能捍卫前两届峰会成果；第三，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拥有与实力匹配的发言权，G20取代G7不仅仅是结果，更是全球共治的一个重要开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印度在领导不结盟运动中的一贯立场，也反应出印度适时将自身利益诉求和国际趋势结合起来以减少来自主导国家阻力的策略。
2.全球公民福利民生的倡导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着重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在辛格政府期间，印度从社会培训、扶持中小企业等角度阐述促就业、保增长措施，坚信“关键措施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农业人口占比近80%的新兴经济体，印度在促进解决全球贫困及卫生治理议题上有着极高的切身利益。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G20机制中的对话沟通，社会民生问题不仅可以降低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分歧，还可以为印度改善国内问题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与援助。
（二）印度的G20机制化建设理念
全球治理常衍生诸多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原则及规范，各方藉此得以清晰表达共同利益，统一立场并协调分歧。受传统外交理念影响，印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热衷于“非正式”全球治理机制，但近年在“大国梦”驱使之下，印度开始涉足诸多区域性、全球性的正式和非正式治理平台。在G20峰会议程形成初期，辛格政府主张加快G20与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管理机制的职能对接与分担，并敦促IMF尽快完成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他同时对银行监管改革表示欢迎，但认为“前路仍然漫长”。具体而言，印度的G20机制化建设理念可以总结为：
第一，优先处理与中国、美国、欧盟、金砖国家等G20大国和小集团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印度参与G20的根本动力是争取政治、经济、外交等国家权益，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有利于在崛起中继续寻求其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印度一欧盟关系将是印度未来对外政策重点，印度或将在必要之时援助欧债危机深重国家，以期收获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中的“潜力股”，印度同样需要与其紧密合作，以确保在未来G20机制化建设中免受发达国家分化打压。
第二，优化G20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根据约瑟夫·林（Joseph Linn）的国际机制理论，一个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取决于其代表性、决策效率和实施效力三个要素。其中代表性和决策效率面临着二重困境，往往是代表性越广泛，决策效率就越低。辛格总理曾多次表示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应关注低收入国家权利，印度希望G20能够打开大门，倾听更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声音，尽管在G20机制中强化新兴经济体权益难以使国际金融格局发生质变，但是足以让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此外，灵活性和机制化对于任何国际组织来说不可兼得，印度比发达国家更希望G20延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平台”使命，主张对G20进行低程度的机制化建设——即最大限度保持G20非正式性前提下强化有效性，以防止峰会公告变成一纸空文。
第三，峰会议题设置加强针对性。近几届G20峰会议题呈现芜杂空洞趋势，会后的成果性文件“看上去很美好”，但实施落实却困难重重。在2012年6月第七届洛斯卡沃斯峰会上，辛格总理明确表示，“当前G20议程已经大大超载，我们需要重新把关注点放在若干议题上，而不应该为所有问题分散精力。”印度一方面希望峰会议题能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另一方面则欲将峰会议题限定在经济领域内以保持针对性，如果在50个小时的会期内把议题分散到政治等多个领域将极大削弱讨论效率。
第四，增强G20机制的执行效力。对于印度来说最合理的机制化建设方向是经济决策由G20引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正式国际组织负责执行落实，组建一个“非正式机制+多边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复合体”决议执行模式。因此，在未来的机制化建设过程中，印度势必推动G20加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协作，完善决策传导机制使峰会共识得到最大限度落实。
五、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与印度相比，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及第二大经济体，同样在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方面欠缺经验，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较弱。G20机制使中国能够实时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宝贵经验，关注印度的G20立场将为中国制定G20战略提供有益参考。积极开展与印度的双、多边框架合作，可以为中国在G20机制中获得更多话语权支持，推动中国负责任大国地位深入人心。中国的G20应对战略可以具体归纳为：
（一）把握基本点，维持政策延续性
对于中国而言，认清自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印度在历次G20峰会中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继续保持谨慎的适度接触是很有说服力的。G20建立的初衷之一就在于弥补G7有限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增强应对全球金融失衡的统筹力。对于多伦多峰会前奥巴马旨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主张，辛格总理针锋相对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任一方面都不是本次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却成为最大受害者”。中国同样应谨慎辨析各政策主张背后的深层用意并量力而行，一方面适时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推动G20政策议题设置过程中的首创性和主导性，另一方面避免或减少做出风险性承诺，在与各方的积极接触中保持良性互动。 （二）立足当下，抓住时机
时至今日，G20非正式国家间论坛的制度化水平还未取得明显提高，在各方阻力的干扰之下，实现G20的硬法性国际约束力尚属机制化建设的中远期目标。就现阶段而言，在利用非正式性带来的行动自主性便利的同时，中国应注意规避G20共识中隐含的全球化风险。一方面，非正式性允许G20成员国绕开国内议会及立法机构的程序干预，中国可以通过高层互动等方式推动落实对外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非正式性使G20机制的全球治理灵活性大大增加，中国应把握G20未来内在的可持续特征——“小集团”成员资格、“开放”性议题设置、“协商一致”议事规则及“机制复合体”决议执行模式，充分运用其蕴含的广阔政策空间来推动G20多边治理的有效性。
（三）分清层次，把握关键国家
G20内部的利益同盟可初步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亲美派（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中心派（主要是欧盟其他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尼、韩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通过分析上述小集团各自的利益诉求及竞争博弈关系不难发现：美国不仅在国内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力保经济持稳，还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维护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欧盟集团主张对外强化世界金融秩序，对内实行严格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纪律；以中国和印度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谋求在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基础上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必须意识到G20内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事实，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制建设经验，同时保证自身政策主张的独立性，并联合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重要新兴经济体革新国际金融秩序，恪守提升新兴经济体国际话语权之使命担当。
结语
21世纪以来，印度雄心勃勃，立足南亚，放眼世界。在历届G20峰会中印度采取低调、务实的策略，强调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主张发达国家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援助，并大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此外，印度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财政刺激政策，呼吁各国以增长和就业为主要目标。辛格在G20峰会中的表现获得与会各方一致认可，国内民众和媒体也对其大加称赞。务实外交、平衡外交和软实力外交是当前印度对外政策的三大特征。在后危机时代，印度或将续写左右逢源的平衡策略，保持印美战略伙伴关系，以寻求发展机遇期美国的经济援助与政治支持，并同时推进对欧经贸合作及与中国的竞争合作博弈，在日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而与此同时，中国应审时度势促进中印双边经贸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基础，与其携手推动G20合法性建设，打破G7长期独霸全球治理的传统格局，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切实国际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