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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不久的20世纪，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激烈的意识形态碰撞、太空竞赛和核战阴影，人类历史上从来没试过有如此动荡而极端的百年。地处欧洲中央的捷克，先经历了一战后的国家独立，又遭遇二战的侵略和吞并，战后成为东西方冷战交锋的前沿阵地，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又经历了东欧剧变。一百年里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转折点，都被这个欧洲内陆小国碰上了。尽管只是一个蕞尔之国，捷克在如此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激烈摇摆的地缘格局下依然诞生了好几颗闻名世界的文学星宿，比如卡夫卡、哈维尔和昆德拉；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正是由于对民族文化的执着，捷克作为弱小民族才避免了被强邻彻底臣服的命运。
《我的疯狂世纪》中文版第二部在最近终于出版，读者可以随着克里玛的第一人称视觉从1960年代的布拉格一直看到冷战结束，“地下作家”重返文坛。这一切尽管貌似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在克里玛的笔下却犹如一个小人物看尽了世间的闹剧，留下的只有沧桑和感慨。
四万名捷克艺术家
在激烈而刚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下，作为个体的人几乎难以有与大环境抗衡的可能。1968年夏天，苏联坦克大军压境，许多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都纷纷逃往海外，而恰好正在美国大学教捷克语的克里玛却选择回国，决心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经历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回国之前，美国朋友沉重地对克里玛说，也许回去的宿命就只能够是被苏联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惨淡地度过余生了。捷克人历来并不以刚烈勇猛的性格著称，一位波兰人就曾经以轻蔑的口吻质疑过捷克人：“华沙老城在二战之后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布拉格人却等到敌人撤退才敢举旗起义。所以他们的旧城才保留了下来。”毅然与妻子回到捷克的克里玛反思了捷克人历史上提倡的非暴力抵抗精神：“非暴力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无助的受害者委屈的哭喊，”“紧随而来的是深刻的危机，道德后遗症影响了我们大部分人。”在克里玛看来，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使用暴力抵抗；而留守国土保持文化和捍卫民族道德底线是一个小国在面对强敌时文化精英阶层的责任。
小国对苏联坦克屈服后出现的是大规模的犬儒主义和社会道德滑坡，以面包换取自由成了大部分人的生存之道。活在苏联刺刀和坦克阴影下的捷克社会为了平息民愤，开始鼓励消费型社会，平民从体制机器里“螺丝钉”任劳任怨的角色变身成为漠不关心现实政治的麻木消费者。在另一方面，当局让离开官方文艺组织的创作者成为失去物质保障的贱民。
克里玛没被苏联人抓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然而作为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他返回母国后被禁止在官办出版物上发表任何文字。
当时，被排斥在正常文化工作领域之外的捷克文艺工作者足足有四万名以上，包括曾经举国皆知的电台主播，水平一流的戏剧导演，还有包括克里玛在内的小说家。这些失去固定体制岗位的文艺工作者要么转入地下，最后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在社会其他领域寻找一些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的工种。他们最好的待遇是找到一份地质测量局的工作，每天蹲在郊外记录数据，有不少空余时间独自思考；而境遇没那么好的，则只能找到搬运工或者砌墙的临时活，一天干活十几个小时。在当时的布拉格，也许一个报摊卖烟的小贩原先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剧场导演，一个在市政厅擦地板的清洁工也许原来是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而一个在街边捣水泥的工人也许是一个曾经获奖的小说家，工作制服口袋里还有一本书……克里玛被封杀后，曾经从事比较“卑微”的医院护工和街道清洁工，同时把作品通过特殊渠道发往海外出版。在足足19年的时间里，克里玛的名字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完全抹去，许多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有他的存在。
“清理”
克里玛的境遇，仿佛又回到了卡夫卡当年的那种状态：从事卑微的工作维生，写作只能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副业。从20世纪初到下半叶，从卡夫卡到克里玛，为了生活而生活一度让文字创作感到窒息。然而从《我的疯狂世纪》中，人们可以看到克里玛并没有卡夫卡身上那种完全自绝于世俗的自闭倾向，更加没有怀才不遇的自怜悲情。如果卡夫卡还是一个属于有“体面收入”的小白领的话，那么克里玛在那个特殊社会里的正式身份只能够是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临时工，用捷克官方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胜任正式工作的“寄生虫”。“寄生虫”不能够领取社会保险，退休之后收入难以有保障。《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就有大篇幅的章节，记述了克里玛与旧单位人事部负责人斗智斗勇，面对百般刁难时想方设法争取到社会保险的内容。
面对当时捷克社会的道德滑坡、犬儒主义和文人的生存压力，克里玛所采取的策略是个人主义方式的关怀和互助：为身边同样遭遇的人提供实在的帮助，特别是面对面的帮助和交流，而不是发表太多崇高的大道理。
“彼此见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被从正常生活轨道中剔除，他们到处排斥他，使他不可能跟那些可以分享共同价值观或者专业兴趣相似的人一起工作，这样的人非常需要感受到朋友们的团结互助。”相比起昆德拉那种崇高的文学眼界，和哈维尔高调的社会活动能力，克里玛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存条件：他为其他被排斥的作家和艺术家举办定期酒会，而在这些酒会上，克里玛更多的不是发表激昂的政治观点，而是把各种渠道收集回来的钱赠予最潦倒的作家，或者分享一些好吃的饭菜和美酒。 正是从普通最卑微的视觉出发，才能体会到20世纪现代性对个体带来的绝对控制和驯服。如果说纳粹集中营对个体的驯服是肉体的禁锢和剥夺生命的恐惧，那么克里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捷克所经历的则是漠视和犬儒主义，是“对灵魂的长期折磨和麻醉”。
克里玛见识到底层人们从事的工作无所事事，他们有些体力上并非太艰辛，在精神上却是空洞无聊的：医院护士们为了熬到下班时间，在休息室里聊天一个下午；在临终病人的床前，护士是粗鲁又无礼的，甚至恶言相向，期盼对方早点死亡；与克里玛一起担任扫地工的社会三教九流也是同样如此，每天在工作间隙就是花大把的时间在酒吧闲聊和望天打卦。实际上，与底层人士的相处，也算是克里玛难得的采风机会，他的一本主要小说《爱情与垃圾》就是在当扫地工的时候创作的。
在布拉格大街小巷里清理生活垃圾给克里玛一种与人生联系的灵感，结合自己与一个女雕塑家的婚外恋情经历，克里玛在小说中反思了捷克当时消费社会来去匆匆的生活，不但产生了海量的物质垃圾，也产生了不少精神垃圾。到最后小说主人公就好像作者那样，成了一名清洁工，不仅因为物质需要清理，也是因为精神需要清理。
“清理”对于克里玛来说是具有非常玩味的概念。一方面每个人都渴望清理，然而人们总是希望清理他们周边的事物，而缺少自我的清理和反思。在纳粹统治时期，克里玛和其他犹太人是纳粹当局需要“清理”的人群。在纳粹的“清理”过程中，克里玛目睹了成批活生生的人瞬间变成僵硬的尸体，连眼睛都没来得及合上，最后被送入焚化炉，化作一缕青烟；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克里玛和其他文艺界人士，则成为了一种“思想清理”的牺牲品，被剥夺了从事自己专业工作的权利。而面对医院里各种手术切除出来的带血器官、残肢、毛发、分泌物和排泄物，作为护工的克里玛必须把这些被“清理”的人体组织倒入焚化炉，呆呆地看着这些血淋淋的人体残件化作青烟，飘到城市的上空，或者又重新飘入病房内，被病人吸入肺内。纳粹焚化炉和医院焚化炉让克里玛感到了一种渺小和空虚。“在生命的高山背后矗立着垃圾山，虚假的感觉和思想之山、废物之山，我们堆起了这一切，而显然，我们不会停止，直到这座山将我们埋没。”
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
1980年代，欧洲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克里玛依靠体力劳动，每日“手停口停”的生活即将结束。捷克斯洛伐克以不流血的方式发生了剧变，那个昔日被体制视为危险人物的哈维尔，到头来被体制推举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那些昔日被迫在街上扫地、搬石头和抹地板的文化人，纷纷恢复了自己的身份，有些甚至成了文化官员。克里玛当选为民办作家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马上取代了江河日下的官办文联，有些之前对他避之不及的作协成员，现在又开始对克里玛笑脸相迎。
这一切在克里玛眼里看来，却有一种闹剧的滑稽感在里面。克里玛要拒绝的，正是那种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心态。屈辱了19年之久，重见天日的克里玛原本应该好好庆祝才是，然而经历了重重波折的20世纪之后，克里玛对于一切崇高或者表面上非常伟大的理想感到疑惑。
与卡夫卡和很多捷克文学家一样，克里玛对复杂艰深的理论体系一直抱有怀疑—“所有崇高点儿的目标都被污蔑和羞辱”。在20世纪，各种复杂而自成系统的思想体系，提出了面对社会和世界的众多解决方案，人们为不同的思潮和意识进行激情滂湃的斗争，当然有更多不愿卷入其中的人付出了生命，成为炮灰，遭到“清理”。而从中“获利”并且取得成就的，却常常是少数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回望20世纪，身为捷克犹太人的克里玛最渴望获得的是自由，但疯狂的20世纪首先从克里玛乃至其他捷克犹太人身上剥夺的就是自由。面对貌似自由的21世纪，克里玛试图平和地告诫人们，吸收过去一百年那“疯狂”的经验教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世界并不需要救赎，人类并不需要带领他们走向不久前还难以想象的高度的先知—人类更需要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
《我的疯狂世纪》中文版第二部在最近终于出版，读者可以随着克里玛的第一人称视觉从1960年代的布拉格一直看到冷战结束，“地下作家”重返文坛。这一切尽管貌似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在克里玛的笔下却犹如一个小人物看尽了世间的闹剧，留下的只有沧桑和感慨。
四万名捷克艺术家
在激烈而刚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下，作为个体的人几乎难以有与大环境抗衡的可能。1968年夏天，苏联坦克大军压境，许多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都纷纷逃往海外，而恰好正在美国大学教捷克语的克里玛却选择回国，决心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经历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回国之前，美国朋友沉重地对克里玛说，也许回去的宿命就只能够是被苏联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惨淡地度过余生了。捷克人历来并不以刚烈勇猛的性格著称，一位波兰人就曾经以轻蔑的口吻质疑过捷克人：“华沙老城在二战之后被夷为平地了，但是布拉格人却等到敌人撤退才敢举旗起义。所以他们的旧城才保留了下来。”毅然与妻子回到捷克的克里玛反思了捷克人历史上提倡的非暴力抵抗精神：“非暴力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无助的受害者委屈的哭喊，”“紧随而来的是深刻的危机，道德后遗症影响了我们大部分人。”在克里玛看来，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使用暴力抵抗；而留守国土保持文化和捍卫民族道德底线是一个小国在面对强敌时文化精英阶层的责任。
小国对苏联坦克屈服后出现的是大规模的犬儒主义和社会道德滑坡，以面包换取自由成了大部分人的生存之道。活在苏联刺刀和坦克阴影下的捷克社会为了平息民愤，开始鼓励消费型社会，平民从体制机器里“螺丝钉”任劳任怨的角色变身成为漠不关心现实政治的麻木消费者。在另一方面，当局让离开官方文艺组织的创作者成为失去物质保障的贱民。
克里玛没被苏联人抓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然而作为被列入黑名单的作家，他返回母国后被禁止在官办出版物上发表任何文字。
当时，被排斥在正常文化工作领域之外的捷克文艺工作者足足有四万名以上，包括曾经举国皆知的电台主播，水平一流的戏剧导演，还有包括克里玛在内的小说家。这些失去固定体制岗位的文艺工作者要么转入地下，最后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在社会其他领域寻找一些没有任何技术要求的工种。他们最好的待遇是找到一份地质测量局的工作，每天蹲在郊外记录数据，有不少空余时间独自思考；而境遇没那么好的，则只能找到搬运工或者砌墙的临时活，一天干活十几个小时。在当时的布拉格，也许一个报摊卖烟的小贩原先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剧场导演，一个在市政厅擦地板的清洁工也许原来是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而一个在街边捣水泥的工人也许是一个曾经获奖的小说家，工作制服口袋里还有一本书……克里玛被封杀后，曾经从事比较“卑微”的医院护工和街道清洁工，同时把作品通过特殊渠道发往海外出版。在足足19年的时间里，克里玛的名字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完全抹去，许多年轻人基本上不知道有他的存在。
“清理”
克里玛的境遇，仿佛又回到了卡夫卡当年的那种状态：从事卑微的工作维生，写作只能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副业。从20世纪初到下半叶，从卡夫卡到克里玛，为了生活而生活一度让文字创作感到窒息。然而从《我的疯狂世纪》中，人们可以看到克里玛并没有卡夫卡身上那种完全自绝于世俗的自闭倾向，更加没有怀才不遇的自怜悲情。如果卡夫卡还是一个属于有“体面收入”的小白领的话，那么克里玛在那个特殊社会里的正式身份只能够是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临时工，用捷克官方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胜任正式工作的“寄生虫”。“寄生虫”不能够领取社会保险，退休之后收入难以有保障。《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就有大篇幅的章节，记述了克里玛与旧单位人事部负责人斗智斗勇，面对百般刁难时想方设法争取到社会保险的内容。
面对当时捷克社会的道德滑坡、犬儒主义和文人的生存压力，克里玛所采取的策略是个人主义方式的关怀和互助：为身边同样遭遇的人提供实在的帮助，特别是面对面的帮助和交流，而不是发表太多崇高的大道理。
“彼此见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被从正常生活轨道中剔除，他们到处排斥他，使他不可能跟那些可以分享共同价值观或者专业兴趣相似的人一起工作，这样的人非常需要感受到朋友们的团结互助。”相比起昆德拉那种崇高的文学眼界，和哈维尔高调的社会活动能力，克里玛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存条件：他为其他被排斥的作家和艺术家举办定期酒会，而在这些酒会上，克里玛更多的不是发表激昂的政治观点，而是把各种渠道收集回来的钱赠予最潦倒的作家，或者分享一些好吃的饭菜和美酒。 正是从普通最卑微的视觉出发，才能体会到20世纪现代性对个体带来的绝对控制和驯服。如果说纳粹集中营对个体的驯服是肉体的禁锢和剥夺生命的恐惧，那么克里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捷克所经历的则是漠视和犬儒主义，是“对灵魂的长期折磨和麻醉”。
克里玛见识到底层人们从事的工作无所事事，他们有些体力上并非太艰辛，在精神上却是空洞无聊的：医院护士们为了熬到下班时间，在休息室里聊天一个下午；在临终病人的床前，护士是粗鲁又无礼的，甚至恶言相向，期盼对方早点死亡；与克里玛一起担任扫地工的社会三教九流也是同样如此，每天在工作间隙就是花大把的时间在酒吧闲聊和望天打卦。实际上，与底层人士的相处，也算是克里玛难得的采风机会，他的一本主要小说《爱情与垃圾》就是在当扫地工的时候创作的。
在布拉格大街小巷里清理生活垃圾给克里玛一种与人生联系的灵感，结合自己与一个女雕塑家的婚外恋情经历，克里玛在小说中反思了捷克当时消费社会来去匆匆的生活，不但产生了海量的物质垃圾，也产生了不少精神垃圾。到最后小说主人公就好像作者那样，成了一名清洁工，不仅因为物质需要清理，也是因为精神需要清理。
“清理”对于克里玛来说是具有非常玩味的概念。一方面每个人都渴望清理，然而人们总是希望清理他们周边的事物，而缺少自我的清理和反思。在纳粹统治时期，克里玛和其他犹太人是纳粹当局需要“清理”的人群。在纳粹的“清理”过程中，克里玛目睹了成批活生生的人瞬间变成僵硬的尸体，连眼睛都没来得及合上，最后被送入焚化炉，化作一缕青烟；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克里玛和其他文艺界人士，则成为了一种“思想清理”的牺牲品，被剥夺了从事自己专业工作的权利。而面对医院里各种手术切除出来的带血器官、残肢、毛发、分泌物和排泄物，作为护工的克里玛必须把这些被“清理”的人体组织倒入焚化炉，呆呆地看着这些血淋淋的人体残件化作青烟，飘到城市的上空，或者又重新飘入病房内，被病人吸入肺内。纳粹焚化炉和医院焚化炉让克里玛感到了一种渺小和空虚。“在生命的高山背后矗立着垃圾山，虚假的感觉和思想之山、废物之山，我们堆起了这一切，而显然，我们不会停止，直到这座山将我们埋没。”
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
1980年代，欧洲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克里玛依靠体力劳动，每日“手停口停”的生活即将结束。捷克斯洛伐克以不流血的方式发生了剧变，那个昔日被体制视为危险人物的哈维尔，到头来被体制推举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那些昔日被迫在街上扫地、搬石头和抹地板的文化人，纷纷恢复了自己的身份，有些甚至成了文化官员。克里玛当选为民办作家组织的主席，这个组织马上取代了江河日下的官办文联，有些之前对他避之不及的作协成员，现在又开始对克里玛笑脸相迎。
这一切在克里玛眼里看来，却有一种闹剧的滑稽感在里面。克里玛要拒绝的，正是那种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心态。屈辱了19年之久，重见天日的克里玛原本应该好好庆祝才是，然而经历了重重波折的20世纪之后，克里玛对于一切崇高或者表面上非常伟大的理想感到疑惑。
与卡夫卡和很多捷克文学家一样，克里玛对复杂艰深的理论体系一直抱有怀疑—“所有崇高点儿的目标都被污蔑和羞辱”。在20世纪，各种复杂而自成系统的思想体系，提出了面对社会和世界的众多解决方案，人们为不同的思潮和意识进行激情滂湃的斗争，当然有更多不愿卷入其中的人付出了生命，成为炮灰，遭到“清理”。而从中“获利”并且取得成就的，却常常是少数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回望20世纪，身为捷克犹太人的克里玛最渴望获得的是自由，但疯狂的20世纪首先从克里玛乃至其他捷克犹太人身上剥夺的就是自由。面对貌似自由的21世纪，克里玛试图平和地告诫人们，吸收过去一百年那“疯狂”的经验教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世界并不需要救赎，人类并不需要带领他们走向不久前还难以想象的高度的先知—人类更需要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