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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想划江而治 中共希望李白倒戈
2月中旬,名曰下野的蒋介石得到汤恩伯的密报,一个电话就撤了公开主和且密谋和共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职,然后又秘密将其从上海逮捕押往浙江衢州看管。这件事让李宗仁坐卧不安,颇有点后脊生风的感觉,不得不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5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像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候,甘介候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CC派、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背地里对下属大发脾气。正在南京的白崇禧也是七窍生烟,扬言要调四十六军到南京来。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表示不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个时候的南京上层,已经是沸沸扬扬,像开了锅似的。
劝蒋出国,据说最初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蒋辞去总统,仍是国民党总裁,权力和地位实际还在空头的“总统”和政府之上,没有几个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只有当年做过蒋的侍从室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才有这个胆量。2月下旬,张从兰州回京后,果然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即使如此,李宗仁也还是担心此举会使蒋疑心桂系意在夺权,因而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所在的溪口,李宗仁和白崇禧就约好同时写信给蒋介石,大谈什么“职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惶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之类的话。而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李宗仁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担心惹出祸端。7日午后,张治中突然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李宗仁又莫名其妙地兴奋得不得了。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他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虽然劝蒋出国事实上并没有成功,但能拉上何应钦,李还是有些飘飘然,以为拉住何,就掌握住了黄埔系,也就拿住了军权,纵使党权、财权在蒋手里,蒋也不致太过为难。
中共中央这时高度关注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它很快就得知了李宗仁要改组内阁的消息。邵力子还在北平时,叶剑英就逐一询问过南京要员的和战态度。邵当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命叶剑英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马上打电报给李宗仁,让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然而李宗仁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九九。3月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完事之后,他才向中共中央作出解释。
3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否则他实在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
刘仲华和刘仲容对中共的了解自然比李宗仁深入得多。他们当即告诉李宗仁,中共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不渡江这个前提条件的,中共已表示广州、昆明、台湾、琼崖都要到,因此绝不能提不过江的问题。况且即使解放军渡江,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只会对你及和平有利。而李宗仁仍坚持,解放军和谈期间不能渡江,对中共中央格外关心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未置一词。但对于让何应钦组阁事,他则信誓旦旦地向中共保证说:“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即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保)证。”其实,还在得知邵力子他们带回来的条件之后,国民党人就确定了对中共和谈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双方谈判地位必须平等,不能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不能接受以共产党统治的联合政府;不能全部接受毛的八条,必须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等。对这个原则李宗仁不仅没有表示反对的态度,而且由于有了何应钦撑腰,李宗仁的态度反而较过去强硬了不少。他明确表示反对北平方式,主张划江分治,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的联合组织即可。很明显,李宗仁希望与何应钦联手,把国民党团结起来,通过和谈,造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如此举成功,不仅可以保住半壁江山,而且可以使蒋介石很快失去影响力,不再有复出的机会。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了解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上述决定。在反复接触和交换意见之后,它这时相信李宗仁是准备与自己合作的。因此,得知蒋系势力肆无忌惮的情况后,毛泽东明显地希望加快推进和谈进程。他于22日亲自拟电要上海方面通过刘仲华转告李宗仁:“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李暗算。”同时“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愈快愈好”。他还特别询问李宗仁本人是否有意于必要时与中共当局直接商谈?在他看来,解放军渡江只会对李宗仁有利,而不会对李宗仁有害,因此他特别强调李“不要惧怕我军渡江”。对此,李均作了善意的答复,惟对渡江事仍再三表示异议。其26日给黄启汉的电报特别提出:“自宗仁主政以来,为解除人民痛苦,顺应民意要求,曾尽最大之努力,以谋和平之实现。凡遇共军进逼时,我军均节节后撤,避免冲突,致碍和平之进行。事实俱在,中外共睹,……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以利和谈,免生枝节,而顺民意。”
这时中共中央对争取李、白颇具信心,注意到李宗仁对解放军逼近长江一事感到为难,毛泽东十分爽快地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他在以军委名义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故决定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岗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对争取白崇禧合作如此乐观,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做参议的刘仲容来到了北平。此前,中共中央与白崇禧的联系,几乎都是靠白派来的一些间接的关系,这些人与白既无深交,与中共更无关系,因此难以取得中共中央的信任。刘早年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曾为中共工作,以后虽投靠桂系,但30年代中期又重新与中共接上关系,并协助中共做过一些对李、白的统战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早就急欲通过刘仲容来建立与白崇禧的直接的电台联系。3月5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中共中央之后不断电询中原局,急切地了解刘的行踪,要求中原局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并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由于种种原因,刘仲容直到3月16日才从南京飞往武汉,后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后经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至郑州,再坐火车于27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30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暂停向花园以南推进的当天,刘已到达北平,并立即被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4月初,白崇禧接连致电刘仲容,说明解放军在安徽攻击安庆已十余日,在平汉线已越过驻马店,节节逼近花园口,请求暂停进攻。毛泽东都很痛快地给予了回应。他很快电示前线指挥员:“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不仅如此,鉴于刘仲容5日飞返南京,他还亲自以解放军参谋部部长李涛的名义直接与白崇禧通电,协商军事合作的有关事宜。
国共和谈一波三折 中共不许讨价还价
在接到3月22日毛泽东关于加快选派代表开始和谈的电报之后,李宗仁就积极开始与何应钦讨论南京和谈人选问题。最初提出的名单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与莫德惠,何应钦报到溪口,蒋嫌章、莫都是党外代表,故删去莫,增加了国民党中委兼立法委员李蒸。后又临时决定增加一军事干部,即前军令部次长刘斐。3月26日,名单正式确定后,李宗仁通过黄启汉正式通知中共中央,南京方面和谈正式代表已决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6人。对此,中共中央很快表示了赞同,并提出了自己的代表名单,即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林彪、李维汉、聂荣臻。
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3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在李宗仁与何应钦主持下讨论通过的,直接针对毛八条而拟定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但腹案也有不少让步,如同意重订宪法与相应变动法统,同意商订具体条例以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革土地制度,同意依据独立自主之精神和平等互惠之原则,审查过去签订的对外条约,修改或废止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南京还成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来负责和谈事宜。然而,即使如此,国民党内反对势力仍十分强大,特别是已经迁往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及政治委员会态度强硬。他们在得知南京的决定后,迅速召开谈话会对腹案提出限制性决定,强调和谈必须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减租减息,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当然,就李宗仁而言,他这时还是衷心希望能够与中共达成协议。因为只有和下来,他才能在现在的位子上坐下去。因此,他在代表团临行前特别把黄绍*.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表明了他的态度,说:“此次和谈,必须成功,因为,与其现在破裂,不如在新政协时破裂,与其在新政协时破裂,不如在联合政府时破裂。”“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
4月1日是一个阴天,但是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华盖如云,热闹异常。原来,这一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场面相当隆重。
南京和谈代表团也是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4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两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两个译电员,总共8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飞临北平时,已是下午3点多,黄绍*.特意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代表们都相信北平机场也一定十分热闹,周恩来、叶剑英都会来接。没想到当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下来,打开机舱门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不仅如此,住进六国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发现满篇仍在骂国民党是匪,骂蒋介石是贼,甚至骂张治中是蒋介石的走狗,一些代表自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到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等人来到饭店,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代表们的情绪才又有所振奋。不过,晚宴后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邵力子谈话,以及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李蒸谈话,都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代表团不仅不信任,而且态度强硬。周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对章士钊明确讲,在战犯问题上中共绝不会让步。对此,张治中忿忿不平,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谈成功。章士钊则认为:战犯问题不松口,势必谈不成。此次六个代表,除他之外,均是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这个字怎么签?
从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特别是代表团顾问、著名电影演员金山原本就是中共地下人员,每天均将代表团讨论情况及个人表现详细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代表团及其南京的和谈动向可以说了如指掌。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南京方面又提出了种种限制,中共中央对通过和谈求得根本和平解决已不抱太多幻想。
还在一个月以前,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和谈的原则就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不拒绝谈判,但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项条件,“不许讨价还价”。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予保护,如此而已。毛泽东很清楚,他的八条,说到底就是要国民党承认彻底失败,宣告投降,就国民党本身而言,它是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同意谈判更多地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因此,中共这时的策略主要应当用在分化争取国民党中主和派上,尽一切可能促使李宗仁、白崇禧与蒋系分化,以便于各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几度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公开登在北平的报纸上,激烈批评李宗仁、何应钦的南京政府仍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警告他们不要靠向蒋介石一边,也不要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以此来向代表团和南京方面施加压力。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再三公开批评李宗仁,很显然是张治中临行前去溪口一事引起了中共领导人对李宗仁的严重不满。他们怀疑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否真的摆脱了蒋的控制。从张治中等来平当天,一连几天周恩来等都在严厉提出这个问题。3日晚,毛泽东特地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并谈话,言谈话语中也一再批评李宗仁没有完全与战争主犯蒋介石脱离关系。他讲,南京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态度很坏,不谈战犯问题、渡江问题、土改问题,都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再说,而联合政府还要由国民党与中共商量决定。毛说,我都把它们改了过来,而且将来联合政府要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来决定。周恩来也说,张治中赴溪口,证明南京并没有把自己与美蒋分开,看来南京有几靠,靠美帝、靠蒋、靠和平攻势、靠广西军队、靠南京和平官僚,只是这些都不可靠,只有靠中共才有办法。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然强调说,中共的政策还是要拉过李、白,孤立美蒋。毛还建议李济深帮助再做些工作,派代表去宁汉,设法拉李、白到北平来。李济深当即表示同意,次日即决定派朱蕴山、李民欣两人到南京去,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共同起草了一封信,邀请李宗仁到北平来。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一天天苦撑,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反复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但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谈话,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了。其内部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
4月5日,朱蕴山、李民欣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代表团一时乱了阵脚,不知道中共意图所在,态度迅速软化了下来。他们于6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做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忽收到何应钦来电,“望代表团本悲天悯人之情,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给人印象,南京政府好像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始终态度强硬的代表,如李蒸、刘斐等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如邵力子等,则如释负重,脸上神采飞扬。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决定在代表团最敏感的战犯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了,比如,可以不点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关于这一点,也正是南京代表们反复强调的困难问题。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当中,就特别援引了傅作义通电的例子,提出:为什么傅作义通电不提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就可以,而我们主张不提战犯的名字就不行呢?邵力子也说,北平的和平十三条,并无战犯一项,中共既然主张全国各地都要以北平方式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在与南京的解决方案中也不必提战犯的名字呢?他并且援引了日本投降签字的例子,说明盟国要日本投降时并未将惩办战犯作为必需的条款,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日本投降后逮捕和惩治战犯。显然,这确实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谈判。8日上午,张治中由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齐燕铭乘专车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车到院子前面,周恩来亲自出门将张治中引进院内,然后引见给在院子里等他的毛泽东。
据陪同人员报告说,张治中去时坐在车里不时长吁短叹,但与毛、周谈了4小时后,回来的路上已是眉开眼笑。9日当晚,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召集代表团开会。张话还没有说出来,有代表就急切地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一连说出4个“很好”,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张治中最后颇为兴奋地讲: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从今天谈话看,双方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只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办,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听到张治中的传达,代表团成员都相当兴奋,一致认为相信中共确有诚意。会议决定,一旦中共和平方案出来,代表团就立即讨论并提出具体办法,派黄绍*.带文件赴南京报告,争取当天到,当晚谈,请李、何保密,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溪口,以免主战派破坏。
当晚,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称:今晨毛泽东先生派共方代表团秘书齐燕铭来邀请治中前往其郊外驻地谈话,由九时至下午一时始毕,周恩来在座。所谈要点如下:(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是我们与周交谈中双方最僵持之点,毛表示可不提蒋总裁之姓名,亦不提任何名单,但仍坚持在条款上必有追究责任的文字。经我强调仍望此点不成为条款之一后,毛虽未表示完全同意,但似已大为让步。(二)毛表示彼方所拟方案完成时,先由双方代表商量妥当后,拟邀请德(李宗仁)敬(何应钦)两公与居(正)于(右任)吴(忠信)童(冠贤)诸公等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毛本人及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亦参加,以扩大和平运动。毛并询问还有何人可邀,周谓张岳军(张群)先生亦可邀来。我说德敬两公均来恐有不便,毛谓敬公暂不来亦可,同时毛对立法和监察两院多数主和人士特表重视。(三)军队改编问题,第一期悉照原有番号原官长原兵额不予变更,只须商定驻地,希望各得其所。第二期再议改编,毛特别表示慢慢做不急。(四)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毛表示和平协定签字后,尚须先开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共同纲领,组织法规等准备工作,颇为繁重,联合政府尚需若干时间,甚或延长四五月之久,始能成立。在新政府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希望一定不要解体。(五)军队渡江问题,此亦为数日来双方极僵持之一点,毛询问协定签字后即渡江还是要过若干时日再渡江,我答复说等方案提出后再向政府请示,但此事共方极重视,曾多次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共军势必渡江。(六)对于将来之外交政策与国际形势等,亦曾谈及。(七)我等到平八日,今天是我与毛氏第一次晤谈,其所表示态度,除渡江一点,毛似都有所让步。
周恩来下最后通牒 国民党做孤注一掷
张治中等人这时对和谈前景的估计无疑是太乐观了。还在4月2日,蒋介石就密电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必须把和谈的重心放到阻止中共渡江问题上来。他提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共匪’何时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态度本来就十分强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据此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坚持五点:(一)如中共在和谈期内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二)既定之促进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中共应保证今后人民生活之自由,且需停止一切恐怖暴力的行为;(四)整军办法必须双方同意,各就原防自行改编;(五)只有在保证二、三、四条基础上才可同意组织联合政府。会上,CC派陈立夫等甚至连未来组织联合政府一项也坚决反对。何应钦虽反复力争,亦未能在条件中写明同意的字样。因此,何应钦在电报中密告张治中,渡江问题必须坚决反对,因为不要说让解放军渡江,中常会连联合政府问题都争论得异常激烈。
刚刚从中共这边争取到一些让步,何应钦的电报不能不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一向态度强硬的刘斐也忿忿然,表示他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称他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至于保证人民生活自由一条,他建议复电南京:平津解放以后,北平八大胡同及舞场,生意仍好,并无人去干涉那里的游客;天津工业界也在中共大力扶助下干得起劲,苛杂废除,正税很轻,投资人没有任何顾虑。甚至此间对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也只是要求公开登记而已,并未逮捕或枪毙。
气愤之下,张治中随后曾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黄绍*.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4月9—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张治中甚至电告李宗仁称:“毛对我总理孙先生仍甚推崇,并谓共党现所推行之政策,亦未超过三民主义之范围。”关于和谈之协议,毛谓对于蒋总裁元月廿一日引退声明所提,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五项,可保证完全做到。“就今日谈话中观察,过去共方所实施抨击我方之各种宣传,系由于不了解我方谋和诚意所致,现经旬日来之交谈,对于我方政府及代表团,似已有相当了解,以后商谈困难或可减少。”
这个时候南京的底牌已经十分清楚,无论中共方面条件如何,只要解放军决心过江,谈判就不可能成功。眼见长江即将进入涨水期,为阻止中共过江,由何应钦主持的南京政府和平特种委员会决定把9日的条件在形式上略为降低。据此,特种委员会决定了复案五条:(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约各位,届时再做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将方案提出后再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
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时的态度也早就确定下来了。他们虽然一心想取蒋而代之,但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蒋系的矛盾,毕竟还远小于与共产党的矛盾,因为他们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可能生存,一旦和议成立,解放军渡江,南京政府将不复存在,那时不仅桂系军队将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被改编而不复归自己所指挥,就是自己的命运也未必好得过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傅作义。因此,李、白这时虽然仍明显区别于蒋介石和CC派,其态度却与何应钦没有两样。据刚刚回到北平的刘仲容说,李宗仁固然求和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就是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这也就难怪,注意到中共中央坚持解放军过江和取消南京政府地位,没有丝毫商量余地,李宗仁竟接连向蒋介石去电,声称决心辞职,请蒋准备出山。电称:“观夫共军节节进逼,陈兵江北及所提条件之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职处此境遇,心力交瘁,万一和谈一旦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咎告退以谢国人。务恳钧座预为筹划应付方案,以免贻误事机。”
12日,张治中宣读了何应钦的电报,代表们一片埋怨之声。他们几乎都清楚地看出南京实际并不承认自己失败,仍旧一味地想要保住半壁江山。张治中等对此大为不满,明确讲:渡江问题是代表团同意了的,不能反悔。李蒸悲观地说:中共大军不渡江是不可能的,签字后即行渡江,南京政府也就难以存在了。因此,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则强调: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章士钊也赞成邵的意见,称: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而李俊龙却认为:即使缓渡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是加强了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
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
但是,在从刘仲容那里得知李、白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决定不再与南京代表团继续周旋了。周恩来很快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12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草案》开篇即历数国民党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发动内战和实行各项反动政策的种种罪恶,指出南京政府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其内容更是依照毛泽东的八项条件,并且详尽地列出了具体实施细则,只是在一些争议较大的条款上作了一些范围上的限定。如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不仅没有提到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惩办只是“原则上必须”,“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13日,南京代表团对《草案》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当卢郁文宣读《草案》时,代表们的情绪沮丧至极,据说张治中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他们一致认为《草案》实为一纸降书,南京方面必不能接受,尤其是在联合政府建立前,南京政府必须听命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点,更加刺激。当然,在张治中的坚持下,代表团的成员还是尽其所能地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删去了那些在他们看来过于刺激的内容和文字。为避免引起南京方面的逆反心理,张治中在给李宗仁、何应钦的电报中避重就轻,没有报告过于刺激的内容。电报称:今晨一时周恩来面交彼方所拟具体方案,标题《国内和平协定》,内分八条廿四款。我代表团开会详加研究,其中关于整军及组织联合政府两点,认为距离甚远,无法同意。关于渡江问题,周昨夜复说明其态度理由,并表示态度为先占两处桥头堡,即苏之江阴、扬中,及皖之至德、东流、贵地、青阳、铜陵、繁昌、南陵、石埭等县,暂时不动以利将来和平条款之实施等语。我坚决表示不能同意,望其从长考虑。
13日晚,按照约定的程序,代表团被接到中南海。这是他们到北平后第一次与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和张治中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有不同意见,但气氛平和。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渡江、整编军队和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会后,周恩来与张治中又单独交换了意见。最后,张治中心情沉痛地表示说:我衷心地觉得国民党政府应该宣告自己的结束了,让中共来好好干。故中共所提条件应该接受。连日来大家所以争论不休,实因为有两个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还要受国民党的束缚。考虑再三之后,张最终还是决定将《草案》中难以接受的内容也都电告给了南京方面。只是,他在电报最后特别写明:此电两日来踌躇,不敢发者,深恐一时泄露,刺激人心,影响大局甚重。
15日晚,国共两党代表团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将协定草案提交给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讨论。各负责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已十分宽大,他们尤其对南京代表试图为国民党争得一对等地位极为反感。因此,中共中央的最后修订稿实际上容纳了至少三方面的意见。修订过的协定接受了南京代表团的一些意见,取消了一些刺激性的字眼儿,但实质内容可以说毫无改变。周当场声明,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解放军就只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想开了。他表示:“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刘斐在随后的讨论中感慨地表示: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南京方面会把和平协定,看成是投降协定,心想打也是完,不打也是完,只好打到底了。倒是代表中惟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乐观一些,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张治中在给南京的电报中称:由中共方面改定的协定内容,已多所让步。如原将我方军队与中央政府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已改易。又战争罪犯之首要重要字样均删去,其他刺激性文字之修改者亦多,计共改20余处(我方原提修改者40余处)。统观此文件之内容,仍充满降书及罚状之语气意味,但共方既用最后通牒之态度提出,我方已无争辩商量之余地。只有请求政府核示之一途。故推黄绍*.、屈武携同共方所提最后文件回京面陈核阅。
16日晨,黄绍*.、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当晚,黄绍*.、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态度全变。白崇禧看到黄绍*.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何应钦也没有了主张,只好将协定原文抄送溪口,并去函向蒋说明称:“昨晚与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季宽(黄绍*.)、岳军(张群)诸兄详谈至晚,犹未作结论,拟今晨再与德邻兄恳谈,预定今日午后召开和谈特种委员会。此事关系极重,请钧座转知觉生(居正)、铁城(吴铁城)、骝先(朱家骅)三兄立即乘原机回京参加会议,并恳将钧旨谕知以便遵循。”
19日,特种委员会全天讨论。黄绍*.报告了和谈经过及中共提出的协定内容。面对与会者的质问,黄只能支吾其词。李宗仁首先表态,认为该协定无法接受,主张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迁就事实,另订方案。何应钦等仍寄希望不使和谈破裂,因此不同意直接致电毛泽东表示拒绝。吴忠信则转达蒋介石的意见称:中共拿出叫国民党投降的协定,绝不能接受。“依第三国际看,共方不至渡江,且我们强硬些,共方还是能缓和的”。当晚,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的中央社没有征得李、何同意,就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4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自知安全难保,决定先行远避香港。20日,他临行前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当天特委会的决定,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而为了说明自己之不得已,李宗仁随后又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解释说:昨日特委会开秘密会议,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算是走到了尽头。虽然李宗仁、何应钦在要求张治中拒绝中共协定的同时,还指望他们能争取与中共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实际已是纯粹的幻想。21日,解放军大举渡江。蒋介石急忙从溪口赶往杭州,召集党政军高层会议,决定全面抵抗,不许再提和议。几天后,蒋更再度出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大谈所谓渡江就是共军失败的起点,但结果却是国民党的防线一触即溃,不仅南京、上海很快落入解放军的手中,计划中的固守重庆、广州的方案,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就连其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基本上也都留在了北平,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国共两党间的这次和平尝试,曲曲折折,共产党在扩大影响、争取人心方面实际上不无收获,但毛泽东最终还是认定他的那个经验再度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2月中旬,名曰下野的蒋介石得到汤恩伯的密报,一个电话就撤了公开主和且密谋和共的浙江省主席陈仪的职,然后又秘密将其从上海逮捕押往浙江衢州看管。这件事让李宗仁坐卧不安,颇有点后脊生风的感觉,不得不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5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像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候,甘介候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CC派、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背地里对下属大发脾气。正在南京的白崇禧也是七窍生烟,扬言要调四十六军到南京来。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表示不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个时候的南京上层,已经是沸沸扬扬,像开了锅似的。
劝蒋出国,据说最初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党在国上,蒋辞去总统,仍是国民党总裁,权力和地位实际还在空头的“总统”和政府之上,没有几个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只有当年做过蒋的侍从室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才有这个胆量。2月下旬,张从兰州回京后,果然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即使如此,李宗仁也还是担心此举会使蒋疑心桂系意在夺权,因而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所在的溪口,李宗仁和白崇禧就约好同时写信给蒋介石,大谈什么“职德薄能鲜,骤膺艰危重任,午夜彷惶莫可为计,务恳钧座不遗,在远不时指示南针,俾有遵循”之类的话。而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李宗仁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儿地担心惹出祸端。7日午后,张治中突然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李宗仁又莫名其妙地兴奋得不得了。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他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虽然劝蒋出国事实上并没有成功,但能拉上何应钦,李还是有些飘飘然,以为拉住何,就掌握住了黄埔系,也就拿住了军权,纵使党权、财权在蒋手里,蒋也不致太过为难。
中共中央这时高度关注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它很快就得知了李宗仁要改组内阁的消息。邵力子还在北平时,叶剑英就逐一询问过南京要员的和战态度。邵当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命叶剑英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马上打电报给李宗仁,让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然而李宗仁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九九。3月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完事之后,他才向中共中央作出解释。
3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否则他实在没法交待,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
刘仲华和刘仲容对中共的了解自然比李宗仁深入得多。他们当即告诉李宗仁,中共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不渡江这个前提条件的,中共已表示广州、昆明、台湾、琼崖都要到,因此绝不能提不过江的问题。况且即使解放军渡江,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只会对你及和平有利。而李宗仁仍坚持,解放军和谈期间不能渡江,对中共中央格外关心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未置一词。但对于让何应钦组阁事,他则信誓旦旦地向中共保证说:“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即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保)证。”其实,还在得知邵力子他们带回来的条件之后,国民党人就确定了对中共和谈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双方谈判地位必须平等,不能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不能接受以共产党统治的联合政府;不能全部接受毛的八条,必须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等。对这个原则李宗仁不仅没有表示反对的态度,而且由于有了何应钦撑腰,李宗仁的态度反而较过去强硬了不少。他明确表示反对北平方式,主张划江分治,在两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征统一的联合组织即可。很明显,李宗仁希望与何应钦联手,把国民党团结起来,通过和谈,造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如此举成功,不仅可以保住半壁江山,而且可以使蒋介石很快失去影响力,不再有复出的机会。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了解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上述决定。在反复接触和交换意见之后,它这时相信李宗仁是准备与自己合作的。因此,得知蒋系势力肆无忌惮的情况后,毛泽东明显地希望加快推进和谈进程。他于22日亲自拟电要上海方面通过刘仲华转告李宗仁:“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李暗算。”同时“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愈快愈好”。他还特别询问李宗仁本人是否有意于必要时与中共当局直接商谈?在他看来,解放军渡江只会对李宗仁有利,而不会对李宗仁有害,因此他特别强调李“不要惧怕我军渡江”。对此,李均作了善意的答复,惟对渡江事仍再三表示异议。其26日给黄启汉的电报特别提出:“自宗仁主政以来,为解除人民痛苦,顺应民意要求,曾尽最大之努力,以谋和平之实现。凡遇共军进逼时,我军均节节后撤,避免冲突,致碍和平之进行。事实俱在,中外共睹,……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以利和谈,免生枝节,而顺民意。”
这时中共中央对争取李、白颇具信心,注意到李宗仁对解放军逼近长江一事感到为难,毛泽东十分爽快地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他在以军委名义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故决定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岗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对争取白崇禧合作如此乐观,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在白崇禧身边做参议的刘仲容来到了北平。此前,中共中央与白崇禧的联系,几乎都是靠白派来的一些间接的关系,这些人与白既无深交,与中共更无关系,因此难以取得中共中央的信任。刘早年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曾为中共工作,以后虽投靠桂系,但30年代中期又重新与中共接上关系,并协助中共做过一些对李、白的统战工作。因此,中共中央早就急欲通过刘仲容来建立与白崇禧的直接的电台联系。3月5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中共中央之后不断电询中原局,急切地了解刘的行踪,要求中原局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并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由于种种原因,刘仲容直到3月16日才从南京飞往武汉,后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后经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至郑州,再坐火车于27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30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暂停向花园以南推进的当天,刘已到达北平,并立即被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4月初,白崇禧接连致电刘仲容,说明解放军在安徽攻击安庆已十余日,在平汉线已越过驻马店,节节逼近花园口,请求暂停进攻。毛泽东都很痛快地给予了回应。他很快电示前线指挥员:“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不仅如此,鉴于刘仲容5日飞返南京,他还亲自以解放军参谋部部长李涛的名义直接与白崇禧通电,协商军事合作的有关事宜。
国共和谈一波三折 中共不许讨价还价
在接到3月22日毛泽东关于加快选派代表开始和谈的电报之后,李宗仁就积极开始与何应钦讨论南京和谈人选问题。最初提出的名单包括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章士钊与莫德惠,何应钦报到溪口,蒋嫌章、莫都是党外代表,故删去莫,增加了国民党中委兼立法委员李蒸。后又临时决定增加一军事干部,即前军令部次长刘斐。3月26日,名单正式确定后,李宗仁通过黄启汉正式通知中共中央,南京方面和谈正式代表已决定为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6人。对此,中共中央很快表示了赞同,并提出了自己的代表名单,即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林彪、李维汉、聂荣臻。
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3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在李宗仁与何应钦主持下讨论通过的,直接针对毛八条而拟定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但腹案也有不少让步,如同意重订宪法与相应变动法统,同意商订具体条例以没收官僚资本和改革土地制度,同意依据独立自主之精神和平等互惠之原则,审查过去签订的对外条约,修改或废止有损国家领土主权者。南京还成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来负责和谈事宜。然而,即使如此,国民党内反对势力仍十分强大,特别是已经迁往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及政治委员会态度强硬。他们在得知南京的决定后,迅速召开谈话会对腹案提出限制性决定,强调和谈必须坚持下列原则:(甲)国体不容变更;(乙)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必须保障;(丙)宪法之修改必须依法定程序;(丁)土地改革应首先实行减租减息,但反对以暴力实施;(戊)战争责任问题应毋庸议。当然,就李宗仁而言,他这时还是衷心希望能够与中共达成协议。因为只有和下来,他才能在现在的位子上坐下去。因此,他在代表团临行前特别把黄绍*.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表明了他的态度,说:“此次和谈,必须成功,因为,与其现在破裂,不如在新政协时破裂,与其在新政协时破裂,不如在联合政府时破裂。”“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
4月1日是一个阴天,但是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华盖如云,热闹异常。原来,这一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场面相当隆重。
南京和谈代表团也是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4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两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两个译电员,总共8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飞临北平时,已是下午3点多,黄绍*.特意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代表们都相信北平机场也一定十分热闹,周恩来、叶剑英都会来接。没想到当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下来,打开机舱门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不仅如此,住进六国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发现满篇仍在骂国民党是匪,骂蒋介石是贼,甚至骂张治中是蒋介石的走狗,一些代表自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直到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等人来到饭店,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代表们的情绪才又有所振奋。不过,晚宴后周恩来、林彪与张治中、邵力子谈话,以及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李蒸谈话,都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代表团不仅不信任,而且态度强硬。周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对章士钊明确讲,在战犯问题上中共绝不会让步。对此,张治中忿忿不平,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谈成功。章士钊则认为:战犯问题不松口,势必谈不成。此次六个代表,除他之外,均是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这个字怎么签?
从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特别是代表团顾问、著名电影演员金山原本就是中共地下人员,每天均将代表团讨论情况及个人表现详细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代表团及其南京的和谈动向可以说了如指掌。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南京方面又提出了种种限制,中共中央对通过和谈求得根本和平解决已不抱太多幻想。
还在一个月以前,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和谈的原则就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不拒绝谈判,但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项条件,“不许讨价还价”。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予保护,如此而已。毛泽东很清楚,他的八条,说到底就是要国民党承认彻底失败,宣告投降,就国民党本身而言,它是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同意谈判更多地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因此,中共这时的策略主要应当用在分化争取国民党中主和派上,尽一切可能促使李宗仁、白崇禧与蒋系分化,以便于各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几度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公开登在北平的报纸上,激烈批评李宗仁、何应钦的南京政府仍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警告他们不要靠向蒋介石一边,也不要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以此来向代表团和南京方面施加压力。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再三公开批评李宗仁,很显然是张治中临行前去溪口一事引起了中共领导人对李宗仁的严重不满。他们怀疑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否真的摆脱了蒋的控制。从张治中等来平当天,一连几天周恩来等都在严厉提出这个问题。3日晚,毛泽东特地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并谈话,言谈话语中也一再批评李宗仁没有完全与战争主犯蒋介石脱离关系。他讲,南京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带回去的条件态度很坏,不谈战犯问题、渡江问题、土改问题,都等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再说,而联合政府还要由国民党与中共商量决定。毛说,我都把它们改了过来,而且将来联合政府要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来决定。周恩来也说,张治中赴溪口,证明南京并没有把自己与美蒋分开,看来南京有几靠,靠美帝、靠蒋、靠和平攻势、靠广西军队、靠南京和平官僚,只是这些都不可靠,只有靠中共才有办法。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然强调说,中共的政策还是要拉过李、白,孤立美蒋。毛还建议李济深帮助再做些工作,派代表去宁汉,设法拉李、白到北平来。李济深当即表示同意,次日即决定派朱蕴山、李民欣两人到南京去,同时各民主党派还共同起草了一封信,邀请李宗仁到北平来。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一天天苦撑,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反复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但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谈话,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了。其内部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
4月5日,朱蕴山、李民欣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代表团一时乱了阵脚,不知道中共意图所在,态度迅速软化了下来。他们于6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做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忽收到何应钦来电,“望代表团本悲天悯人之情,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给人印象,南京政府好像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始终态度强硬的代表,如李蒸、刘斐等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如邵力子等,则如释负重,脸上神采飞扬。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决定在代表团最敏感的战犯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了,比如,可以不点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关于这一点,也正是南京代表们反复强调的困难问题。张治中在与周恩来的谈话当中,就特别援引了傅作义通电的例子,提出:为什么傅作义通电不提第一号战犯蒋介石就可以,而我们主张不提战犯的名字就不行呢?邵力子也说,北平的和平十三条,并无战犯一项,中共既然主张全国各地都要以北平方式解决,是否可以考虑在与南京的解决方案中也不必提战犯的名字呢?他并且援引了日本投降签字的例子,说明盟国要日本投降时并未将惩办战犯作为必需的条款,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日本投降后逮捕和惩治战犯。显然,这确实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步骤推进谈判。8日上午,张治中由北平城市工作部部长齐燕铭乘专车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车到院子前面,周恩来亲自出门将张治中引进院内,然后引见给在院子里等他的毛泽东。
据陪同人员报告说,张治中去时坐在车里不时长吁短叹,但与毛、周谈了4小时后,回来的路上已是眉开眼笑。9日当晚,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召集代表团开会。张话还没有说出来,有代表就急切地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一连说出4个“很好”,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张治中最后颇为兴奋地讲: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从今天谈话看,双方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只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办,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听到张治中的传达,代表团成员都相当兴奋,一致认为相信中共确有诚意。会议决定,一旦中共和平方案出来,代表团就立即讨论并提出具体办法,派黄绍*.带文件赴南京报告,争取当天到,当晚谈,请李、何保密,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溪口,以免主战派破坏。
当晚,张治中致电李宗仁、何应钦称:今晨毛泽东先生派共方代表团秘书齐燕铭来邀请治中前往其郊外驻地谈话,由九时至下午一时始毕,周恩来在座。所谈要点如下:(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是我们与周交谈中双方最僵持之点,毛表示可不提蒋总裁之姓名,亦不提任何名单,但仍坚持在条款上必有追究责任的文字。经我强调仍望此点不成为条款之一后,毛虽未表示完全同意,但似已大为让步。(二)毛表示彼方所拟方案完成时,先由双方代表商量妥当后,拟邀请德(李宗仁)敬(何应钦)两公与居(正)于(右任)吴(忠信)童(冠贤)诸公等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毛本人及各民主党派重要人士亦参加,以扩大和平运动。毛并询问还有何人可邀,周谓张岳军(张群)先生亦可邀来。我说德敬两公均来恐有不便,毛谓敬公暂不来亦可,同时毛对立法和监察两院多数主和人士特表重视。(三)军队改编问题,第一期悉照原有番号原官长原兵额不予变更,只须商定驻地,希望各得其所。第二期再议改编,毛特别表示慢慢做不急。(四)组织联合政府问题,毛表示和平协定签字后,尚须先开政治协商会议,研究共同纲领,组织法规等准备工作,颇为繁重,联合政府尚需若干时间,甚或延长四五月之久,始能成立。在新政府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职权,希望一定不要解体。(五)军队渡江问题,此亦为数日来双方极僵持之一点,毛询问协定签字后即渡江还是要过若干时日再渡江,我答复说等方案提出后再向政府请示,但此事共方极重视,曾多次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共军势必渡江。(六)对于将来之外交政策与国际形势等,亦曾谈及。(七)我等到平八日,今天是我与毛氏第一次晤谈,其所表示态度,除渡江一点,毛似都有所让步。
周恩来下最后通牒 国民党做孤注一掷
张治中等人这时对和谈前景的估计无疑是太乐观了。还在4月2日,蒋介石就密电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必须把和谈的重心放到阻止中共渡江问题上来。他提出:“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共匪’何时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态度本来就十分强硬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据此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坚持五点:(一)如中共在和谈期内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二)既定之促进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中共应保证今后人民生活之自由,且需停止一切恐怖暴力的行为;(四)整军办法必须双方同意,各就原防自行改编;(五)只有在保证二、三、四条基础上才可同意组织联合政府。会上,CC派陈立夫等甚至连未来组织联合政府一项也坚决反对。何应钦虽反复力争,亦未能在条件中写明同意的字样。因此,何应钦在电报中密告张治中,渡江问题必须坚决反对,因为不要说让解放军渡江,中常会连联合政府问题都争论得异常激烈。
刚刚从中共这边争取到一些让步,何应钦的电报不能不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一向态度强硬的刘斐也忿忿然,表示他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称他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至于保证人民生活自由一条,他建议复电南京:平津解放以后,北平八大胡同及舞场,生意仍好,并无人去干涉那里的游客;天津工业界也在中共大力扶助下干得起劲,苛杂废除,正税很轻,投资人没有任何顾虑。甚至此间对中统、军统的特务分子,也只是要求公开登记而已,并未逮捕或枪毙。
气愤之下,张治中随后曾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黄绍*.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4月9—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张治中甚至电告李宗仁称:“毛对我总理孙先生仍甚推崇,并谓共党现所推行之政策,亦未超过三民主义之范围。”关于和谈之协议,毛谓对于蒋总裁元月廿一日引退声明所提,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五项,可保证完全做到。“就今日谈话中观察,过去共方所实施抨击我方之各种宣传,系由于不了解我方谋和诚意所致,现经旬日来之交谈,对于我方政府及代表团,似已有相当了解,以后商谈困难或可减少。”
这个时候南京的底牌已经十分清楚,无论中共方面条件如何,只要解放军决心过江,谈判就不可能成功。眼见长江即将进入涨水期,为阻止中共过江,由何应钦主持的南京政府和平特种委员会决定把9日的条件在形式上略为降低。据此,特种委员会决定了复案五条:(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二)所邀南京参加签约各位,届时再做决定;(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将方案提出后再研究;(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
李宗仁和白崇禧这时的态度也早就确定下来了。他们虽然一心想取蒋而代之,但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蒋系的矛盾,毕竟还远小于与共产党的矛盾,因为他们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可能生存,一旦和议成立,解放军渡江,南京政府将不复存在,那时不仅桂系军队将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被改编而不复归自己所指挥,就是自己的命运也未必好得过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的傅作义。因此,李、白这时虽然仍明显区别于蒋介石和CC派,其态度却与何应钦没有两样。据刚刚回到北平的刘仲容说,李宗仁固然求和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就是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这也就难怪,注意到中共中央坚持解放军过江和取消南京政府地位,没有丝毫商量余地,李宗仁竟接连向蒋介石去电,声称决心辞职,请蒋准备出山。电称:“观夫共军节节进逼,陈兵江北及所提条件之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职处此境遇,心力交瘁,万一和谈一旦破裂,则实难肩此重任,故决心引咎告退以谢国人。务恳钧座预为筹划应付方案,以免贻误事机。”
12日,张治中宣读了何应钦的电报,代表们一片埋怨之声。他们几乎都清楚地看出南京实际并不承认自己失败,仍旧一味地想要保住半壁江山。张治中等对此大为不满,明确讲:渡江问题是代表团同意了的,不能反悔。李蒸悲观地说:中共大军不渡江是不可能的,签字后即行渡江,南京政府也就难以存在了。因此,实际上今天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则强调: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章士钊也赞成邵的意见,称: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而李俊龙却认为:即使缓渡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是加强了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
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
但是,在从刘仲容那里得知李、白的态度之后,毛泽东决定不再与南京代表团继续周旋了。周恩来很快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12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草案》开篇即历数国民党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发动内战和实行各项反动政策的种种罪恶,指出南京政府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其内容更是依照毛泽东的八项条件,并且详尽地列出了具体实施细则,只是在一些争议较大的条款上作了一些范围上的限定。如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不仅没有提到蒋介石等人的名字,而且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惩办只是“原则上必须”,“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13日,南京代表团对《草案》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当卢郁文宣读《草案》时,代表们的情绪沮丧至极,据说张治中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他们一致认为《草案》实为一纸降书,南京方面必不能接受,尤其是在联合政府建立前,南京政府必须听命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点,更加刺激。当然,在张治中的坚持下,代表团的成员还是尽其所能地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删去了那些在他们看来过于刺激的内容和文字。为避免引起南京方面的逆反心理,张治中在给李宗仁、何应钦的电报中避重就轻,没有报告过于刺激的内容。电报称:今晨一时周恩来面交彼方所拟具体方案,标题《国内和平协定》,内分八条廿四款。我代表团开会详加研究,其中关于整军及组织联合政府两点,认为距离甚远,无法同意。关于渡江问题,周昨夜复说明其态度理由,并表示态度为先占两处桥头堡,即苏之江阴、扬中,及皖之至德、东流、贵地、青阳、铜陵、繁昌、南陵、石埭等县,暂时不动以利将来和平条款之实施等语。我坚决表示不能同意,望其从长考虑。
13日晚,按照约定的程序,代表团被接到中南海。这是他们到北平后第一次与中共代表团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和张治中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有不同意见,但气氛平和。双方分歧主要集中在渡江、整编军队和联合政府的问题上。会后,周恩来与张治中又单独交换了意见。最后,张治中心情沉痛地表示说:我衷心地觉得国民党政府应该宣告自己的结束了,让中共来好好干。故中共所提条件应该接受。连日来大家所以争论不休,实因为有两个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还要受国民党的束缚。考虑再三之后,张最终还是决定将《草案》中难以接受的内容也都电告给了南京方面。只是,他在电报最后特别写明:此电两日来踌躇,不敢发者,深恐一时泄露,刺激人心,影响大局甚重。
15日晚,国共两党代表团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将协定草案提交给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讨论。各负责人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已十分宽大,他们尤其对南京代表试图为国民党争得一对等地位极为反感。因此,中共中央的最后修订稿实际上容纳了至少三方面的意见。修订过的协定接受了南京代表团的一些意见,取消了一些刺激性的字眼儿,但实质内容可以说毫无改变。周当场声明,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解放军就只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想开了。他表示:“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刘斐在随后的讨论中感慨地表示: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南京方面会把和平协定,看成是投降协定,心想打也是完,不打也是完,只好打到底了。倒是代表中惟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乐观一些,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张治中在给南京的电报中称:由中共方面改定的协定内容,已多所让步。如原将我方军队与中央政府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已改易。又战争罪犯之首要重要字样均删去,其他刺激性文字之修改者亦多,计共改20余处(我方原提修改者40余处)。统观此文件之内容,仍充满降书及罚状之语气意味,但共方既用最后通牒之态度提出,我方已无争辩商量之余地。只有请求政府核示之一途。故推黄绍*.、屈武携同共方所提最后文件回京面陈核阅。
16日晨,黄绍*.、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当晚,黄绍*.、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态度全变。白崇禧看到黄绍*.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何应钦也没有了主张,只好将协定原文抄送溪口,并去函向蒋说明称:“昨晚与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季宽(黄绍*.)、岳军(张群)诸兄详谈至晚,犹未作结论,拟今晨再与德邻兄恳谈,预定今日午后召开和谈特种委员会。此事关系极重,请钧座转知觉生(居正)、铁城(吴铁城)、骝先(朱家骅)三兄立即乘原机回京参加会议,并恳将钧旨谕知以便遵循。”
19日,特种委员会全天讨论。黄绍*.报告了和谈经过及中共提出的协定内容。面对与会者的质问,黄只能支吾其词。李宗仁首先表态,认为该协定无法接受,主张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迁就事实,另订方案。何应钦等仍寄希望不使和谈破裂,因此不同意直接致电毛泽东表示拒绝。吴忠信则转达蒋介石的意见称:中共拿出叫国民党投降的协定,绝不能接受。“依第三国际看,共方不至渡江,且我们强硬些,共方还是能缓和的”。当晚,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的中央社没有征得李、何同意,就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4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自知安全难保,决定先行远避香港。20日,他临行前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根据当天特委会的决定,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而为了说明自己之不得已,李宗仁随后又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解释说:昨日特委会开秘密会议,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算是走到了尽头。虽然李宗仁、何应钦在要求张治中拒绝中共协定的同时,还指望他们能争取与中共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实际已是纯粹的幻想。21日,解放军大举渡江。蒋介石急忙从溪口赶往杭州,召集党政军高层会议,决定全面抵抗,不许再提和议。几天后,蒋更再度出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大谈所谓渡江就是共军失败的起点,但结果却是国民党的防线一触即溃,不仅南京、上海很快落入解放军的手中,计划中的固守重庆、广州的方案,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就连其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基本上也都留在了北平,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国共两党间的这次和平尝试,曲曲折折,共产党在扩大影响、争取人心方面实际上不无收获,但毛泽东最终还是认定他的那个经验再度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