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索尔·贝娄在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创造的人物形象背离并颠覆了传统父权制性别角色，体现出作者的女性主义写作倾向。文章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以此来证明以往女性主义批评者对索尔·贝娄的批评并不是公允的。
　　关键词：《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女性主义　性别视角 女性主义写作倾向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一部畅销小说。作为贝娄的一部晚期佳作，它集中体现了贝娄本人对当代社会婚姻、爱情的思考。这部作品在表现男女关系及婚姻恋爱主题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颠覆了传统性别角色，背离了传统性别意识。然而在女性主义批评视域中贝娄却往往沦为被诘问的对象。以往的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在贝娄的作品中女性只是陪衬而已。安妮－玛利亚·库赛克指出该小说的男性叙述者将女性人物放在智力劣势境地的作法“令人不安”、“有失道德水准”，蒂文·莱恩借助后殖民主义术语，认为“女性在贝娄的作品中是出于边缘地带的话语对象而不是话语者，是被观看者而不是观看者”，该书“充斥了祸水般的泼妇、极度淫荡的女人”。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些批评都仅仅以某些例子或片段来断定小说的男权中心话语，并不公允。
　　随着欧美国家女权主义的发展，女权主义代表提出“女性写作”，即围绕女性身体和性的写作，不仅解放了女性的身体。而且解放了女性的声音、情感和欲望。“女性写作”不仅仅出自女性作者之手，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具有女性特征——分裂、缺失、沉默和颠覆性。一方面，《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所体现出的人物性别分裂和对传统刻板形象的颠覆性，具有“女性写作”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贝娄笔下的女性也不同于父权制社会的传统女性形象，突破了天使与妖妇的二元论。笔者从女性主义性别视角解读《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主要男性和女性人物形象，透视贝娄女性主义写作倾向。
　　
　　一、剖析父权制传统刻板的男性形象
　　
　　父权制社会将男性的话语霸权和阳刚推崇备至。贝娄塑造的三个传统阳刚男性——肯尼斯的父亲鲁迪、拉雅蒙医生和维利泽正是传统男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他们事业有成、体面风光，把金钱和权力、家庭与女人看成自己的附属品，妄自尊大。早在1965年贝娄接受戈登·哈泼的采访时就嘲讽道：“那些可怜的老绅士们还念念不忘。紧紧追随海明威式的生活方式。”这三个老绅士从不同的角度维护了父系社会权威和传统男性气质的“合法性”，承载了社会无意识对所谓“真正男子汉”的界定。肯尼斯揶揄道：“一个有血性的人应该是从政从商搞电脑搞法律搞战争搞男子汉的事业——最好是搞政治：超级大国的武威，斯大林继承者的野心，中东，中央情报局，最高法院。或者代之以金钱。或者代之以性，与超级大国政治相呼应的性。”
　　在小说中，鲁迪是一个人物，并且焕发着大人物的风采。他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能全权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大丈夫，是使所有女性神魂颠倒的男子汉。妻子只是附属，情人不过是客体。
　　拉雅蒙医生在小说中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利用亲生女儿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人，他同时还与政界的人十分亲近。而他妻子的房间里放着一束色彩艳丽的假花，小说一直没让他妻子“说话”，是女性的沉默造就了男性的中心和支配地位。
　　维利泽这个人物，身边女性身份和地位干脆被遮蔽了。他凭借权利霸占了亲姐姐的遗产份额，在其财产受到追查时，他利用职权打通关系。这个元老政客是一副典型的硬汉形象：扁平的面颊，凹进的眼睛，说话时露出牙齿，当他定睛看你时，足使你感受到威胁。
　　作家塑造这些人物形象并不是为了维护传统男性地位，而是深刻剖析和表白了父权制刻板的男性形象，是为了下面的反传统形象与之形成对比反抗，我们可以感觉到贝娄的写作既有追溯性又有现实性，实现了男性作者的“女性写作”。
　　
　　二、男权形象的颠覆
　　
　　小说中的叙述者肯尼斯，即鲁迪的儿子。一心想学习父辈的男子汉举止和语气，结果生活中总是失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是女权主义高涨的时期，而这部发表于1987年的小说很显然也受到了女权主义大环境的影响。使得主要男性人物形象显然背离了他们的父辈。作者此举解构了父权制刻板的形象，虽然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却也成为女性主义写作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小说中的植物学家本诺可以算是男权形象颠覆的典型代表。首先是他植物学家的职业，他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传统形象。本诺是个学者，知识渊博，他全心全意地研究植物，儿时的伙伴做生意的做生意，做官的做官，唯独他作了一个独特的选择，成了一个植物学教授。他的行为与当时社会人们对实用主义狂热追求形成鲜明对比，本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讥讽的对象：穷教授、疯疯癫癫的科学家、无能的废物、研究室里的穷老鼠等。其次，在外貌与性格方面，本诺也与传统男性有较大差异。他有蓝眼睛、金发(是天真单纯的象征)，天真困惑的神情，酷似钢琴家的双手；他能细腻诉说他的感觉，偷偷去父母坟上洒泪；他喜欢削土豆，清洗乳酪锉刀，刮净烧焦的锅底，跪着擦地板，这些事他并不认为有失男人的尊严；他重视亲情，哪怕被自己的舅舅骗了数百万也原谅他，并成为其追悼仪式上唯一真正的哀悼者。本诺身上敏感、宽厚、善良的特征违背了主流文化对男子气概的定义。由于父母爱的缺失，本诺对感情格外地要求和依赖。然而他自小就受到束缚个人情感的教育，他因为爱姐姐而挨过打，因为初恋失败而精神分裂。正是在对爱的渴望和驱动下，在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他又娶了美貌女郎玛蒂尔达。转而研究植物的本诺骨子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甚至用研究看待植物的眼睛来看女人，譬如他在蜜月期间对他的外甥描述他的心上人玛蒂尔达睡着的姿容“她躺在那儿像一捆蕨类植物”。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过平静的生活，两个人在爱和体贴中结合，没想到却从此落入困境。他发现玛蒂尔达并不是他想像所塑造出来的那一株美丽的植物，她是一个淘金者，她有着所有现代美女的市侩。这是一次有预谋的婚姻，玛蒂尔达一家不仅想借助本诺的地位和名望进入上流社会，而且要利用他向他在政党斗争中失利的舅舅索要数百万。他失望了，他的爱情死了，死于他对爱情、婚姻和女人的美好的植物般的浪漫想象。本诺的天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丧失了直觉，居然把一株人造杜鹃花当成是真的，这个发现极大地震惊了他，他意识到如果屈从于传统角色的要求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所谓清大的男子汉，必然会失去自己的本性。于是本诺又一次逃离了，不辞而别，去往北极。贝娄安排这样的结局使我们想起他在书中借本诺表达的主题：“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核辐射。”
　　
　　三、自我解放的新女性
　　
　　当男人以审美植物的眼睛来审美女人的时候，就注定要失败，女权运动的实质就是女人拒绝被植物化的一场美学运动。植物学家本诺把妻子玛蒂尔达看做一株美 丽的植物，然而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不仅妩媚，而且有男人般对事业的追求，她独立，受过良好教育，想要在金融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追求。她的美貌的外表在成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同时又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婚姻和家庭是父权制的产物，它对女性的束缚比任何制度都长久。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婚后，她改用他的姓氏；她属于他的宗教、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结合于他的家庭，成为他的一半。她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果断地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于她丈夫的世界。”而玛蒂尔达正好与此相反，婚后她利用本诺的地位想跻身上流社会，物质欲望越来越强烈，逐渐变为欲望的主体，而本诺在成为性欲望主体的同时也沦落为金钱欲望的客体。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女性，肯尼斯的女友翠姬要主宰自己，追求独立的人格，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有工作及收入，所以即使她成了未婚妈妈，也对肯尼斯的求婚无动于衷，她不顾世俗偏见与滑雪教练准备过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活。鲁迪的妻子希尔德厌倦了婚姻生活，她离开了繁华的巴黎，去往非洲，参加索马里难民救助工作，以此抗议丈夫强加于她的生活方式。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片段，本诺的女邻居，一位相貌平庸的中年妇女，在一个夜晚她以换灯泡为借口引诱本诺与其上床，之后原本就不情愿的本诺躲避她，她给本诺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的性生活该如何处置?”本诺万般无奈，躲避他乡。“女人在奉献自己时太大胆，男人会退避三舍，因为他热衷于征服”。很显然，贝娄笔下的女性人物已经成了欲望的主体，而男人则希望女人成为客体，所以面对邻居这样的主动的女人，本诺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形象已经解构了男权制度下的传统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传统文化对女性要求要驯服、谦逊，做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人。贝娄的笔下的女性已经从传统社会角色中走了出来，她们独立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享受生活。
　　
　　四、结语
　　
　　贝娄的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是一部颠覆了传统角色形象的文学佳作，这部创作于20世纪末的小说已经受到了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影响。带有明显的女性写作特点，贝娄通过解构传统男性形象和构建新女性形象实现了“女性写作”，而作为一个男作家，他也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