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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中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7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开始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并迅速成为热点。社会发展研究在中国还刚刚起步，其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
[关键词] 社会发展理论；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2-0008-03
一、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邓小平曾经鲜明地概括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深刻地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全人类的进步这个高度来观察和解决发展问题。中共十六大又坚定地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郑重提出，足见发展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地位之重要。
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古已有之。而作为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中叶才开始兴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相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批国家被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这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像英国的P.T·鲍尔，美国的P.N·罗森斯坦——罗丹，瑞典的G·缪尔达尔，荷兰的J·廷伯根等。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新学科——发展经济学。
与此同时，一批西方的政治学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研究的新学科——发展政治学。
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人口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要解决这些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仅从经济的和政治的视角出发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从多视角来寻求人类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于是“罗马俱乐部”应运而生。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未来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纷纷兴起，并逐渐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一个亮点和“显学”。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者起初只是参与某些方面的研究，在罗马俱乐部中就有社会学方面的专家。此后，社会学家们就将社会发展问题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并逐步形成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发展社会学先后形成了三个主要学派。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发展社会学的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学派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60年代末，激进主义兴起并逐步取代了自由主义。与此相适应，依附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70年代是发展社会学较有成就的时期。以美国社会学家I·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构成了发展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
二、社会发展研究在中国
中国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到近代的思想家，都留下了丰富的社会发展思想，从社会变迁到社会批判，从社会变革和社会进化，到社会控制和社会结构，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记载。但是，关于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在我国，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的。
在中国，可能是邓小平首先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使用“发展”这一概念的。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此后又多次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直到把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并且强调指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一再告诫人们，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进而把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曾鲜明而扼要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还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邓小平有关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我国学术界在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首倡者应该说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1年2月以来，由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倡导召开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首次座谈会的通知是于光远先生亲自拟定的，而且是一篇5000字的论文，主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主旨是为了配合我国已经确定的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发展目标这一战略规划。当时提出首次座谈会拟研讨三个问题：一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确定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什么？二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摸清、摸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取决于我国国情特色。三是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当前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调整中加深对发展战略的认识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调整与实施我们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即把调整与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有利于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原则，也是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必要前提。
此后，即从1981年初开始，首都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就有关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经济学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政策研究者，政府官员及实际工作者。在我国，如此大规模地探讨发展战略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发现，社会发展研究这门学科在我国传播之快是罕见的。即传入的同时，立即被我国学者和政治家所接受，并迅速转化为决策。因为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与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几乎是同步的，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许多成果都直接转化为决策，参加讨论会的许多人员都是“六五”规划起草组成员。可见，社会发展研究这门学科对我国社会的实用性。这个事实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旦有社会实践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热潮，涌现出了像刘吉、夏禹龙、冯之浚、张念椿、童大林、刘则渊等一批战略研究专家，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战略研究学术群体。先后出版了《论战略研究》、《发展战略学》、《国际大战略》、《国家战略论》、《现代战略研究纲要》、《大战略论》等一批战略研究著作。成立了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还创办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战略与管理》等期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路线和基本战略的确定，国内学术界开始了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和论文颇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一书。该书系统考察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三次浪潮和几种发展模式，初步总结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并对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的演变进行了反思，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进行了理论探索。有许多观点比较深刻独到，给人以启发。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发展文化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也在中国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机构也大量涌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大都建立了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许多高校、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纷纷成立社会发展研究院（所）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势头方兴未艾。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研究在我国成为热点，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代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遭受了不少挫折。特别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长达10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是贻误了国家发展的良机，拖延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毅然把中国发展问题放到国家生活的中心地位，制定了分三步走，用70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长途跋涉。
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理论做指导，国家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科学的发展理论来指引，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就这样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研究，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已逐渐具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过去，中国学术界对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研究只是附在某个学术领域，发展与现代化研究没有自己特有的学科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并不是一个比较固定的领域；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缺乏一支稳定的社会发展研究学者队伍。而到90年代，中国的发展研究开始从搜集材料阶段转变为整理材料阶段。一些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专著先后面世。主要有：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严强编著《社会发展理论》，庞元正、丁冬红著《社会发展论纲》，王怀超主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鲍宗豪主编《当代社会发展导论》等。社会发展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特有的理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因此，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学术界，社会发展研究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
第二，社会发展研究的重心明显向中国的现实问题倾斜。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界一直有着经世致用的实用传统。就社会发展研究而言，这种学术传统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去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于是，发展研究的重心逐渐移向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发展研究中的这种现实性色彩，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而是把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这种现实性的研究为中国发展研究的成长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养分；另一方面，还直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对策建议，如这几年开始出现的并为决策部门所重视的“社会预测”和“社会预警”便是例证。
第三，多学科的合作。由于社会发展研究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因而与此相关的学科如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战略学等学科甚至包括科技界的许多学者也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多种学科在一个领域内的协同研究、相互促进，不仅使发展研究更加充实、更具有现实感，也使这一研究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研究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还不太规范。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别较大，因而在概念的使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认同与磨合，致使社会发展研究领域里的一些讨论常常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学术共识。研究课题较为分散，学科整合较弱，至今，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如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会。这是中国发展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社会发展研究，在中国毕竟还刚刚起步，其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社会发展研究学者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为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难得的机遇。只要踏下心来，潜力研究，努力开拓，就不难形成一种有深度、有特色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流派，并将在世界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1.“发展”的内涵。
“发展”这一概念的涵义有一般意义(广义)和特定意义(狭义)之分。一般意义上的发展，等同于“进步”，泛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特定意义上的发展，特指一个社会或某一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具体说来，目前的“社会发展研究”所说的发展特指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2．社会发展研究的对象。
社会发展研究的对象，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简言之，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3．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内容。
社会发展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发展的本质，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价值，发展规律，发展战略，发展机遇，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二是要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社会发展与制度选择，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以及现代化、城市化与民主化问题等；三是社会发展研究还要对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研究，这包括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如自然基础、历史基础、文化背景、民族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包括对各国不同发展模式的研究。
4.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特征。
同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相比，社会发展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其他学科对于发展的研究只是限于某一部分或某些方面，不可能对发展的基本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便是如此。社会发展研究则不然。从学术传统来看，社会发展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注重从总体上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这使得社会发展研究带有明显的综合性。有关发展的主要内容都在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之内，换言之，社会发展理论是以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并不是要对事关发展的所有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而是强调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社会发展理论不限于某一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或社会领域，而是着眼于社会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对有关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综合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2003年下半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落实的深入，必将大大推进社会发展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又会推进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落实，从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关键词] 社会发展理论；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2-0008-03
一、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邓小平曾经鲜明地概括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深刻地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全人类的进步这个高度来观察和解决发展问题。中共十六大又坚定地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郑重提出，足见发展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地位之重要。
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古已有之。而作为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则是在20世纪中叶才开始兴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相对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批国家被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这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像英国的P.T·鲍尔，美国的P.N·罗森斯坦——罗丹，瑞典的G·缪尔达尔，荷兰的J·廷伯根等。到20世纪60年代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新学科——发展经济学。
与此同时，一批西方的政治学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问题，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问题研究的新学科——发展政治学。
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和人口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要解决这些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重大而又迫切的问题，仅从经济的和政治的视角出发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从多视角来寻求人类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于是“罗马俱乐部”应运而生。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未来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纷纷兴起，并逐渐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一个亮点和“显学”。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潮。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学者起初只是参与某些方面的研究，在罗马俱乐部中就有社会学方面的专家。此后，社会学家们就将社会发展问题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并逐步形成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发展社会学先后形成了三个主要学派。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发展社会学的初创阶段，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学派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发展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60年代末，激进主义兴起并逐步取代了自由主义。与此相适应，依附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70年代是发展社会学较有成就的时期。以美国社会学家I·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构成了发展社会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
二、社会发展研究在中国
中国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到近代的思想家，都留下了丰富的社会发展思想，从社会变迁到社会批判，从社会变革和社会进化，到社会控制和社会结构，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都有记载。但是，关于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在我国，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的。
在中国，可能是邓小平首先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意义上，使用“发展”这一概念的。早在1980年1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此后又多次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直到把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并且强调指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一再告诫人们，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进而把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曾鲜明而扼要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还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邓小平有关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我国学术界在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首倡者应该说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1年2月以来，由于光远等经济学家倡导召开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首次座谈会的通知是于光远先生亲自拟定的，而且是一篇5000字的论文，主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主旨是为了配合我国已经确定的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发展目标这一战略规划。当时提出首次座谈会拟研讨三个问题：一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确定它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什么？二是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摸清、摸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取决于我国国情特色。三是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当前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调整中加深对发展战略的认识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调整与实施我们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即把调整与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有利于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原则，也是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必要前提。
此后，即从1981年初开始，首都学术界召开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就有关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经济学者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政策研究者，政府官员及实际工作者。在我国，如此大规模地探讨发展战略问题这还是第一次。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发现，社会发展研究这门学科在我国传播之快是罕见的。即传入的同时，立即被我国学者和政治家所接受，并迅速转化为决策。因为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与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几乎是同步的，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许多成果都直接转化为决策，参加讨论会的许多人员都是“六五”规划起草组成员。可见，社会发展研究这门学科对我国社会的实用性。这个事实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旦有社会实践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热潮，涌现出了像刘吉、夏禹龙、冯之浚、张念椿、童大林、刘则渊等一批战略研究专家，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战略研究学术群体。先后出版了《论战略研究》、《发展战略学》、《国际大战略》、《国家战略论》、《现代战略研究纲要》、《大战略论》等一批战略研究著作。成立了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还创办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战略与管理》等期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路线和基本战略的确定，国内学术界开始了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和论文颇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一书。该书系统考察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三次浪潮和几种发展模式，初步总结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并对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的演变进行了反思，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进行了理论探索。有许多观点比较深刻独到，给人以启发。
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发展文化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也在中国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在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机构也大量涌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大都建立了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许多高校、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纷纷成立社会发展研究院（所）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势头方兴未艾。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研究在我国成为热点，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的需要。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代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遭受了不少挫折。特别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长达10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是贻误了国家发展的良机，拖延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在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毅然把中国发展问题放到国家生活的中心地位，制定了分三步走，用70年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长途跋涉。
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现代化理论做指导，国家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科学的发展理论来指引，社会发展研究的兴起，就这样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研究，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已逐渐具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过去，中国学术界对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研究只是附在某个学术领域，发展与现代化研究没有自己特有的学科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并不是一个比较固定的领域；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缺乏一支稳定的社会发展研究学者队伍。而到90年代，中国的发展研究开始从搜集材料阶段转变为整理材料阶段。一些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专著先后面世。主要有：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研究》，严强编著《社会发展理论》，庞元正、丁冬红著《社会发展论纲》，王怀超主编《社会发展理论研究》，鲍宗豪主编《当代社会发展导论》等。社会发展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特有的理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因此，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学术界，社会发展研究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
第二，社会发展研究的重心明显向中国的现实问题倾斜。从历史上看，中国知识界一直有着经世致用的实用传统。就社会发展研究而言，这种学术传统有助于提醒研究者去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于是，发展研究的重心逐渐移向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发展研究中的这种现实性色彩，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而是把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因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这种现实性的研究为中国发展研究的成长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养分；另一方面，还直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对策建议，如这几年开始出现的并为决策部门所重视的“社会预测”和“社会预警”便是例证。
第三，多学科的合作。由于社会发展研究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因而与此相关的学科如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战略学等学科甚至包括科技界的许多学者也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多种学科在一个领域内的协同研究、相互促进，不仅使发展研究更加充实、更具有现实感，也使这一研究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的重要契机。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研究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还不太规范。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别较大，因而在概念的使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认同与磨合，致使社会发展研究领域里的一些讨论常常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学术共识。研究课题较为分散，学科整合较弱，至今，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如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会。这是中国发展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社会发展研究，在中国毕竟还刚刚起步，其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的任务还很艰巨，社会发展研究学者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为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难得的机遇。只要踏下心来，潜力研究，努力开拓，就不难形成一种有深度、有特色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流派，并将在世界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产生广泛的影响。
三、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1.“发展”的内涵。
“发展”这一概念的涵义有一般意义(广义)和特定意义(狭义)之分。一般意义上的发展，等同于“进步”，泛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特定意义上的发展，特指一个社会或某一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具体说来，目前的“社会发展研究”所说的发展特指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2．社会发展研究的对象。
社会发展研究的对象，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律、发展道路、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简言之，就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3．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内容。
社会发展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发展的本质，发展的主体，发展的动力，发展的价值，发展规律，发展战略，发展机遇，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二是要研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社会发展与制度选择，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问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以及现代化、城市化与民主化问题等；三是社会发展研究还要对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研究，这包括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如自然基础、历史基础、文化背景、民族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包括对各国不同发展模式的研究。
4.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特征。
同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相比，社会发展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其他学科对于发展的研究只是限于某一部分或某些方面，不可能对发展的基本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便是如此。社会发展研究则不然。从学术传统来看，社会发展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注重从总体上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这使得社会发展研究带有明显的综合性。有关发展的主要内容都在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之内，换言之，社会发展理论是以社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并不是要对事关发展的所有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而是强调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社会发展理论不限于某一方面，如经济、政治、文化或社会领域，而是着眼于社会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通过对有关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综合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2003年下半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落实的深入，必将大大推进社会发展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又会推进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落实，从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