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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与20世纪的西方小说显示“弑父书写”已经形成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其演绎方式各有倾向与特色，本文将其归为“显性”与“隐性”两大类型。显性的表现有“逆子弑父”和“恋母弑父”;隐性的则包括弱化男性与解构父权的表现。有关“弑父情结”的表现是有涵义的反叛，也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文关怀精神。
【关键词】 弑父;父权;反叛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43-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训练省级一般项目（编号：201910324047Y）。
面对人性被制度扼制的时代，抵抗强权禁锢，恢复人之为人的尊严，是西方文学历久弥新的文学实验。反传统秩序的“弑父书写”成为西方文学中的重要表达，便是一大证明。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专著《释梦》提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概念以后，它不仅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概念，而且之后屡屡在文学领域中浮出地表。
从文艺复兴文学时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20世纪劳伦斯、福克纳与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都可作为弑父书写的举证。在19与20世纪的西方文学当中，“弑父书写”已经形成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只是有关研究尚未被谱系化。本研究试图梳理19以及20世纪西方小说的“弑父书写”，观察其中“弑父情结”的演化轨迹及各种表现手法，探讨作家“弑父”的动机及其书写意蕴。
一、显性的弑父情结
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中曾说：“人类天生具有‘弑父情结’，即从一出生，人类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以摆脱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1]因此父与子之间激烈的斗爭，子对父的直接反叛，是西方小说显性的弑父情结表现。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逆子弑父”的展演
陀思妥耶夫斯基蜚声海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集中了他一生中“全部最珍贵的思想”。小说是以一桩真实的“弑父案”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而灵感则是作者在被放逐西伯利亚的经历中遇见弑父案当事人的记录。
该小说的弑父内容较“俄狄浦斯情结”之说有所突破，故事内容跳脱了“恋母弑父”的模式，而直接是“逆子弑父”的展演。小说其中一段描写在审判德米特里的法庭上，辩护人菲久科维奇与检察官基里洛维奇对父子关系进行辩论，内容涉及“形式上的父亲”和“真正意义上的父亲”：“首先我们自己要实现基督的训示，然后才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否则我们就不是父亲，而是我们孩子的敌人;他们也就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了我们的敌人！”[2]
这与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父亲是一种隐喻”的观念不谋而合，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并不代表“真实的父亲”。“父亲”在此只是一个能指符号，是对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然的紧密联系的一种制约力量，使得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母亲的“约卡斯特情结”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很显然，老卡拉马佐夫作为一个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父亲”，直接推动了子杀父的结局。
（二）劳伦斯与福克纳的“恋母弑父”
“弑父恋母情结”在20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作品中有着极其露骨的表现。他于1913年出版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曾引发西方评论界关于“恋母情结”的热烈探讨。 莫瑞尔太太嫁给贫困的莫瑞尔之后，曾想一起努力改善生活，但终究抵不过经济压力而沦为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莫瑞尔嫌弃丈夫的粗鄙，最后竟然扭曲地将这份爱转移到儿子身上。儿子威廉与保罗都是母亲“爱”的转移的对象。儿子还因为陷入畸形的爱而失去了正常恋爱的能力。
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同样显示“恋母弑父”的书写倾向。故事中的康普顿先生作为父权制的典型代表，在家庭散播入了大量悲观绝望的思想，而昆丁的母亲康普生太太总是抱怨孩子是她的负担。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母亲关爱的昆丁，倾向于寻找一个身边的女性——妹妹凯蒂来替代情感的严重缺失。
艾布拉姆斯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将人类原初的性的欲望指向“占有母亲而排斥掉另一方父亲”，[3]进而以自己的母亲或母亲的替代品如妹妹等为性的目标和对象。昆丁的内心活动恰好突出了“俄狄浦斯式”的潜在的乱伦欲望。评论家弗莱德里克·卡尔也认为：“昆丁的乱伦感情实际上是从母亲向妹妹的偏转，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情仅仅是因为他被逐出了乐园。”[4]后来凯蒂嫁给他人是昆丁爱情皈依的破灭，是精神体系的崩溃。因此最终他选择跳河结束自己的生命。昆丁从“恋母”转向“恋妹”，本质上还是选择依恋女性来表现对于父亲的排斥，虽然是超越了一般人之常情，但它折射出来的是丧失理性的复仇欲望。
福克纳在这篇作品中颠覆传统的父子关系，抒发对母体的依恋，附带乱伦的意识，究其动机，俨然是为了表现南方传统价值体系的溃然崩塌。其中有先锋意识的“恋母”书写，实际上也是主流大胆的宣战，甚至尝试对父权社会进行背叛。故事中南方社会秩序受到重创以“弑父”意念交叉并行，表明了福克纳对于生存哲学的思考，也反映了作者期待迎接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二、 隐性的弑父情结
随着作家“对各种权力的反叛”模式不断深入，一种间接抨击男权与矮化男性为目的的弑父书写模式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父权的反抗受到种种探索的限制之时，可以看到弑父书写显示另一种隐蔽的张力。这种潜在的弑父模式，将创作主体的企图隐藏在情节与小说形象的背面，使得弑父有了异化的性质。这里称之为“隐性的弑父情结”。
（一）“被出轨”的男性
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克利夫、妻子康妮、看守人梅勒斯三人之间的故事，浓墨重彩地描写有关男性的灵与肉缺失和畸形的婚恋状况。小说通过生理残疾来实现对男性权势的消解。 主人公克利夫本是一个爵士，在刚与妻子康妮完婚后不久就投身于战争，战后以伤残的状态但极强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只是失去生殖能力的他，对妻子充满了愧疚感。克利对性爱表现出鄙夷的态度，但默许康妮与别的男人生孩子。小说关于男性对于妻子放手，其实也是对其实行道德绑架的描写，是劳伦斯出奇制胜的弑父表现，他从侧面对历来男权的张扬给予沉重的反击。康妮原先没有逾越雷池的念头，直至猎场看守员梅勒斯的出现，让康妮决定不再向空壳婚姻妥协。小说通过“被出轨者”克利夫对于妻子出轨的默许，进行一场男女传统地位的颠覆，不可不说是一种“弑父”的意图所在。
类似的书写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查理的软弱、老实、呆板无趣形象，是遭受女人抱怨的对象。男性的弱化作为一种弑父书写，不再只是一种情节设计，而是作家对于反叛权威进行的一种实验。
（二）“我死”的父权解构
卡夫卡的创作内容似乎都在为自己与父亲的紧张关系进行“荒诞性的阐述”。他曾向父亲宣称：“我写的一切都与你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述了我当着你的面无法倾诉的话。”[5]因此卡夫卡“父与子”的书写包含着隐性的不认同和抵抗——并对它既定的现实局面进行毫不犹豫但又相对温和的批判，论者将其归结为“审父情结”。
《变形记》的格雷戈尔一出场就是决定父债子还的卑微形象。格雷戈尔忍辱负重地承担家人的生活，然而最终还是被父亲亲手了结了生命。若就其含义深思，我们就会领会卡夫卡在弑父书写上选择了一种介入又隐迹的方式。他以史无前例的冷峻姿态批判了亲人之间的冷漠与隔绝，尤其是绝对的父权所带来的痛苦与绝望。这种消极的弑父表现，在另一部小说《判决》中更为明显，例如格奥尔格的父亲对孩子的评价：“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更是个魔鬼！——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在慌乱中实现了父亲的判决——投河溺死。
现实中的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在小说的比照之下简直殊途同归。他在叙述中真正撕开的是一种伦理规范与亲情暴力的悖论。这种悖论只能以“我”的死来反衬父亲的专权与独断。卡夫卡关于父权的解构，无一例外是隐然的，但是深入到生命存在的潜隐地带，并且配上其荒诞的审美表达。这应该是他弑父情结可以尽情游刃的世界与天堂。
三、 结语
“弑父情结”体现了作家不妥协的对立性立场，这种对立就是不相信世俗形成的意识和伦理规范思维，并且穿透其表象，从故事情节与修辞表述尝试进行反拨。“显性的弑父情结”体现了作者“恋女/恋母叛父”的张扬情绪，作者通过负面的女性形象作为子弑父的“中介”，致力于将父子之间潜藏的矛盾公之于世。其中折射出来的正是作者对于传统生存价值观和既定伦理秩序的高度质疑，对于个体自然情感和本能欲望的复归。“隐性的弑父情结”倾向于削弱与解构男权。作者以各种男性情态揭示了存在的各种尴尬性，表现了男权秩序的服从者其实无时无刻浮出僭越的意念。我们可以说，隐性的弑父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以更多样的方式切入命运苦难的本源。
对于存在的质疑，对人类境遇的发现，“弑父书写”用拷问传统伦理的方式驗证了现状，表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人文关怀精神而受到认可与追随。90年代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作家，纷纷汲取西方的“弑父的智慧”来审视、批判与瓦解现实中紧张的伦理矛盾，这也许是弑父情结得以不断衍生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50.
[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2.
[3]M· 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New York：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99：250.
[4]王钢.论福克纳小说的乱伦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以《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为例[J].许昌学院学报，2019，（3）：64-68.
[5]（奥）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0.
作者简介：
龚佳培，常子彦，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本科在读。
庄薏洁，马来西亚华裔，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关键词】 弑父;父权;反叛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8-0043-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训练省级一般项目（编号：201910324047Y）。
面对人性被制度扼制的时代，抵抗强权禁锢，恢复人之为人的尊严，是西方文学历久弥新的文学实验。反传统秩序的“弑父书写”成为西方文学中的重要表达，便是一大证明。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专著《释梦》提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概念以后，它不仅成为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概念，而且之后屡屡在文学领域中浮出地表。
从文艺复兴文学时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20世纪劳伦斯、福克纳与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都可作为弑父书写的举证。在19与20世纪的西方文学当中，“弑父书写”已经形成一脉相承的表现形式，只是有关研究尚未被谱系化。本研究试图梳理19以及20世纪西方小说的“弑父书写”，观察其中“弑父情结”的演化轨迹及各种表现手法，探讨作家“弑父”的动机及其书写意蕴。
一、显性的弑父情结
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中曾说：“人类天生具有‘弑父情结’，即从一出生，人类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以摆脱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1]因此父与子之间激烈的斗爭，子对父的直接反叛，是西方小说显性的弑父情结表现。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逆子弑父”的展演
陀思妥耶夫斯基蜚声海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集中了他一生中“全部最珍贵的思想”。小说是以一桩真实的“弑父案”为原型进行创作的，而灵感则是作者在被放逐西伯利亚的经历中遇见弑父案当事人的记录。
该小说的弑父内容较“俄狄浦斯情结”之说有所突破，故事内容跳脱了“恋母弑父”的模式，而直接是“逆子弑父”的展演。小说其中一段描写在审判德米特里的法庭上，辩护人菲久科维奇与检察官基里洛维奇对父子关系进行辩论，内容涉及“形式上的父亲”和“真正意义上的父亲”：“首先我们自己要实现基督的训示，然后才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否则我们就不是父亲，而是我们孩子的敌人;他们也就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了我们的敌人！”[2]
这与拉康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父亲是一种隐喻”的观念不谋而合，即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并不代表“真实的父亲”。“父亲”在此只是一个能指符号，是对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然的紧密联系的一种制约力量，使得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母亲的“约卡斯特情结”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很显然，老卡拉马佐夫作为一个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父亲”，直接推动了子杀父的结局。
（二）劳伦斯与福克纳的“恋母弑父”
“弑父恋母情结”在20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作品中有着极其露骨的表现。他于1913年出版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曾引发西方评论界关于“恋母情结”的热烈探讨。 莫瑞尔太太嫁给贫困的莫瑞尔之后，曾想一起努力改善生活，但终究抵不过经济压力而沦为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莫瑞尔嫌弃丈夫的粗鄙，最后竟然扭曲地将这份爱转移到儿子身上。儿子威廉与保罗都是母亲“爱”的转移的对象。儿子还因为陷入畸形的爱而失去了正常恋爱的能力。
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同样显示“恋母弑父”的书写倾向。故事中的康普顿先生作为父权制的典型代表，在家庭散播入了大量悲观绝望的思想，而昆丁的母亲康普生太太总是抱怨孩子是她的负担。在成长过程中缺失父母亲关爱的昆丁，倾向于寻找一个身边的女性——妹妹凯蒂来替代情感的严重缺失。
艾布拉姆斯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将人类原初的性的欲望指向“占有母亲而排斥掉另一方父亲”，[3]进而以自己的母亲或母亲的替代品如妹妹等为性的目标和对象。昆丁的内心活动恰好突出了“俄狄浦斯式”的潜在的乱伦欲望。评论家弗莱德里克·卡尔也认为：“昆丁的乱伦感情实际上是从母亲向妹妹的偏转，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情仅仅是因为他被逐出了乐园。”[4]后来凯蒂嫁给他人是昆丁爱情皈依的破灭，是精神体系的崩溃。因此最终他选择跳河结束自己的生命。昆丁从“恋母”转向“恋妹”，本质上还是选择依恋女性来表现对于父亲的排斥，虽然是超越了一般人之常情，但它折射出来的是丧失理性的复仇欲望。
福克纳在这篇作品中颠覆传统的父子关系，抒发对母体的依恋，附带乱伦的意识，究其动机，俨然是为了表现南方传统价值体系的溃然崩塌。其中有先锋意识的“恋母”书写，实际上也是主流大胆的宣战，甚至尝试对父权社会进行背叛。故事中南方社会秩序受到重创以“弑父”意念交叉并行，表明了福克纳对于生存哲学的思考，也反映了作者期待迎接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二、 隐性的弑父情结
随着作家“对各种权力的反叛”模式不断深入，一种间接抨击男权与矮化男性为目的的弑父书写模式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对父权的反抗受到种种探索的限制之时，可以看到弑父书写显示另一种隐蔽的张力。这种潜在的弑父模式，将创作主体的企图隐藏在情节与小说形象的背面，使得弑父有了异化的性质。这里称之为“隐性的弑父情结”。
（一）“被出轨”的男性
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克利夫、妻子康妮、看守人梅勒斯三人之间的故事，浓墨重彩地描写有关男性的灵与肉缺失和畸形的婚恋状况。小说通过生理残疾来实现对男性权势的消解。 主人公克利夫本是一个爵士，在刚与妻子康妮完婚后不久就投身于战争，战后以伤残的状态但极强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只是失去生殖能力的他，对妻子充满了愧疚感。克利对性爱表现出鄙夷的态度，但默许康妮与别的男人生孩子。小说关于男性对于妻子放手，其实也是对其实行道德绑架的描写，是劳伦斯出奇制胜的弑父表现，他从侧面对历来男权的张扬给予沉重的反击。康妮原先没有逾越雷池的念头，直至猎场看守员梅勒斯的出现，让康妮决定不再向空壳婚姻妥协。小说通过“被出轨者”克利夫对于妻子出轨的默许，进行一场男女传统地位的颠覆，不可不说是一种“弑父”的意图所在。
类似的书写还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查理的软弱、老实、呆板无趣形象，是遭受女人抱怨的对象。男性的弱化作为一种弑父书写，不再只是一种情节设计，而是作家对于反叛权威进行的一种实验。
（二）“我死”的父权解构
卡夫卡的创作内容似乎都在为自己与父亲的紧张关系进行“荒诞性的阐述”。他曾向父亲宣称：“我写的一切都与你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述了我当着你的面无法倾诉的话。”[5]因此卡夫卡“父与子”的书写包含着隐性的不认同和抵抗——并对它既定的现实局面进行毫不犹豫但又相对温和的批判，论者将其归结为“审父情结”。
《变形记》的格雷戈尔一出场就是决定父债子还的卑微形象。格雷戈尔忍辱负重地承担家人的生活，然而最终还是被父亲亲手了结了生命。若就其含义深思，我们就会领会卡夫卡在弑父书写上选择了一种介入又隐迹的方式。他以史无前例的冷峻姿态批判了亲人之间的冷漠与隔绝，尤其是绝对的父权所带来的痛苦与绝望。这种消极的弑父表现，在另一部小说《判决》中更为明显，例如格奥尔格的父亲对孩子的评价：“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更是个魔鬼！——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在慌乱中实现了父亲的判决——投河溺死。
现实中的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在小说的比照之下简直殊途同归。他在叙述中真正撕开的是一种伦理规范与亲情暴力的悖论。这种悖论只能以“我”的死来反衬父亲的专权与独断。卡夫卡关于父权的解构，无一例外是隐然的，但是深入到生命存在的潜隐地带，并且配上其荒诞的审美表达。这应该是他弑父情结可以尽情游刃的世界与天堂。
三、 结语
“弑父情结”体现了作家不妥协的对立性立场，这种对立就是不相信世俗形成的意识和伦理规范思维，并且穿透其表象，从故事情节与修辞表述尝试进行反拨。“显性的弑父情结”体现了作者“恋女/恋母叛父”的张扬情绪，作者通过负面的女性形象作为子弑父的“中介”，致力于将父子之间潜藏的矛盾公之于世。其中折射出来的正是作者对于传统生存价值观和既定伦理秩序的高度质疑，对于个体自然情感和本能欲望的复归。“隐性的弑父情结”倾向于削弱与解构男权。作者以各种男性情态揭示了存在的各种尴尬性，表现了男权秩序的服从者其实无时无刻浮出僭越的意念。我们可以说，隐性的弑父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以更多样的方式切入命运苦难的本源。
对于存在的质疑，对人类境遇的发现，“弑父书写”用拷问传统伦理的方式驗证了现状，表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人文关怀精神而受到认可与追随。90年代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作家，纷纷汲取西方的“弑父的智慧”来审视、批判与瓦解现实中紧张的伦理矛盾，这也许是弑父情结得以不断衍生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150.
[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2.
[3]M· 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New York：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99：250.
[4]王钢.论福克纳小说的乱伦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以《喧哗与骚动》和《押沙龙，押沙龙！》为例[J].许昌学院学报，2019，（3）：64-68.
[5]（奥）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40.
作者简介：
龚佳培，常子彦，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本科在读。
庄薏洁，马来西亚华裔，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