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楼适夷与周扬的通信
1979年楼适夷与周扬曾有一次关于冯雪峰的通信。信中所谈内容,对人们研究周扬、冯雪峰的关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楼适夷给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
想来看望你,知你在医院治牙,想必很快可以出院。冯雪峰同志改正问题,中央已批示,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大家盼望您写篇纪念文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从雪峰遗物中,发现了他最后写的一篇寓言作品,大概是七五年十一月在病床上写的,家属推测是在您去探病之后。现在想以适当方式予以发表,先把抄稿给您看看,不知您有什么意见,请示。
您身体健康吗?敬颂
健寿
楼适夷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
锦鸡与麻雀(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周扬的回信:
适夷同志:
病中得来书,甚为快慰。承示冯雪峰同志的最后遗作,读之无限感慨。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又曾有过争论,但不论怎样,我对他还是抱着一种尊敬的感情。
一九七五年,我刚获“自由”,冯乃超同志就告诉我,雪峰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了,垂垂以不能回到党内来为终身恨事。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冲击,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战中他所犯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
一九七五年秋,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职务,正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我便写了一封信托王震同志便交小平同志审阅后转呈毛主席,我在信中报告了冯雪峰同志不治的病情,我说他过去在思想政治上犯过错误,党批判他是应该的;但是他也曾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在我党同志中他是最早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的一人;他在一九五七年受到批判后仍积极工作,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在信中向毛主席转达了他的这种愿望,并表示了我个人对他的同情。那时党中央还没有平反右派的决定,而且正当“四人帮”凶焰正高的时候,我自己的问题又还没有解决,竟替一个曾一度划为右派的老同志说项求情,未免太不自量,不但难以生效,反可招来横祸。后来,胡乔木同志告我,由于当时形势的险恶,这封信并没有能够交到毛主席手中。我写这封信曾得到小川同志的鼓励,信就是由他亲自送交王震同志的。
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相互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
雪峰同志的那篇寓言,大概就是在那种感情激动的状态下写的,现在竟成了他的绝笔之作。他是诗人,而诗人总是喜欢自负和夸张的,以情感动人,而不以理智取胜。您也是诗人,和雪峰又是深交,对他的诗人气质,当比我更能了解。
我本月上旬将去日本访问,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我不能亲自参加了,我将谨献花圈表示我的深沉哀悼,并请您代向他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现在雪峰同志的遗愿已经实现,他自当含笑九泉,他的全家和生前亲友亦当为之高兴。我们一定要继承死者未竟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此致
敬礼
周扬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于北京医院
楼适夷的回信:
周扬同志:
您五月一日在北京医院复我一信,在病室写这样长信,我极为感谢,但至今未作复,实在万分抱歉。
我原来给您写信,是见了雪峰遗作,又听他家人说您与雪峰最后相见的情形,十分感动。以为趁今日雪峰平反,党要为雪峰恢复名誉的时候,如能得您写一悼文,对停息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论,及今后文艺界的安定团结,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这当然是作为今天尚存的一个三十年代文艺运动中的小卒的私心的愿望。
您后来在一次鲁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引者)成立会上讲话中涉及雪峰与鲁迅关系的话,我因耳背没有听清,但会后听许多人纷纷传扬,都很钦佩。
在江青“纪要”中假借两个口号,残酷迫害您的时候,我和雪峰同在牛棚,私下谈到,雪峰确无乘机投石之意。事实江青等阴谋所对的不仅仅是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同志,主张“大众文学”的同志,也并未因被她挂上“无产阶级”的招牌而减轻陷害。当时此两个口号之争,正如主席对徐懋庸之言,不过是内部吵吵嘴,是常有的事(大意)。当时有些人言语行动或有过头之处,也正如总理在抗战时期对夏衍同志说过的“过去之事,忘记算了。”(见夏衍同志最近尚未发表一文),事过境迁,本不值得大吵大闹。文学史总得是研究作家作品史,不是口号纠缠史。江青阴谋搞乱了这两个口号,纯属篡党毒计,因此而痛遭迫害的同志,今天不应把对江青的怨气,发泄到三十年代意见不合者的身上。
我在文学出版社顾问《新文学史料》,当时不能阻止茅公(茅盾——引者)文章及雪峰材料之发表,是一错误,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反应强烈,几乎又挑起57年式的争论。是我建议社党委请示了中宣部,决定以后停发双方不同意见的文章的。我以为有的人应对茅公有一定尊重,有的人不应重唱57年老调,这对文坛是有利的。雪峰材料是文化大革命中奉革命群众勒令书写的,但并不是逼供信。当时被人传抄,到72年雪峰发现,又在文字上做过一些修改,我以为他未下井投石,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您信中又说对两个口号错误,雪峰做过检讨,材料中所写,只言提此材料(此处应是“口号”——引者)时未请示党,及未付之大家讨论。本来两个口号均非经中央批准提出的党的口号,都未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当时情况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说的均为抗日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故不能说为单方面的错误。57年批判中据雪峰在牛棚中对我私下所言,当年批判有与事实完全出入之处,但他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在这样的时候提出申辩,其所写材料中也未提出。
36年我身在狱中,未参加两个口号讨论,只是听些传闻,看些材料,个人意见未必的(得)当,只是作为三十年代幸存者之一,及考虑今后文艺发展的前途,觉得有责任对您作私人进言。
现在听说文代会(第四届文代会——引者)即将开幕,大会报告正在讨论修改,想必对此问题,亦将有正确的结论。
……
敬礼
楼适夷
一九七九,十,七
周扬、冯雪峰由结怨到握手
周扬、冯雪峰结怨于30年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论争。对这件事周扬一直心存芥蒂,认为鲁迅受雪峰的影响,对他们有误解,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关于这一论争的情况,本刊也曾载文披露:1998年第3期《周扬谈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和1999年第9期《被鲁迅“痛斥”之后的徐懋庸》)。建国以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冯雪峰的职务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二人虽同属文化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又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根据之一;再往后,“文革”揭幕,周扬首当其冲,成为“阎王”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国防文学”是当时周被批判的重大罪行之一。但主张“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受到残酷迫害,未能幸免。直到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他们之间的积怨终于消除了。
以周、冯二人的关系而言,这次会面确实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周扬信中谈到了这次会面的情况;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也讲述过:
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另,据秦川回忆,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后,感于雪峰“家境十分困苦”,让夫人苏灵扬送去数百元(1999年5月12日采访秦川)。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周扬“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随后,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他生命的绝笔——《锦鸡与麻雀》。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禁限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这就是楼适夷信中所提到的“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周扬以为追悼会将在近期举行,所以才在回信中说因去日本无法亲临。但是,追悼会在经过了漫长筹备过程后,直到这一年的11月17日,才在西苑饭店举行。
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与麻雀》一文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
冯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
周扬信中说,冯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楼适夷的回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文革”初期,周扬被列入专案审查,冯雪峰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接受监管改造。因当时“四条汉子”被打倒,而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只剩下“鲁迅研究”一个课题,所以冯雪峰一时成了“重要人物”:既要为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写材料,又要为“鲁迅研究”提供材料。周扬所讲的冯雪峰在“文革”中所检查的四点,就是冯在1966年8月10日所写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不仅在这个材料中,即使在其他场合——正如楼适夷在给周扬的回信中所谈到的,冯雪峰确实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
“文革”中,周扬的一条罪状是“反对鲁迅”,主要是依据《鲁迅全集》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并有了“四条汉子”的说法。这条注释,是50年代冯雪峰同志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写的并经周扬审阅过的。加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章的写作背景等问题。在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与冯雪峰晚年接触较多的陈早春回忆,在当年有不少人向冯雪峰了解鲁迅,“其中有些往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同上书)
这样的事例还可列举很多。冯雪峰这种“比较公道的”和不落井下石的品格,是周、冯二人握手拥抱的契机。
周扬为什么要为冯雪峰的党籍给毛主席写信
1957年,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上书)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但是,他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报道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的消息。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韦君宜:《纪念雪峰同志》,同上书)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1958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你解决,为你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告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试试看。(前引陈早春文)。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在两人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也许周扬与冯雪峰一样,认为陈早春的“走上层路线”的建议是可行的。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已故的温济泽生前也记得,这封信是周扬在病中写的:
1975年周扬出来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个老朋友时,在食堂碰见了他。他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我的朋友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信,还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谈起了雪峰。他告诉我,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恢复雪峰的党籍。说着,他拿起身旁的信让我看。可惜,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1996年5月24日采访温济泽)
当然,在1976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
1979年楼适夷与周扬曾有一次关于冯雪峰的通信。信中所谈内容,对人们研究周扬、冯雪峰的关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加说明。
楼适夷给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
想来看望你,知你在医院治牙,想必很快可以出院。冯雪峰同志改正问题,中央已批示,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大家盼望您写篇纪念文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从雪峰遗物中,发现了他最后写的一篇寓言作品,大概是七五年十一月在病床上写的,家属推测是在您去探病之后。现在想以适当方式予以发表,先把抄稿给您看看,不知您有什么意见,请示。
您身体健康吗?敬颂
健寿
楼适夷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
锦鸡与麻雀(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周扬的回信:
适夷同志:
病中得来书,甚为快慰。承示冯雪峰同志的最后遗作,读之无限感慨。我和他是多年的老战友,相互间,又曾有过争论,但不论怎样,我对他还是抱着一种尊敬的感情。
一九七五年,我刚获“自由”,冯乃超同志就告诉我,雪峰已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了,垂垂以不能回到党内来为终身恨事。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冲击,对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战中他所犯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没有乘“四人帮”恶毒诽谤我的时机,对我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虽然,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所谓“揭发”我的话,其中也有传闻不实之词,但并不是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
一九七五年秋,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职务,正协助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我便写了一封信托王震同志便交小平同志审阅后转呈毛主席,我在信中报告了冯雪峰同志不治的病情,我说他过去在思想政治上犯过错误,党批判他是应该的;但是他也曾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在我党同志中他是最早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的一人;他在一九五七年受到批判后仍积极工作,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我在信中向毛主席转达了他的这种愿望,并表示了我个人对他的同情。那时党中央还没有平反右派的决定,而且正当“四人帮”凶焰正高的时候,我自己的问题又还没有解决,竟替一个曾一度划为右派的老同志说项求情,未免太不自量,不但难以生效,反可招来横祸。后来,胡乔木同志告我,由于当时形势的险恶,这封信并没有能够交到毛主席手中。我写这封信曾得到小川同志的鼓励,信就是由他亲自送交王震同志的。
冯雪峰同志病中,我去看望了他。我预料他在人世间的日子只能以日计算了,我将和他永别。我对他说,我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也都有说得不对或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相互砥砺。我一时抑制不住我的情感,他也被我的情感所激动。
雪峰同志的那篇寓言,大概就是在那种感情激动的状态下写的,现在竟成了他的绝笔之作。他是诗人,而诗人总是喜欢自负和夸张的,以情感动人,而不以理智取胜。您也是诗人,和雪峰又是深交,对他的诗人气质,当比我更能了解。
我本月上旬将去日本访问,冯雪峰同志的追悼会,我不能亲自参加了,我将谨献花圈表示我的深沉哀悼,并请您代向他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现在雪峰同志的遗愿已经实现,他自当含笑九泉,他的全家和生前亲友亦当为之高兴。我们一定要继承死者未竟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为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此致
敬礼
周扬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于北京医院
楼适夷的回信:
周扬同志:
您五月一日在北京医院复我一信,在病室写这样长信,我极为感谢,但至今未作复,实在万分抱歉。
我原来给您写信,是见了雪峰遗作,又听他家人说您与雪峰最后相见的情形,十分感动。以为趁今日雪峰平反,党要为雪峰恢复名誉的时候,如能得您写一悼文,对停息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论,及今后文艺界的安定团结,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将是十分有益的——这当然是作为今天尚存的一个三十年代文艺运动中的小卒的私心的愿望。
您后来在一次鲁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引者)成立会上讲话中涉及雪峰与鲁迅关系的话,我因耳背没有听清,但会后听许多人纷纷传扬,都很钦佩。
在江青“纪要”中假借两个口号,残酷迫害您的时候,我和雪峰同在牛棚,私下谈到,雪峰确无乘机投石之意。事实江青等阴谋所对的不仅仅是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同志,主张“大众文学”的同志,也并未因被她挂上“无产阶级”的招牌而减轻陷害。当时此两个口号之争,正如主席对徐懋庸之言,不过是内部吵吵嘴,是常有的事(大意)。当时有些人言语行动或有过头之处,也正如总理在抗战时期对夏衍同志说过的“过去之事,忘记算了。”(见夏衍同志最近尚未发表一文),事过境迁,本不值得大吵大闹。文学史总得是研究作家作品史,不是口号纠缠史。江青阴谋搞乱了这两个口号,纯属篡党毒计,因此而痛遭迫害的同志,今天不应把对江青的怨气,发泄到三十年代意见不合者的身上。
我在文学出版社顾问《新文学史料》,当时不能阻止茅公(茅盾——引者)文章及雪峰材料之发表,是一错误,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反应强烈,几乎又挑起57年式的争论。是我建议社党委请示了中宣部,决定以后停发双方不同意见的文章的。我以为有的人应对茅公有一定尊重,有的人不应重唱57年老调,这对文坛是有利的。雪峰材料是文化大革命中奉革命群众勒令书写的,但并不是逼供信。当时被人传抄,到72年雪峰发现,又在文字上做过一些修改,我以为他未下井投石,也并无传闻不实之言。您信中又说对两个口号错误,雪峰做过检讨,材料中所写,只言提此材料(此处应是“口号”——引者)时未请示党,及未付之大家讨论。本来两个口号均非经中央批准提出的党的口号,都未经过群众广泛讨论(当时情况都不可能做到),故正如主席所说的均为抗日的口号,不是党的口号,故不能说为单方面的错误。57年批判中据雪峰在牛棚中对我私下所言,当年批判有与事实完全出入之处,但他以为事已过去,不必在这样的时候提出申辩,其所写材料中也未提出。
36年我身在狱中,未参加两个口号讨论,只是听些传闻,看些材料,个人意见未必的(得)当,只是作为三十年代幸存者之一,及考虑今后文艺发展的前途,觉得有责任对您作私人进言。
现在听说文代会(第四届文代会——引者)即将开幕,大会报告正在讨论修改,想必对此问题,亦将有正确的结论。
……
敬礼
楼适夷
一九七九,十,七
周扬、冯雪峰由结怨到握手
周扬、冯雪峰结怨于30年代,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不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论争。对这件事周扬一直心存芥蒂,认为鲁迅受雪峰的影响,对他们有误解,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关于这一论争的情况,本刊也曾载文披露:1998年第3期《周扬谈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和1999年第9期《被鲁迅“痛斥”之后的徐懋庸》)。建国以后,周扬先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冯雪峰的职务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二人虽同属文化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又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根据之一;再往后,“文革”揭幕,周扬首当其冲,成为“阎王”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国防文学”是当时周被批判的重大罪行之一。但主张“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受到残酷迫害,未能幸免。直到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他们之间的积怨终于消除了。
以周、冯二人的关系而言,这次会面确实带有强烈的戏剧色彩。周扬信中谈到了这次会面的情况;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也讲述过:
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另,据秦川回忆,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后,感于雪峰“家境十分困苦”,让夫人苏灵扬送去数百元(1999年5月12日采访秦川)。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周扬“拥抱着他,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郑育之:《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载《回忆雪峰》,中国文史出版社)。随后,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他生命的绝笔——《锦鸡与麻雀》。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禁限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这就是楼适夷信中所提到的“现在在筹备重新举行追悼会”。周扬以为追悼会将在近期举行,所以才在回信中说因去日本无法亲临。但是,追悼会在经过了漫长筹备过程后,直到这一年的11月17日,才在西苑饭店举行。
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与麻雀》一文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
冯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
周扬信中说,冯雪峰“还是比较公道的”;楼适夷的回信中也谈到了这一点。
“文革”初期,周扬被列入专案审查,冯雪峰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接受监管改造。因当时“四条汉子”被打倒,而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几乎只剩下“鲁迅研究”一个课题,所以冯雪峰一时成了“重要人物”:既要为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写材料,又要为“鲁迅研究”提供材料。周扬所讲的冯雪峰在“文革”中所检查的四点,就是冯在1966年8月10日所写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一文。
不仅在这个材料中,即使在其他场合——正如楼适夷在给周扬的回信中所谈到的,冯雪峰确实没有对周扬“落井下石”:
“文革”中,周扬的一条罪状是“反对鲁迅”,主要是依据《鲁迅全集》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并有了“四条汉子”的说法。这条注释,是50年代冯雪峰同志主持编辑出版《鲁迅全集》时写的并经周扬审阅过的。加上这条注释,无非是说明该文章的写作背景等问题。在批判周扬“反对鲁迅”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来找我,核对那条注释是谁写的。我当时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知道那条注释不是周扬写的,但是经他看过的。为了文字上的通顺,他还让我加上了“的”、“稿”等两三个无关紧要的字。但是,这些情况我当时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为周扬辩护。
那位女编辑告诉我,冯雪峰说那条注释是他写的,不是周扬写的。女编辑还再三说:这么大的事,如果不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要说是他自己写的呢?而报刊上、广播里都说是周扬写的啊!
当时,冯雪峰同志也处于十分险恶的环境,已经被打翻在地。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冒着被踏上千万只脚的风险说明事实真相,这种高尚的品德使我深受感动,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周扬出狱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周扬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与冯雪峰晚年接触较多的陈早春回忆,在当年有不少人向冯雪峰了解鲁迅,“其中有些往访者,在正式访谈的前后寒暄时,少不了要按江青《纪要》的口径数落一番‘四条汉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而把雪峰的遭遇归之于‘四条汉子’,并说雪峰如何正确……雪峰总是解释说:‘我一点也不正确,左联时期我是决策人之一,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大家都天真幼稚嘛。至于在解放后我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是起不了决定作用。”(《夕阳,仍在放光发热——追忆雪峰的晚年》,同上书)
这样的事例还可列举很多。冯雪峰这种“比较公道的”和不落井下石的品格,是周、冯二人握手拥抱的契机。
周扬为什么要为冯雪峰的党籍给毛主席写信
1957年,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王士菁:《一个无私忘我的人——纪念雪峰》,同上书)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但是,他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报道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的消息。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韦君宜:《纪念雪峰同志》,同上书)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1958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你解决,为你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告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试试看。(前引陈早春文)。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在两人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也许周扬与冯雪峰一样,认为陈早春的“走上层路线”的建议是可行的。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已故的温济泽生前也记得,这封信是周扬在病中写的:
1975年周扬出来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个老朋友时,在食堂碰见了他。他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我的朋友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信,还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谈起了雪峰。他告诉我,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恢复雪峰的党籍。说着,他拿起身旁的信让我看。可惜,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1996年5月24日采访温济泽)
当然,在1976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