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古训成为无数人的行为准则,但”兼善天下”除了个人情绪使然,更需要制度与文化的并行发展,以个人影响社会的力量微乎其微,但众人形成合力之后,其力量必定翻江倒海。慈善事业的开放化与社会化不仅会让民众受益匪浅,更会给政府减轻负担,制度的完善与保障将让施受者都能受益。
　　
　　为富且仁
　　
　　临近退休前夕,比尔·盖茨对微软未来的评价是:“微软最终会被别的企业取代”。这其实与比尔·盖茨财富循环的理念如出一辙,人生财富从聚财到散财的过程能起到平衡社会财富的作用,而企业放弃垄断则有利于社会创新。事实上,一切倾心于慈善的富豪都有类似的认知。几十年来,李嘉诚致力于打造李嘉诚基金会,甚至把其称为“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基金会的最大使命就是推动社会建立“奉献文化”。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也将个人手上持有的价值数十亿元的股份,全数注入施永青基金,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向前发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情怀通过他们的豁达行为昭显于天下。而他们放心将资产全部捐给基金会,除体现了一种精神的超然外,也表明了他们对基金会的高度信赖,若非如此他们也不可能裸捐。
　　以“巴比”为代表的财富人士可以进行裸捐,是因为他还可以继续赚钱,退一步说,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好,不用担心养老问题,况且还有基金会对他进行生活的保障。而中国的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萝岗分站职工李广阳,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积蓄四十多万元都捐献给了广州市慈善会,他当时的每月工资加奖金只有2000多元,自己却蜗居在一问10平方米的公屋内,捐款后他所剩下的存款不到两万。虽然他对日后的生活毫无顾虑,但是以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如果他万一生病将无法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然而,李广阳的“裸捐”告诉我们,在中国也有盖茨式的行善者,也有捐出全部家当的爱心人士。虽然他只是个生活“艰难”的退休老人,但他将自己救命钱都敢捐的善举比起盖茨的捐赠来讲意义更大。美国之所以能出现盖茨式的慈善家,一方面与其慈善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可以说,西方已经步入了一个成熟的福利社会,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相当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行善者解决了生活的后顾之忧。反观我国的公共服务相对匮乏,譬如医疗、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公众对自己的生活都有担忧,又谈何“裸捐”?社会提倡富人多捐款、多行善,多出盖茨那样的企业家,慈善家。但对于李广阳这样的人,还是不提倡裸捐的好,这种爱心诚然伟大,但还要量力而行。
　　
　　百家争鸣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不赞同富豪们去裸捐。他说,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扩大再生产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税收,也有利于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慈善,“不要动不动就裸捐”。在慈善晚宴现场,大多数企业家的观点都是企业家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把企业做好就是最大的慈善,他们未必会效仿现在流行的观点去裸捐。华旗资讯总裁冯军在微博中称:“感谢生我养我的母亲和祖国,我冯军自愿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逐步捐献给社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铺着最爱的中国五星红旗,我就心满意足了!”有趣的是,有一位网友说,“盖红旗这个戏演过了,裸捐就行了,不必裸死”。”另一位网友的评论只摘录了一段《国旗法》第十八条:“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认为,目前的慈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输血式”,二是“造血式”,三是“基因式”。老牛基金会这三种模式都在做,但未来将以“基因式”为主。“基因式”慈善模式是着眼于改造社会基因的一种慈善模式,比如把慈善方面的立法研究,制度研究、文化研究等纳入慈善事业的支持范围,因为一部好的法律、一项好的制度、一个文化范式所改变的往往是社会的重大方面乃至整个国家的全貌,如有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按牛根生的说法,要把捐赠的善款用在政府本应做的事情当中,那无疑是对慈善的误读与滥用。法律、制度的保障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以民间的慈善款项去资助并推动职能部门的工作本身就是对人大。政府的一个尖锐讽刺。慈善款项的挪用、滥用问题不解决,慈善文化永远也建立不起来,这也是财富人士不愿裸捐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