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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歌
阿翔做流浪歌手纯属意外。23岁那年，他大学毕业，从南京到上海，找了份广告公司的工作，做了几个月觉得没意思，辞了。
一天，他去新公司面试，路过中山公园地铁站，看到一个流浪歌手在唱歌，歌声让他有所触动。从高中起，阿翔就喜欢音乐，自学吉他，跟同学组过乐队。他看了一会儿，有点儿手痒，上前问：“哥们儿，能不能借我唱一会儿？收入全归你。”那人爽快地答应。不到十分钟，就收获了五十多元钱。阿翔心想，这活儿挺不错。
在常人看来，流浪歌手和卖唱的乞丐差不多，他们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才来唱歌，靠别人的同情和施舍过活。
其实不然。33岁的刘健曾在陆家嘴地铁站做过半年多的流浪歌手。他每天晚上8点来，唱两个小时，只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我把它当成自己的表演时间，如果有人要点唱，就跟他说，等到10点以后。”在刘健的印象里，上海很多人都懂得欣赏音乐。那时，他每天的收入有五六百元。
流浪歌手心里有自己的音乐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选择在街头唱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经历，积累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也是过渡性的赚钱手段。在阿翔看来，做流浪歌手是件挺快乐的事，每天都觉得很充实：“和别的工作相比，它自由，我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也不用赶时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也是我学习音乐的一种方式。我想找个地方，通过音乐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为地盘忙
流浪歌手在街头唱歌，会遇到很多麻烦和困难。阿翔第二天背着吉他再去中山公园地铁站唱歌时，被原先在那里唱歌的哥们儿赶了出来。那哥们儿说：“这是我的地盘，你要唱去别的地方。”阿翔觉得没道理，既然是公共场所，为什么要分你的和我的？混久了他才明白，这是江湖规矩。流浪歌手找地方都是有讲究的，既要人多，又要不堵塞交通，最好是白领经过的地方。一旦找到这样的好地方，他们就不会轻易离开。
阿翔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适合流浪歌手唱歌的地点》。他去了几个地方，发现都已经被人占领，好不容易才找到现在唱歌的地方——浦东正大广场门口的天桥上。这个地方的缺点是受天气影响大，下雨天肯定不行，大冬天风太大，吹得声音都散了，双手还冷得发抖，多少会影响表演效果。
刘健的地盘就好很多，他至今仍对陆家嘴地铁站的三号出口念念不忘。那个通道长，人来人往不会被打扰，唱歌的回声效果还很好。只是，他第一次在那里唱歌，就遇上值勤的警察劝他走。他不服气，和警察争执起来，被带到地铁的办公室里。他以为要吃苦头了，没想到警察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们有规定，这个地方不能唱歌。你的歌倒是唱得不错。”刘健说了自己的经历：曾是个军人，因为喜欢音乐，从军校退学后，做了流浪歌手。他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奶奶》，把在場的人都感动了。
一个女民警送他出来时，说：“小伙子，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刘健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每当警察来巡逻时，他就收拾一下避开，规矩是死的；等警察巡逻完，他再回来唱，人是活的。
多年后，刘健去纽约，看到那里的流浪歌手都是持证上岗的，由政府安排在特定的地方表演。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的警察也是对我审查和考核之后，才让我在地铁站唱歌的，这其实是个管理流浪歌手不错的方法。”
为梦想唱
晚上11点，阿翔收工了，数数袋子里的钱，有两百多元，还不错。流浪歌手的收入不稳定，要靠运气。“在对的时间唱对的歌，经过的人刚好喜欢这首歌，他们就会支持你。如果你一直在不对的时间唱一首歌，经过的人都不喜欢，那真的就没办法了。我最惨的时候，一晚上才赚了三四十元钱。”
在内蒙古老家的父母并不知道他在做流浪歌手，一直以为儿子在上海的公司当白领。阿翔不想让他们失望和担心，迟迟不敢告诉他们。
“好在我现在的收入能维持日常的开销，不用向他们要钱。”他无奈地摇摇头，“希望哪天成功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吧。”
流浪歌手如何才算成功？刘健应该算一个吧。他在做音乐的朋友圈里小有名气，已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出了两本书，属于创作型歌手。
一次，几个朋友聊天，谈起上海的摇滚音乐为什么没有北京火，既没什么有名的乐队，也没什么有名的场子。“不如我们来组织一个吧。”有人提议。刘健被推举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因为他当过兵，执行力强，出过书，有才华。
2005年，“上海东区势力”民谣团队成立，刘健召集十来个歌手，策划了一场演出，地点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家酒吧。活动当天，来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学生，把场子都挤爆了。有些人来晚了买不到票，就在门口央求保安。保安问刘健：“要不要放他们进来？”刘健看到这些身背吉他的学生，二话不说就挥挥手示意让他们进来。
“上海东区势力”就这样发展起来。2008年，刘健又把队伍扩大，创办了“上海民谣联盟”。现在，这个组织共有四十多人，每月固定办一场演出。因为属于非正规演出，所以售票都在网上预订，或者当天卖票。一般每场演出总有几十个人来看，票价在四五十元左右。去掉场地租金，收入就分给当天演出的歌手，每个人大概能拿几百元。刘健说：“意思意思，其实没人在意这些。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能有个舞台就很高兴了。”
“上海民谣联盟”里的很多流浪歌手和刘健一样，都有工作，有的在金融行业，有的在媒体。一个从纽约来的流浪歌手在上海学哲学，看了“上海民谣联盟”的演出后很感兴趣，主动要求参加。刘健说，“上海民谣联盟”是一个平台，让有音乐梦想的流浪歌手聚集起来，安排一些演出，没有盈利目的，只为了梦想，演出时，说不定无意间就被唱片公司相中了。
流浪歌手都在等待一个被发现的机会，被路人发现，或者被星探发现……农民工流浪歌手组合旭日阳刚因为一段翻唱《春天里》的视频走红了，在北京地铁站里唱了很多年的西单女孩任月丽，因为参加《加油！东方天使》的选秀节目走红了。这是对流浪歌手的肯定和赞誉，只是，又有谁知道这条被发现的路走起来有多漫长？
（摘自《现代家庭》2011年第3期图/Jansty）
阿翔做流浪歌手纯属意外。23岁那年，他大学毕业，从南京到上海，找了份广告公司的工作，做了几个月觉得没意思，辞了。
一天，他去新公司面试，路过中山公园地铁站，看到一个流浪歌手在唱歌，歌声让他有所触动。从高中起，阿翔就喜欢音乐，自学吉他，跟同学组过乐队。他看了一会儿，有点儿手痒，上前问：“哥们儿，能不能借我唱一会儿？收入全归你。”那人爽快地答应。不到十分钟，就收获了五十多元钱。阿翔心想，这活儿挺不错。
在常人看来，流浪歌手和卖唱的乞丐差不多，他们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才来唱歌，靠别人的同情和施舍过活。
其实不然。33岁的刘健曾在陆家嘴地铁站做过半年多的流浪歌手。他每天晚上8点来，唱两个小时，只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我把它当成自己的表演时间，如果有人要点唱，就跟他说，等到10点以后。”在刘健的印象里，上海很多人都懂得欣赏音乐。那时，他每天的收入有五六百元。
流浪歌手心里有自己的音乐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选择在街头唱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经历，积累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也是过渡性的赚钱手段。在阿翔看来，做流浪歌手是件挺快乐的事，每天都觉得很充实：“和别的工作相比，它自由，我喜欢唱什么就唱什么。也不用赶时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也是我学习音乐的一种方式。我想找个地方，通过音乐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为地盘忙
流浪歌手在街头唱歌，会遇到很多麻烦和困难。阿翔第二天背着吉他再去中山公园地铁站唱歌时，被原先在那里唱歌的哥们儿赶了出来。那哥们儿说：“这是我的地盘，你要唱去别的地方。”阿翔觉得没道理，既然是公共场所，为什么要分你的和我的？混久了他才明白，这是江湖规矩。流浪歌手找地方都是有讲究的，既要人多，又要不堵塞交通，最好是白领经过的地方。一旦找到这样的好地方，他们就不会轻易离开。
阿翔在网上看了一个帖子：《适合流浪歌手唱歌的地点》。他去了几个地方，发现都已经被人占领，好不容易才找到现在唱歌的地方——浦东正大广场门口的天桥上。这个地方的缺点是受天气影响大，下雨天肯定不行，大冬天风太大，吹得声音都散了，双手还冷得发抖，多少会影响表演效果。
刘健的地盘就好很多，他至今仍对陆家嘴地铁站的三号出口念念不忘。那个通道长，人来人往不会被打扰，唱歌的回声效果还很好。只是，他第一次在那里唱歌，就遇上值勤的警察劝他走。他不服气，和警察争执起来，被带到地铁的办公室里。他以为要吃苦头了，没想到警察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们有规定，这个地方不能唱歌。你的歌倒是唱得不错。”刘健说了自己的经历：曾是个军人，因为喜欢音乐，从军校退学后，做了流浪歌手。他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奶奶》，把在場的人都感动了。
一个女民警送他出来时，说：“小伙子，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刘健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每当警察来巡逻时，他就收拾一下避开，规矩是死的；等警察巡逻完，他再回来唱，人是活的。
多年后，刘健去纽约，看到那里的流浪歌手都是持证上岗的，由政府安排在特定的地方表演。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的警察也是对我审查和考核之后，才让我在地铁站唱歌的，这其实是个管理流浪歌手不错的方法。”
为梦想唱
晚上11点，阿翔收工了，数数袋子里的钱，有两百多元，还不错。流浪歌手的收入不稳定，要靠运气。“在对的时间唱对的歌，经过的人刚好喜欢这首歌，他们就会支持你。如果你一直在不对的时间唱一首歌，经过的人都不喜欢，那真的就没办法了。我最惨的时候，一晚上才赚了三四十元钱。”
在内蒙古老家的父母并不知道他在做流浪歌手，一直以为儿子在上海的公司当白领。阿翔不想让他们失望和担心，迟迟不敢告诉他们。
“好在我现在的收入能维持日常的开销，不用向他们要钱。”他无奈地摇摇头，“希望哪天成功的时候再告诉他们吧。”
流浪歌手如何才算成功？刘健应该算一个吧。他在做音乐的朋友圈里小有名气，已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板，出了两本书，属于创作型歌手。
一次，几个朋友聊天，谈起上海的摇滚音乐为什么没有北京火，既没什么有名的乐队，也没什么有名的场子。“不如我们来组织一个吧。”有人提议。刘健被推举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因为他当过兵，执行力强，出过书，有才华。
2005年，“上海东区势力”民谣团队成立，刘健召集十来个歌手，策划了一场演出，地点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家酒吧。活动当天，来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学生，把场子都挤爆了。有些人来晚了买不到票，就在门口央求保安。保安问刘健：“要不要放他们进来？”刘健看到这些身背吉他的学生，二话不说就挥挥手示意让他们进来。
“上海东区势力”就这样发展起来。2008年，刘健又把队伍扩大，创办了“上海民谣联盟”。现在，这个组织共有四十多人，每月固定办一场演出。因为属于非正规演出，所以售票都在网上预订，或者当天卖票。一般每场演出总有几十个人来看，票价在四五十元左右。去掉场地租金，收入就分给当天演出的歌手，每个人大概能拿几百元。刘健说：“意思意思，其实没人在意这些。对于做音乐的人来说，能有个舞台就很高兴了。”
“上海民谣联盟”里的很多流浪歌手和刘健一样，都有工作，有的在金融行业，有的在媒体。一个从纽约来的流浪歌手在上海学哲学，看了“上海民谣联盟”的演出后很感兴趣，主动要求参加。刘健说，“上海民谣联盟”是一个平台，让有音乐梦想的流浪歌手聚集起来，安排一些演出，没有盈利目的，只为了梦想，演出时，说不定无意间就被唱片公司相中了。
流浪歌手都在等待一个被发现的机会，被路人发现，或者被星探发现……农民工流浪歌手组合旭日阳刚因为一段翻唱《春天里》的视频走红了，在北京地铁站里唱了很多年的西单女孩任月丽，因为参加《加油！东方天使》的选秀节目走红了。这是对流浪歌手的肯定和赞誉，只是，又有谁知道这条被发现的路走起来有多漫长？
（摘自《现代家庭》2011年第3期图/Jan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