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最近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平视世界’。这我们太有感触了！”文物外展专家、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副主任杨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1年，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开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此过程中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即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文物外交”已走过了50年。
　　王立梅1972年进入故宫专为接待外宾而成立的导引组，1978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担任外事办公室主任多年，被同事戏称为“七朝元老”，近50年来阅尽了中国文物外事工作的风风雨雨。
　　王立梅说，搞文物展览就好像在导演一场戏，首先要明确主题，再确定用哪些“文物演员”来说明主题。展览要像一首交响乐，有序曲，有高潮，更要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尾。

70年代的出土文物展

　　文物外交缘起于1971年7月在故宫慈宁宫举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部分出土文物展览”。展览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开幕，是周恩来打出的一张文物牌。
　　这年12月4日，当时的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后被任命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故宫武英殿，对出国展筹备组全体工作人员作动员。
　　他说，外宾看了在故宫举行的出土文物展后反应很强烈。日本方面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出土文物展览去日本，周恩来没有同意，说等反华的佐藤内阁倒台后再说。法国议会代表团等也提出这样的请求，周恩来同意了，说戴高乐政府对中国很友好，文物展览我们可以去，而且要去就去真的，去复制品没什么意思。
　　王冶秋还说，要把展览搞好，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中国人破坏文物的谬论。有人提出应向外国人收门票费，王冶秋说，我们这次是“文物外交”，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收门票费。
　　为筹备这次展览，从全国各地调来文物精品和文博界的精兵强将。下放甘肃的“摘帽右派”、古建专家傅熹年也被借调回京协助画图。
　　他记得，自己花力气最大的是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外观复原渲染图。画正式的大图前，他先画了四幅小稿，分别是万里无云、蓝天白云、阴天多云和乌云密布四种不同的天气场景，让领导挑选。他担心如果把古代建筑画得太好看了，会有宣传封建的嫌疑，因此向领导建议的是“重晦”（乌云密布）那张。領导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胆子也太小了，咱们是给外国人看，当然要让他们看我们光明的、最好的一面。这样一来，最终选择了蓝天白云那一幅。

　　展览第一站为法国，第二站为英国，共有文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件。考虑到是去西方国家展览，挑选的标准偏重于艺术性。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刚出土不久的“马踏飞燕”等。
　　外经贸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余湛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吴庆彤对展览作了最后的审查。大家提出，要去就要准备有损失，但是要尽量让英法政府多承担安全责任。
　　英法两国与中国达成政府间协议后，都由民间组织出面承办，法方为法国艺术行动委员会，英方为中国展览委员会。两国都派出专家来京看展品、谈协议。
　　看展品时，曾任法国驻中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专家埃利塞夫对河南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釉大口尊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瓷器应为瓷胎，具有一定透明度、不吸水，因此认为这不是瓷器而是陶器，中方专家宿白、史树青和耿宝昌等与之争执不下。最后还是郭沫若想出一个新的概念，说这是“原始瓷”，埃利塞夫也认可了这个说法。
　　1973年4月的一天，耿宝昌正在忙于文物装运工作，突然被王冶秋找去谈话，让他收拾一下，明天就随运送文物的英国专机出发，先去法国（英法两家是交叉运输的）。王冶秋还送了他四个字：人在物在。
　　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首站在巴黎市美术馆小宫殿开幕。就在开幕式前，代表团成员宿白突然发现，展场里及图录上的中国地图是以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的。中方立刻交涉，提出如果不撤下地图今天就不开门，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法方作出了让步。

　　国家文物局派王立梅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于坚去澳大利亚解决文物赔偿问题。谈判开始，澳内政部官员先声夺人，说这把秦青铜剑是修复过再断裂的，否则两千多年的青铜剑怎么可能保存得这么好？提出要用X光检测。

　　王立梅等来前已做了充分准备，调看了这把青铜剑的原始材料。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青銅剑一共六把，都是完好无缺的，且都是秦代军队实际使用的兵器，并不是陪葬用的冥器。因此中方同意用X光测试。
　　第二天，澳方实验室给出了测试图样。测试清楚地表明，青铜剑上只有这一处断痕，系澳方全责无疑。
　　这把青铜剑的估价是200万人民币，但属于可以修复，按协议可修复文物的赔偿不超过估价的50%。王立梅等出发之前，有关领导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提出赔偿不低于15%就可以接受。经过谈判，澳方最终同意向中方赔偿25%，即50万人民币。
　　如果说这次事故责任全在于外方，那1996年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举办的“中国丝绸之路展”的事故责任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1997年2月文物运回北京后，点交文物时，发现一件唐三彩骆驼的四条腿断裂了。这四条腿全都是从原修复粘接处断裂的，说明在运输途中受到了震动。检查包装箱后发现，主要原因是包装不当。这次展览的承运商是德国汉森，但文物的包装是我方人员负责的。
　　为了加强文物包装工作，当年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外事工作会议时，国家文物局专门邀请专家进行了现场文物包装示范。
　　专家分别包装了几件有耳有角、不规则的文物。他们用绵纸、海绵将文物层层包裹起来，装进量体裁衣定做的木箱。木箱四周垫有海绵，与文物严丝合缝。最后再将箱子放进同样垫有海绵的外包装箱，内外两个箱子合成一体。这样的包装，就是遇到较大的震动也不会使文物破损。
　　担任演示的其中一位专家来自汤毅嵩创建的专业文物包装运输公司——华协国际珍品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汤毅嵩原是国家计委下属华辉国际工程服务公司副总经理。1990年公司承担了将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一个佛头石雕像运到西班牙的任务，他开始意识到，文物运输行业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他的力推下，当年公司专门成立了文物运输部。
　　但业务开展并不顺利。出于文物安全考虑，外方博物馆常指定国际知名文物运输公司承运，起码得是“国际艺术品运输协会”的会员公司，而要取得会员资格，殊非易事。
　　为了便于申请协会资质，1996年汤毅嵩发起成立了华协国际珍品货运服务有限公司。当时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国家计委当作特殊项目批准了华协的成立。公司挂靠在对外经贸部下面，名称被批准可以带“华”字。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华协是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的文物和艺术品运输公司。
　　公司成立后，汤毅嵩组织人员去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参加协会理事公司的培训。培训费约为每人1000美元，食宿交通自理。
　　汤毅嵩自己参加了美国masterpiece公司的培训。“不让你上手包装，只能给人搬材料，打杂，干‘苦力活’，边干边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这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无酸纸。无酸纸不含酸性成分，包青铜器不会对脆弱的文物表面造成腐蚀。他还见识了各种专用机械设备：可以向各个方向伸展的机械手、搭载超薄而稳固钢板的运输设备、能控温控湿的库房等等。
　　相比运输，文物的包装是更核心的技术。不少发达国家都有艺术品运输公司，但在包装上基本是德国汉森和日本日通的天下。
　　德、日的包装技术各擅胜场。欧洲文物以油画、雕塑为主，体积较大，整体较为坚硬，因此德国公司主要采取“立式包装”，如何找准文物受力点、给予文物结构上的支撑保护是其核心技术。日本有很多与中国类似的文物，如木质佛造像、瓷器、玉器等，皆精巧脆弱。汤毅嵩等人从日本公司学到的主要技术是“缠绕”。
　　交足了学费后，汤毅嵩的团队逐渐研究出了一整套“中西结合”的包装运输办法。
　　故宫文物中有一些精巧细致的珠宝盆景，金子做的花枝颤颤巍巍，需要将一种特定宣纸揉成小纸团，填充到包装盒的空隙中。
　　青铜器乍看很结实，实际上十分脆弱，很多青铜器表层已风化，甚至薄到透光，稍微用力就会脱落。加之我国不少青铜器是六七十年代的出土文物，出土后修复使用的粘接材料比较落后，也给文物搬运带来困难。运输时要注意将青铜马的头部朝向机头，以减少飞机颠簸造成的损伤。
　　1998年，华协公司终于成为“国际艺术品运输协会”会员。一开始有的主办方不愿给业务，他们就运用体制优势，“强行拼命抢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在市场上立住了脚，在很多国家建立了代理。
　　1998年的三星堆文物赴日展也是华协承运的。神树的包装是最见功夫的。他们在杨晓邬的全程指导下，将2号神树从修复处拆成两段，在其精巧的枝叶上塞填充物，整体用无酸纸缠绕后立式装箱，在特定位置再加强箱内固定。

　　汤毅嵩说，公司从成立起就开始与保险公司谈文物和艺术品的保险条款。没有成法可依，每次投保都属于“特事特办”。到2000年以后，才基本谈出了一些固定条款，但到现在还不算完善。
　　2001年7月，中国首个《出国（境）文物展品包装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发布。汤毅嵩是这个工作规范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他直言，该标准有很大进步，不过可完善空间还很大。他说，物流行业管理协会主管大宗货物，工商局认为文物移动属文物系统的管理范畴，而文物系统则认为文物运输应归在运输体系里管理，因此文物移动行业成了“三不管”地界，各公司之间时常低价竞争，“还讲什么规矩呢”。
　　90年代是文物外展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乱象丛生的时代。
　　王立梅说，当时各地办出国文展的积极性都很高，通常是外方直接去地方谈展览，谈好后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地方为了办外展都愿意把好东西拿出来，对外方往往有求必应，有时甚至可能突破底线，例如把一级文物报成二级文物以规避管理。
　　国家文物局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后，于2002年1月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以前曾出国展览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玉璋等64件（组）珍贵文物都在这个名单上，被永久性禁止出国了。
　　2012年、2013年又先后颁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外展的规则逐渐成熟。

文物外交新局待破

　　杨阳回忆，起初规定地方不能跨省筹办出境展，两个省以上的要通过文物交流中心。90年代乱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礼崩乐坏”。
　　2004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一度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后重建，杨阳参与主持了重建工作。他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凡是跨省合办的展览由交流中心负责筹办;第二，全国外展申报材料须由交流中心初审。
　　但这两条都没有坚持多久。上海、陕西等文物大省相继成立了文物交流中心，文物外展市场逐渐放开。
　　而更大的变化是，“入境展”的风头开始盖过“出境展”。
　　赵古山回忆，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国开始举办外国文物来华展。到2016年前后，来华展逐渐占据了C位。因为老百姓有钱了，博物馆也有一部分经费可以引进国外展览，因此国内需求旺盛，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入超”。
　　今年已是赵古山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工作的第36个年头。他看着这里从国家全额拨款单位，变成差补单位，再到自收自支单位，现在的要求则是回归“公益二类”，即国家拨基本经费，自己再通过经营去补足其余部分。
　　现在已是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赵古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国外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了，一些人对中国还存有很多偏见，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断代工程”“中华文物探源工程”等说三道四，缺乏动力邀请中国去办展。另外现在国外经济普遍不景气，也没这部分经费邀请中国去办展，而国内财政也在收紧，因此交流中心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2019年，为配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交流中心和国博共同承办了“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很多国家都提出很高的筹展费要价，还要人员随展等等，跟我们当年是一样的。现在翻过来了。这都可以理解。”赵古山说。
　　交流中心跟国外大博物院依然保持着长期合作，如每隔4年去东京国立博物馆、每隔6年去大英博物馆、每隔7年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办一次展览。对方也给筹展费，跟30年前给的钱一样，都是300万人民币左右。“我那时的工资才50多，现在都1万多了。”赵古山感叹。
　　他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人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把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国外展示，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而现在还有些像小农经济似的，一家一户形不成品牌和拳头产品。 　　杨阳说，干文物交流这行，应该秉持友好立场。任何文明要互鉴，你对人家要有一种友好的意识，要少说难听话，相骂、打架甚至绝交了，还做什么文物交流呢？
　　杨阳记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10年策划办一个元代文物展，原本起的名字叫“蒙元大展”。他陪美方策展人去拜访宿白，宿白说，“蒙元大展”这个名字不能起，蒙元帝国版图横跨欧亚，这个名字在国际上用不合适。美方提出改名为“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宿白说也不行，忽必烈也可能被当作侵略者形象，再加上“世界”，更加不妥。后来展览在国家文物局报批时，名字叫“元代艺术展”。但展览时美方使用的英文名称依然带上了“忽必烈”，现在称那次展览一般叫“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
　　去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与法国一家博物馆协商举办一个展览，起名叫“成吉思汗展”。杨阳当时提出，这名字肯定不行，因为成吉思汗的名字在国外比较敏感，尤其现在中国崛起，这方面就更要注意。
　　汤毅嵩说，华协的业务从2005年到2015年逐渐上升，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受国际经济影响回落。近六七年來，海外市场萎缩，传统文物外展模式少了，甚至还有中方出钱去国外办展的情况。而在来华展方面，引进一个文物展往往也不如引进一个当代艺术展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但他依然十分看好未来的文物展览市场。他感到，本届政府对文物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相信，在现在的国际关系形势下，文物展览未来一定还会发展，因为文物交流始终是最感染人的，就像50年前中国用“文物外交”感染世界民众一样。
　　王立梅也相信，文物交流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代替不了的。
　　1982年她第一次出国，去比利时参加“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随展工作。一天涌进来一群小学生，老师在纸上画出兵马俑的轮廓，让孩子们绘出心目中的图案，有的孩子画了几朵小花，有的画了一只小牛，老师随即请王立梅为大家解释兵马俑的来历和其上的图案。她觉得，这特殊的一课多少会留在这些孩子们心底，他们知道中华民族创造了这么丰富灿烂的古代文明，最起码知道这个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就不会轻易敌视中国。
　　她退休后担任世界艺术馆馆长，思考得最多的也是如何将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们吸引进博物馆，看世界艺术精粹。她说，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因为，是文化决定我们的眼界与思想，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