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发动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的任务。各地农会组织活动的开展，逐步树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农协已经成为党联系群众，团结和教育群众进行经济政治斗争的战斗组织”，形成了万众一心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局面。
关键词：国民革命；苏维埃；农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4
一、红色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举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到1928年，中共先后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福建、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省领导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形成了群雄并起，百川汇流之势。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在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建立了包括200多个县的红色苏维埃区域（包括游击区）。1930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为便于对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集中领导，在《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提出建立中央苏维埃区域的要求，并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为赣西南、湘鄂赣边、鄂豫皖边、湘鄂边、赣闽皖边、闽粤赣边、广西左右江等7个特区，同时将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特区划分为中央苏维埃区域。这7个特区相当于省级区划，各苏区内设区、县、乡等行政区划。[1]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以上特区范围有所变动，有的与其他区域合并变为新的苏区。所以在1931年前后，主要苏维埃区域为：中央区、赣东北区（亦称闽浙赣皖区）、湘赣区、湘鄂西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右江区、琼崖区等。此外，在广东东江，四川宣汉、达县，江苏如皋、南通、泰兴等地，都有小块根据地。到1933年下半年，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年7月《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定》，全国各苏区共设了10个苏维埃省，它们是：江西省，省会设在宁都县七里坪，领25个县左右；闽赣省，省会先后设在黎川县湖坊、建宁县以及澎湃县，领14县；粤赣省，省会在会昌文武坝，辖8縣；福建省，驻汀州城，领14县；湘赣省，驻永新县城，领16县；湘鄂赣省，省会在万载仙源，领34县；闽浙赣省，驻横峰葛源，领34县；鄂豫皖省，驻柴山保等地，领26县；湘鄂西省，最盛时占10余县城，范围达30余县；川陕省，中心20余县。[2]1934年7月，又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赣南省。1934年后，由于“左”倾错误，各省根据地在国民党“围剿”下先后丧失变为游击区。同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以后，仅剩下了陕甘一块根据地存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苏维埃区域，县以下农村行政区划基本上采取区、乡、村分级。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规定，各级行政区域划分的人口和面积标准分别为：乡苏维埃和城市苏维埃为山地每乡15里、3000人，平地每乡10里、5000人；区苏维埃为山地每区9乡、45里，平地每区12乡、30里，每区择一经济中心为行政中心；县苏维埃为每县12个至15个区苏维埃。[3]显然，苏维埃区域的划分充分考虑到了各根据地革命战争的环境，改变了中国旧有行政区域过于广大而不适合苏维埃的民主集中制以及领导斗争的实际情况，同时对于发动农民组织团体亦具有较大的方便作用。苏维埃农村法定社区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小。区、乡是苏维埃基层政权组织，设有苏维埃政府。乡以下有行政村，稍大的自然村单独成行政村，较小的多个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一般行政村也设有村政府，负责人称主席或主任，个别村政府也有临时设立的，土地分配完成后即予以撤消。区、乡都设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经常的或临时的委员会，各行政村也有相应的委员，共同推进乡村社区的工作。
二、贫农团等农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发动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的任务。1927年11月，在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要求：“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经济的组织）”。“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4]1928年7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第8条中再次强调了“应尽量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在南部与中部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都有缩小的表现。这是由于农民斗争的方式转移到更激烈的游击战争与广大的群众缺乏密切的联系。农协在中部与南部各省，为农民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有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团聚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乡村，农民协会应当在非法的组织，来领导农民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杀地主豪绅直到准备与领导武装暴动为止”。“如果农民协会不为群众所拥护的地方，可以组织其他名义或各种临时的组织，或利用农民原有的组织，以便更能适合于地方条件（如反军阀同盟或防守同盟等）。”[5]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及时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致力于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在其组建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对国民革命失败后惨遭破坏或转入地下的农民协会予以恢复与整顿；一是进行新的组建。其间富有创造性的举措为组织贫农团。 “贫农团”名称最早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6月，在《共產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与苏维埃区域里的土地革命任务有密切联系着的一个任务，是要组织雇农和乡村无产者工会，是要组织贫农团，而这些组织底目的，应当是把中农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使苏维埃机关底一切设施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6]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苏区工作计划时，指示各苏区在党的领导下发起组织贫农团，并对贫农团的性质、组织、与雇农工会和中农的关系等作了规定，认为贫农团是用以进行反富农斗争而团结中农在其周围的“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与雇农工会同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7] “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8]
尤其是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各苏区在红五月中必须在每个乡村将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小组（包括苦力在内）……成立起来”[9]指示之后，贫农团这一新事物在各苏区纷纷涌现，成为各地划一的贫农群众的团体组织。
按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在苏维埃区域内，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贫农团，而“在发展非苏区的农民运动方面，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应当利用农民群众底任何形式的组织，去进行整个革命工作，应当加强自己的群众鼓动工作，尤其是因为饥荒更加扩大和军阀战争更加发展的缘故。”[10]但实际上此期各苏区建立的则是名称不一的农会组织，有的叫“贫农团”，有的叫“农民协会”，还有的叫“贫农会”，也有的叫“农民委员会”等。即便是名为“工会”的组织，其工人含义亦包括甚广，除少部分产业工人之外，大量的则是雇农以及手工业者和青年学徒。不过，尽管名称不同，其组织形态则无有大异，当均属于农会组织的范畴。
由于各根据地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且1934年后因受“左”倾错误的危害致使各省根据地在国民党“围剿”下先后丧失变为游击区，尤其是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仅剩下陕甘一块根据地存在，加之革命战争年代各苏区留下的农会资料极不完整乃至缺乏，因此我们难以对苏维埃政权时期农会组织的总体数字做出全面而精确的统计，但称其有着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里笔者只能根据尽可能搜集到的一些史料做一典型性的阐述。
湘赣苏区“在经过革命初期的大规模社会流动、贫苦工农掌握了乡村政权之后，在长期制约和规定着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宗族制度和组织被取消之后，占苏区人口最大多数的贫农群众如何组织并凝合成阶级力量，如何完成社会主人的角色转换而发挥其作用，是苏区社会建设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1]据湘赣省委1933年6月统计，该省11县“共发展贫农团87个，共发展会员25783名”。其中，永新县“苏区十个，会员955名，白区交界十八个，会员97名”；茶陵县“贫农团323个，会员6102名”；安福县“建立了贫农团的组织，会员10123名”；吉安县“白区贫农团七个，会员34名，新发展苏区1845名”；分宜县“发展赤区贫农团18个，会员3341名，白区2个，会员48名”；莲花县“发展会员2632名”；萍乡县“原有及新发展的（贫农团会员）195名”；宁冈县“贫农团十个，会员135名”；酃县“贫农团四个，会员389名”；攸县“贫农团七个，会员178名”；遂川县“贫农团十一个，会员150余名”。[12]另据1933年9月湘赣苏区的江西省对其16县中的10县统计，贫农团会员达257078人，在入会比率上，约占贫农人口总数的35%左右。[13]
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的组织把整顿、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依靠。1927年冬，六安、霍山两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分赴各地，采取办农民义务学校、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等形式，宣传土地革命，学习以农民协会为内容的《农民识字课本》，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此后，农民协会带领群众开展经济、政治斗争，使“党对群众训练的工作，也就实施在斗争中。”[14]在一些新组建农民协会的地方，边区根据当地农民的觉悟程度，先组织农民易于接受的兄弟会、姊妹会、穷人会、把子会和劳农联盟等，然后逐步统一转为农民协会（后于1928年改名为农民委员会），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机关。据不完全统计，到1929年秋，黄安县已有区农委4个，乡农委各乡普遍成立，赤色区域内的农民全部加入农委会，计约10余万人；光山县有区农委3个，会员约4万余人；黄陂县农委会员有5000余人；罗山县农委会员有五六千人；商城县农委会员有几千人；同年冬，六安、霍山两县农协会员共约5万人。除有些县直接成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而没有成立县农协或农委会以外，其余各县均先后成立县农协或农委会，代行苏维埃政权职能，在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撤销。黄安县于1927年11月成立县农民政府，12月县城失陷而解体，1928年7月成立县农民委员会，到1930年2月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后撤消；麻城县于1928年7月成立县农民委员会，到1930年初成立县苏维埃后撤消；黄陂县亦于1928年7月成立县农民委员会，到1929年11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后撤消；六霍县于1928年11月成立县农民协会，下辖4个区农协、3个独立乡农协、22个乡农协、150个分会，共有会员1530人。1929年1月随着六安、霍山两县分别成立中共县委而分解。六安县于1929年秋成立县农协，1930年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后撤消。霍山县于1930年初成立县农协，同年4月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后撤消；宿松县于1928年秋成立县农协，1929年7月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撤消；而1930年3月成立的太湖县农协，1931年3月成立的舒城县农协，则因后来未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而一直代替。根据地中的贫农委员会从1930年8月开始组建，到1931年初已普遍建立起来。[15] 1933年是苏区“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的一年”。“貧农团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反富农和反地主残余当中底群众柱石，他们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了。如在中央苏区内八县里，贫农团团员便超过十四万九千人以上。”[16]
三、农会组织的基本结构
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下，由于各根据地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且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也仅存在不足三年时间，因此苏维埃时期没有建立完备的农会组织系统，即在垂直系统上没有建立一个统一指挥的最高组织机构，中央、省一级均没有设立组织机构。
对于农会的组建程序，中共六大决议强调：“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17]
关于加入农会的基本条件，在1931年8月湘赣边苏区省委制定的《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贫农团的会员资格为：1、过去农村中的耕种田地不够养活家庭还须出卖劳动力的贫农及其家属；2、专门出卖劳动力做长工或短工的雇农苦力及其家属；3、直接对老板或对包工头出卖劳动力的手工工人，如纸坊的做纸工人、大木店的木匠工人及各种手工业工人；4、最积极勇敢的游击战士。“凡合上面条件的均可为贫农团会员。”“凡自愿加入贫农团，有一人以上之介绍，经过审查者，都可为贫农团会员。”[18]另在1928年8月鄂豫皖苏区的《中共六安县委报告》中规定：“凡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不论男女，不分民族，年满16岁，要求入会者，经自愿申请，三名会员介绍，所在乡农协执行委员会通过，即成为会员”。[19]由此可见，苏维埃时期的农会组织依然是以广大贫苦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组织。这在各地农会组建的实践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印证，譬如在1928年11月六霍县农民协会的1530名会员中，其成份占有比例为：佃农35%，雇农30%，自耕农20%，手工业工人15%。[20]
关于农会的组织系统，《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贫农团组织在乡村苏维埃之下，在贫农团内雇农苦力可组织自己的小组”；“在宽广区域的乡村贫农团为便利开会起见可以分设小组”；“贫农团应设干事会，讨论并执行一切事务。干事会分总干事、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各干事都应直接参加生产，办公地方可设在乡苏机关内，应力求简单，小组组长也不要住常办公”；“干事会每七天一次，小组会每十天一次，组长联席会、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由干事会临时召集之，但干事会之产生必须召集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同时，该暂行组织法中还规定“不要入会金也不要月费，贫农团的用费可向富裕的人募得或由苏维埃帮助。”[21]1932年后，随着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逐渐展开，许多地方在以乡为单位建立起来的贫农团委员会中，设置“委员3～5人；乡以下以屋场为单位设小组1个或数个”，并在“区、县一级也建立起了贫农团组织”。[22]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六安县委报告》中对于农民协会的组织结构则规定为：“以五至九人为一分会，三个以上分会成立支会，三个以上支会成立乡会，三个以上乡会成立区会，三个区会成立县农民协会”。后在1930年秋该县贯彻所谓“立三路线”中将农民协会改称为贫农委员会，不久又改称为贫农团。“贫农委员会在乡以上不设立机关，只成立乡贫农委员会，按乡的大小划分若干组（至多不超出10组），受乡苏维埃政府指挥”。[23]另据1934、1935年河南省的陕县、淮阳、安阳、民权等56个县的社会调查资料中记载，农会“系公法团体组织”，“按章组织成立”，“由干事监事组织之”。“会内设干事三人，干事推干事长一人。书记勤务各一人”。[24]
总的来看，在苏维埃时期，无论是名为贫农团，还是名为农民协会等农会组织，其组织系统较为简单，最高只是设置到县（区）级，在中央、省一级均没有成立组织机构，有的地方如“赣东北苏区甚至只设村一级组织”，“没有独立的系统”。[25]
关于农会的会议制度，从有关史料来看还是比较规范和民主的。以江西省崇义县坪峰寨李屋贫农团小组1932年的四次小组会议为例，第一次会议时间为3月7日，参加人数25人，议决事件4件；第二次会议时间为3月23日下午，参加人数17人，议决事件5件；第三次会议时间为5月15日晚，参加人数20人，议决事件4件；第四次会议时间为9月29日，参加人数15人，议决事件11件。“每次会议程序均为开会、公推主席和记录、报告、讨论并决定工作、批评总结、散会”，程序井然完整，表现了很强的驾驭会议的能力。会议的民主程序也比较高，“每次会议主席均临时公推而不固定，所有问题均由与会者共同讨论并作出决议”。会议讨论和决议处理的问题亦十分广泛，会议记录对此记载尤为详细，“四次会议中曾先后议决了宣传问题、选举妇女代表、反帝大同盟、互济会、选举乡苏代表、扩红、优属、慰劳红军、赤色戒严、节省、赤卫军、担架队运输队、贫农团活动等15件事（其中，妇女、反帝、扩红和戒严4事在三次会议中均有议决，互济会问题议处了2次）。”[26]
四、农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农会组织，既“是农民群众的战斗组织，也是教育农民、领导经济与政治斗争的指挥部”。[27]在《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贫农团的实际工作”主要有10项内容：即拥护苏维埃，在苏维埃指导之下参加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一切斗争；切实执行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讨论对苏维埃工作的意见，提交苏维埃政府以及监督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和经济收支；彻底深入土地革命，团结贫农群众，联合中农，坚决反对富农；经常介绍最坚决积极的会员送到红军中去充实红军队伍；加紧肃清AB团、改组派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工作；组织各种合作社，实现贫苦劳动群众的利益；发展并巩固贫农团的组织，培养并训练干部参加苏维埃政权工作；宣传工作编印画壁报、传单、小册子，组织宣传队并指导会员做宣传工作；领导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注意其特殊利益与教育；发动并领导劳苦妇女在苏维埃法令之下参加各种斗争和工作，实现妇女本身的解放等。[28] 从史料来看，苏维埃政权时期农会组织开展的实际活动主要表現有以下几项：
第一，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夫等“五抗”斗争。以鄂豫皖苏区的皖西地区为例，1928年夏，该地区遭遇大旱，农业严重歉收，加上连年军阀混战、兵匪掠夺、捐税苛重、地主豪绅疯狂逼租逼债，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协会根据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组织农民群众普遍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夫的斗争，其中较大的斗争有：3月，领导南四区农民及市民5000多人，在叶家集举行清算区总董胡子仪增征地亩捐的示威游行，又派代表赴县告状，结果胡子仪被撤职，增征的地亩捐被取消；6月，率领六安县南岳庙农民群众进行“砍柴斗争”，处死恶霸地主；7月，组织农民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增征烟苗附加捐，在安、南岗砍死下乡催捐的县政府委员熊人鉴，夺枪20支。随后得知蒋介石来合肥，即组织3000多农民拦住蒋介石乘坐的汽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蒋责令国民党合肥县政府退还烟苗附加捐；同月，六安南乡1000多农协会员于韩墩寺集会，声讨戚家桥反动保董陈坤才盘剥农民的罪行，会后游行示威，痛打了陈坤才；10月，霍山县东北乡农民协会开展抗租反霸斗争，采取不动富农和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的正确策略，“对大地主实行抗租”，“小地主实行减租”，“若大小地主不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即行全体具退庄字”。由于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灵活策略，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当地的反动顽固势力，结果“大地主十租只收三租、二租，小地主只收四成租课”。在此期间，霍山县东北乡农民协会还率领300多农民截获六安县地主储华锋运输的租稻1万多斤，分给了贫苦农民。随后，农民协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夫斗争，迫使国民党霍山县政府释放了13名被捕农民。在初步取得“五抗”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从1929年3月下旬开始，农民协会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春荒斗争，组成了侦察队、纠察队、宣传队，确定其斗争对象，带领广大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地主豪绅的庭院，强行“借粮”，进而开仓扒粮，得来的粮食由农民协会统一分配给断炊缺粮的贫困农户。东北乡数百农民，一次就扒了大地主倪家炳和李鸿章“积善堂”的稻谷200多石。东北两区的农民前后开展扒粮斗争达130多次，分掉地主的粮食有3000多石；与此同时，在六安的新安集、南岳庙、独山、麻埠等地组织农民扒粮100余次，分粮数千石。春荒斗争的发展又促进了“五抗”斗争，在斗争中获得利益的农民把“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抗债”的革命标语贴到了地主门上，农民协会则直接出面通知地主“今年不交租了，欠债也等以后再说”。这场春荒斗争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仅壮大了农民协会的力量，而且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农民群众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举行六霍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29]
第二，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在苏区政府的组织下，“各地农会带领农民建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农具种粮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组、模范耕田队等”[30]。江西吉安、莲花、永新等县贫农团“经常督促群众春耕，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兴水利，开荒田，修道路”等，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31]正是这种农业互助合作、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活动的开展，表明农村“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32]
第三，解决群众困难，改善农民生活。如在改善交通方面，各级苏区贫农团或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根据中央政府关于“注意架桥修路”的指示，积极动员群众参加修路运动。闽西苏区到1932年底，修路500余里；江西仅兴国县到1933年底就修路520里[33]。又如在改善衣食方面，赣南贫苦农民的衣着比革命前改良了一倍，过去能做1元钱的衣服，现在可做2元；闽西“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上杭县才溪乡农村，过去平均每年只有3个月吃米饭，其余9个月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草茎、羊蹄子和糠。革命后有6个月吃米饭，配合6个月杂粮就够了；兴国县长冈乡雇农“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没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出了”。“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出卖”。[34]农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苏区农村的建设和稳定，同时“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35]。
第四，建立形式多样和办法灵活的文化教育机关。据1933年江西、福建、广东3省2932个乡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农会在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就设有列宁小学（日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夜学（夜校）6462所，在其中受教育的成人94517人；识字组32888个，组员155371人；俱乐部1565个，工作人员49668人。[36]
另从湘赣省委组织部1933年关于《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中来看，在调查表的贫农团“做了一些什么工作”项目栏下，永新、茶陵、安福、吉安、分宜、莲花、宁冈、攸县、遂川等9县计填有反富农、优待红属、扩红、送消息、带路、捉反动分子、能自己讨论贫农苦力雇农中农的利益、参加选举运动、监视苏维埃经济、改造合作社、参加分配土地、开荒田、修道路、督促春耕等14项活动。[37]
各地农会组织活动的开展，逐步树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农协已经成为党联系群众，团结和教育群众进行经济政治斗争的战斗组织”[38]，形成了万众一心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局面。对于农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各地党组织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19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四个月工作总结报告》称贫农团在诸项经济政治斗争中“的确起了伟大的作用”；1931年6月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政治报告》中称“贫农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巩固的骨干”；1931年8月14日的赣东北《曾洪易向中央的报告》中称“贫农团一般的说来，在斗争中的确是勇敢积极的”；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中称“贫农团成为湘鄂西推动斗争之最有力的组织……贫农团的组织能够吸引群众，推动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已经是各种组织所不及的事实”，等等。[39] 参考文献：
[1]参见龚书铎总主编、朱汉国主编：《中國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2]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第349页注17。
[3]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3页。
[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四、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10-211页。
[6]《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一九三0年六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17页。
[7]《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一九三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30页。
[8]陈绍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2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359页。
[9]《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10]《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一九三0年六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20页。
[11]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4-135页。
[12]湘赣省委组织部：《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1933年3月16日至6月15日），参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13]中共江西省委：《党的组织状况》（1933年9月22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14]《中共霍山县委的工作报告》，1930年4月17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6页。
[15]《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1931年1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392页。
[16]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全会上的讲演》，《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2-603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四、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18]《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19]《中共六安县委报告》（1928年8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4页。
[20]《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1931年1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2页。
[21]《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
[22]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58页。
[2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4页。
[24]《河南省56个县社会调查》，调查时间：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十四年（1935），河南省统计学会、河南省统计局《统计志》编撰办公室、《河南统计》编辑部合编：《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1987年1月，第390、394、402、513页。
[25]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关于群众团体工作的决议》（1931年5月9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26]《贫农小组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38-44页；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137页。
[27]《中共六安县委报告》，1928年8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4页。
[28]《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0页。
[29]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0-92页。
[30]李永芳：《论我党领导的早期农民协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1]《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32]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
[33]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2页。
[34]分别参见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6、348、305-306页。
[35]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8、309-312、321-329页。
[36]《赣、闽、粤三个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统计》（一九三三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辑》第四册（1931、9-1937、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310页。
[37]湘赣省委组织部：《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1933年3月16日至6月15日），参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3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0页。
[39]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9页。
关键词：国民革命；苏维埃；农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4
一、红色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举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到1928年，中共先后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福建、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省领导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形成了群雄并起，百川汇流之势。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在江西、湖北、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建立了包括200多个县的红色苏维埃区域（包括游击区）。1930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为便于对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集中领导，在《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提出建立中央苏维埃区域的要求，并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为赣西南、湘鄂赣边、鄂豫皖边、湘鄂边、赣闽皖边、闽粤赣边、广西左右江等7个特区，同时将赣西南特区和湘鄂赣特区划分为中央苏维埃区域。这7个特区相当于省级区划，各苏区内设区、县、乡等行政区划。[1]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以上特区范围有所变动，有的与其他区域合并变为新的苏区。所以在1931年前后，主要苏维埃区域为：中央区、赣东北区（亦称闽浙赣皖区）、湘赣区、湘鄂西区、湘鄂赣区、鄂豫皖区、右江区、琼崖区等。此外，在广东东江，四川宣汉、达县，江苏如皋、南通、泰兴等地，都有小块根据地。到1933年下半年，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年7月《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定》，全国各苏区共设了10个苏维埃省，它们是：江西省，省会设在宁都县七里坪，领25个县左右；闽赣省，省会先后设在黎川县湖坊、建宁县以及澎湃县，领14县；粤赣省，省会在会昌文武坝，辖8縣；福建省，驻汀州城，领14县；湘赣省，驻永新县城，领16县；湘鄂赣省，省会在万载仙源，领34县；闽浙赣省，驻横峰葛源，领34县；鄂豫皖省，驻柴山保等地，领26县；湘鄂西省，最盛时占10余县城，范围达30余县；川陕省，中心20余县。[2]1934年7月，又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赣南省。1934年后，由于“左”倾错误，各省根据地在国民党“围剿”下先后丧失变为游击区。同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以后，仅剩下了陕甘一块根据地存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苏维埃区域，县以下农村行政区划基本上采取区、乡、村分级。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规定，各级行政区域划分的人口和面积标准分别为：乡苏维埃和城市苏维埃为山地每乡15里、3000人，平地每乡10里、5000人；区苏维埃为山地每区9乡、45里，平地每区12乡、30里，每区择一经济中心为行政中心；县苏维埃为每县12个至15个区苏维埃。[3]显然，苏维埃区域的划分充分考虑到了各根据地革命战争的环境，改变了中国旧有行政区域过于广大而不适合苏维埃的民主集中制以及领导斗争的实际情况，同时对于发动农民组织团体亦具有较大的方便作用。苏维埃农村法定社区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小。区、乡是苏维埃基层政权组织，设有苏维埃政府。乡以下有行政村，稍大的自然村单独成行政村，较小的多个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一般行政村也设有村政府，负责人称主席或主任，个别村政府也有临时设立的，土地分配完成后即予以撤消。区、乡都设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经常的或临时的委员会，各行政村也有相应的委员，共同推进乡村社区的工作。
二、贫农团等农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发动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提出了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的任务。1927年11月，在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要求：“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经济的组织）”。“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4]1928年7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第8条中再次强调了“应尽量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在南部与中部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都有缩小的表现。这是由于农民斗争的方式转移到更激烈的游击战争与广大的群众缺乏密切的联系。农协在中部与南部各省，为农民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有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团聚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乡村，农民协会应当在非法的组织，来领导农民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杀地主豪绅直到准备与领导武装暴动为止”。“如果农民协会不为群众所拥护的地方，可以组织其他名义或各种临时的组织，或利用农民原有的组织，以便更能适合于地方条件（如反军阀同盟或防守同盟等）。”[5]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及时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致力于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在其组建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对国民革命失败后惨遭破坏或转入地下的农民协会予以恢复与整顿；一是进行新的组建。其间富有创造性的举措为组织贫农团。 “贫农团”名称最早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6月，在《共產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与苏维埃区域里的土地革命任务有密切联系着的一个任务，是要组织雇农和乡村无产者工会，是要组织贫农团，而这些组织底目的，应当是把中农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使苏维埃机关底一切设施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6]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苏区工作计划时，指示各苏区在党的领导下发起组织贫农团，并对贫农团的性质、组织、与雇农工会和中农的关系等作了规定，认为贫农团是用以进行反富农斗争而团结中农在其周围的“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与雇农工会同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7] “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8]
尤其是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各苏区在红五月中必须在每个乡村将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小组（包括苦力在内）……成立起来”[9]指示之后，贫农团这一新事物在各苏区纷纷涌现，成为各地划一的贫农群众的团体组织。
按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在苏维埃区域内，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贫农团，而“在发展非苏区的农民运动方面，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应当利用农民群众底任何形式的组织，去进行整个革命工作，应当加强自己的群众鼓动工作，尤其是因为饥荒更加扩大和军阀战争更加发展的缘故。”[10]但实际上此期各苏区建立的则是名称不一的农会组织，有的叫“贫农团”，有的叫“农民协会”，还有的叫“贫农会”，也有的叫“农民委员会”等。即便是名为“工会”的组织，其工人含义亦包括甚广，除少部分产业工人之外，大量的则是雇农以及手工业者和青年学徒。不过，尽管名称不同，其组织形态则无有大异，当均属于农会组织的范畴。
由于各根据地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且1934年后因受“左”倾错误的危害致使各省根据地在国民党“围剿”下先后丧失变为游击区，尤其是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仅剩下陕甘一块根据地存在，加之革命战争年代各苏区留下的农会资料极不完整乃至缺乏，因此我们难以对苏维埃政权时期农会组织的总体数字做出全面而精确的统计，但称其有着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里笔者只能根据尽可能搜集到的一些史料做一典型性的阐述。
湘赣苏区“在经过革命初期的大规模社会流动、贫苦工农掌握了乡村政权之后，在长期制约和规定着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宗族制度和组织被取消之后，占苏区人口最大多数的贫农群众如何组织并凝合成阶级力量，如何完成社会主人的角色转换而发挥其作用，是苏区社会建设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1]据湘赣省委1933年6月统计，该省11县“共发展贫农团87个，共发展会员25783名”。其中，永新县“苏区十个，会员955名，白区交界十八个，会员97名”；茶陵县“贫农团323个，会员6102名”；安福县“建立了贫农团的组织，会员10123名”；吉安县“白区贫农团七个，会员34名，新发展苏区1845名”；分宜县“发展赤区贫农团18个，会员3341名，白区2个，会员48名”；莲花县“发展会员2632名”；萍乡县“原有及新发展的（贫农团会员）195名”；宁冈县“贫农团十个，会员135名”；酃县“贫农团四个，会员389名”；攸县“贫农团七个，会员178名”；遂川县“贫农团十一个，会员150余名”。[12]另据1933年9月湘赣苏区的江西省对其16县中的10县统计，贫农团会员达257078人，在入会比率上，约占贫农人口总数的35%左右。[13]
鄂豫皖苏区各级党的组织把整顿、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依靠。1927年冬，六安、霍山两县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分赴各地，采取办农民义务学校、农民夜校和农民识字班等形式，宣传土地革命，学习以农民协会为内容的《农民识字课本》，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此后，农民协会带领群众开展经济、政治斗争，使“党对群众训练的工作，也就实施在斗争中。”[14]在一些新组建农民协会的地方，边区根据当地农民的觉悟程度，先组织农民易于接受的兄弟会、姊妹会、穷人会、把子会和劳农联盟等，然后逐步统一转为农民协会（后于1928年改名为农民委员会），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机关。据不完全统计，到1929年秋，黄安县已有区农委4个，乡农委各乡普遍成立，赤色区域内的农民全部加入农委会，计约10余万人；光山县有区农委3个，会员约4万余人；黄陂县农委会员有5000余人；罗山县农委会员有五六千人；商城县农委会员有几千人；同年冬，六安、霍山两县农协会员共约5万人。除有些县直接成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而没有成立县农协或农委会以外，其余各县均先后成立县农协或农委会，代行苏维埃政权职能，在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撤销。黄安县于1927年11月成立县农民政府，12月县城失陷而解体，1928年7月成立县农民委员会，到1930年2月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后撤消；麻城县于1928年7月成立县农民委员会，到1930年初成立县苏维埃后撤消；黄陂县亦于1928年7月成立县农民委员会，到1929年11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后撤消；六霍县于1928年11月成立县农民协会，下辖4个区农协、3个独立乡农协、22个乡农协、150个分会，共有会员1530人。1929年1月随着六安、霍山两县分别成立中共县委而分解。六安县于1929年秋成立县农协，1930年春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后撤消。霍山县于1930年初成立县农协，同年4月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后撤消；宿松县于1928年秋成立县农协，1929年7月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撤消；而1930年3月成立的太湖县农协，1931年3月成立的舒城县农协，则因后来未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而一直代替。根据地中的贫农委员会从1930年8月开始组建，到1931年初已普遍建立起来。[15] 1933年是苏区“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的一年”。“貧农团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反富农和反地主残余当中底群众柱石，他们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了。如在中央苏区内八县里，贫农团团员便超过十四万九千人以上。”[16]
三、农会组织的基本结构
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下，由于各根据地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且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也仅存在不足三年时间，因此苏维埃时期没有建立完备的农会组织系统，即在垂直系统上没有建立一个统一指挥的最高组织机构，中央、省一级均没有设立组织机构。
对于农会的组建程序，中共六大决议强调：“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17]
关于加入农会的基本条件，在1931年8月湘赣边苏区省委制定的《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贫农团的会员资格为：1、过去农村中的耕种田地不够养活家庭还须出卖劳动力的贫农及其家属；2、专门出卖劳动力做长工或短工的雇农苦力及其家属；3、直接对老板或对包工头出卖劳动力的手工工人，如纸坊的做纸工人、大木店的木匠工人及各种手工业工人；4、最积极勇敢的游击战士。“凡合上面条件的均可为贫农团会员。”“凡自愿加入贫农团，有一人以上之介绍，经过审查者，都可为贫农团会员。”[18]另在1928年8月鄂豫皖苏区的《中共六安县委报告》中规定：“凡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不论男女，不分民族，年满16岁，要求入会者，经自愿申请，三名会员介绍，所在乡农协执行委员会通过，即成为会员”。[19]由此可见，苏维埃时期的农会组织依然是以广大贫苦农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组织。这在各地农会组建的实践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印证，譬如在1928年11月六霍县农民协会的1530名会员中，其成份占有比例为：佃农35%，雇农30%，自耕农20%，手工业工人15%。[20]
关于农会的组织系统，《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贫农团组织在乡村苏维埃之下，在贫农团内雇农苦力可组织自己的小组”；“在宽广区域的乡村贫农团为便利开会起见可以分设小组”；“贫农团应设干事会，讨论并执行一切事务。干事会分总干事、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各干事都应直接参加生产，办公地方可设在乡苏机关内，应力求简单，小组组长也不要住常办公”；“干事会每七天一次，小组会每十天一次，组长联席会、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由干事会临时召集之，但干事会之产生必须召集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同时，该暂行组织法中还规定“不要入会金也不要月费，贫农团的用费可向富裕的人募得或由苏维埃帮助。”[21]1932年后，随着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逐渐展开，许多地方在以乡为单位建立起来的贫农团委员会中，设置“委员3～5人；乡以下以屋场为单位设小组1个或数个”，并在“区、县一级也建立起了贫农团组织”。[22]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六安县委报告》中对于农民协会的组织结构则规定为：“以五至九人为一分会，三个以上分会成立支会，三个以上支会成立乡会，三个以上乡会成立区会，三个区会成立县农民协会”。后在1930年秋该县贯彻所谓“立三路线”中将农民协会改称为贫农委员会，不久又改称为贫农团。“贫农委员会在乡以上不设立机关，只成立乡贫农委员会，按乡的大小划分若干组（至多不超出10组），受乡苏维埃政府指挥”。[23]另据1934、1935年河南省的陕县、淮阳、安阳、民权等56个县的社会调查资料中记载，农会“系公法团体组织”，“按章组织成立”，“由干事监事组织之”。“会内设干事三人，干事推干事长一人。书记勤务各一人”。[24]
总的来看，在苏维埃时期，无论是名为贫农团，还是名为农民协会等农会组织，其组织系统较为简单，最高只是设置到县（区）级，在中央、省一级均没有成立组织机构，有的地方如“赣东北苏区甚至只设村一级组织”，“没有独立的系统”。[25]
关于农会的会议制度，从有关史料来看还是比较规范和民主的。以江西省崇义县坪峰寨李屋贫农团小组1932年的四次小组会议为例，第一次会议时间为3月7日，参加人数25人，议决事件4件；第二次会议时间为3月23日下午，参加人数17人，议决事件5件；第三次会议时间为5月15日晚，参加人数20人，议决事件4件；第四次会议时间为9月29日，参加人数15人，议决事件11件。“每次会议程序均为开会、公推主席和记录、报告、讨论并决定工作、批评总结、散会”，程序井然完整，表现了很强的驾驭会议的能力。会议的民主程序也比较高，“每次会议主席均临时公推而不固定，所有问题均由与会者共同讨论并作出决议”。会议讨论和决议处理的问题亦十分广泛，会议记录对此记载尤为详细，“四次会议中曾先后议决了宣传问题、选举妇女代表、反帝大同盟、互济会、选举乡苏代表、扩红、优属、慰劳红军、赤色戒严、节省、赤卫军、担架队运输队、贫农团活动等15件事（其中，妇女、反帝、扩红和戒严4事在三次会议中均有议决，互济会问题议处了2次）。”[26]
四、农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农会组织，既“是农民群众的战斗组织，也是教育农民、领导经济与政治斗争的指挥部”。[27]在《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中规定“贫农团的实际工作”主要有10项内容：即拥护苏维埃，在苏维埃指导之下参加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一切斗争；切实执行苏维埃政府一切法令和讨论对苏维埃工作的意见，提交苏维埃政府以及监督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和经济收支；彻底深入土地革命，团结贫农群众，联合中农，坚决反对富农；经常介绍最坚决积极的会员送到红军中去充实红军队伍；加紧肃清AB团、改组派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工作；组织各种合作社，实现贫苦劳动群众的利益；发展并巩固贫农团的组织，培养并训练干部参加苏维埃政权工作；宣传工作编印画壁报、传单、小册子，组织宣传队并指导会员做宣传工作；领导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注意其特殊利益与教育；发动并领导劳苦妇女在苏维埃法令之下参加各种斗争和工作，实现妇女本身的解放等。[28] 从史料来看，苏维埃政权时期农会组织开展的实际活动主要表現有以下几项：
第一，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夫等“五抗”斗争。以鄂豫皖苏区的皖西地区为例，1928年夏，该地区遭遇大旱，农业严重歉收，加上连年军阀混战、兵匪掠夺、捐税苛重、地主豪绅疯狂逼租逼债，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协会根据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组织农民群众普遍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夫的斗争，其中较大的斗争有：3月，领导南四区农民及市民5000多人，在叶家集举行清算区总董胡子仪增征地亩捐的示威游行，又派代表赴县告状，结果胡子仪被撤职，增征的地亩捐被取消；6月，率领六安县南岳庙农民群众进行“砍柴斗争”，处死恶霸地主；7月，组织农民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增征烟苗附加捐，在安、南岗砍死下乡催捐的县政府委员熊人鉴，夺枪20支。随后得知蒋介石来合肥，即组织3000多农民拦住蒋介石乘坐的汽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蒋责令国民党合肥县政府退还烟苗附加捐；同月，六安南乡1000多农协会员于韩墩寺集会，声讨戚家桥反动保董陈坤才盘剥农民的罪行，会后游行示威，痛打了陈坤才；10月，霍山县东北乡农民协会开展抗租反霸斗争，采取不动富农和区别对待大、中、小地主的正确策略，“对大地主实行抗租”，“小地主实行减租”，“若大小地主不能接受我们的主张，即行全体具退庄字”。由于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灵活策略，把斗争的锋芒对准了当地的反动顽固势力，结果“大地主十租只收三租、二租，小地主只收四成租课”。在此期间，霍山县东北乡农民协会还率领300多农民截获六安县地主储华锋运输的租稻1万多斤，分给了贫苦农民。随后，农民协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夫斗争，迫使国民党霍山县政府释放了13名被捕农民。在初步取得“五抗”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从1929年3月下旬开始，农民协会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春荒斗争，组成了侦察队、纠察队、宣传队，确定其斗争对象，带领广大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地主豪绅的庭院，强行“借粮”，进而开仓扒粮，得来的粮食由农民协会统一分配给断炊缺粮的贫困农户。东北乡数百农民，一次就扒了大地主倪家炳和李鸿章“积善堂”的稻谷200多石。东北两区的农民前后开展扒粮斗争达130多次，分掉地主的粮食有3000多石；与此同时，在六安的新安集、南岳庙、独山、麻埠等地组织农民扒粮100余次，分粮数千石。春荒斗争的发展又促进了“五抗”斗争，在斗争中获得利益的农民把“打倒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抗债”的革命标语贴到了地主门上，农民协会则直接出面通知地主“今年不交租了，欠债也等以后再说”。这场春荒斗争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仅壮大了农民协会的力量，而且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农民群众也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举行六霍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29]
第二，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在苏区政府的组织下，“各地农会带领农民建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农具种粮合作社、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组、模范耕田队等”[30]。江西吉安、莲花、永新等县贫农团“经常督促群众春耕，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兴水利，开荒田，修道路”等，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31]正是这种农业互助合作、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活动的开展，表明农村“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32]
第三，解决群众困难，改善农民生活。如在改善交通方面，各级苏区贫农团或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根据中央政府关于“注意架桥修路”的指示，积极动员群众参加修路运动。闽西苏区到1932年底，修路500余里；江西仅兴国县到1933年底就修路520里[33]。又如在改善衣食方面，赣南贫苦农民的衣着比革命前改良了一倍，过去能做1元钱的衣服，现在可做2元；闽西“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上杭县才溪乡农村，过去平均每年只有3个月吃米饭，其余9个月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草茎、羊蹄子和糠。革命后有6个月吃米饭，配合6个月杂粮就够了；兴国县长冈乡雇农“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没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出了”。“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出卖”。[34]农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苏区农村的建设和稳定，同时“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35]。
第四，建立形式多样和办法灵活的文化教育机关。据1933年江西、福建、广东3省2932个乡的不完全统计，各地农会在苏区政府的领导下，就设有列宁小学（日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夜学（夜校）6462所，在其中受教育的成人94517人；识字组32888个，组员155371人；俱乐部1565个，工作人员49668人。[36]
另从湘赣省委组织部1933年关于《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中来看，在调查表的贫农团“做了一些什么工作”项目栏下，永新、茶陵、安福、吉安、分宜、莲花、宁冈、攸县、遂川等9县计填有反富农、优待红属、扩红、送消息、带路、捉反动分子、能自己讨论贫农苦力雇农中农的利益、参加选举运动、监视苏维埃经济、改造合作社、参加分配土地、开荒田、修道路、督促春耕等14项活动。[37]
各地农会组织活动的开展，逐步树立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农协已经成为党联系群众，团结和教育群众进行经济政治斗争的战斗组织”[38]，形成了万众一心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局面。对于农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各地党组织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19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四个月工作总结报告》称贫农团在诸项经济政治斗争中“的确起了伟大的作用”；1931年6月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政治报告》中称“贫农团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巩固的骨干”；1931年8月14日的赣东北《曾洪易向中央的报告》中称“贫农团一般的说来，在斗争中的确是勇敢积极的”；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中称“贫农团成为湘鄂西推动斗争之最有力的组织……贫农团的组织能够吸引群众，推动群众斗争，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已经是各种组织所不及的事实”，等等。[39] 参考文献：
[1]参见龚书铎总主编、朱汉国主编：《中國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2]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第349页注17。
[3]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133页。
[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四、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10-211页。
[6]《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一九三0年六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17页。
[7]《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一九三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30页。
[8]陈绍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2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359页。
[9]《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10]《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一九三0年六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220页。
[11]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4-135页。
[12]湘赣省委组织部：《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1933年3月16日至6月15日），参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13]中共江西省委：《党的组织状况》（1933年9月22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14]《中共霍山县委的工作报告》，1930年4月17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6页。
[15]《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1931年1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392页。
[16]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全会上的讲演》，《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2-603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四、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18]《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19]《中共六安县委报告》（1928年8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4页。
[20]《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1931年1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2页。
[21]《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
[22]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58页。
[23]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4页。
[24]《河南省56个县社会调查》，调查时间：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十四年（1935），河南省统计学会、河南省统计局《统计志》编撰办公室、《河南统计》编辑部合编：《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下册，1987年1月，第390、394、402、513页。
[25]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关于群众团体工作的决议》（1931年5月9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26]《贫农小组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38-44页；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137页。
[27]《中共六安县委报告》，1928年8月8日，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84页。
[28]《湘赣边苏区贫农团暂行组织法》（1931年8月28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0页。
[29]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0-92页。
[30]李永芳：《论我党领导的早期农民协会》，《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31]《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32]毛泽东：《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8页。
[33]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2页。
[34]分别参见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6、348、305-306页。
[35]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8、309-312、321-329页。
[36]《赣、闽、粤三个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统计》（一九三三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辑》第四册（1931、9-1937、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310页。
[37]湘赣省委组织部：《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1933年3月16日至6月15日），参见《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38]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0页。
[39]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9页。