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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智利国内主张改革的新兴势力崛起，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爱德华多·弗雷组建了代表中间派温和势力的基督教民主党。与此同时，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让美国改变了以往单纯扶植右派独裁统治的拉美政策，转而在政治上支持各国中间派上台进行温和改革，以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为此，美国在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中支持基民党执政，弗雷当选总统。但是，美国支持弗雷政府只是出于冷战的现实需要，并非完全认同基民党纲领，因而在弗雷执政后期，美智关系出现裂痕。美国减少对智利援助，间接导致智利政局不稳，从而影响了智利政局。
早在19世纪中期，智利便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保持了长期稳定性，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民主传统。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民主传统与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治上却日趋激进化和极端化，民主制几乎破坏殆尽。
以往，学术界对冷战时期智利史的关注点是阿连德社会主义改革，相比而言，对代表温和势力的弗雷政府关注较少。事实上，政治稳健的智利之所以在70年代后日益极端化，与弗雷政府密不可分，可以说，弗雷时期是智利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美国对弗雷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弗雷政府本身及以后智利政治的发展走向，研究美国对弗雷政府政策，对于我们了解智利政治发展日趋激进化和极端化的根本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有关美国对智利弗雷政府政策研究专著尚未出现，仅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拉美史的专著中有所提及。另外，还有一些专著与译著从拉美地区和智利的角度分析美拉关系与美智关系，其中内容比较详细的是由美国的约翰·L·雷克特（John L. Rector）编著，郝明玮翻译的《智利史》和王晓燕编著的《列国志——智利》。《智利史》作者雷克特认为，6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在智利的上台有其必然性，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干预，弗雷上台虽然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但智利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王晓燕的《列国志—智利》则认为，弗雷之所以打败阿连德，主要是外部原因，即美国的支持。但是，弗雷下台也与美国脱不了干系。①
美国支持弗雷始于1964年智利大选。关于这一点，贺喜的《美国对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的干涉探析》一文中有详细阐述。该文认为：美国选择弗雷并非弗雷亲美，而是因为要想在不引起拉美各国反感的前提下遏制共产主义，唯一的选择就是支持温和势力执政改革。文章还认为，美国政府以及中情局的干预打破了智利的政治平衡，损害了智利民主政治的稳定性。②
国外也没有出现相关的专门著述，但涉及这段史实的专著要多于国内。克里斯蒂安·古斯塔夫森（Kristian Gustafson）的《“敌意”——1964—1974年美国在智利的秘密行动》（Hostile Intent： U.S. Covert Operations in Chile， 1964—1974）一书主要阐述了1964—1974年美国在智利所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作者认为，在智利，最有影响力的是代表中派的基督教民主党，该党不认同共产主义，但主张社会改革，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有影响力，是美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对象。
威廉·F·萨特（William F. Sater）的《智利与美国：帝国间的冲突》（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pires in Conflict）一书对美国与智利之间各个时期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外交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①作者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弗雷是智利国内形势发展走向、美国拉美政策变化和国际冷战格局演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美国与弗雷政府的“密切”关系完全依靠政治需要与经济利益维系。随着分歧的扩大化与明显化，二者间疏远是必然的。
本文通过挖掘相关国内外专著，以及解密的FRUS档案材料，旨在介绍1964—1970年智利弗雷政府时期，美国政策的演变及特点。文中通过研究分析美国对弗雷政府政策，来论证美国政策在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1958年，右派政党联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当选总统，但他仅比人民行动阵线（FRAP）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多出34382张选票，这说明智利左派势力开始上升。②次年，古巴起义部队在卡斯特罗带领下，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美国对此不予承认，同时封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在古巴革命后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反美斗争，美国的后院开始不稳。为避免在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1960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对拉美政策做出调整。
此时的智利由右派执政，但亲共左派力量增长，这种局面令一向把智利看作拉美民主样板的美国感到不安。鉴于右派已无力控制智利政局，美国转而支持代表中间温和势力的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上台执政。早在基督教民主党刚登上智利政治舞台时，美国中情局便予以关注，其西半球部门（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最初希望基民党与智利最大的单一政党——激进党（Radical Party）合作组成非共联盟（Non-Communist Coalition），但因为激进党选择加入右派的民主阵线（the Democratic Front）而作罢，于是美国转而扶持基民党以单一政党形式参政。
美国之所以没有直接策动颠覆，原因在于智利拥有完善的民主制和悠久的民主传统，民主已深入人心，领导人更迭跳过民主程序势必造成国内混乱，这与美国将智利树立为“民主样板”、抵制共产主义渗透的初衷相违背。因此，虽然基民党不是最佳选择，但它的能力不容忽视：
基民党在智利发展的速度最快，它的社会计划以及宗教般的热情使它能够成功地同共产党争夺学生与工人的选票……在所有非共政党中，基民党的基础最牢固……在学生运动和工会控制权方面，基民党开始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③ 综上所述，美国选择基民党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现实需要的考虑，因此双方合作关系非常脆弱。一旦基民党政府的重要政策损害了美国利益，或者其失去了遏制共产主义的能力，它们的合作关系必然结束。
不论如何，美国于1964年初确立了支持基民党候选人弗雷的方针。中情局特别小组帮助基民党聚拢前右派支持者的选票，让他们在未来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弗雷。3月26日，中情局决定从应急储备中拨出100万美元作为基民党的选举资金。④除提供金钱，中情局综合分析了智利国内政治现状，并确定了美国的行动目的如下：
1.尽最大可能阻止由于民主阵线分裂，大量选票流向人民行动阵线的事情发生;
2.争取让智利国内的民主党派与组织支持弗雷;
3.强化基民党组织结构和竞争能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拉拢智利选民的选票;
4.威逼利诱“独立候选人”，迫使他们退出选举。⑤
1964年4月22日，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向国务院发来一份有关阿连德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
（未来）阿连德的外交目标如下：
1.与不发达国家结盟;
2.同苏联集团成员国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
3.削弱美国在智利及西半球的影响，包括终止军事援助条约;
4.与古巴建立密切关系，并向美洲国家组织施压，迫使其终止孤立古巴的政策，但尚不清楚阿连德上台后对美洲国家组织会产生何种影响。很明显，美国政府无法接受以上这些带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的目标。①
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分析，国务院认为阿连德的政策与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冲突且无法调和的，所以美国选择支持弗雷——尽管基民党在外交方面并不完全倒向美国。
9月4日，智利大选结果揭晓，弗雷获得高达56.1%的选票，超过半数选票，而阿连德只获得了38.9%的选票。②由于智利政坛的左中右三方势力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弗雷能够获得过半数选票超乎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反映改革已成为智利社会主流，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智利政局的干预获得了成功。受此鼓舞，美国政府和中情局频繁地涉足智利局势，深深地影响了日后智利的发展道路。
从本质上讲，弗雷的施政方针是改良。尽管他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一些目标，如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推行土地改革与铜矿国有化、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等与社会主义理念存在雷同，只不过在具体做法上有偏差。因此，右派把弗雷与阿连德看作一丘之貉，只因美国干预和惧怕阿连德上台，才把选票投给弗雷。右派支持固然帮助弗雷赢得了大选，但弗雷政府在推行改革时不得不顾及右派的态度，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并造成基民党分裂。
美国对智利基民党的上台非常满意，这点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局（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递交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会议记录中体现出来：
在拉美，智利基民党是第一个掌权的拉美国家基民党。基民党在外交政策方面很明显是亲美的，内政方面它提倡走中间道路。该党论调在工人中拥有稳固地位，拉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卡斯特罗政权非常关注基民党，并害怕它引走大多数原本支持革命的人，弗雷当选证明了这种威胁的存在。③
美国通过支持弗雷当选暂时达到了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并希望以智利为蓝本，进一步扶持其他拉美国家内部的基民党与本国亲共势力争夺工农支持，从而维系“后院”安全。因此，尽管弗雷政府存在着局限性，但作为美国一手树立的“民主样板”，对其放任不管也不符合美国利益。特别强调的是：60年代初，美式民主受到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冲击，此时以民主程序选举上台的中派弗雷政府成为美式民主胜利的标志。因此，不论弗雷政府在智利国内前景如何，美国政府最终选择支持它。
自1964年起，美国开始向智利提供资金援助，这成为美国支持弗雷的一个重要标志。1964年11月13日，美国大使对弗雷表示，为了帮助弗雷政府降低通货膨胀、提高福利，解决前几任智利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在1965年将为智利提供1.35亿美元帮助智利财政达到收支平衡，同时再提供1.02亿美元帮助弗雷政府充实国库。④
综上所述，弗雷执政初期，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给予支持，原因如下：
第一，拉美各国民族意识开始增长，之前美国在拉美大肆进行武装干涉的做法已经引起拉美各国不满，如果继续一味以武力镇压，那势必会损害美国的政治威信与经济利益。而且，通过美资铜矿公司，美国已经掌握了智利经济命脉，在幕后操纵政治代理人更符合国家利益。
第二，古巴革命带来了其他拉美国家以前未曾体验过的社会主义模式，拉美国家把社会主义模式当做是解决发展困境的新方法予以尝试。为避免更多的拉美国家步古巴后尘，美国亟须在拉美国家中树立一个民主样板与社会主义模式相抗衡，民主传统悠久、具有较完善民主制度的智利成为首选。
第三，智利形势的发展让美国只能支持弗雷。最初，美国最看好右派，然而右派因无力扭转经济形势失去民心，亲共的左派迅速崛起。鉴于右派已经失去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作用，美国转而支持当时在智利社会具有一定群众基础、能够胜任遏制共产主义任务的基督教民主党。
不可否认，美国对弗雷政府的支持仅是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其根本出发点是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抗衡。同时，弗雷政府只是出于从美国获得援助，从而发展智利经济和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的目的，才在外交上趋向美国。由于出发点不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与弗雷政府的矛盾必然激化，最终导致美国与弗雷政府关系疏远。
美国疏远弗雷政府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作用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自1965年起，美国援助智利的资金下降：早在1964年底，弗雷认为美国所提供的共计两亿多美元的援助不能完全解决通胀问题，需要再多出4000万美金;1965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特别顾问邦迪汇报说弗雷要求，美国在1966年应给予智利1到1.3亿美元的援助，但美国预算局认为1966年最多只能向智利提供8000万美元援助。①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自1965年3月起，美国全面卷入越战，随着驻越美军人数增加，军费开支递增。因此，美国对智利的援助受到限制，无法满足智利提出的援助数额，至1967年，美国政府对智利的援助下降至3500万美元左右，只相当于1964年援助的零头。②而弗雷政府改革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是对美援最为依赖的关键时刻，美国援助的减少迫使弗雷寻求同其他国家增进经济关系，从而导致美智关系疏远。 第二个表现是美国对弗雷政府铜矿国有化政策的态度由先前默许逐步转向反对。随着越战爆发，国际市场对铜的需求增加，铜矿石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弗雷政府的赎买国有化政策也陷入困境：政府没有对美国铜矿公司实行全盘国有化，而是更谨慎地提出在矿石精炼环节分享25%的利润，在铜矿公司中分享51%的股份。③由于金钱赎买较为温和，且照顾了美国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对弗雷的温和国有化持默许态度。
但随着国际铜价上涨，弗雷的赎买国有化变得行不通，随着越战升级，1966到1970年国际铜价比60年代初上涨了两倍。④这样一来，赎买所花费的代价也就更大，智利财政背上了大包袱，导致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1967年为18.1%，1968年26.6%，1969年30.7%，1970年32.5%），社会不稳。同时，左派势力宣称要效仿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铜矿公司直接没收为国有。⑤当铜矿国有化政策日益激进化甚至有向社会主义公有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时，美国自然表示反对。
美国疏远弗雷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在于60年代末它改变了扶持智利中间派温和势力的方针，其原因在于二者外交上出现了分歧，第一次在外交上出现分歧始于1965年。4月24日，多米尼加爱国军官发动起义，试图推翻亲美右派政府，4月27日，约翰逊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干涉多米尼加内战，同时为了争取其他拉美国家支持以及解释美国的政策，约翰逊派外交家哈里曼访问拉美各国。5月，哈里曼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与弗雷举行会谈。事后，哈里曼将会谈过程详细报告给总统与国务院，里面提到了弗雷对共产主义与多米尼加内战的态度：
弗雷总统认真地听着我（哈里曼）对圣多明各（多米尼加首都）形势的分析和约翰逊总统决定的解释……他理解总统先生的难处与做出决定（指出兵多米尼加）的理由，但他希望美国能理解智利的政治形势……智利对军事独裁与军事干预的恐惧不亚于共产主义威胁……智利的共产主义可以通过政治运动、而非军事镇压消灭。⑥
由此可见，弗雷对美国有可能干预智利心存戒备，言语中包含着对美国武装干涉的反感与忧虑。
此外，由于温和改良收效甚微，弗雷政府被迫寻求同国内左派力量合作，这令美国感到不安。1967年出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爱德华·M·科里（Edward M. Korry）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说道：
弗雷实行了“向左派敞开大门”的策略（同莫斯科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并同智利共产党展开友好对话），他希望借此令共产党支持他，同时他拒绝与右派政党合作，并指责它们妨碍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借此亲近基民党的重要成员，它把弗雷政府推上了孤立的位置，弗雷已经丧失了对基民党的控制。①
当弗雷政府不仅不能同社会主义抗衡，反而变成了共产主义势力壮大的温床时，美国自然而然地放弃弗雷。
在智利代表中产阶级的温和势力起到了缓冲作用，由于左翼的部分领导人物出身于中产阶级，同时右翼精英的大地产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大多出自中产阶级，所以温和势力得以左右逢源，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稳定。由此可见，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温和势力。20世纪60年代，主张改革又不赞同暴力革命的基民党承担了缓和的职责。根据美国政府的观点，基民党领导人弗雷是一位成功改革人士，他的执政会大大降低未来左翼执政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也可以借此将智利树立为抵制古巴革命的范例。②基于此种考虑，美国对其改革给予高度支持。
改革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譬如高通胀率、对外资高度依赖等。连美国都不否认弗雷改革存在缺陷——中情局认为，弗雷政府“已经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高通胀率的窘境，承受着来自工资与福利方面的压力”。③因为改革受挫，基民党内部分裂。对基民党分裂，中情局表现出了忧虑：
为了在1970年大选中取得优势，其他党派会对基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以利用，弗雷在国会中的影响将大大削弱。④
弗雷以赎买实现铜矿国有化，但为了向美国资本家支付补偿款，智利财政负担加剧，通货膨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有恶化的趋势。随着国际市场铜矿石价格上涨，国内财政收入无法承受支付补偿款带来的负担，只能依赖外部贷款。
由于过度地依赖美国支持，弗雷并未重视争取基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和智利政坛左右翼，而一旦美国疏远弗雷，就意味着弗雷在国内能获得的支持寥寥无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69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获得的选票比1967年的市政选举高出6%，相反，基督教民主党丢失了近6%的选票，这是由于对弗雷改革失望的中产阶级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右翼。⑤由于基民党的支持率降低，基民党内部推选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为1970年大选候选人。对此美国认为，与弗雷温和的中间路线相比，托米奇的政治立场更偏向“左倾”，因为他希望通过和智利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建立一个“民众力量”政府（a government of “Popular Force”），来解决国内高通胀率问题。⑥
1970年1月，参加当年大选的三位候选人已经确定，分别是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基民党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和独立候选人前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美国对基民党的前景并不看好：
托米奇与左派人士结盟的尝试被智利共产党拒绝，不仅如此，右派也疏远了他，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三位候选人中，托米奇的支持率最低。⑦
受古巴革命影响，拉美各国左翼的政治参与方式日趋极端化，与此相对应，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同军人联合颠覆文官政府，以便断绝亲共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尽管智利此时并没有走上极左或极右道路，但左右翼都有极端化趋势，同时基民党内部弗雷代表的中派力量孤掌难鸣。因为失去了缓冲力量，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与极端化不可避免。
同时，美国在1970年智利大选中的做法对其政治形势激进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月30日，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如果托米奇上台，给美国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大于阿连德——“托米奇为了获得支持，要和共产主义者合作，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个机会，他们可能会将智利带上非资本主义道路。”①美国在1970年大选前夕，对基民党的误判和不支持使其失去了再次执政并充当智利政坛调停人角色的机会，一次中止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的机会也失去了。 智利政治形势完全激进化是在基民党投向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发生的，其标志是中情局在阿连德正式当选后，刺杀智利军队总司令雷内·施奈德（René Schneider）。为煽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中情局联合智利极右势力策划了对施奈德的暗杀，结果刺杀不仅没有引发军事政变，反而令原先在对外关系上亲美的基民党迅速同阿连德和解——智利人对军人干政和破坏民主制度的恐惧要大于共产主义。对此，科里大使无奈而又颇为讽刺地对国务院汇报说：
施奈德死亡的后果是戏剧性的：那些我们一直认为是美国盟友的人（基民党人），现在不仅没有反对他们的新总统，反而与阿连德和解。中情局的行动反倒变成了阿连德的胜利果实，基民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竟然是美国促成的。②
20世纪60年代，美国选择支持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并非因为该党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相反，基督教民主党的党纲与施政方针同美国冷战外交政策存在差异甚至矛盾之处。但在智利右翼力量衰落的情况下，唯有基民党能够阻止左派候选人阿连德上台。因此，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地区发展的需要，美国支持基民党弗雷上台，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智利的发展。
弗雷因为在改革过程中过度依赖美国支持，所以他没有注意拉拢智利国内各方势力，急于求成，造成自身孤立;弗雷政府后期，由于经济与外交方面的根本分歧愈来愈大，美国疏远了弗雷，从而导致弗雷为首的中派温和势力陷入内外孤立的境地，削弱了智利传统民主政治中的缓冲力量;美国在弗雷失势后，错误地认为基民党被共产主义化，不再支持该党执政，致使基民党失去了重新成为政治缓冲力量的机会，加剧了智利政治形势的激进化发展;阿连德上台后，美国对智利高级将领进行暗杀和策动军事政变的行为触动了智利民主政治的底线，造成原先作为缓冲力量的基民党完全倒向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右翼力量开始正面交锋，智利政治形势完全陷入激进化——先是极左的阿连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随后是极右的皮诺切特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对弗雷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智利政治形势走向激进化的唯一原因，但毫无疑问，美国政策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加快了智利国内中间温和势力削弱和各党派组织极端化，从而影响了智利日后的政局走向。
【作者简介】吴昊，1986年生，辽宁锦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早在19世纪中期，智利便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保持了长期稳定性，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民主传统。这样一个拥有长期民主传统与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治上却日趋激进化和极端化，民主制几乎破坏殆尽。
以往，学术界对冷战时期智利史的关注点是阿连德社会主义改革，相比而言，对代表温和势力的弗雷政府关注较少。事实上，政治稳健的智利之所以在70年代后日益极端化，与弗雷政府密不可分，可以说，弗雷时期是智利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美国对弗雷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影响了弗雷政府本身及以后智利政治的发展走向，研究美国对弗雷政府政策，对于我们了解智利政治发展日趋激进化和极端化的根本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有关美国对智利弗雷政府政策研究专著尚未出现，仅在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拉美史的专著中有所提及。另外，还有一些专著与译著从拉美地区和智利的角度分析美拉关系与美智关系，其中内容比较详细的是由美国的约翰·L·雷克特（John L. Rector）编著，郝明玮翻译的《智利史》和王晓燕编著的《列国志——智利》。《智利史》作者雷克特认为，6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在智利的上台有其必然性，不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干预，弗雷上台虽然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但智利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王晓燕的《列国志—智利》则认为，弗雷之所以打败阿连德，主要是外部原因，即美国的支持。但是，弗雷下台也与美国脱不了干系。①
美国支持弗雷始于1964年智利大选。关于这一点，贺喜的《美国对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的干涉探析》一文中有详细阐述。该文认为：美国选择弗雷并非弗雷亲美，而是因为要想在不引起拉美各国反感的前提下遏制共产主义，唯一的选择就是支持温和势力执政改革。文章还认为，美国政府以及中情局的干预打破了智利的政治平衡，损害了智利民主政治的稳定性。②
国外也没有出现相关的专门著述，但涉及这段史实的专著要多于国内。克里斯蒂安·古斯塔夫森（Kristian Gustafson）的《“敌意”——1964—1974年美国在智利的秘密行动》（Hostile Intent： U.S. Covert Operations in Chile， 1964—1974）一书主要阐述了1964—1974年美国在智利所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作者认为，在智利，最有影响力的是代表中派的基督教民主党，该党不认同共产主义，但主张社会改革，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有影响力，是美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对象。
威廉·F·萨特（William F. Sater）的《智利与美国：帝国间的冲突》（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mpires in Conflict）一书对美国与智利之间各个时期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外交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①作者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弗雷是智利国内形势发展走向、美国拉美政策变化和国际冷战格局演变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美国与弗雷政府的“密切”关系完全依靠政治需要与经济利益维系。随着分歧的扩大化与明显化，二者间疏远是必然的。
本文通过挖掘相关国内外专著，以及解密的FRUS档案材料，旨在介绍1964—1970年智利弗雷政府时期，美国政策的演变及特点。文中通过研究分析美国对弗雷政府政策，来论证美国政策在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
1958年，右派政党联盟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当选总统，但他仅比人民行动阵线（FRAP）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多出34382张选票，这说明智利左派势力开始上升。②次年，古巴起义部队在卡斯特罗带领下，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美国对此不予承认，同时封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在古巴革命后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反美斗争，美国的后院开始不稳。为避免在拉美出现第二个古巴，1960年上台的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并对拉美政策做出调整。
此时的智利由右派执政，但亲共左派力量增长，这种局面令一向把智利看作拉美民主样板的美国感到不安。鉴于右派已无力控制智利政局，美国转而支持代表中间温和势力的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上台执政。早在基督教民主党刚登上智利政治舞台时，美国中情局便予以关注，其西半球部门（Western Hemisphere Division）最初希望基民党与智利最大的单一政党——激进党（Radical Party）合作组成非共联盟（Non-Communist Coalition），但因为激进党选择加入右派的民主阵线（the Democratic Front）而作罢，于是美国转而扶持基民党以单一政党形式参政。
美国之所以没有直接策动颠覆，原因在于智利拥有完善的民主制和悠久的民主传统，民主已深入人心，领导人更迭跳过民主程序势必造成国内混乱，这与美国将智利树立为“民主样板”、抵制共产主义渗透的初衷相违背。因此，虽然基民党不是最佳选择，但它的能力不容忽视：
基民党在智利发展的速度最快，它的社会计划以及宗教般的热情使它能够成功地同共产党争夺学生与工人的选票……在所有非共政党中，基民党的基础最牢固……在学生运动和工会控制权方面，基民党开始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③ 综上所述，美国选择基民党是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现实需要的考虑，因此双方合作关系非常脆弱。一旦基民党政府的重要政策损害了美国利益，或者其失去了遏制共产主义的能力，它们的合作关系必然结束。
不论如何，美国于1964年初确立了支持基民党候选人弗雷的方针。中情局特别小组帮助基民党聚拢前右派支持者的选票，让他们在未来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弗雷。3月26日，中情局决定从应急储备中拨出100万美元作为基民党的选举资金。④除提供金钱，中情局综合分析了智利国内政治现状，并确定了美国的行动目的如下：
1.尽最大可能阻止由于民主阵线分裂，大量选票流向人民行动阵线的事情发生;
2.争取让智利国内的民主党派与组织支持弗雷;
3.强化基民党组织结构和竞争能力，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拉拢智利选民的选票;
4.威逼利诱“独立候选人”，迫使他们退出选举。⑤
1964年4月22日，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向国务院发来一份有关阿连德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
（未来）阿连德的外交目标如下：
1.与不发达国家结盟;
2.同苏联集团成员国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外交关系;
3.削弱美国在智利及西半球的影响，包括终止军事援助条约;
4.与古巴建立密切关系，并向美洲国家组织施压，迫使其终止孤立古巴的政策，但尚不清楚阿连德上台后对美洲国家组织会产生何种影响。很明显，美国政府无法接受以上这些带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色彩的目标。①
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分析，国务院认为阿连德的政策与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冲突且无法调和的，所以美国选择支持弗雷——尽管基民党在外交方面并不完全倒向美国。
9月4日，智利大选结果揭晓，弗雷获得高达56.1%的选票，超过半数选票，而阿连德只获得了38.9%的选票。②由于智利政坛的左中右三方势力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弗雷能够获得过半数选票超乎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反映改革已成为智利社会主流，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智利政局的干预获得了成功。受此鼓舞，美国政府和中情局频繁地涉足智利局势，深深地影响了日后智利的发展道路。
从本质上讲，弗雷的施政方针是改良。尽管他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一些目标，如重新分配财富与收入、推行土地改革与铜矿国有化、加强国家经济干预等与社会主义理念存在雷同，只不过在具体做法上有偏差。因此，右派把弗雷与阿连德看作一丘之貉，只因美国干预和惧怕阿连德上台，才把选票投给弗雷。右派支持固然帮助弗雷赢得了大选，但弗雷政府在推行改革时不得不顾及右派的态度，使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并造成基民党分裂。
美国对智利基民党的上台非常满意，这点在国务院情报研究局（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递交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的会议记录中体现出来：
在拉美，智利基民党是第一个掌权的拉美国家基民党。基民党在外交政策方面很明显是亲美的，内政方面它提倡走中间道路。该党论调在工人中拥有稳固地位，拉美各国共产党尤其是卡斯特罗政权非常关注基民党，并害怕它引走大多数原本支持革命的人，弗雷当选证明了这种威胁的存在。③
美国通过支持弗雷当选暂时达到了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并希望以智利为蓝本，进一步扶持其他拉美国家内部的基民党与本国亲共势力争夺工农支持，从而维系“后院”安全。因此，尽管弗雷政府存在着局限性，但作为美国一手树立的“民主样板”，对其放任不管也不符合美国利益。特别强调的是：60年代初，美式民主受到共产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的冲击，此时以民主程序选举上台的中派弗雷政府成为美式民主胜利的标志。因此，不论弗雷政府在智利国内前景如何，美国政府最终选择支持它。
自1964年起，美国开始向智利提供资金援助，这成为美国支持弗雷的一个重要标志。1964年11月13日，美国大使对弗雷表示，为了帮助弗雷政府降低通货膨胀、提高福利，解决前几任智利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在1965年将为智利提供1.35亿美元帮助智利财政达到收支平衡，同时再提供1.02亿美元帮助弗雷政府充实国库。④
综上所述，弗雷执政初期，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给予支持，原因如下：
第一，拉美各国民族意识开始增长，之前美国在拉美大肆进行武装干涉的做法已经引起拉美各国不满，如果继续一味以武力镇压，那势必会损害美国的政治威信与经济利益。而且，通过美资铜矿公司，美国已经掌握了智利经济命脉，在幕后操纵政治代理人更符合国家利益。
第二，古巴革命带来了其他拉美国家以前未曾体验过的社会主义模式，拉美国家把社会主义模式当做是解决发展困境的新方法予以尝试。为避免更多的拉美国家步古巴后尘，美国亟须在拉美国家中树立一个民主样板与社会主义模式相抗衡，民主传统悠久、具有较完善民主制度的智利成为首选。
第三，智利形势的发展让美国只能支持弗雷。最初，美国最看好右派，然而右派因无力扭转经济形势失去民心，亲共的左派迅速崛起。鉴于右派已经失去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作用，美国转而支持当时在智利社会具有一定群众基础、能够胜任遏制共产主义任务的基督教民主党。
不可否认，美国对弗雷政府的支持仅是美国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其根本出发点是在全球范围内与共产主义抗衡。同时，弗雷政府只是出于从美国获得援助，从而发展智利经济和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的目的，才在外交上趋向美国。由于出发点不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与弗雷政府的矛盾必然激化，最终导致美国与弗雷政府关系疏远。
美国疏远弗雷政府是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作用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自1965年起，美国援助智利的资金下降：早在1964年底，弗雷认为美国所提供的共计两亿多美元的援助不能完全解决通胀问题，需要再多出4000万美金;1965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特别顾问邦迪汇报说弗雷要求，美国在1966年应给予智利1到1.3亿美元的援助，但美国预算局认为1966年最多只能向智利提供8000万美元援助。①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自1965年3月起，美国全面卷入越战，随着驻越美军人数增加，军费开支递增。因此，美国对智利的援助受到限制，无法满足智利提出的援助数额，至1967年，美国政府对智利的援助下降至3500万美元左右，只相当于1964年援助的零头。②而弗雷政府改革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是对美援最为依赖的关键时刻，美国援助的减少迫使弗雷寻求同其他国家增进经济关系，从而导致美智关系疏远。 第二个表现是美国对弗雷政府铜矿国有化政策的态度由先前默许逐步转向反对。随着越战爆发，国际市场对铜的需求增加，铜矿石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弗雷政府的赎买国有化政策也陷入困境：政府没有对美国铜矿公司实行全盘国有化，而是更谨慎地提出在矿石精炼环节分享25%的利润，在铜矿公司中分享51%的股份。③由于金钱赎买较为温和，且照顾了美国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对弗雷的温和国有化持默许态度。
但随着国际铜价上涨，弗雷的赎买国有化变得行不通，随着越战升级，1966到1970年国际铜价比60年代初上涨了两倍。④这样一来，赎买所花费的代价也就更大，智利财政背上了大包袱，导致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1967年为18.1%，1968年26.6%，1969年30.7%，1970年32.5%），社会不稳。同时，左派势力宣称要效仿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铜矿公司直接没收为国有。⑤当铜矿国有化政策日益激进化甚至有向社会主义公有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时，美国自然表示反对。
美国疏远弗雷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在于60年代末它改变了扶持智利中间派温和势力的方针，其原因在于二者外交上出现了分歧，第一次在外交上出现分歧始于1965年。4月24日，多米尼加爱国军官发动起义，试图推翻亲美右派政府，4月27日，约翰逊总统派遣海军陆战队干涉多米尼加内战，同时为了争取其他拉美国家支持以及解释美国的政策，约翰逊派外交家哈里曼访问拉美各国。5月，哈里曼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与弗雷举行会谈。事后，哈里曼将会谈过程详细报告给总统与国务院，里面提到了弗雷对共产主义与多米尼加内战的态度：
弗雷总统认真地听着我（哈里曼）对圣多明各（多米尼加首都）形势的分析和约翰逊总统决定的解释……他理解总统先生的难处与做出决定（指出兵多米尼加）的理由，但他希望美国能理解智利的政治形势……智利对军事独裁与军事干预的恐惧不亚于共产主义威胁……智利的共产主义可以通过政治运动、而非军事镇压消灭。⑥
由此可见，弗雷对美国有可能干预智利心存戒备，言语中包含着对美国武装干涉的反感与忧虑。
此外，由于温和改良收效甚微，弗雷政府被迫寻求同国内左派力量合作，这令美国感到不安。1967年出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爱德华·M·科里（Edward M. Korry）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说道：
弗雷实行了“向左派敞开大门”的策略（同莫斯科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并同智利共产党展开友好对话），他希望借此令共产党支持他，同时他拒绝与右派政党合作，并指责它们妨碍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借此亲近基民党的重要成员，它把弗雷政府推上了孤立的位置，弗雷已经丧失了对基民党的控制。①
当弗雷政府不仅不能同社会主义抗衡，反而变成了共产主义势力壮大的温床时，美国自然而然地放弃弗雷。
在智利代表中产阶级的温和势力起到了缓冲作用，由于左翼的部分领导人物出身于中产阶级，同时右翼精英的大地产和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大多出自中产阶级，所以温和势力得以左右逢源，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稳定。由此可见，稳定的关键因素在于温和势力。20世纪60年代，主张改革又不赞同暴力革命的基民党承担了缓和的职责。根据美国政府的观点，基民党领导人弗雷是一位成功改革人士，他的执政会大大降低未来左翼执政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也可以借此将智利树立为抵制古巴革命的范例。②基于此种考虑，美国对其改革给予高度支持。
改革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譬如高通胀率、对外资高度依赖等。连美国都不否认弗雷改革存在缺陷——中情局认为，弗雷政府“已经陷入了经济停滞与高通胀率的窘境，承受着来自工资与福利方面的压力”。③因为改革受挫，基民党内部分裂。对基民党分裂，中情局表现出了忧虑：
为了在1970年大选中取得优势，其他党派会对基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加以利用，弗雷在国会中的影响将大大削弱。④
弗雷以赎买实现铜矿国有化，但为了向美国资本家支付补偿款，智利财政负担加剧，通货膨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有恶化的趋势。随着国际市场铜矿石价格上涨，国内财政收入无法承受支付补偿款带来的负担，只能依赖外部贷款。
由于过度地依赖美国支持，弗雷并未重视争取基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和智利政坛左右翼，而一旦美国疏远弗雷，就意味着弗雷在国内能获得的支持寥寥无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69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获得的选票比1967年的市政选举高出6%，相反，基督教民主党丢失了近6%的选票，这是由于对弗雷改革失望的中产阶级将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右翼。⑤由于基民党的支持率降低，基民党内部推选拉多米罗·托米奇（Radomiro Tomic）为1970年大选候选人。对此美国认为，与弗雷温和的中间路线相比，托米奇的政治立场更偏向“左倾”，因为他希望通过和智利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建立一个“民众力量”政府（a government of “Popular Force”），来解决国内高通胀率问题。⑥
1970年1月，参加当年大选的三位候选人已经确定，分别是人民行动阵线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基民党候选人拉多米罗·托米奇和独立候选人前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美国对基民党的前景并不看好：
托米奇与左派人士结盟的尝试被智利共产党拒绝，不仅如此，右派也疏远了他，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三位候选人中，托米奇的支持率最低。⑦
受古巴革命影响，拉美各国左翼的政治参与方式日趋极端化，与此相对应，一些国家的右翼势力同军人联合颠覆文官政府，以便断绝亲共势力执政的可能性。尽管智利此时并没有走上极左或极右道路，但左右翼都有极端化趋势，同时基民党内部弗雷代表的中派力量孤掌难鸣。因为失去了缓冲力量，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与极端化不可避免。
同时，美国在1970年智利大选中的做法对其政治形势激进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月30日，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如果托米奇上台，给美国造成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大于阿连德——“托米奇为了获得支持，要和共产主义者合作，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个机会，他们可能会将智利带上非资本主义道路。”①美国在1970年大选前夕，对基民党的误判和不支持使其失去了再次执政并充当智利政坛调停人角色的机会，一次中止智利政治形势激进化的机会也失去了。 智利政治形势完全激进化是在基民党投向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发生的，其标志是中情局在阿连德正式当选后，刺杀智利军队总司令雷内·施奈德（René Schneider）。为煽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中情局联合智利极右势力策划了对施奈德的暗杀，结果刺杀不仅没有引发军事政变，反而令原先在对外关系上亲美的基民党迅速同阿连德和解——智利人对军人干政和破坏民主制度的恐惧要大于共产主义。对此，科里大使无奈而又颇为讽刺地对国务院汇报说：
施奈德死亡的后果是戏剧性的：那些我们一直认为是美国盟友的人（基民党人），现在不仅没有反对他们的新总统，反而与阿连德和解。中情局的行动反倒变成了阿连德的胜利果实，基民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竟然是美国促成的。②
20世纪60年代，美国选择支持智利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执政并非因为该党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相反，基督教民主党的党纲与施政方针同美国冷战外交政策存在差异甚至矛盾之处。但在智利右翼力量衰落的情况下，唯有基民党能够阻止左派候选人阿连德上台。因此，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地区发展的需要，美国支持基民党弗雷上台，以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智利的发展。
弗雷因为在改革过程中过度依赖美国支持，所以他没有注意拉拢智利国内各方势力，急于求成，造成自身孤立;弗雷政府后期，由于经济与外交方面的根本分歧愈来愈大，美国疏远了弗雷，从而导致弗雷为首的中派温和势力陷入内外孤立的境地，削弱了智利传统民主政治中的缓冲力量;美国在弗雷失势后，错误地认为基民党被共产主义化，不再支持该党执政，致使基民党失去了重新成为政治缓冲力量的机会，加剧了智利政治形势的激进化发展;阿连德上台后，美国对智利高级将领进行暗杀和策动军事政变的行为触动了智利民主政治的底线，造成原先作为缓冲力量的基民党完全倒向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左右翼力量开始正面交锋，智利政治形势完全陷入激进化——先是极左的阿连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随后是极右的皮诺切特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对弗雷政府的政策并不是智利政治形势走向激进化的唯一原因，但毫无疑问，美国政策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加快了智利国内中间温和势力削弱和各党派组织极端化，从而影响了智利日后的政局走向。
【作者简介】吴昊，1986年生，辽宁锦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