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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体来看，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到七七事变爆发前的日本局部侵华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妥协退让政策。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方针政策的演变，则可进一步划分为“不抵抗主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和逐渐加强抵抗三个阶段。之所以对日采取长期妥协退让政策，根本原因还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及其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所决定的。妥协退让政策的实施，不仅从思想上解除了东北军将领的武装，丧失了东北广袤的领土，造成了华北危机的局面，使中华民族在全面抗战之初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促使其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妥协退让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0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大举措，全国高校普遍实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成为四门必修课之一，并统一使用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全体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于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讲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确立并增强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可见，《纲要》教材强调的是理论性，重点阐明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教材编写的这一特点，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向任课教师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在备课和教学中如何运用更丰富的史料来论证教材观点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在史学界存在争论的历史细节问题上，更要注意运用可靠的史料来向大学生摆事实、讲道理。
例如，笔者在备课过程中就发现一个细节——2007年2月正式出版的教材与2006年10月的征求意见稿及2007年1月的教师培训用书相比，在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部分增加了一段表述，其内容如下：
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这段新增的表述，指出了日本侵略者能够在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这短短五个月时间内侵占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3倍的11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政策，有助于大学生理解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何以轻易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使人略感不足的是，教材对所引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的电文没有标明出处。当然，由于教材篇幅的限制和突出理论性的特点，整部教材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有引文都一一注明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关于“不抵抗主义”的表述，既然是在正式出版前一个月时才补充上去，这本身就说明了其重要程度非同一般，应当不是那种可加可不加的一般表述。也正因如此，作为这段最后增加的表述中的唯一直接引文，就应当注明史料来源，以增强可靠性和信服力，或者在配套辅导用书中予以解释说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教材及修订版没有这样做，而且在其后出版的《纲要》四本配套教学参考(教师参考书、学生辅学读本、疑难问题解析、学习参考文选)中，也没有予以补充说明，甚至连这段新增的重要表述都没有增补进去。
笔者建议教材编写组在今后的教材和配套用书修订中对上述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不抵抗主义”这部分内容在部分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应当予以回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日本局部侵华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关系到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整个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政策、路线及其领导的正面战场地位作用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因为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就否定其后来在全民族抗战中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也不能为了强调后者而对前者采取回避态度。
二、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演变
总体来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也就是日本局部侵华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妥协退让政策。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方针的演变，则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对日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最初对日本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表现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是对日侵华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对内，则是要“剿灭”红军，破坏、扼杀和镇压全国人民自发的抗日爱国行动。如中国现代史专家魏宏运先生所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分割”。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其侵略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两个多月前，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
但是，当时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认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8月15日，国民政府截获关东军将在东北寻衅起事的情报。但第二天，蒋介石却在致张学良的“铣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于是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9月6日，张学良又电告辽宁省政委会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至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11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密电，约他次日到石家庄会晤。12日上午，蒋、张乘专列分别从汉口、北平来到石家庄，二人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蒋介石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 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事变爆发后的9月20日，张学良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来使事件不致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将领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正在为其父做寿，驻防北大营的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三个团中的两个团长也均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直接向荣臻报告，而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在这种形势下，第七旅大部分官兵自发地奋起抵抗。到19日凌晨2点多，铁岭、鞍山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敌人兵力增加，便开始猛烈进攻。中国官兵到下半夜3点多钟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5时30分，北大营被日军占领。在此期间，荣臻见事态严重，曾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向国民政府请示，曾多次指示对日本寻衅不予抵抗的国民政府这时却复电张学良“相应处理”。张学良后来解释说：“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之意。”张学良虽早已觉察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还认为这可能只是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因而错误地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于是他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的指示，复电命令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而就在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予抵抗、幻想以妥协求和平之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19日1时20分向关东军下达了全线出击、侵占东北的战斗命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9月21日由江西反共前线赶回南京，在答记者谈话时说：“日乘我天灾，突以军事行动强占我沈吉各地，蛮横奇突，实为国际上之创闻，国家何堪此重大侵侮，国民均应刻骨铭心，与政府取一致之步骤，同救国难。”次日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他又说：“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但一涉及抗日办法，他的调子便立即转入低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叫电甚至曾讲：“东北失掉，站在革命立场，是没有关系的。”足见其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完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妥协退让政策。
2、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
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一面向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缔约国提出申诉，希冀“利用国际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但国际社会根本无力阻止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接着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继续向热河等地进攻。这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感到中日战争可能难以避免，于是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曾多次阐述他采取这一方针的理由。他说：“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如与日本作战，“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汪精卫也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由此可见，这一方针虽较完全不抵抗有所发展，但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核心思想是谋求妥协，即：为了争取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达成妥协，就需要进行有限度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是以不至扩大战事和有利于妥协为目的的。
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和军队虽曾进行了许多英勇的局部抗战，但多因国民政府的妥协而告终。如1932年1月的淞沪抗战，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持续了一个月零两天，使敌三易其帅，可谓中国抗战史上光荣的战绩。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漠然视之，将上海的空军调至杭州避难，在上海的海军也不参战。不仅如此，南京还为日本驻宁海军购买食粮用品，后又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1年底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在故乡奉化也发出通电，明确反对对日绝交和宣战，说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还亲自出面劝阻蔡部抗战，1月24日他与蔡廷锴谈话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军撤退三十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望兄遵照中央意旨。”3月份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4月25日召蔡廷锴训话时，也嘱其“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伐停歇下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日本即从上海抽调陆军第十四师团至东北，以对付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并向山海关方面蠢蠢欲动。1933年1月，日军攻陷了山海关，打开了侵占热河和进入华北的大门。
3、局部抗战和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对日方针的内涵
尽管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但东北军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的东北义勇军战士出于民族义愤，自发地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第19路军和第5军的淞沪抗战掀起了局部抗战的第一次高潮。1933年1月，部分东北军的榆关抗战和国民党军队的长城抗战，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与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合作发动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成为局部抗战的第二次高潮。这些局部抗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同时也促使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其对日方针的内涵，即：攘外的比重逐步增多，抵抗的成分渐渐加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终于迎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1935年，日军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先后与日本达成《秦土协定》和《塘沽协定》，出卖了河北与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特别是《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但令全国人民痛心疾 首，蒋介石也为因妥协造成的丧权辱国而感到难向国人交代。于是在“安内”的同时，开始筹划抗日准备。1936年1月，蒋派邓文仪至莫斯科，通过潘汉年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不久，又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派董健吾至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遂派潘汉年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在南京、上海谈判。后又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铺平了道路。
三、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根本原因
虽然目前披露的一些资料都已表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根据国民政府“相应处理”的复电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并且张学良在1990年先后两次接受采访时都坦率承担了这一责任，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抵抗政策是因，下达不抵抗命令是果；不抵抗命令是在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前提之下才有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中央与张学良及东北地方当局在不抵抗问题上责任的关键，首先不在于哪一方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在于哪一方在不抵抗政策的产生中起着关键性的或者主导的作用。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政府是不抵抗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而东北地方当局只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执行者。正是在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对日本的局部侵略长期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除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现实状况等因素外，其根本原因还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及其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所决定的。
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来看，国民党已演变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清朝末年以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他由于不愿发动人民，因而缺乏争取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于是，他袭用过去清朝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希求英、美等国出面干预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压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总之，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看来，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如果抵抗，中国肯定打不赢，与其抵抗，不如妥协退让，于是便以牺牲东北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不再侵略华北和整个中国。
从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来看，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不抵抗主义就是从这一思想派生出来的。“安内攘外”思想是蒋介石在1931年7月提出的。蒋于这年6月22日由南京到江西“围剿”共产党，占据了广昌、石城、宁都，进而企图在7月份内“全部歼灭”红军。此时，正值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发生，蒋置民族安危于不顾，竟在7月23日于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中说：“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11月30日，蒋介石完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观点，这成为他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基本理由。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在江西整党会扩大纪念周上，重弹“安内攘外”老调。4月10日，他在南昌召开对付共产党的八省军事会议上，讲得更清楚更肯定：“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而所谓的攘外，在当时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
四、如何评价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
国民党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整整六年时间里对日本局部侵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东北军将领的武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曾亲历九一八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回忆说：当时不利的军事形势并未使他气馁，令他为难的却是“上面掌握国家大权的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不战、不和、不守、不走”。“当时蒋介石实行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止东北军的抵抗，而东北军则借口听命中央，实际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命运寄托在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身上”。在许多东北军将领看来，“过去既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当时又有九国公约的保证，以为西方列强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到头总是吞不下满蒙的；而‘九一八’以后又有国际联盟的多次开会和决议以及所谓调查等等，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车案，大家都以为由于当时的沉着应付，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这一切，都使东北军很多高级将领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不抵抗是上策”。锦州失陷前，日本曾一度要求张作相出来办理东北全局的交涉。何柱国借到锦州吊丧之便询问过张作相，张除了声明决不能做对不起老帅张作霖的事之外，还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何柱国由此反思道：“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包括我在内。所以‘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本来，东北军主帅张学良在1928年底易帜的时候，是想通过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了关内内战的漩涡，反而使东北防务受到了削弱。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为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步兵精锐旅共10万人人关。中原大战结束后，这9个步兵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便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军阀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抽调东北3个步兵旅、2个炮兵团共8万人人关。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而且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尽管如此，东北军留在关外的总兵力仍有约20万人(其中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在东北全境的总兵力才不过1.04万人，火炮仅20余门，而 东北军仅在沈阳附近就有1.5万名官兵和40门火炮。因此，中国东北驻军装备上虽不如日本关东军，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果部署得当、指挥有方，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轻易得逞的。然而，东北军将领多次接受力避冲突的训令，早已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因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少部分违反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而在国际上，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未像南京国民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即使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1932年1月，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并于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总的倾向是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国东：化的企图。但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加以抗拒。国联对此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实质性措施。英、美、法等国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它们自身在中国的权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遏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坐收渔人之利。同英、法两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快的增长，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不承认主义”，实际上维护的就是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只不过此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侵华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际干预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希望也落空了。
总之，我们在客观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指挥全国抗战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在民族危亡之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整整六个年头里，国民党政府在“安内攘外”的指导思想下采取了一系列妥协退让政策——对外，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行动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将民众的抗日救国言行视为非法。这种世界历史上反常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确曾存在过一时期。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仅从思想上解除了东北军将领的武装，丧失了东北广袤的领土，造成了华北危机的局面，使中华民族在全面抗战之初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促使其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教学过程中，要运用丰富的史料引导大学生全面、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整个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政策、路线及其领导的正面战场地位作用等问题，既不能因为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就否定其后来在全民族抗战中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也不能为了强调后者而对前者采取回避态度。
关键词 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妥协退让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06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大举措，全国高校普遍实施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成为四门必修课之一，并统一使用被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全体大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于历史系本科生的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讲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确立并增强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可见，《纲要》教材强调的是理论性，重点阐明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经验。教材编写的这一特点，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向任课教师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在备课和教学中如何运用更丰富的史料来论证教材观点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在史学界存在争论的历史细节问题上，更要注意运用可靠的史料来向大学生摆事实、讲道理。
例如，笔者在备课过程中就发现一个细节——2007年2月正式出版的教材与2006年10月的征求意见稿及2007年1月的教师培训用书相比，在第六章“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部分增加了一段表述，其内容如下：
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蒋介石在1931年7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种态度，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
这段新增的表述，指出了日本侵略者能够在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这短短五个月时间内侵占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3倍的11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政策，有助于大学生理解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何以轻易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使人略感不足的是，教材对所引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的电文没有标明出处。当然，由于教材篇幅的限制和突出理论性的特点，整部教材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有引文都一一注明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关于“不抵抗主义”的表述，既然是在正式出版前一个月时才补充上去，这本身就说明了其重要程度非同一般，应当不是那种可加可不加的一般表述。也正因如此，作为这段最后增加的表述中的唯一直接引文，就应当注明史料来源，以增强可靠性和信服力，或者在配套辅导用书中予以解释说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教材及修订版没有这样做，而且在其后出版的《纲要》四本配套教学参考(教师参考书、学生辅学读本、疑难问题解析、学习参考文选)中，也没有予以补充说明，甚至连这段新增的重要表述都没有增补进去。
笔者建议教材编写组在今后的教材和配套用书修订中对上述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不抵抗主义”这部分内容在部分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应当予以回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日本局部侵华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关系到如何全面、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整个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政策、路线及其领导的正面战场地位作用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因为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就否定其后来在全民族抗战中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也不能为了强调后者而对前者采取回避态度。
二、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演变
总体来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也就是日本局部侵华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妥协退让政策。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方针的演变，则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政府对日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主要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最初对日本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表现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是对日侵华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对内，则是要“剿灭”红军，破坏、扼杀和镇压全国人民自发的抗日爱国行动。如中国现代史专家魏宏运先生所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分割”。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已在中国东北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其侵略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两个多月前，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
但是，当时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而置民族危机于不顾。1931年7月至9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七八月间，他连续致电张学良，训令地方当局压制人民对日本挑衅的反抗。7月11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认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8月15日，国民政府截获关东军将在东北寻衅起事的情报。但第二天，蒋介石却在致张学良的“铣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于是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9月6日，张学良又电告辽宁省政委会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至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11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密电，约他次日到石家庄会晤。12日上午，蒋、张乘专列分别从汉口、北平来到石家庄，二人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蒋介石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 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事变爆发后的9月20日，张学良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来使事件不致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将领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正在为其父做寿，驻防北大营的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三个团中的两个团长也均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直接向荣臻报告，而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在这种形势下，第七旅大部分官兵自发地奋起抵抗。到19日凌晨2点多，铁岭、鞍山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敌人兵力增加，便开始猛烈进攻。中国官兵到下半夜3点多钟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5时30分，北大营被日军占领。在此期间，荣臻见事态严重，曾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向国民政府请示，曾多次指示对日本寻衅不予抵抗的国民政府这时却复电张学良“相应处理”。张学良后来解释说：“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之意。”张学良虽早已觉察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还认为这可能只是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因而错误地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于是他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的指示，复电命令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而就在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予抵抗、幻想以妥协求和平之时，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19日1时20分向关东军下达了全线出击、侵占东北的战斗命令。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9月21日由江西反共前线赶回南京，在答记者谈话时说：“日乘我天灾，突以军事行动强占我沈吉各地，蛮横奇突，实为国际上之创闻，国家何堪此重大侵侮，国民均应刻骨铭心，与政府取一致之步骤，同救国难。”次日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他又说：“余深信凡我国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关之今日，必能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但一涉及抗日办法，他的调子便立即转入低没：“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叫电甚至曾讲：“东北失掉，站在革命立场，是没有关系的。”足见其对日本侵略采取的完全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妥协退让政策。
2、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
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一面向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缔约国提出申诉，希冀“利用国际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但国际社会根本无力阻止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接着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继续向热河等地进攻。这时，国民党政府开始感到中日战争可能难以避免，于是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曾多次阐述他采取这一方针的理由。他说：“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如与日本作战，“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汪精卫也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由此可见，这一方针虽较完全不抵抗有所发展，但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核心思想是谋求妥协，即：为了争取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达成妥协，就需要进行有限度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是以不至扩大战事和有利于妥协为目的的。
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和军队虽曾进行了许多英勇的局部抗战，但多因国民政府的妥协而告终。如1932年1月的淞沪抗战，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持续了一个月零两天，使敌三易其帅，可谓中国抗战史上光荣的战绩。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漠然视之，将上海的空军调至杭州避难，在上海的海军也不参战。不仅如此，南京还为日本驻宁海军购买食粮用品，后又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1931年底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在故乡奉化也发出通电，明确反对对日绝交和宣战，说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还亲自出面劝阻蔡部抗战，1月24日他与蔡廷锴谈话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军撤退三十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望兄遵照中央意旨。”3月份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4月25日召蔡廷锴训话时，也嘱其“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伐停歇下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日本即从上海抽调陆军第十四师团至东北，以对付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并向山海关方面蠢蠢欲动。1933年1月，日军攻陷了山海关，打开了侵占热河和进入华北的大门。
3、局部抗战和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对日方针的内涵
尽管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侵略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但东北军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的东北义勇军战士出于民族义愤，自发地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第19路军和第5军的淞沪抗战掀起了局部抗战的第一次高潮。1933年1月，部分东北军的榆关抗战和国民党军队的长城抗战，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与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合作发动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成为局部抗战的第二次高潮。这些局部抗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同时也促使国民党政府逐渐改变其对日方针的内涵，即：攘外的比重逐步增多，抵抗的成分渐渐加强。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终于迎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1935年，日军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先后与日本达成《秦土协定》和《塘沽协定》，出卖了河北与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特别是《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但令全国人民痛心疾 首，蒋介石也为因妥协造成的丧权辱国而感到难向国人交代。于是在“安内”的同时，开始筹划抗日准备。1936年1月，蒋派邓文仪至莫斯科，通过潘汉年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不久，又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派董健吾至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遂派潘汉年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在南京、上海谈判。后又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铺平了道路。
三、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根本原因
虽然目前披露的一些资料都已表明，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根据国民政府“相应处理”的复电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并且张学良在1990年先后两次接受采访时都坦率承担了这一责任，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抵抗政策是因，下达不抵抗命令是果；不抵抗命令是在不抵抗政策产生的前提之下才有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中央与张学良及东北地方当局在不抵抗问题上责任的关键，首先不在于哪一方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而在于哪一方在不抵抗政策的产生中起着关键性的或者主导的作用。从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政府是不抵抗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而东北地方当局只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执行者。正是在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对日本的局部侵略长期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除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悬殊，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现实状况等因素外，其根本原因还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及其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所决定的。
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来看，国民党已演变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清朝末年以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蒋介石总是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敌人，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他由于不愿发动人民，因而缺乏争取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心。于是，他袭用过去清朝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希求英、美等国出面干预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压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联提出申诉，并向全国宣告，“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总之，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看来，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如果抵抗，中国肯定打不赢，与其抵抗，不如妥协退让，于是便以牺牲东北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不再侵略华北和整个中国。
从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来看，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不抵抗主义就是从这一思想派生出来的。“安内攘外”思想是蒋介石在1931年7月提出的。蒋于这年6月22日由南京到江西“围剿”共产党，占据了广昌、石城、宁都，进而企图在7月份内“全部歼灭”红军。此时，正值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发生，蒋置民族安危于不顾，竟在7月23日于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通电中说：“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11月30日，蒋介石完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观点，这成为他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的基本理由。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在江西整党会扩大纪念周上，重弹“安内攘外”老调。4月10日，他在南昌召开对付共产党的八省军事会议上，讲得更清楚更肯定：“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而所谓的攘外，在当时不过是谋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协。
四、如何评价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
国民党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整整六年时间里对日本局部侵略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所奉行的“不抵抗主义”，首先从思想上解除了东北军将领的武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曾亲历九一八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回忆说：当时不利的军事形势并未使他气馁，令他为难的却是“上面掌握国家大权的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对敌政策：不战、不和、不守、不走”。“当时蒋介石实行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止东北军的抵抗，而东北军则借口听命中央，实际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命运寄托在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身上”。在许多东北军将领看来，“过去既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当时又有九国公约的保证，以为西方列强无论如何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到头总是吞不下满蒙的；而‘九一八’以后又有国际联盟的多次开会和决议以及所谓调查等等，加上1928年皇姑屯炸车案，大家都以为由于当时的沉着应付，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这一切，都使东北军很多高级将领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不抵抗是上策”。锦州失陷前，日本曾一度要求张作相出来办理东北全局的交涉。何柱国借到锦州吊丧之便询问过张作相，张除了声明决不能做对不起老帅张作霖的事之外，还很有把握地说：“日本无论如何吞不下东北，东北总归是我们的，大家不必担心。”何柱国由此反思道：“这几句话可以代表当时东北军大多数高级将领，包括我在内。所以‘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本来，东北军主帅张学良在1928年底易帜的时候，是想通过归附南京国民政府来增强自身抵抗日本的实力，不料却被蒋介石拖入了关内内战的漩涡，反而使东北防务受到了削弱。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1930年9月，张学良为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9个步兵精锐旅共10万人人关。中原大战结束后，这9个步兵旅及配属(骑兵3个旅及炮兵、工兵等)便分驻在平津一带。1931年7月，为讨伐军阀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抽调东北3个步兵旅、2个炮兵团共8万人人关。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而且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尽管如此，东北军留在关外的总兵力仍有约20万人(其中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在东北全境的总兵力才不过1.04万人，火炮仅20余门，而 东北军仅在沈阳附近就有1.5万名官兵和40门火炮。因此，中国东北驻军装备上虽不如日本关东军，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果部署得当、指挥有方，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轻易得逞的。然而，东北军将领多次接受力避冲突的训令，早已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因此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少部分违反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而在国际上，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联并未像南京国民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联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即使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无可奈何。1932年1月，国联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调查，并于10月公布了国联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总的倾向是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提出一个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国不甘心日本独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国东：化的企图。但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加以抗拒。国联对此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实质性措施。英、美、法等国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它们自身在中国的权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对付苏联和遏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坐收渔人之利。同英、法两国相比，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在九一八事变前有较快的增长，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不满。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提出“不承认主义”，实际上维护的就是美国的在华特权和利益，只不过此时美国限于种种条件还不愿对日本侵华作出多少实质性的反应。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国际干预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希望也落空了。
总之，我们在客观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指挥全国抗战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忘记，在民族危亡之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整整六个年头里，国民党政府在“安内攘外”的指导思想下采取了一系列妥协退让政策——对外，对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行动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将民众的抗日救国言行视为非法。这种世界历史上反常的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确曾存在过一时期。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仅从思想上解除了东北军将领的武装，丧失了东北广袤的领土，造成了华北危机的局面，使中华民族在全面抗战之初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大大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促使其最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教学过程中，要运用丰富的史料引导大学生全面、客观地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整个十四年抗日战争中的政策、路线及其领导的正面战场地位作用等问题，既不能因为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就否定其后来在全民族抗战中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也不能为了强调后者而对前者采取回避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